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曹渊（1902～1926），原名曹新宽，别字溥泉，安徽省寿县南乡曹家冈人，中共党员。早年参加了护国运动，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1924年冬，周恩来参加接受曹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小组会。此后，选举他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曹渊为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曹渊毕业后担任军校教导团连长、第一军第九团营长。他参加了两次东征，带领部队英勇作战，表现出众。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我党决定把干部从第一军撤出。5月1日，周恩来带着曹渊从汕头赶回广州，为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送行，同时将他留在独立团第一营任营长。曹渊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1926年9月5日，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他任奋勇队（敢死队）队长，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周恩来赞扬曹渊“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达了无限的敬意。”
1937年12月，年仅14岁的曹渊独子曹云屏，从家乡红军战士和游击队那里，了解到父亲与周恩来的友谊后，失学在家的他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诉说自从父亲曹渊牺牲后，母亲带着他在家乡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残酷压榨，他母子两人更加度日艰难、求学无望的遭遇，希望党能解救他们。
接到曹云屏的来信，周恩来心潮起伏，他眼前又闪现出曹渊英武的身影。1926年9月5日，独立团攻到武昌城下。武昌城墙高而坚固，北伐军没有重炮和飞机难以攻城。曹渊力争第一营为攻城奋勇队，亲任队长，身先士卒，率先攻城。临行前，他给叶挺写了一张条子：“现状至危，但革命军有进无退。我誓言必率我可爱的同志达成竖青天白日旗于城上之任务……。”条子写完，云梯已在他身边搭起来了。他签字完毕，交给通讯员送到团部，跃身登梯。刚攀登几步，连中数弹。他强忍疼痛登到梯顶，抓住城墙，高呼“革命万岁”，鼓励士兵们从他的肩头上踩过去。在猛烈的机枪声中，曹渊翻身坠落，壮烈牺牲。曹渊牺牲的消息传到广州，周恩来为之痛惜，撰文深切悼念。
周恩来看到曹云屏的来信，十分兴奋，欣然挥毫：“云屏贤侄：……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在家中以家境贫苦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付洋贰拾元，藉作来汉路费。……如来汉，望到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大石洋行，找办事处即可也。”
曹云屏接到信后，全家喜出望外。他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说实在的，那时候没有这20块大洋，到武汉的路费也真是困难。我家一日两餐稀饭，哪里去筹借这笔路费呢？”曹云屏的母亲、祖父曹子修和寿县党组织，决定让他按周恩来的指示赴延安学习，考虑到他只有14岁，又从未出过远门，便让堂兄曹云青和他作伴同行。
1938年4月底，曹云屏与堂兄来到武汉，在八路军“五一”节纪念晚会上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小哥俩换上了有八路军臂章的军装。随后，周恩来亲笔给在西安的林伯渠写信，介绍兄弟俩的情况，细致周到地安排他们到延安学习的各项事宜。
曹云屏兄弟5月中旬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第3期第25队学习。
曹云屏入学后，立刻致信周恩来，告知自己近况。周恩来回信表示欣慰，鼓励他和堂兄好好读书。两个多月后的一天，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突然通知曹云屏、曹云青去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石窑洞，他们赶到那里才知道，是周恩来回延安后专门打电话叫他俩去见面的。周恩来亲切问及兄弟俩的学习和其他情况，一再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周恩来高兴地说：“到了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理论知识，今后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在陕北公学学习3个月后，曹云屏进入陕甘宁边区中学就读。
周恩来每次回延安都要见他们，询问学习、思想和生活情况。他们到延安的第二年，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曹云屏在回顾周恩来伯伯、邓颖超妈妈的关怀时说：“1938年秋，我们听说周伯伯回来了，迫不及待地要去看他。我们到了周伯伯家，他可高兴了，详细地询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又问我们有没有写信回家，我母亲生活怎样，能不能出来参加工作。我说：‘我母亲不识字，缠小脚，出来不方便，会给党增加负担。’周伯伯沉思说，现在革命还在困难时期，条件还不好，很多革命亲属忍受着苦难啊！当时已是初冬，周伯伯见我们穿得单薄，问我们冷不冷。我们说不冷，听说学校快要发棉衣了。哪知，就这么一件小事情，也被周伯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我们回到学校后，一个傍晚，我们正在操场上玩耍，听说有人找我们，一看，原来是周伯伯的副官。周伯伯专门派他送来60元边币，叫我们每人做一件棉衣。”
