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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时期，“左”倾中央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排抗日毛泽东，并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毛泽东虽不在其位，却善谋其政，为苏区和红军的安危多次进谏。
第一次：赣州是座坚固城市，不能盲目攻打
“左”倾中央要采取进攻路线，部署在江西抚州、吉安、赣州三点上，选择一个城市攻击。苏区中央局与中革军委共同研究，决定先打赣州。毛泽东熟悉地理历史，知道赣州三面临水，明朝刘基和太平天国石达开都曾攻城一个多月，均未攻下。四年前地方红军八次攻赣，亦未攻取。现赣南地区驻有敌陈诚、罗卓英7个师，若久攻不克，援军必到，所以敌军守城固若金汤。
根据这种不利态势，毛泽东感到问题严重，便找周恩来诉述，连连摇手：“赣州打不得，打不得呀!这是一座弃甲丢兵都可固守一时的坚固城市，我们决不能盲目攻打，否则红军一定要吃大亏!”周恩来十分为难，说中央来电催得很紧，不能按兵不动呵!结果，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1932年春苦战了半个月，攻城无效，牺牲颇多。毛泽东见状，又对其他军委领导说：“我们家底太薄，这么一折腾，红军损失太大，我的意见立即停止攻城，不然的话，红军拼光了，这不是什么右倾、左倾的问题，那时恐怕要进行第二次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了!”然而上海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人称老“三入团”)重要成员顾作霖说：“红军打赣州，是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红军只好再打下去。前后打了一个多月，共进行了13次冲锋，还组织了敢死队，都未能拿下，损失数千人，不少红军干部负了重伤，三军团上下怨声载道。
第二次：红军向赣东北发展，或向闽西南寻找战机
赣州撤退后，红军去哪里?顾作霖说：“继续执行中央攻打城市命令，沿赣江向北走，能打的城市统统打下来，一直打到南昌去。”毛泽东则建议：“红军主力应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向赣东北发展，与那里的方志敏领导的苏区连成一片。”因为由中央代表团说了算，毛泽东无法，便做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的工作，明确提出：“向赣江以北走，弊大于利，红军经不起再次折腾。时下福建敌人较弱，可否进军闽西南，伺机破敌。”林、聂完全赞成。后取得周恩来同意，以红一、五军团为主，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很快攻下龙岩，首战告捷。
毛泽东于4月初找了几个俘虏兵询问，经过一番调查了解，获知漳州号称“闽南王”的第49师师长张贞，是个志大才疏、用兵笨拙的人，于是果断建议，抓住机遇，攻克漳州。他分析说：“漳州是有名的侨乡，富商豪门比比皆是。张贞只有1个师(9个团)，分散在20多个点上，而我军有16个师，兵力对比是1：16，完全有必胜的把握。”几天后，东路军攻城开始，红军猛打猛冲，直插敌巢。敌人见势不妙，难以固守，纷纷弃城败走，张贞本人也逃往厦门。红军顺利占领了漳州，打了一个漂亮大胜仗，缴获大批物资，足够东路军吃两年。毛泽东在城内还会见了陈嘉庚，陈捐了两卡车胶鞋、罐头和一笔现洋。至此，中央代表团另一成员王稼祥完全佩服毛泽东。可是“左”倾中央说毛泽东没有北上是右倾，在宁都会议上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调后方机关专做政府工作。
第三次：面对50万兵力，红军打到南京附近，把敌人引出苏区
1933年秋，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毛泽东鉴于红军内线作战已无法取胜，郑重建议中央派出一部分兵力运出闽浙，打到南京附近，把敌人引出苏区。毛泽东对博古说：“我们应该运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转入外线作战，到敌人内部去解决。具体说，可乘福建十九路军事变之机，红军主力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找战机。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然而，博古和李德闻言后，反对此计，坚持错误的军事政策，致使红军败绩每况愈下。
第四次：面对北大门广昌失守，红军打到湖南去，把敌人引出江西
