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哩个当，当哩个当。虎头岩上飘红旗，大寨人英勇战斗创奇迹，七沟八梁换新貌，满坡的庄稼惹人喜。”见到王升安的第一顿饭，他就给我们表演起了山东快书。
　　王升安夫妇曾接到央视邀请，赴北京参加教师节晚会。“船上学校”、离天安门最近的学校长安小学、沙漠中的学校新疆达里雅布依乡学校等被选为全国最特别的五所小学。
　　“从那以后一天到晚电话响。”王升安说自己脑袋都晕了。曹桂英更是忙得团团转，“大儿子马上结婚了，我们什么都还没给儿媳妇准备呢，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教师。”说到这儿，她笑得合不拢嘴。
　　水上学校
　　微西村位于山东省微山县高楼乡境内，微西小学始建于1964年，当时，村民用几艘小船装上草，聚在一起，搭成了“水上学校”。
　　王升安在此教学近35年，学生最多时6个年级有200多人。“船舱里坐满了，就到船舱盖上，天热的时候和学生一起顶着大太阳上课。” 水泥船依靠首尾两只铁锚固定在岸边，岸上一片空地就是孩子们的运动场。教室与岸之间搭着一片小桥板，仅容一人通过。上课铃一响，小朋友们撒腿就跑，鱼贯而入。
　　毕竟在船上上课，小朋友们把“泡子”穿在外套里面，一个个胖嘟嘟的，像笨拙的小鸭子。条件好些的家庭给孩子买正规的儿童救生衣，多数孩子戴的“泡子”就是把方块状的泡沫塞在简易救生衣里。
　　中午，孩子们吃自己带的牛奶、饼干、火腿肠等垫一垫，下午15点放学。回家以后，他们再和家人一起吃一天当中的第二顿饭。
　　两位老师分别带一个年级。有时候王校长去乡里开会，就只剩曹老师一个人带着这34个六七岁的娃娃。
　　虽然学校的船足够大，但每逢动力十足的快艇开过，船体依然左右摇摆。而穿梭于河道的运石船、捕鱼船的马达声大到教室里1米内不大声说话也听不清楚。
　　渔民娃娃
　　“孩子们，你们看书本上画的图，这画的是什么？”
　　“立交桥。”异口同声的回答。
　　“我自己见过两次立交桥。”王校长向孩子们讲述，“第一次在上海，当时放秋假，我带着自家养的螃蟹去上海的水产市场 卖。第二次就是去北京，见到了更宏伟的立交桥。”说话间，刘金烁一会儿扔橡皮，一会儿站起身，弄得桌椅吱嘎响。
　　“这个小子最能捣了，但成绩不错。睡觉也不老实，我们去北京住一屋，一晚上得给他盖十几次被子。”这趟北京行，刘金烁的淘气曾吓了王升安夫妇一身冷汗。一天开车前，王升安眼看着刘金烁上了车，可出发前点名就没了人影儿，曹桂英说她当时就急哭了，刘金烁才从座位底下探出小脑袋。
　　渔民多住在船上，渔民娃娃从小就会划桨，跟着大人捕鱼，他们比城里孩子好动，也更皮实。
　　放学时，不到15点，各色各样的船只从四面八方驶来，烧汽油的快艇、烧柴油的机船，还有划棹子的小木船围了学校一圈。随着清脆的下课铃，等候多时的家长们纷纷把各家迫不及待的娃娃抱上船。上船了的兴高采烈，没看到家长来的嘟着嘴。学前班的张延续冲着远处缓缓而来的奶奶跺脚大吼：“奶奶！你给我快点！每回你都最慢！”
　　风雨同舟
　　“1978年刚开始教书的时候，工资是13块5，很吃香，后来也涨到二三十块。但是一改革开放，渔民随随便便就赚成百，家里的条件就不行了。”王升安说。
　　“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转行。”王升安自己总结，“我吧，性格不够果断，用土话说就是‘黏糊’，几次想对学生们说这是给他们上的最后一课了，但终了还是没张开嘴。”