1939年，汪精卫投敌，蒋介石日益反共，经常制造摩擦，同学们对抗战前途有种种议论。曹云屏、曹云青当时正在迁到安塞的延安边区中学学习，他们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感到不安。听说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他们便立即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说出对形势的焦虑，关切地询问有关时局的情况。
当时，周恩来恰好在7月10日赴党校途中，骑马坠地受伤，右臂骨折。8月23日，周恩来忍痛用左手复信：“获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为了帮助曹云屏兄弟认清革命形势和抗战前途，周恩来特地给他们订阅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使他们受到很大的启迪。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曹云屏刚从中央党校毕业，分配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一天，一位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来找他，询问关于他父亲的事迹，因为“七大”要整理烈士名录和传记。可他什么都说不出，感到很惭愧。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寻找关于父亲的一切。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有人找他了解父亲的情况，但他不太了解，不知该怎么办。周恩来当时工作很忙，于是在他的信上用铅笔批注：“请持此件去找你陈赓叔叔。”当时陈赓是党的七大代表，住在中央党校。之后，陈赓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曹渊的情况。
早在日本投降前夕，曹云屏从延边大学学成毕业后想回家乡工作，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耐心地对他说：“干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去家乡呢？你要争取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连队去。”他遵照周恩来的嘱托，愉快地到地方基层工作。此后，他从陕北延安到了东北战场，又转战到南海之滨。
1949年，曹云屏调到江西工作，1953年调广东任保卫处长、广州市公安局处长……1986年，曹云屏从广州市政府秘书长一职上退居二线，担任广州市顾委副主任、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职。离休后，他广为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及当年父亲黄埔军校的同学、战友所写关于父亲的纪念文章，汇编成《求索》一书，于2005年9月出版。曹云屏说：“我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成长到今天，我永远不能忘却他的深情，我要以周恩来总理为光辉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责编 雷蕾）
1924年冬，周恩来参加接受曹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小组会。此后，选举他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曹渊为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曹渊毕业后担任军校教导团连长、第一军第九团营长。他参加了两次东征，带领部队英勇作战，表现出众。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我党决定把干部从第一军撤出。5月1日，周恩来带着曹渊从汕头赶回广州，为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送行，同时将他留在独立团第一营任营长。曹渊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1926年9月5日，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他任奋勇队（敢死队）队长，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周恩来赞扬曹渊“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我全党同志对曹渊同志这种英勇牺牲精神，表达了无限的敬意。”
1937年12月，年仅14岁的曹渊独子曹云屏，从家乡红军战士和游击队那里，了解到父亲与周恩来的友谊后，失学在家的他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诉说自从父亲曹渊牺牲后，母亲带着他在家乡断断续续读完了小学。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残酷压榨，他母子两人更加度日艰难、求学无望的遭遇，希望党能解救他们。
接到曹云屏的来信，周恩来心潮起伏，他眼前又闪现出曹渊英武的身影。1926年9月5日，独立团攻到武昌城下。武昌城墙高而坚固，北伐军没有重炮和飞机难以攻城。曹渊力争第一营为攻城奋勇队，亲任队长，身先士卒，率先攻城。临行前，他给叶挺写了一张条子：“现状至危，但革命军有进无退。我誓言必率我可爱的同志达成竖青天白日旗于城上之任务……。”条子写完，云梯已在他身边搭起来了。他签字完毕，交给通讯员送到团部，跃身登梯。刚攀登几步，连中数弹。他强忍疼痛登到梯顶，抓住城墙，高呼“革命万岁”，鼓励士兵们从他的肩头上踩过去。在猛烈的机枪声中，曹渊翻身坠落，壮烈牺牲。曹渊牺牲的消息传到广州，周恩来为之痛惜，撰文深切悼念。
周恩来看到曹云屏的来信，十分兴奋，欣然挥毫：“云屏贤侄：……此次接读来函，知云屏弟在家中以家境贫苦无法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证曹渊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离开家庭则望来汉口，以便转往陕北延安抗大或陕公受训，并付洋贰拾元，藉作来汉路费。……如来汉，望到日租界中街八十九号大石洋行，找办事处即可也。”
