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美国汉学家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宋徽宗》一书，发现她给了宋徽宗极高的评价。伊沛霞不否认宋徽宗存在“虚荣”、“过分自信”这类缺点，但她认为，宋徽宗仍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理由是：“作为皇帝，徽宗应该为他的雄心壮志，以及对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而受到称赞。当时的全国学校教育制度，以及为病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还有编印书籍也值得称道……”
　　这显然与多数中国人对宋徽宗的印象，是大不相同的。
　　该书中，有一个小节专门介绍宋徽宗为宋朝民众提供的“慈善福利事业”。伊沛霞说，宋徽宗与他的宰相蔡京一起讨论如何“为穷人、残疾人和病人提供慈善福利”，然后创办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三大前代未有的福利机构。具体来说：
　　一、居养院提供的是基本生活保障。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向那些无法维持自身生计的人提供食品、衣服和住处，尤其是没有成年子女的寡妇和鳏夫，以及孤儿和弃儿”。按当时的规定，成人每人每天可以领取0.7升大米，儿童减半，每天还有十钱的小额现金，冬天每天有五钱的取暖费。
　　二、安济坊提供的是基本医疗保障。该机构相当于一种为穷人设置的治病医院，安济坊的管理条例“要求医师记录他们收治病人的数量，以及死亡人数，并基于这些记录信息奖赏和提拔那些最成功的官员。例如，一名每年收留五百至一千名病人且病人死亡率不高于20%的官员，每年可以获得五十贯的奖励”。同时，该机构收容隔离病人，也有防范瘟疫蔓延的功能。
　　三、漏泽园旨在为城市贫民提供安葬之地，也就是公墓。机构的管理条例规定“官员应记录每块穴地埋葬的死者信息，且每个墓穴至少要挖三尺深。和尸体一起下葬的标志上要记录死者的姓名年龄和埋葬日期”。
　　这些福利机构，如果按其设计初衷正常运转，自然会需要相当规模的资金支持。伊沛霞说：“政府如何为这么大规模的福利事业提供资金呢？这似乎要归功于蔡京在财政管理上的奇才”。
　　确实，这三大机构是宋徽宗与蔡京所创，二人围绕着这三大机构，也耗费了不小的财力与精力。但遗憾的是，这些机构并未给民众带来多少真正的实惠，反成了两宋之交有识者们的批评对象。比如陆游曾引用了当时的流行语，说这三大机构的实质，乃是“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
　　与陆游年龄相仿的洪迈，则记下了一出讽刺杂剧。剧中，演员们分别扮成儒道释的代表，各自赞颂本派的学问。儒者说自己的学问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常;道者说自己的学问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僧者说自己的学问比前两人都要深邃，是“生老病死苦”这五化。前两人不服，拿五化挨个质询，僧者回应说：“生”就是朝廷建了学校让人有地方读书，“老”就是朝廷建了孤老院让老人有地方养老，“病”就是朝廷建了安济坊让人有地方看病，“死”就是朝廷建了漏泽园让尸体有地方掩埋。问到什么是“苦”，僧人却闭上眼不说话了，催促再三才皱眉答道：“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
　　洪迈说，台下的宋徽宗，受了这般讽刺后，“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不开心，沉默许久，但没有责罚台上的杂剧演员。当然，宋徽宗是否真的看过这出讽刺剧，已无从考据;但洪迈这些知识分子很喜欢这出杂剧，是毋庸置疑的。
　　就字面涵义来看，居养院、安济坊与漏泽园，明明都是很好的福利政策，何以到了陆游、洪迈这些人眼中，却成了恶政？
　　对此，陆游有一段简略的解释。他说：“崇宁间……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大意是：宋徽宗崇宁年间，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居养院、安济坊与漏泽园，花了很多钱。朝廷对这件事的执行考核得非常严格，许多州郡耗尽了人力财力，才得以勉强过关。所以民间有俗语讽刺说：不养健儿，却养乞丐;不管活人，只管死尸。军粮不够吃，民力已耗尽，这些事地方官府都可以不管不问，但安济坊等事，如果做得不到位，上面不满意，地方官府可就要获罪了。
　　这种只向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考核制度，最后带来的是一种荒诞的结果。《宋史》里说：“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州县奉行过当，或具帷帐，雇乳母、女使，糜费无艺，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地方官府为了应对考核，也为了借机敛财，把正常的福利救济搞成豪华大餐，不但给屋子装修上帷帐（一般只有富贵家庭才用得起），还给受救济者雇请乳母与女仆，搞得穷人很开心（好享受）、富人很烦躁（要出钱）。
