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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裔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始终处于无根的漂泊中。何处是故乡，是米勒作品中一直思索的问题。依托母题研究这一理论基础，结合细致的文本分析，梳理《呼吸秋千》中的故乡母题，析出《呼吸秋千》中书写的双层故乡内涵。第一层为主人公出生成长的故乡。第二层为主人公所渴望追寻的心灵故乡。作家通过《呼吸秋千》中的故乡母题书写在控诉独裁统治的毁灭性与荒诞性以及极权的暴虐带来的人性扭曲的同时，从另一角度对出生地的家乡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主人公和其他流放者对心灵故乡的渴望，展现了流亡者的乡愁，表达了作家对故乡的追寻。
关键词：赫塔·米勒 《呼吸秋千》 故乡
“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图景。”2009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裔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获奖作品《呼吸秋千》（以下简称《呼》）讲述的是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德裔居民于1945年被流放到乌克兰境内劳动营的遭遇。米勒与劳动营幸存者尤其是与罗马尼亚作家奥斯卡·帕斯提尔（Oskar Pastior）的谈话构成了小说坚实的基石。①
身为德裔罗马尼亚人，无家可归是赫塔·米勒生存與写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在罗马尼亚还是德国，米勒内心始终无以为家，最后在她自己的作品中才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无家可归的失望”以及“寻找故乡的渴念”在米勒的作品中时时能找到痕迹。
借助于母题研究方法，结合细致的文本分析，本文尝试阐释作家在《呼》中是如何规划以及如何层层铺开展现故乡母题的，进而梳理出《呼》中故乡的双层内涵。
一、故乡人：熟悉的陌生人
因有着相同的语言、相似的生长环境、饮食习惯、礼仪习俗、宗教信仰等，在异乡的故乡人很多时候会让人莫名的亲切。而在《呼》中，劳动营里的故乡人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劳动营中苛刻的管理，很多是由故乡人来执行的。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因语言的优势，成了劳动营当权者的左膀右臂，折磨同被流放的故乡人，为自己牟利。童年时与贝娅的游戏揭示出他本就是残暴、多疑、有着强烈控制欲、内心变态的施虐狂。“和图尔玩游戏时，她总是演马，图尔则驾着马。她摔了一跤，后来才发现，脚骨折了。图尔用鞭子赶着她，说她是不愿再演马了才装痛。”（A65）面对劳工的痛苦抱怨，他幸灾乐祸。作为翻译，他不仅翻译俄国人的命令，也用德语添加入自己的命令。为保持特权地位，他甚至设计除掉俄语流利的老乡。面对天生弱智的卡蒂时，图尔一如既往的冷血无情。图尔又是贪婪的。他将“我”试图换取生存物资的红丝巾占为己有，他甚至和情人贝娅一起到集市上贩卖原本该分发给劳动营劳工的衣物。“有传言说，图尔·普里库利奇和贝娅·查克尔这些年来在洗衣间里私囤了衣物，拿到集市上卖掉，再和施矢万涅诺夫分账。”（A254）
饥饿天使操纵着劳动营中的每一个行为，正常生存环境下的道德体系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土崩瓦解。工友间蔓延的是冷漠和自私，信任变得奢侈。“比任何一堵墙都要长得快的是怀疑。在工地的抑郁氛围中，每个人都怀疑别人：他是不是在搬水泥时抬了较轻的那一头，他是不是在剥削我而自己却偷懒。”（A38）饥饿天使啃噬着劳动营劳工的身体和灵魂，异化着他们的关系。
婚姻或两性关系成为了生存的工具。在贝娅和图尔他们类似婚姻的关系中找不到一丝美好的东西。贝娅既痛恨又依赖图尔，依靠图尔维持她较为体面的生存。律师保罗·加斯特和妻子海德伦·加斯特共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就是婚姻的美好见证。然而饥饿天使让保罗·加斯特对妻子将死之人的面色视而不见。他每天依旧吃着妻子碗里的汤，直至她因饥饿死去。面对生存的考验，人性的自私无限膨胀。“律师就像个看守一样寻找着他老婆。……把她的汤放在自己的汤旁边。她眼睛一看别处，他的勺子就进了她的碗。要是被她发觉了，他就说：干吗勺勺计较啊。”（A221）“夜恋”的地点是在工棚中，遮羞布仅仅是一片床帘。私密的男女性爱成了一种公开的秘密交易。“夜恋仍然必不可少。但对我们的女人而言，她们从中闻到的是自己劳累的艰辛，是同样的煤味和同样的思乡病。”（A95-96）生存的挑战驱使劳动营的女性接受这种无奈的“夜恋”。
