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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空儿，多给！”北京的隆冬，小贩的吆喝声，凄厉地划破夜空。
“半空儿”是北京穷人的一种小吃，花生里剔出来的、颗粒不饱满的瘪壳花生叫“半空儿”。秋冬北京的夜晚，常有小贩走街串巷，兜售这种吃食，供人磨牙消遣。
一些文学作品描述晚清民国时的北京，常把这种吆喝声描绘得富有诗意。但在金启看来，文学的浪漫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
寒夜里，12岁的金启在灯下做数学题，母亲在灯下做针线，忽听外面吆喝，便让他拿个筐子去买两个铜子的。推开街门、叫住小贩，好像在哪里见过。就着电线杆子下的微光仔细端详，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是常格。
“大哥！”金启大喊。
对方“啊呀”一声，半日无语。
金启拉常格到家里坐，常格挣脱不肯，只说：“替我问姨儿的好。”
“娶嫂子了吗？”金启问。
“没有。连吃还混不上，谁想那事。”
也许是买“半空儿”时间过长，母亲出来了。常格躲不过，上去请了安。
母亲见常格穿得单薄，要回去给他拿件旧棉袄。就在母亲回身时，常格竟扛着“半空儿”口袋，飞快地跑了。
“落到这步田地，还这样豪横！”关街门时，母亲叹息道。
鞑靼城
这不是作家笔下的北京民俗小说，这是满学大家金启笔下的信史——清亡民兴后，那些没落于故都的满人遗族。
金启（1918-2004年），北京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清乾隆帝八世嫡孙。他出生在一个受优待的镇国公府中，从小生长在北京城内。母亲是外三营的翼长之女，幼时常到海淀外三营的营房小住。他自幼受到家学熏陶，青年时又赴日本专攻满洲史、蒙古史，熟知满族、蒙古族掌故，通达满文、蒙古文。故他的所有叙述“没有虚构，都是我幼时亲闻，更多是我亲见的事”，“非访问、检书所能获得者”。
这年（1930年）春节，母亲命金启去给外三营的老亲戚们拜年。正月，北京的长河已冻上厚厚的一层冰。金启骑着自行车，沿长河向北而行。
猛然抬头一看，金启不禁愣住了：外三营的营房变成了村子。对于这个“进步”的改变，金启在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推车向前，一片破瓦颓垣，似乎还能认出是营墙的残迹。曾几何时，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给古老的北京城带来的气息，是那样的浓郁。
清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病殁。第二年，第九子福临（清世祖）即位，年号顺治。顺治帝彼时年仅6岁，由叔叔多尔衮辅政。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八旗劲旅闯入山海关，攻占明都北京。接着，清廷从盛京（沈阳）迁都北京。与此同时，旗人掀起了史无前例的迁徙热潮，除很少一部分留居关外“发祥重地”外，绝大多数旗人举家携眷，长途跋涉，“从龙入关”。这一历史性迁徙，给北京注入了新的民族文化元素，也奠定了文化意义上的老北京格局。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亲眼目睹了这次宏大的民族大迁徙：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尔干人、西部的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鱼皮鞑靼人在更加东面，与日本处于同一海拔高度。那里的人被称为鱼皮，因此他们穿用坚固的鱼皮制造的盔甲或胸甲。不仅这样，我还看见很多来自伏尔加河的人，鞑靼人管他们叫“阿尔加鞑靼”。（【意】卫匡国：《鞑靼战纪》，转引自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
“鞑靼人”是当时西方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当时，满洲人的几乎全部，以及同样被编入八旗的部分蒙古人、赫哲人、汉人、朝鲜人，都随同清朝入关。由于他们统一穿着满式服装，依照满洲传统实行剔发，所以卫匡国将他们大而化之地统称为“鞑靼人”。
到底来了多少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居民也。”（《清世祖实录》）“亿万”显然是个虚数。北京大学教授韩光辉在《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中说，八旗入关时八旗官兵及其眷口约58万人，其中居于北京者达40万人。