1933年9月，黎川陷落，李德气得吹胡子瞪眼，提出要将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抓起来，押往瑞金公审，判刑五年，并开除党籍、军籍。毛泽东得知后气愤地拍桌大骂，认为失陷黎川的责任全在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李德无奈，审判之事不了了之。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50架飞机在广昌上空轮番轰炸，不到一小时，红军阵地一片火海，炸死炸伤1000余人。10分钟后，数以万计炮弹落在红军阵地上，其状惨不忍睹。接着敌军由一万五千人组成的敢死队全线出击，冲进广昌城，与红军战士肉博，我军付出惨重代价。
面对广昌失守，北大门洞开，毛泽东又建议：“打了半年仗，红军虽已不能出浙江，但可从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当然还不是经湖南去贵州，而是利用何键与蒋介石的某些矛盾，在湖南中部待机破敌，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来消灭之。”然而，李德根本不愿考虑毛泽东的建议，无可奈何地向共产国际电告失利战局，以求助良策。
第五次：运用统战策略，与陈济棠交友，争取和平突围
求救电报发出两个月了，“三人团”望眼欲穿，共产国际至6月25日才姗姗回电。
共产国际指示的“主力红军应退出苏区”正合毛泽东之意。那么怎样退出?毛泽东为此呕心沥血。他以请病假为名，暗自到会昌前线，与原井冈山的老部下、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共同研究，剖析陈济棠的特点与动向。通过谍报得知，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是国民党粤军总司令，他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各怀鬼胎，为保存粤军实力，不愿与红军发生摩擦。于是毛泽东接受以前教训，有意避开博古、李德，直接向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提出建议：“鉴于陈济棠与蒋介石有派系矛盾，我们不妨建立统一战线，与陈济棠交友，实行和平突围。我的意见派何长工与潘汉年去跟粤军谈判。须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中还可以试探虚实。”周、朱一听，断然运用自己的权力，拍板决定采纳此计。
双方经过多次联络，何、潘化妆成富商，走了约40里路，到寻乌县附近的半山腰，在一幢小洋楼内与粤军代表秘密谈判。粤军盛情接待，气氛友好。经过三天协商，达到停战反蒋的五项协议，陈济棠同意红军主力在通过他们的防区内，秘密突围过去。10月21日，红军顺利通过了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做梦也未想到陈济棠会背叛他。
第六次：不打湘江，回师赣江，引兵收复中央苏区
红军计划12月初越过粤汉铁路，过湘江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秘密情报被敌人截获，蒋介石对他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说：“我在庐山搞的旨在消灭共匪于赣南的‘铁桶计划’很快泄密了，致使他们逃窜到湘江，现在国军可利用这一天堑布阵，借机报复，让湘江血流成河。”于是，敌人在湘江设置第四道严密封锁线，派大批飞机每天在湘江上空盘旋。然而李德却要坚持强渡湘江，实现会合。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对叶剑英说：“敌人已布下天罗地网，湘江是鬼门关，是恶战、血战，飞机大炮左右夹击，我们去了是自投罗网，蒋介石正在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我们去呢!现在江西的敌军主力已被我们调出来了，根据这种新变化，我以普通党员的名义，建议红军停止西行，退回赣江去，收复中央苏区失地。”并请叶剑英向“三人团”进言劝说。
叶剑英听后深表赞同，急忙回总部向李德、博古详细转告毛泽东建议。李德通过伍修权翻译后，态度非常强硬地说：“不行。我们的方针不变，一定要闯过湘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到那时红军就可无敌于天下，什么也不怕了。毛泽东的眼光短浅，胆小怕事。我们如果返回苏区，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博古也附和道：“李顾问说得对，退回苏区老家有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坚持不了才突围出来的吗?剑英同志，你要站稳立场啊!”