为了生存，劳工们面对丑陋、冷漠无情的面包女王范妮强颜欢笑。“你要尽力而笑，要笑得彻底，真笑假笑浑然一体，笑得无助，笑得有心，就怕在范妮那儿失宠。”（A108）真笑和假笑，无助和有心，展现出一个陌生的画面，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被压迫者近乎绝望的境遇下求生存的无奈。面对生命的消亡，麻木成了常态。当悲伤和生存相冲突的时候，生存被推到了首要的位置。“劳动营教会了我们，在清理尸首的时候毫不恐惧。我们趁尸体还未僵硬前剥下衣服，为了不冻死，我们需要他们的衣服。我们还吃掉他们省下的面包。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后，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赢利。”（A122）
工友之间的猜疑、婚姻中的利用、性的交易、对权贵的卑躬屈膝、对死亡的麻木都是饥饿天使的杰作，在极端的环境下故乡人异化为熟悉的陌生人。
二、劳动营里有着故乡的影子
在劳动营的专制中，始终有着故乡专制的影子。“一个罗马尼亚警察和一个俄国警察组成了一个巡逻队，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访。”（A11）罗马尼亚警察这一身份名词交代了国家机器是认可俄国人征用劳工的要求，并积极配合和协助这一行动的完成。甚至弱智儿“卡特琳娜·塞德尔”也被列入征用名单。“卡特琳娜·塞德尔，就是巡夜人卡蒂，来自巴特纳地区的巴克瓦。要么是村里哪个家伙给了管事的混蛋好处，把自己从名单上拿掉，让卡蒂来充数。要么那混蛋是个虐待狂，一开始就把她列在名单上。她生下来就智力低下。那五年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A43）一个本该受到保护的弱者成了被欺凌和利用的棋子，从侧面揭示故乡掌权者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流放者的苦难有着故乡专制的参与。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A27）劳动营内的权力代表与故乡的白色神龛神似，暗示着这种专制不仅仅存在于劳动营，同样也存在于故乡的土地上。 劳动营第一年，当饥饿天使还没那么歇斯底里的时候，齐柏林飞船延续着故乡女人的德意志英雄情结。“在齐柏林飞船里，我们劳动营的女人们和德国战俘幽会。”（A83）小说中劳动营的劳工多是罗马尼亚的日耳曼族人。20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境内的日耳曼人受纳粹德国的直接控制，使罗马尼亚投向了德国的怀抱。作家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西部边境日耳曼民族聚集的小镇。当时该小镇上除了老弱病残，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性都上过前线或服务于纳粹。在小说“激动人心的年代”这一章中作者就较为坦率地描述了在罗马尼亚的日耳曼族人的德意志情结。在劳动营里，贫穷落魄的德国战俘依旧是女性劳工眼里的英雄。“我明白，这些陌生的德国男人有我们这些男人缺乏的一切。他们是元首派到世界各地去的士兵，……他们虽然也贫穷落魄，但之前却在战火中拼杀过。我们这里的女人觉得他们是英雄……”（A96）她们对德意志英雄的崇拜并没有因为德国的战败、也没有因为自己被流放到劳动营而受到丝毫的影响。她们与德国战俘的幽会不带任何的功利与杂质。“而在齐柏林飞船里，除了小白旗挂起来、收回去，爱不需要操任何心。”（A96）在家乡，母亲的言语和表情间，“我”也曾见证过这种英雄情结。“还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那个夏季，……从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帝国女人的声音，充满了爱欲：每个德国女人都要送给元首一个孩子。……我当时就想，她们只是表面上拿元首开玩笑罢了。从她们熠熠发亮的眼睛里就能看出，她们有多想做这种事。”（A94）他们有着身为日耳曼人的骄傲。