不难想象，这40万“鞑靼人”策马扬鞭进城后，给原本安静的北京城带来的震动。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后，将八旗兵丁安置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以北的内城居住。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汉人被勒令立即迁出，同时禁止八旗官兵在前门外居住。据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说：清朝命令，三天之内北城汉人住户须一律迁出，北城应为满人保留。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朝廷借口北京城内“盗贼窃发”，谕兵部严格执行满汉分城之制。依此规定，原居内城的汉人必须尽快移往外城，腾出内城给八旗占住。但这条命令执行得并不顺利，于是又在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重申前令，要求内城的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快迁出，限期在第二年年底以前搬完。
经过顺治时期五六年的大规模清理，内城汉人无论官民，一律移居外城，内城则成为旗人天下。由此以后，北京人口地理格局较之前朝为之大变。
内城沿袭明制，分为同心圆的三座城。最里面是紫禁城，紫禁城外是皇城，皇城外为大城。禁旅八旗，又称“京旗”就布设在皇城外的大城里，从四面拱卫着皇城。与内城旗人比邻而居的是外城的汉人，彼此因一道高高的城墙的阻隔而泾渭分明。以后，清廷在北京郊区又陆续设立了京旗外三营。海淀是清朝紫禁城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为保卫皇帝住园守卫和来园往返途中的安全，在海淀一带相继建立了圆明园护军营、香山健锐营、蓝靛厂外火器营，并为京西拱卫京师的三大旗营。金启的外祖父是外三营的一个翼长。
经过这次大移民，可以说当时的北京内城实质上是一座八旗的大本营，它在各个方面都带着浓郁的满洲特色。外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称内城为“Tartar City”（鞑靼城），外城为“Chinese City”（汉城）。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书信中描绘了当时北京城的居住格局：“北京由两个城组成：第一个是满人城，皇帝的宫殿就在这个城的中央，第二个是汉人城。两个城是相连的。”（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
隔阂渐融 长驱数千里，刚刚从辽阔的关外大平原移居北京时，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依旧勤肆骑射，毫不倦怠。顺治元年（1644年）曾在北京逗留一年之久的一伙日本人惊异地看到：北京城里到处可见演练骑射的“鞑靼人”，他们策马飞奔，如履平地，扬手飞矢，莫不中的，技艺之精湛，令人叹服。（《鞑靼漂流记》，转引自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
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满汉居住格局使满人还是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北京与其说是一个城市 ，不如说是两座互通相连的邻城，人群分居，文化迥异。
那时北京城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前三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每天傍晚下锁，至三更时，唯正阳门开启一次以便外城的汉官上朝。有些到外城游宴的内城满人，也乘机回到内城中来，当时管这种现象叫“倒赶城”。
但是很快，各种问题便暴露出来。首先是居民用水问题。这是生活必需，也关乎首都安全。旗人只能吃粮当兵，不从事任何行当，所以只能依靠汉人。于是清廷最先选择了与满人关系密切、曾流寓于关外的山东人，让他们在内城管理水井，并负责送水。