　　其实，宋徽宗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109年，他在诏书里说：“闻诸县奉行太过，甚者至于设供张，备酒馔，不无苛扰，其立法禁止，无令过有姑息。”大意是：我听说地方州县执行得太过火了，甚至有些地方在救助贫民时，搞起了宴会，办起了酒席，以后不许再这样干了。
　　1110年，宋徽宗又在诏书里说：“比年有司观望，殊失本指，至或置蚊帐，给酒肉，食祭醮，加赠典，日用既广，糜费无艺，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
　　大意是：往年有关部门干的事情，实在是太离谱，竟然到了给受救助者置办蚊帐、提供酒肉的程度，钱花得毫无节制，助长了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的懒惰，他们成天游手好闲，白吃白喝，地方官府全然不管，实在是太过分。
　　1120年，宋徽宗又下诏：“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失当，如给衣被器用，專雇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天下穷民饱食暖衣犹有余峙，而使军旅之士廪食不继，或致逋逃四方，非所以为政之道。” 　　大意是：相关部门不明白政策精神，在具体实施中出了许多问题。比如给救助者提供衣服被子和家具器物，还给他们雇佣乳母和女佣，如此这般做得太过了，国家的常平仓利息根本负担不起。天下的穷人吃饱穿暖还有剩，军队里的士兵却吃不上饭纷纷逃跑，这样搞是不行的。
　　其实，之所以搞出给受救助者提供华服美屋、乳母女仆这种荒唐之事，与“有司不明先帝之法”之类毫无干系，关键仍在陆游所说的“朝廷课以为殿最”这几个字。
　　按宋徽宗的规定，开封城内由“提点刑狱司”负责检查这些福利机构的具体执行情况，御史台也有弹劾的权力;京城之外由“提举长平司”负责监督，其他部门也可以举报。这些情报网，让宋徽宗了解到了许多营私舞弊的情况。比如，1106年，他发现有些州县刻意控制安济坊、漏泽园的救助人数，还用无病之人和已下葬之人填在表册里充数，来应付考核，他随即下诏对这些人“杖一百”。同期，他还发现有些州郡的漏泽园为节省人力选择浅埋尸体，导致其很快就裸露在外，又下令制定了必须至少深埋三尺的标准，命各级机构严加审查。
　　为了刺激地方官府的积极性，宋徽宗还将居养院、安济院办得好不好，搞成地方官员能否越级升遷的捷径。比如溧阳县知县仅仅因为将居养所的屋子分成男女两个版块，就得到了“转两官升迁”、“进官三等”的超额奖励;另一位“左班殿值”蒋迪，则因为办理安济院不力，被徽宗下诏降官一级——诏书未提及蒋的具体劣迹，可知他的办理不力乃是一种笼统的印象。如此这般引导之下，地方官府为了竞争出位，自然会绞尽脑汁，将提供基本救助搞成提供华服美屋与乳母女仆。
　　宋徽宗与蔡京还曾试图对居养院、安济院与漏泽园实施“数目字管理”。比如安济坊里的每名医生都会有一本“手历”，上面记载了这名医生经手医治的患者的痊愈数和死亡数。每年岁末考核时，就拿“手历”里的治愈率和死亡率来做依据，不合格者要接受惩处。问题是：这种想当然的“手历考核”，并不符合医学常识——有些病患者可以自愈，而有些病无论医生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治愈，所以它推行下去之后，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各地州县不约而同弄来一批批无病之人，装模作样进到安济院中看病，然后装模作样“痊愈”，以完成“数目字管理”中的治愈比例。更有甚者，还发生过这样的荒唐事：
　　“当安济坊法行时，州县医工之良者，惮于入坊。越州有庸医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他医造安济。今日傅容平当来，则林彪也;明日丁资当来，又林彪也;又明日僧宁当来，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时效，遂以起家，然里巷卒不肯用。比安济法罢，林彪已为温饱家矣。年八十余乃终。”
　　这段故事出自陆游的见闻。大意是：宋徽宗时代推行安济坊时，各地州县的好医生们都不肯进坊工作（显然，这种现象基于两个原因，一者是如前文所述，对医生的考核不符合医学常识，一者是许多医生害怕数据统计，对自己能否达成朝廷规定的痊愈率并无信心）。越州有一个叫林彪的庸医，没有病人愿意找他，于是他就冒用其他医生的名字去安济坊里混吃混喝。今天该傅容平到安济坊给人看病，来的是林彪;明天该丁资到安济坊给人看病，来的也是林彪;后天该僧宁到安济坊给人看病，来的还是林彪。这人治病有时候也有点效果（多半是碰上了自愈，或遇上州县官府用健康者代替病人来凑数），但街坊四邻还是没人敢找他看病。等到安济坊政策废除，这林彪已混成了一个温饱之家。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
　　遗憾的是，以上种种，并没有进入到美国汉学家伊沛霞的视野（或未被她接受为事实）。于是，她眼中的宋徽宗，就成了一位“应该为他的雄心壮志，以及对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而受到称赞”的伟大皇帝。
　　（摘自“腾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