“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坚信金色发辫与白色长筒袜的美丽，坚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边形，坚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属于雅利安人种。从纯身体的角度来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恶心不过了。和一个罗马尼亚人有染，更是种族的耻辱。”（A10-11）这段文字透露出，来自故乡小村庄的人视德国为祖国，对自己的日耳曼身份有着无比的骄傲，面对本国的罗马尼亚人有着盲目的优越感。“9月1日开始的这件事，我父亲管它叫做‘闪电战’。母亲叫它‘远征波兰’。”（A53）小村庄的村民对希特勒发动的战争倾注了强烈的热情。他们在收音机里关注战争的进展。“我”父亲用大头针在地图上标着纳粹德国的侵略推进，并为之兴奋鼓舞。“我”被父母送去参加私人体操训练，希望将 “我” 训练成军人的后备队员。学校举办“民族星期四” 玩战争英雄的游戏。几乎周围所有的青壮年都参加过战争，投奔过法西斯。对于纳粹的侵略战争，所有人都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也有人投机，利用纳粹军人的身份在家乡搞特权，为所欲为，纸醉金迷。然而村子里的村民只去做、去听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对他们无益或者不利的事情，他们选择不闻不问。曾经熟悉的犹太人和院子里邻居的消失，人们不愿多打听。通过这些细致画面的描绘，作者对那种只以服从、秩序、虔诚为基础的德意志民族性发起攻击。
作家米勒从她的处女座《低地》开始，在她的作品中对巴纳特施瓦本人闭锁落后的生活状态以及独裁统治下阴暗腐败的社会现状始终持无情批判的态度，表达了对充满迫害、毁灭人性的极权专制的强烈不满。小说《呼》故事背景虽然已不是巴纳特施瓦本地区，而是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劳动营，然而作家通过劳动营故乡人的陌生，通过故乡专制和劳动营专制的对比，通过对劳动营故乡人的德意志英雄情结的描述并结合回忆，从另一个角度对她的出生地的故乡扬起了批判的鞭子。读者从小说中看到的最直观的是劳动营里的悲惨现状，感受到的是集权专制下的饥饿、寒冷、冷漠、无情和对人性的摧残。从作品的各种细节描述、回忆、对比等手法中，我们依旧可以窥见作家对那出生地家乡的犀利批判。造就故乡人的陌生一方面源于劳动营环境的逼迫，另一方面却也有着故乡专制的参与。小镇居民以德意志民族身份而盲目自大骄傲，米勒都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三、无归宿感
小说伊始主人公由于同性恋倾向渴望逃离。很快，流放者被塞进了一列牲口列车，“牲口列车”交代了流放者将要面临的悲惨境遇。小说中，米勒用细节化的描述、出神入化的拟人手法和诗意的文字冷静而又真切地将流放者在劳动营中衣不御寒、食不果腹、环境恶劣、管理苛刻等状况表现出来。比如木屐，一个细小的环节，米勒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木屐就是一场灾难，只有鞋底是木头做的，是一块两个手指厚的木板。上面是灰色的、边缘带一根皮质带子的粗麻布。沿着那条皮质带子，粗麻布被用针缝到了鞋底上。但是相对于缝合的针线粗麻布太薄了，总是会扯坏。最先坏的是脚后跟。”（A49）类似这样的细节描述时不时从文中鲜活地跳出来。比如“节奏迅速，眼睛在游泳，手在飞舞，脚在颤抖。到现在我依旧恨那溶渣。”（A174）精疲力竭的劳动营劳工甚至羡慕已死去而不用再承受痛苦的工友。然而，羡慕已逝的人都成了奢侈，因为他们是不允许浪费任何时间和精力在胡思乱想上。“我们那些死去的难友们既不用列队也不用背水泥。但是分心想这些是不允许的。否则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没法跳舞，没法保持平衡的姿势了。只要稍稍分心一想，就会产生很多次品，背上落下无数鞭子。” （A156） 残酷的画面跃然而出。小说中各种细节叠加、串联、排列组合，道出了劳动营生存环境的整体概况，细致但不松散，琐碎但不杂乱。
除了细节描述，作家创造出一串串诗意的词汇，如土豆人、心铲、饥饿天使等，诗意的词句和恶劣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烘托出劳动营囚犯的悲惨命运。美好词汇下隐藏的是让人恐惧的恶魔。“饥饿天使”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她像监视人一样如影随形，让劳动营劳工无法入睡，使他们变得陌生。冷漠成了劳动营中人与人之间的常态。