辛亥以后很多年，北京城里经营水井的还多是山东人。金启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推着独轮水车，“兹兹妞妞”地给各家送水的山东人走街串巷。他们中有的还留着辫子，干活时把辫子盘在头顶上。他们推着水车走在街上时，常有小孩拍手唱：“挑水的哥，听我说：南河沿，是你的窝。”
除了送水之外，淘粪、剃头等差事也都由满人最信得过的山东人担当，水夫、粪夫、剃头匠，造就了一支人数可观的民人队伍，白天穿梭于北京内城的大街小巷。
但是，人们的生活需要远不只吃喝拉撒。汉族商贩逐渐进入内城，开始是小商小贩。他们白天进城，走串于各旗人居住街巷，挑担推车叫卖蔬果烟酒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到傍晚闭城前返还，歇宿于各关厢附近。时间长了，商贩不愿再在内外城之间往来奔波，便租住于旗人的房舍。慢慢地，既然可租房停留歇宿，那么进一步便是可以开设店铺了。
刘小萌根据康熙《万寿盛典图》揭示了当时开设于内城的铺市场面。根据店家招幌，仅西直门至西华门之间，就有杂货铺、烟铺、点心铺、酒店、首饰店、古董店、成衣局、钱庄、木匠铺、车铺、煤铺、水果店、肉铺、粮店、鞋店等各种行当的铺号。《盛典图》描绘的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各界为庆贺皇帝六十寿诞的热闹场景，但同时显示此时的内城已是商铺林立，旗民混杂相处，两者已难以分开的事实。
彼时，由于旗人有固定的季米月饷，生活比较稳定，少数中上层人士，生活更加优裕，购买力相对较强。旗人羡慕外城汉人街市的繁荣，而汉商又觊觎内城巨大的消费市场，汉民进入内城越来越多。
虽然清廷对外来人口的迁入有严格的限制，但京城的繁庶仍然吸引着周边省份的谋生者涌入，并且成为这座消费型城市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进入京师内城的百姓中，有很多是从外地州县乃至隔省而来的。入住内城的外地人，以山西籍为多，再就是直隶和山东。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商铺老板、店员、伙计、小摊贩、手艺人、厨子等。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松义，在《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一文中提到一个叫冯国良的山东汉子，康熙年间随父进京闯天下。乾隆时已结婚成家，在紫禁城边的南池子开了一家有些规模的茶馆，三代人下来，已经成为地道的北京人。到冯国良的孙子冯玉时，他家在阜成门外的坟头已有24座之多。
汉人不断进入内城谋生的同时，内城中的旗人为都市化生活所引诱，也开始有人前往外城居住。到乾隆初年，在外城居住的旗人已不少于四百余家，结果奉旨严禁。嘉庆年间，以往的禁令形同虚设，甚至连天潢贵胄子弟也纷纷移住城外，结果是“移者既多，例不能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不责众”。
非旗非汉是哪家
自从满族下马进城以来，“汉化”的脚步就一发而不可收。对此，清廷始终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落后的满人作为北京的新移民下马进城了，他们必须要急起直追，向先进的汉人学习；另一方面，清廷又时刻担心，学习汉人的结果会导致满汉合流，使八旗子弟丧失精湛的骑射技艺和关外时代的淳朴风习。
雍正皇帝也曾担心地说：我们满洲人因为入居汉地，已不得以距离本习越来越远了，如今若再一门心思崇尚文艺，使子弟中聪明颖悟的人都专意去读书了，只剩下蠢笨无能的人去披甲当兵，八旗的武力还能保持吗？再说，八旗子弟即使百般努力，又能学得过江南汉人吗？何必丢弃自己优于别人的特技，专要去干些超不过别人的事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康熙年间，“婢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向有天下第一奇书之誉的《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明清历代统治者忌之如水火，屡次严加禁止，竟然也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堂而皇之地译成满文刊行。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加以文化的浸润，八旗子弟开始厌倦戎马生涯，羡慕闲适、安逸的市民生活，感情变得细腻娴雅起来，审美观为之蜕变。言情小说的泛起，正是旗人旨趣变化的一个征兆。
作为新移民的满人，在汉人中浸润久了，衣食住行无不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凡此种种，无不令朝廷忧心忡忡。