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在湘江两岸同敌人激战数天之久。中央红军主力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了湘江。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红军的牺牲极大，由开始长征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随着湘江战役的惨败，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冒险主义者更加不满，要求改变和结束当前的领导。
(据《党史信息报》)
第一次：赣州是座坚固城市，不能盲目攻打
“左”倾中央要采取进攻路线，部署在江西抚州、吉安、赣州三点上，选择一个城市攻击。苏区中央局与中革军委共同研究，决定先打赣州。毛泽东熟悉地理历史，知道赣州三面临水，明朝刘基和太平天国石达开都曾攻城一个多月，均未攻下。四年前地方红军八次攻赣，亦未攻取。现赣南地区驻有敌陈诚、罗卓英7个师，若久攻不克，援军必到，所以敌军守城固若金汤。
根据这种不利态势，毛泽东感到问题严重，便找周恩来诉述，连连摇手：“赣州打不得，打不得呀!这是一座弃甲丢兵都可固守一时的坚固城市，我们决不能盲目攻打，否则红军一定要吃大亏!”周恩来十分为难，说中央来电催得很紧，不能按兵不动呵!结果，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1932年春苦战了半个月，攻城无效，牺牲颇多。毛泽东见状，又对其他军委领导说：“我们家底太薄，这么一折腾，红军损失太大，我的意见立即停止攻城，不然的话，红军拼光了，这不是什么右倾、左倾的问题，那时恐怕要进行第二次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了!”然而上海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人称老“三入团”)重要成员顾作霖说：“红军打赣州，是遵照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红军只好再打下去。前后打了一个多月，共进行了13次冲锋，还组织了敢死队，都未能拿下，损失数千人，不少红军干部负了重伤，三军团上下怨声载道。
第二次：红军向赣东北发展，或向闽西南寻找战机
赣州撤退后，红军去哪里?顾作霖说：“继续执行中央攻打城市命令，沿赣江向北走，能打的城市统统打下来，一直打到南昌去。”毛泽东则建议：“红军主力应去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向赣东北发展，与那里的方志敏领导的苏区连成一片。”因为由中央代表团说了算，毛泽东无法，便做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的工作，明确提出：“向赣江以北走，弊大于利，红军经不起再次折腾。时下福建敌人较弱，可否进军闽西南，伺机破敌。”林、聂完全赞成。后取得周恩来同意，以红一、五军团为主，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很快攻下龙岩，首战告捷。
毛泽东于4月初找了几个俘虏兵询问，经过一番调查了解，获知漳州号称“闽南王”的第49师师长张贞，是个志大才疏、用兵笨拙的人，于是果断建议，抓住机遇，攻克漳州。他分析说：“漳州是有名的侨乡，富商豪门比比皆是。张贞只有1个师(9个团)，分散在20多个点上，而我军有16个师，兵力对比是1：16，完全有必胜的把握。”几天后，东路军攻城开始，红军猛打猛冲，直插敌巢。敌人见势不妙，难以固守，纷纷弃城败走，张贞本人也逃往厦门。红军顺利占领了漳州，打了一个漂亮大胜仗，缴获大批物资，足够东路军吃两年。毛泽东在城内还会见了陈嘉庚，陈捐了两卡车胶鞋、罐头和一笔现洋。至此，中央代表团另一成员王稼祥完全佩服毛泽东。可是“左”倾中央说毛泽东没有北上是右倾，在宁都会议上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调后方机关专做政府工作。
第三次：面对50万兵力，红军打到南京附近，把敌人引出苏区
1933年秋，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毛泽东鉴于红军内线作战已无法取胜，郑重建议中央派出一部分兵力运出闽浙，打到南京附近，把敌人引出苏区。毛泽东对博古说：“我们应该运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围攻线，转入外线作战，到敌人内部去解决。具体说，可乘福建十九路军事变之机，红军主力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找战机。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敌人回援其根本重地，以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然而，博古和李德闻言后，反对此计，坚持错误的军事政策，致使红军败绩每况愈下。
第四次：面对北大门广昌失守，红军打到湖南去，把敌人引出江西