尽管生存环境恶劣，他们依旧渴望有家人惦念。家人的思念成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祖母的“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时刻回响在“我”的耳边。然而，家人在《呼》中始终是疏离的。“我”被发配往劳动营，出发前梦中母亲的哭泣让“我”感受到家人的放弃。劳动营中收到的唯一家信中母亲表现出的现实和冷漠让“我”内心的坚强彻底崩塌。“那笔迹刺痛了我，母亲的想法真现实，为了省地方，用‘19474月17生’代替了‘1947年4月17日出生’。”（A212）除了替代兄弟的生日，母親对于“我”只字未提。渴望被牵挂，偏偏被遗忘，这让“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没有了心底的那份希望，也就失去了心底的那份归宿。一九五零年幸存的流放者回到家乡之后，却找不到人倾诉他们在劳动营中所遭受的一切。一方面他们没法克服羞赧去讲述劳动营中所承受的磨难和苦痛，另一方面也没人愿意倾听他们的诉说。“我很高兴没人问，可是内心却很受伤害。”（A270） 劳动营的苦难，劳动营那些特殊的生存道德准则，“我”不知道该如何讲述。但无人问及，更让人体会到家人的漠不关心。身处劳动营时渴望的亲情在回乡之后依旧没有得到回应，家人的冷漠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房子里的情形就像饥饿天使之于劳动营一样。不清楚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不可触碰者还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可触碰者。”（A268）“不可触碰者”一词勾画出“我”和家人之间的鸿沟。身处家乡，内心却依旧找不到归宿。在小说中，家人不是以温情的形象出现，更多的是以一种陌生冷漠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曾是“我”最熟悉的家人，却也是最无法理解的陌生人。 恶劣的环境、身心的折磨、希望的幻灭，让流放者始终处于一种无归宿感中。主人公的同性恋取向更加剧了他的无归宿感。流放者的无归宿感贯穿于整部小说中。
四、思乡——活下去的希望
思乡是一种身处异乡时对回家的渴望。在《呼》中思乡寄托着一种生存的希望。思乡的内容散落在小说的各个章节，家乡的亲人、家乡的伙伴、家乡的美食、在家乡度过的童年以及家乡的各种物件就像项链上的珠子，分散却有线相连。
随着流放的开始，恐惧突然增长，思乡就开始伴随他们。思乡之歌，从流放之初唱到回乡，伴随他们走过劳动营中5年艰苦的岁月。 “那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首歌。这首歌女人们唱了五年，这首歌勾起了我们无尽的乡愁。”（A19）
看不见的饥饿天使是劳动营中的真正统治者，对抗饥饿天使最有效的武器则是对童年和家乡饮食的回忆。他们将自己锁入回忆和幻想中，在回忆和幻想中用餐。 “当饥饿变得尤为强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谈论童年和饮食。……农村来的女人们是讨论得最详细的，每一个菜谱都像一场戏剧一样由三场组。”（A115）对伴随着美食的童年的回忆尤其显得不可抗拒。饥饿而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果腹的时候，列奥伯得只能吃童年的回忆了。“这一天我们可以吃任何我们想吃的，我们能吃多少就吃多少。”（A115） 接下来小说中一口气提及了十六种小吃的名称，而这十六种小吃多是类似面包、面粉等可以果腹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幼童而是饥饿的列奥伯得渴望的食物。饥饿感来得那么强烈，所有填补饥饿的东西都一股脑儿跳出来。与其说是回忆，更不如说是“我”对食物的幻想。小吃的详细清单与劳动营中的饥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时，思乡，思念的是那个没有饥饿的地方。