以遏制旗人服饰“汉化”为例，嘉庆皇帝曾专门颁发过谕旨，说，本朝服饰都是立国以来列祖列宗所定的，怎么能任意更改？然而，男子出门在外，还比较容易约束，女子深居闺阁，自然更难检查，尤其是许多满洲妇女，衣袖已经大大超过规定，官员对此应严加检查。这样的谕旨，颁布过不止一次，虽有小题大做之嫌，也说明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刊行的《草珠一串》讽刺说：“名门少妇貌如花，独坐香车爱亮沙，双袖阔来过一尺，非旗非汉是谁家？”
今天的人们只知道至今仍然流行的旗袍是由旗人女子服装演变来的，却不一定了解它已经吸收了汉族服装的若干特点，而与旗袍的原型貌合而神离了。
与此同时，新移民从关外漠北带来的习俗，渐在北京沉淀下来，成为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分子。或许只有在清亡之后，满汉曾有的细微分别，才能被遗民们敏感地体味到。
1930年的金启，向着外祖父曾经驻扎的营盘奔去。一边走一边心中涌起许多往事：常格应快三十岁了，娶嫂子了吧？也许孩子都不小了。大家还经常围在一起吃煮白肉吧？想起以往到外祖母家串门的情形，金启不禁心里暖洋洋的。那些满洲人传下来的习俗，早已化成血液，融入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 旗人入关，把东北的食俗也带进北京城。满人在菜肴上，盛行白煮的做法。白煮肉就是把肉洗净用白水煮，然后切成薄片，蘸酱油吃。北京西四牌楼的砂锅居，过去是专卖白煮肉的馆子。今天的很多北京小吃，如山楂糕、豌豆黄、艾窝窝、萨其马等也是满族食品，300余年前随满人入关，流传至今，只是人们未必知道其中的一些诱人佳肴源于满族。
比如重内亲，就是满洲人传下来的老北京习俗。金启每到外祖母家串门，门前一下车，营房中的亲戚便纷纷赶来，把外祖母的北屋挤得满满的。起初，金启还不大明白，来的都是些什么亲戚。去的次数多了才知道，这些都是姨姥姥、姨儿、舅舅和他们的儿女，总而言之都是外祖母娘家一边的。姨儿、舅舅们不光过来看望，还都拉他们到家去坐，去了决不许“空着走”，必须要留饭。饭后还要喝粥，北京人把饭后喝粥叫“腻缝儿”。
今天的北京话，特别是客气话中，比如“劳驾”“借光儿”，很多都是从满语转化来的。满洲人说话很讲礼数，和长辈说话要使用“您”，而不称“你”。夫妻之间也对称“您”。金启就曾看见过这样的家庭。夫妻老两口都已六十多岁，一说话就拌嘴抬杠。一拌嘴，老太太就指着老头说：“我恨您！”
据金启研究，今天北京话的语音语调，也是从满蒙语音发展而来的。金启从1958年起在内蒙古大学执教20多年，他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语的，学会汉语之后，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南方学生就不行，总带乡音。外国学生更不行，四声都弄不好。金启说，这绝非蒙古学生聪颖过南方学生和留学生，而是蒙古语音与北京语音相近。这反过来也证明，北京话不是汉族（保留在江南）传统的语音，而是满蒙语音主导地位的“胡音”。
最后的武士
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旗人的命运。根据清朝让国时与中华民国签订的《优待条件》：禁卫军归民国改编，饷额如旧。
也许是重内亲的缘故，虽时运不济，外三营的老亲戚们看到金启前去拜年，仍十分亲热，只是说的都是些悲凉的事：
金启的舅舅曾是民国初年讨伐外蒙独立时，讨伐军的一个营长。讨伐军进至外蒙古的滂江，狂风大起，天地都成红色。当时正值隆冬，兵都穿上皮衣皮裤，才一交战便被蒙古军用套马杆子把人都掀下马来。外三营有几个马术很出名的兵，他们能在马上翻跟头，拿大顶，做金鸡独立，侧身跨马蹬而行。或跳到地上，然后揪住正跑的马尾巴，翻身上马。外号叫作“马膏药”，意思是他们骑马就好像贴上膏药一般，永远不会掉下来。谁知，一穿上皮衣皮裤，又遇上恶劣的气候，竟然起不了作用，交战中都成了俘虏。
金启的舅舅幸运地撤回了张家口。不过回到北京时已病得奄奄一息，两条腿和裆部都被皮裤磨得鲜血淋漓，休息了两三个月才能下炕。但多数兵丁都死在了滂江一带。
去外三营拜年的金启，看到老亲戚们家家都在做“补花活”——为桌布、碗垫、提包等锁边，不只妇女，就连男人、老头、小孩也参加，正月里也不能闲着。“闲着就没饭吃。”老亲戚抽泣着说。曾几何时，神勇的八旗兵丁落到个“补花活”的下场。
金启不忍再听下去，骑上车飞快地逃了出去。
清末民初，满洲人虽从中心逐步走向边缘，但已不可逆转地渗透到北京的社会中。