1933年9月，黎川陷落，李德气得吹胡子瞪眼，提出要将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抓起来，押往瑞金公审，判刑五年，并开除党籍、军籍。毛泽东得知后气愤地拍桌大骂，认为失陷黎川的责任全在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李德无奈，审判之事不了了之。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50架飞机在广昌上空轮番轰炸，不到一小时，红军阵地一片火海，炸死炸伤1000余人。10分钟后，数以万计炮弹落在红军阵地上，其状惨不忍睹。接着敌军由一万五千人组成的敢死队全线出击，冲进广昌城，与红军战士肉博，我军付出惨重代价。
面对广昌失守，北大门洞开，毛泽东又建议：“打了半年仗，红军虽已不能出浙江，但可从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当然还不是经湖南去贵州，而是利用何键与蒋介石的某些矛盾，在湖南中部待机破敌，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来消灭之。”然而，李德根本不愿考虑毛泽东的建议，无可奈何地向共产国际电告失利战局，以求助良策。
第五次：运用统战策略，与陈济棠交友，争取和平突围
求救电报发出两个月了，“三人团”望眼欲穿，共产国际至6月25日才姗姗回电。
共产国际指示的“主力红军应退出苏区”正合毛泽东之意。那么怎样退出?毛泽东为此呕心沥血。他以请病假为名，暗自到会昌前线，与原井冈山的老部下、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共同研究，剖析陈济棠的特点与动向。通过谍报得知，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是国民党粤军总司令，他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各怀鬼胎，为保存粤军实力，不愿与红军发生摩擦。于是毛泽东接受以前教训，有意避开博古、李德，直接向军委主席、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提出建议：“鉴于陈济棠与蒋介石有派系矛盾，我们不妨建立统一战线，与陈济棠交友，实行和平突围。我的意见派何长工与潘汉年去跟粤军谈判。须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中还可以试探虚实。”周、朱一听，断然运用自己的权力，拍板决定采纳此计。
双方经过多次联络，何、潘化妆成富商，走了约40里路，到寻乌县附近的半山腰，在一幢小洋楼内与粤军代表秘密谈判。粤军盛情接待，气氛友好。经过三天协商，达到停战反蒋的五项协议，陈济棠同意红军主力在通过他们的防区内，秘密突围过去。10月21日，红军顺利通过了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蒋介石做梦也未想到陈济棠会背叛他。
第六次：不打湘江，回师赣江，引兵收复中央苏区
红军计划12月初越过粤汉铁路，过湘江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秘密情报被敌人截获，蒋介石对他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说：“我在庐山搞的旨在消灭共匪于赣南的‘铁桶计划’很快泄密了，致使他们逃窜到湘江，现在国军可利用这一天堑布阵，借机报复，让湘江血流成河。”于是，敌人在湘江设置第四道严密封锁线，派大批飞机每天在湘江上空盘旋。然而李德却要坚持强渡湘江，实现会合。针对这一严峻形势，毛泽东对叶剑英说：“敌人已布下天罗地网，湘江是鬼门关，是恶战、血战，飞机大炮左右夹击，我们去了是自投罗网，蒋介石正在张着血盆大口等着我们去呢!现在江西的敌军主力已被我们调出来了，根据这种新变化，我以普通党员的名义，建议红军停止西行，退回赣江去，收复中央苏区失地。”并请叶剑英向“三人团”进言劝说。
叶剑英听后深表赞同，急忙回总部向李德、博古详细转告毛泽东建议。李德通过伍修权翻译后，态度非常强硬地说：“不行。我们的方针不变，一定要闯过湘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到那时红军就可无敌于天下，什么也不怕了。毛泽东的眼光短浅，胆小怕事。我们如果返回苏区，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博古也附和道：“李顾问说得对，退回苏区老家有什么意思?我们不是坚持不了才突围出来的吗?剑英同志，你要站稳立场啊!”
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在湘江两岸同敌人激战数天之久。中央红军主力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了湘江。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红军的牺牲极大，由开始长征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随着湘江战役的惨败，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左”倾冒险主义者更加不满，要求改变和结束当前的领导。
(据《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