　　1985到1995年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实在是太穷了”。那时候夫妻俩最大的盼头就是转正，那样不仅工资高些，有各种补贴，还受人尊重。1986年王升安符合政策要求，但最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
　　两口子都是穷苦出身，自食其力，保证备课上课、批作业等教学任务的同时另谋营生，养家糊口。
　　曹桂英笑着说：“我们下了班就把小孩都放他大婶子家，两人去割苇子，割到夜里，有时候早上三四点也爬起来干活。一捆能卖1块钱，一天能挣20块钱，20块钱啊，赶上一个月的工资了。那时候人家还说呢，你们当老师的，受那么大的罪能行吗？可是你说，不这么样起早贪黑，日子怎么过啊。”
　　“放暑假我们就去摘莲蓬，那时候湖里都是野生的莲蓬，赤着脚就下水趟泥，一天也挣不少。”王升安补充道，“曹老师的腿整天泡在水里，后来就得了关节炎，只要一弯曲就疼。”
　　夫妻俩真正直起腰杆是1995年。那年前，家里欠了9万块钱债。曹桂英说：“我们那一年心里急啊，干起活来也有劲，咱不能穷到让人家看笑话。”听说养螃蟹能挣钱，她跑到泗洪找本家的养殖专业户叔叔取经，不停地问，一直问到夜里零点，问得本家叔叔眼皮都打架了。这一年，她家的螃蟹爬满了塘，“叠着罗汉，多得看不见地底”。曹桂英说她一夜醒三五趟，睡一会儿就起来，把爬到塘沿的螃蟹拨回塘里。那一年“起了11万块钱的蟹”，两口子终于舒了口气。“从那以后，才不穿带补丁的衣服了。”王升安又爽朗地笑起来。
　　转正的事一拖就是15年，直到1999年他才得偿所愿，也评上了高级教师，近两年又调了工资每月拿到3000多元，“总算和村里一般的渔民家收入差不多了”。
　　称职的渔民
　　“我两个孩子上学、结婚都得花钱，不如到外面打工！”曹桂英曾托在上海的亲戚介绍工作，有保姆加家教的岗位一个月3000元，还包吃包住。她心里已经想好不教了，可到了上课时间马上收拾好教材，还催促王升安快走，别耽误了上课。王升安说：“你不是不教了吗？我心里也嘀咕，但整天和孩子接触已经习惯了，就跟到点儿就想吃饭一样。”
　　尽管压力没那么大了，经济问题仍然是夫妻俩除了学校、除了孩子们以外最操心的事。“我2009年动了一次手术，看病花销，他3000多块钱的工资连吃喝带还账，不到半个月也花得差不多了。”曹桂英告诉我们。
　　所以，除了当教师，王升安夫妇还有另一个身份：微山湖渔民。这从王升安的双手就能看出来，手掌纹里满满的粉笔灰和塞在指甲缝里的湖中淤泥。刚到微西村的时候，曹桂英连划船都不会，现在除了打网，养蟹、种菱角、倒地笼、下栏网，真正干起来她样样不比本地渔民差。
　　这天早上5点多，夫妻俩起床去倒地笼，这是他俩忙碌了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有空去看看，这里的渔民几乎两天就来察看一次。“人家渔民勤快的早上6点就回家来了，我们这么晚才出门，太丢人了。”王升安又开起了玩笑，“我干回渔民本行的时候，感觉就跟小偷似的。”
　　因为太久没来整理，地笼不仅破了个大洞，而且表面已经被淤泥糊住了。这一早上，他俩只收获了十几只青虾和三五只螃蟹。一个月前，小儿子王力蟹塘里的防潮布被老鼠掏通了，跑了几百斤蟹。这也没有办法，王升安夫妇不可能像普通渔民一样有大段的时间修补地笼，照看蟹塘。
　　夫妻两人都说，教了这么多年书，对待微西村的娃娃们一直问心无愧，唯一觉得对不住的就是自己的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