《清史稿》兵志一则提供了清晚期官兵的准确数字：职官6680人，兵丁120309人。如果以每一旗兵眷属平均五口计算，京旗总人口当是634000余人。这与民国初年袁世凯为了称帝在北京分民族进行的人口统计时，满族人口60万之数相吻合。
在金启去世的2004年，在北京登记的满族人口已不足30万，但在今天的北京街头，从口音、习俗、街市中，在不经意间，你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痕迹。
“半空儿”是北京穷人的一种小吃，花生里剔出来的、颗粒不饱满的瘪壳花生叫“半空儿”。秋冬北京的夜晚，常有小贩走街串巷，兜售这种吃食，供人磨牙消遣。
一些文学作品描述晚清民国时的北京，常把这种吆喝声描绘得富有诗意。但在金启看来，文学的浪漫与历史的真实相去甚远。
寒夜里，12岁的金启在灯下做数学题，母亲在灯下做针线，忽听外面吆喝，便让他拿个筐子去买两个铜子的。推开街门、叫住小贩，好像在哪里见过。就着电线杆子下的微光仔细端详，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是常格。
“大哥！”金启大喊。
对方“啊呀”一声，半日无语。
金启拉常格到家里坐，常格挣脱不肯，只说：“替我问姨儿的好。”
“娶嫂子了吗？”金启问。
“没有。连吃还混不上，谁想那事。”
也许是买“半空儿”时间过长，母亲出来了。常格躲不过，上去请了安。
母亲见常格穿得单薄，要回去给他拿件旧棉袄。就在母亲回身时，常格竟扛着“半空儿”口袋，飞快地跑了。
“落到这步田地，还这样豪横！”关街门时，母亲叹息道。
鞑靼城
这不是作家笔下的北京民俗小说，这是满学大家金启笔下的信史——清亡民兴后，那些没落于故都的满人遗族。
金启（1918-2004年），北京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清乾隆帝八世嫡孙。他出生在一个受优待的镇国公府中，从小生长在北京城内。母亲是外三营的翼长之女，幼时常到海淀外三营的营房小住。他自幼受到家学熏陶，青年时又赴日本专攻满洲史、蒙古史，熟知满族、蒙古族掌故，通达满文、蒙古文。故他的所有叙述“没有虚构，都是我幼时亲闻，更多是我亲见的事”，“非访问、检书所能获得者”。
这年（1930年）春节，母亲命金启去给外三营的老亲戚们拜年。正月，北京的长河已冻上厚厚的一层冰。金启骑着自行车，沿长河向北而行。
猛然抬头一看，金启不禁愣住了：外三营的营房变成了村子。对于这个“进步”的改变，金启在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推车向前，一片破瓦颓垣，似乎还能认出是营墙的残迹。曾几何时，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给古老的北京城带来的气息，是那样的浓郁。
清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病殁。第二年，第九子福临（清世祖）即位，年号顺治。顺治帝彼时年仅6岁，由叔叔多尔衮辅政。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率八旗劲旅闯入山海关，攻占明都北京。接着，清廷从盛京（沈阳）迁都北京。与此同时，旗人掀起了史无前例的迁徙热潮，除很少一部分留居关外“发祥重地”外，绝大多数旗人举家携眷，长途跋涉，“从龙入关”。这一历史性迁徙，给北京注入了新的民族文化元素，也奠定了文化意义上的老北京格局。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亲眼目睹了这次宏大的民族大迁徙：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尔干人、西部的古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鱼皮鞑靼人在更加东面，与日本处于同一海拔高度。那里的人被称为鱼皮，因此他们穿用坚固的鱼皮制造的盔甲或胸甲。不仅这样，我还看见很多来自伏尔加河的人，鞑靼人管他们叫“阿尔加鞑靼”。（【意】卫匡国：《鞑靼战纪》，转引自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
“鞑靼人”是当时西方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当时，满洲人的几乎全部，以及同样被编入八旗的部分蒙古人、赫哲人、汉人、朝鲜人，都随同清朝入关。由于他们统一穿着满式服装，依照满洲传统实行剔发，所以卫匡国将他们大而化之地统称为“鞑靼人”。
到底来了多少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居民也。”（《清世祖实录》）“亿万”显然是个虚数。北京大学教授韩光辉在《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中说，八旗入关时八旗官兵及其眷口约58万人，其中居于北京者达40万人。