曹云屏接到信后，全家喜出望外。他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说实在的，那时候没有这20块大洋，到武汉的路费也真是困难。我家一日两餐稀饭，哪里去筹借这笔路费呢？”曹云屏的母亲、祖父曹子修和寿县党组织，决定让他按周恩来的指示赴延安学习，考虑到他只有14岁，又从未出过远门，便让堂兄曹云青和他作伴同行。
1938年4月底，曹云屏与堂兄来到武汉，在八路军“五一”节纪念晚会上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小哥俩换上了有八路军臂章的军装。随后，周恩来亲笔给在西安的林伯渠写信，介绍兄弟俩的情况，细致周到地安排他们到延安学习的各项事宜。
曹云屏兄弟5月中旬到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第3期第25队学习。
曹云屏入学后，立刻致信周恩来，告知自己近况。周恩来回信表示欣慰，鼓励他和堂兄好好读书。两个多月后的一天，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突然通知曹云屏、曹云青去延安城内西山脚下的石窑洞，他们赶到那里才知道，是周恩来回延安后专门打电话叫他俩去见面的。周恩来亲切问及兄弟俩的学习和其他情况，一再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周恩来高兴地说：“到了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抓紧时间多学习理论知识，今后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在陕北公学学习3个月后，曹云屏进入陕甘宁边区中学就读。
周恩来每次回延安都要见他们，询问学习、思想和生活情况。他们到延安的第二年，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曹云屏在回顾周恩来伯伯、邓颖超妈妈的关怀时说：“1938年秋，我们听说周伯伯回来了，迫不及待地要去看他。我们到了周伯伯家，他可高兴了，详细地询问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又问我们有没有写信回家，我母亲生活怎样，能不能出来参加工作。我说：‘我母亲不识字，缠小脚，出来不方便，会给党增加负担。’周伯伯沉思说，现在革命还在困难时期，条件还不好，很多革命亲属忍受着苦难啊！当时已是初冬，周伯伯见我们穿得单薄，问我们冷不冷。我们说不冷，听说学校快要发棉衣了。哪知，就这么一件小事情，也被周伯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我们回到学校后，一个傍晚，我们正在操场上玩耍，听说有人找我们，一看，原来是周伯伯的副官。周伯伯专门派他送来60元边币，叫我们每人做一件棉衣。”
1939年，汪精卫投敌，蒋介石日益反共，经常制造摩擦，同学们对抗战前途有种种议论。曹云屏、曹云青当时正在迁到安塞的延安边区中学学习，他们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感到不安。听说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他们便立即写了一封信，坦率地说出对形势的焦虑，关切地询问有关时局的情况。
当时，周恩来恰好在7月10日赴党校途中，骑马坠地受伤，右臂骨折。8月23日，周恩来忍痛用左手复信：“获悉你们学习紧张，生产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坠马伤臂，不便作书，你们提的问题恕我不能答复了。现在我要出外就医，日内就动身。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你们进步。”为了帮助曹云屏兄弟认清革命形势和抗战前途，周恩来特地给他们订阅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使他们受到很大的启迪。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曹云屏刚从中央党校毕业，分配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一天，一位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来找他，询问关于他父亲的事迹，因为“七大”要整理烈士名录和传记。可他什么都说不出，感到很惭愧。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寻找关于父亲的一切。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有人找他了解父亲的情况，但他不太了解，不知该怎么办。周恩来当时工作很忙，于是在他的信上用铅笔批注：“请持此件去找你陈赓叔叔。”当时陈赓是党的七大代表，住在中央党校。之后，陈赓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曹渊的情况。
早在日本投降前夕，曹云屏从延边大学学成毕业后想回家乡工作，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耐心地对他说：“干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去家乡呢？你要争取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去，到连队去。”他遵照周恩来的嘱托，愉快地到地方基层工作。此后，他从陕北延安到了东北战场，又转战到南海之滨。
1949年，曹云屏调到江西工作，1953年调广东任保卫处长、广州市公安局处长……1986年，曹云屏从广州市政府秘书长一职上退居二线，担任广州市顾委副主任、广州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职。离休后，他广为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及当年父亲黄埔军校的同学、战友所写关于父亲的纪念文章，汇编成《求索》一书，于2005年9月出版。曹云屏说：“我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成长到今天，我永远不能忘却他的深情，我要以周恩来总理为光辉榜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