不难想象，这40万“鞑靼人”策马扬鞭进城后，给原本安静的北京城带来的震动。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进入北京城后，将八旗兵丁安置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以北的内城居住。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汉人被勒令立即迁出，同时禁止八旗官兵在前门外居住。据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说：清朝命令，三天之内北城汉人住户须一律迁出，北城应为满人保留。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朝廷借口北京城内“盗贼窃发”，谕兵部严格执行满汉分城之制。依此规定，原居内城的汉人必须尽快移往外城，腾出内城给八旗占住。但这条命令执行得并不顺利，于是又在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重申前令，要求内城的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快迁出，限期在第二年年底以前搬完。
经过顺治时期五六年的大规模清理，内城汉人无论官民，一律移居外城，内城则成为旗人天下。由此以后，北京人口地理格局较之前朝为之大变。
内城沿袭明制，分为同心圆的三座城。最里面是紫禁城，紫禁城外是皇城，皇城外为大城。禁旅八旗，又称“京旗”就布设在皇城外的大城里，从四面拱卫着皇城。与内城旗人比邻而居的是外城的汉人，彼此因一道高高的城墙的阻隔而泾渭分明。以后，清廷在北京郊区又陆续设立了京旗外三营。海淀是清朝紫禁城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为保卫皇帝住园守卫和来园往返途中的安全，在海淀一带相继建立了圆明园护军营、香山健锐营、蓝靛厂外火器营，并为京西拱卫京师的三大旗营。金启的外祖父是外三营的一个翼长。
经过这次大移民，可以说当时的北京内城实质上是一座八旗的大本营，它在各个方面都带着浓郁的满洲特色。外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称内城为“Tartar City”（鞑靼城），外城为“Chinese City”（汉城）。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书信中描绘了当时北京城的居住格局：“北京由两个城组成：第一个是满人城，皇帝的宫殿就在这个城的中央，第二个是汉人城。两个城是相连的。”（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
隔阂渐融 长驱数千里，刚刚从辽阔的关外大平原移居北京时，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依旧勤肆骑射，毫不倦怠。顺治元年（1644年）曾在北京逗留一年之久的一伙日本人惊异地看到：北京城里到处可见演练骑射的“鞑靼人”，他们策马飞奔，如履平地，扬手飞矢，莫不中的，技艺之精湛，令人叹服。（《鞑靼漂流记》，转引自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
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满汉居住格局使满人还是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北京与其说是一个城市 ，不如说是两座互通相连的邻城，人群分居，文化迥异。
那时北京城实行严格的城禁制度。前三门（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每天傍晚下锁，至三更时，唯正阳门开启一次以便外城的汉官上朝。有些到外城游宴的内城满人，也乘机回到内城中来，当时管这种现象叫“倒赶城”。
但是很快，各种问题便暴露出来。首先是居民用水问题。这是生活必需，也关乎首都安全。旗人只能吃粮当兵，不从事任何行当，所以只能依靠汉人。于是清廷最先选择了与满人关系密切、曾流寓于关外的山东人，让他们在内城管理水井，并负责送水。
辛亥以后很多年，北京城里经营水井的还多是山东人。金启小的时候就经常看到推着独轮水车，“兹兹妞妞”地给各家送水的山东人走街串巷。他们中有的还留着辫子，干活时把辫子盘在头顶上。他们推着水车走在街上时，常有小孩拍手唱：“挑水的哥，听我说：南河沿，是你的窝。”
除了送水之外，淘粪、剃头等差事也都由满人最信得过的山东人担当，水夫、粪夫、剃头匠，造就了一支人数可观的民人队伍，白天穿梭于北京内城的大街小巷。
但是，人们的生活需要远不只吃喝拉撒。汉族商贩逐渐进入内城，开始是小商小贩。他们白天进城，走串于各旗人居住街巷，挑担推车叫卖蔬果烟酒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到傍晚闭城前返还，歇宿于各关厢附近。时间长了，商贩不愿再在内外城之间往来奔波，便租住于旗人的房舍。慢慢地，既然可租房停留歇宿，那么进一步便是可以开设店铺了。
刘小萌根据康熙《万寿盛典图》揭示了当时开设于内城的铺市场面。根据店家招幌，仅西直门至西华门之间，就有杂货铺、烟铺、点心铺、酒店、首饰店、古董店、成衣局、钱庄、木匠铺、车铺、煤铺、水果店、肉铺、粮店、鞋店等各种行当的铺号。《盛典图》描绘的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各界为庆贺皇帝六十寿诞的热闹场景，但同时显示此时的内城已是商铺林立，旗民混杂相处，两者已难以分开的事实。
彼时，由于旗人有固定的季米月饷，生活比较稳定，少数中上层人士，生活更加优裕，购买力相对较强。旗人羡慕外城汉人街市的繁荣，而汉商又觊觎内城巨大的消费市场，汉民进入内城越来越多。
虽然清廷对外来人口的迁入有严格的限制，但京城的繁庶仍然吸引着周边省份的谋生者涌入，并且成为这座消费型城市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进入京师内城的百姓中，有很多是从外地州县乃至隔省而来的。入住内城的外地人，以山西籍为多，再就是直隶和山东。他们从事的职业有商铺老板、店员、伙计、小摊贩、手艺人、厨子等。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松义，在《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一文中提到一个叫冯国良的山东汉子，康熙年间随父进京闯天下。乾隆时已结婚成家，在紫禁城边的南池子开了一家有些规模的茶馆，三代人下来，已经成为地道的北京人。到冯国良的孙子冯玉时，他家在阜成门外的坟头已有24座之多。
汉人不断进入内城谋生的同时，内城中的旗人为都市化生活所引诱，也开始有人前往外城居住。到乾隆初年，在外城居住的旗人已不少于四百余家，结果奉旨严禁。嘉庆年间，以往的禁令形同虚设，甚至连天潢贵胄子弟也纷纷移住城外，结果是“移者既多，例不能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不责众”。
非旗非汉是哪家
自从满族下马进城以来，“汉化”的脚步就一发而不可收。对此，清廷始终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落后的满人作为北京的新移民下马进城了，他们必须要急起直追，向先进的汉人学习；另一方面，清廷又时刻担心，学习汉人的结果会导致满汉合流，使八旗子弟丧失精湛的骑射技艺和关外时代的淳朴风习。
雍正皇帝也曾担心地说：我们满洲人因为入居汉地，已不得以距离本习越来越远了，如今若再一门心思崇尚文艺，使子弟中聪明颖悟的人都专意去读书了，只剩下蠢笨无能的人去披甲当兵，八旗的武力还能保持吗？再说，八旗子弟即使百般努力，又能学得过江南汉人吗？何必丢弃自己优于别人的特技，专要去干些超不过别人的事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康熙年间，“婢官小说盛行，满人翻译者众”。向有天下第一奇书之誉的《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明清历代统治者忌之如水火，屡次严加禁止，竟然也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堂而皇之地译成满文刊行。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加以文化的浸润，八旗子弟开始厌倦戎马生涯，羡慕闲适、安逸的市民生活，感情变得细腻娴雅起来，审美观为之蜕变。言情小说的泛起，正是旗人旨趣变化的一个征兆。
作为新移民的满人，在汉人中浸润久了，衣食住行无不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凡此种种，无不令朝廷忧心忡忡。
以遏制旗人服饰“汉化”为例，嘉庆皇帝曾专门颁发过谕旨，说，本朝服饰都是立国以来列祖列宗所定的，怎么能任意更改？然而，男子出门在外，还比较容易约束，女子深居闺阁，自然更难检查，尤其是许多满洲妇女，衣袖已经大大超过规定，官员对此应严加检查。这样的谕旨，颁布过不止一次，虽有小题大做之嫌，也说明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刊行的《草珠一串》讽刺说：“名门少妇貌如花，独坐香车爱亮沙，双袖阔来过一尺，非旗非汉是谁家？”
今天的人们只知道至今仍然流行的旗袍是由旗人女子服装演变来的，却不一定了解它已经吸收了汉族服装的若干特点，而与旗袍的原型貌合而神离了。
与此同时，新移民从关外漠北带来的习俗，渐在北京沉淀下来，成为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分子。或许只有在清亡之后，满汉曾有的细微分别，才能被遗民们敏感地体味到。
1930年的金启，向着外祖父曾经驻扎的营盘奔去。一边走一边心中涌起许多往事：常格应快三十岁了，娶嫂子了吧？也许孩子都不小了。大家还经常围在一起吃煮白肉吧？想起以往到外祖母家串门的情形，金启不禁心里暖洋洋的。那些满洲人传下来的习俗，早已化成血液，融入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 旗人入关，把东北的食俗也带进北京城。满人在菜肴上，盛行白煮的做法。白煮肉就是把肉洗净用白水煮，然后切成薄片，蘸酱油吃。北京西四牌楼的砂锅居，过去是专卖白煮肉的馆子。今天的很多北京小吃，如山楂糕、豌豆黄、艾窝窝、萨其马等也是满族食品，300余年前随满人入关，流传至今，只是人们未必知道其中的一些诱人佳肴源于满族。
比如重内亲，就是满洲人传下来的老北京习俗。金启每到外祖母家串门，门前一下车，营房中的亲戚便纷纷赶来，把外祖母的北屋挤得满满的。起初，金启还不大明白，来的都是些什么亲戚。去的次数多了才知道，这些都是姨姥姥、姨儿、舅舅和他们的儿女，总而言之都是外祖母娘家一边的。姨儿、舅舅们不光过来看望，还都拉他们到家去坐，去了决不许“空着走”，必须要留饭。饭后还要喝粥，北京人把饭后喝粥叫“腻缝儿”。
今天的北京话，特别是客气话中，比如“劳驾”“借光儿”，很多都是从满语转化来的。满洲人说话很讲礼数，和长辈说话要使用“您”，而不称“你”。夫妻之间也对称“您”。金启就曾看见过这样的家庭。夫妻老两口都已六十多岁，一说话就拌嘴抬杠。一拌嘴，老太太就指着老头说：“我恨您！”
据金启研究，今天北京话的语音语调，也是从满蒙语音发展而来的。金启从1958年起在内蒙古大学执教20多年，他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语的，学会汉语之后，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南方学生就不行，总带乡音。外国学生更不行，四声都弄不好。金启说，这绝非蒙古学生聪颖过南方学生和留学生，而是蒙古语音与北京语音相近。这反过来也证明，北京话不是汉族（保留在江南）传统的语音，而是满蒙语音主导地位的“胡音”。
最后的武士
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旗人的命运。根据清朝让国时与中华民国签订的《优待条件》：禁卫军归民国改编，饷额如旧。
也许是重内亲的缘故，虽时运不济，外三营的老亲戚们看到金启前去拜年，仍十分亲热，只是说的都是些悲凉的事：
金启的舅舅曾是民国初年讨伐外蒙独立时，讨伐军的一个营长。讨伐军进至外蒙古的滂江，狂风大起，天地都成红色。当时正值隆冬，兵都穿上皮衣皮裤，才一交战便被蒙古军用套马杆子把人都掀下马来。外三营有几个马术很出名的兵，他们能在马上翻跟头，拿大顶，做金鸡独立，侧身跨马蹬而行。或跳到地上，然后揪住正跑的马尾巴，翻身上马。外号叫作“马膏药”，意思是他们骑马就好像贴上膏药一般，永远不会掉下来。谁知，一穿上皮衣皮裤，又遇上恶劣的气候，竟然起不了作用，交战中都成了俘虏。
金启的舅舅幸运地撤回了张家口。不过回到北京时已病得奄奄一息，两条腿和裆部都被皮裤磨得鲜血淋漓，休息了两三个月才能下炕。但多数兵丁都死在了滂江一带。
去外三营拜年的金启，看到老亲戚们家家都在做“补花活”——为桌布、碗垫、提包等锁边，不只妇女，就连男人、老头、小孩也参加，正月里也不能闲着。“闲着就没饭吃。”老亲戚抽泣着说。曾几何时，神勇的八旗兵丁落到个“补花活”的下场。
金启不忍再听下去，骑上车飞快地逃了出去。
清末民初，满洲人虽从中心逐步走向边缘，但已不可逆转地渗透到北京的社会中。
《清史稿》兵志一则提供了清晚期官兵的准确数字：职官6680人，兵丁120309人。如果以每一旗兵眷属平均五口计算，京旗总人口当是634000余人。这与民国初年袁世凯为了称帝在北京分民族进行的人口统计时，满族人口60万之数相吻合。
在金启去世的2004年，在北京登记的满族人口已不足30万，但在今天的北京街头，从口音、习俗、街市中，在不经意间，你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