祖母的“我知道你会回来的”那句话在小说中一再提及，一厢情愿的对家人的思念是“我”精神上的支撑。小说中的俄罗斯老母亲对流放在外的儿子的牵挂，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问月亮：我的母亲已经那么老弱？她病了吗？她是否还住在我们那所房子里？她还住在那儿还是也去了一所劳动营？她还活着吗？她是否知道我还活着？当她想起我的时候，是否会以为我已死去而哭泣？”（A79） 俄罗斯老奶奶成了思念孩子的母亲的化身。俄罗斯老母亲送的那块手绢在列奥伯得的眼中也不再是一块简单的手绢，而是承载了某种特殊的含义，手绢有了一种诗意的保护层，可以对抗外界一切可怕的东西，代表着一种生存的希望。“在劳动营中这样的手绢是找不到的。这些年中我原可以把它拿到集市上卖掉换些吃的。……阻止我这么做的是：我觉得手绢就是我的命运。如果丢了命运，那就失败了。我很肯定，我祖母告别时的话语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已经转化成了一块手绢。”（A80）“我”渴望那充满温情的心灵故乡。
更多的思乡画面散落在小说的各个章节中：劳动营中的看门狗和孤独让“我”回忆起童年时代的毛绒狗和母亲说的“你还有我”。劳动营水池的气味让“我”想起家中衣柜里白色樟脑丸的味道。“我”回忆家乡的旅行大巴，回忆母亲的话，回忆祖母的话，回忆家里过圣灵降临节和除夕夜的情景。思乡，就像一根希望的红绳贯穿着整部小说，劳动营的劳工正是抓着心中的这一根希望之绳而努力地活下来。
1950年當“我”重获自由回到家乡的时候，却已经无法再适应家里的生活。“陌生无疑是种负担。但是最亲的人之间的陌生是一种超量负担。我的思绪关在箱子里，我的呼吸有着俄罗斯的味道。我不想离开，但浑身散发着远方的味道。”（A273）“我”重新陷入思乡的愁绪中，内心重又开始寻找故乡的征途。
五、捍卫心灵的“故乡“
内心的无归宿感，让劳动营劳工始终在追寻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劳动营中，卡蒂代表着这样一种安宁。她天生弱智：“她智力低下，五年中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A43） 她没有任何工作能力，不明白任何指令和惩罚。当大家在进行集合训练的时候，她去擦工棚中的地板。“她不会感受到任何干扰她生活的不安全感。地板从来没有那么干净过。”（A104） 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他劳工承受的痛苦她丝毫意识不到。这种生活状态正是其他流放者所渴望的。“她的行为与劳动营的规章格格不入，但却符合那样的生活状态。我们羡慕她身上隐藏着的某种自然本能的东西。”（A104） 她是劳动营中唯一没被异化的人，始终保持着最纯真自然的状态，因而异于劳动营中其他任何人。“卡蒂的弱智始终保持在一种可以原谅忍受的状态内。她不与人亲密，也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些年中她始终保持着类似家养宠物的自然纯真。她身上没有任何陌生的东西。我们喜欢她。”（A105） 在劳动营劳工的心中，卡蒂是一个奇迹，是内心安宁的象征。所有人都在努力保护着她不受伤害。“每个人都会卷入到面包案件中。但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将卡蒂坚硬的面包占为己有。这一法则也是面包法庭的一部分。”（A122） 卡蒂是安宁、纯真和美好的代名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捍卫，不允许任何人去毁灭的。“在劳动营中我们学会了扒死人的衣服，而毫不害怕……但是卡蒂还活着，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一点，把她当作我们的财富来看待。在她身上我们可以弥补我们相互伤害的错误。只要她活在我们之间，那么我们就要竭尽全力地，而不仅仅是尽可能地去保护她。我们保护的已经不仅仅是卡蒂本人了，而是蕴含着更多的内容。”（A122） 无论其他劳工为了生存相互之间是如何冷漠无情，对于卡蒂却依旧保持着内心的善良和温暖。
故乡是一个能安放内心、让人心绪安宁的地方。漂泊的感觉是身在异乡的人难以摆脱的痛楚。《呼》中的主人公恰恰是缺少这种内心安宁的。无归宿感伴随着主人公列奥伯得·奥贝格的一生，无论是身处梦魇般的劳动营中还是在回到曾经的出生地。在《呼》中，故乡随着小说人物境遇的变化而发生着转变。身处家乡时，不为社会和家庭所接纳的同性恋取向是“我”内心安宁最大的威胁，“我”渴望在远方找到一个安放心灵的故乡。在梦魇般的劳动营中，生存是唯一的目标和任务。此时，“我”又渴望着回到出生地。回家不仅仅意味着回到出生地，更多的是意味着回到心灵的避风港，回到没有饥饿的地方。面对残酷的生存威胁，那个曾想逃离的出生地重新变得温暖起来，曾经温暖的画面被推到了记忆的最前方。米勒小说的很多地方都将主人公出生地和劳动营的生活相联系，流放者对家乡的回忆转化成了活下去的安慰和希望。然而，当主人公回到家乡，记忆中曾经温暖的东西不复存在，曾经熟悉的变成了陌生。 心中渴望的安宁并没有随着回到家乡而实现，于是心重又踏上寻找故乡的道路。小说中，对于家乡的感情主人公经历了逃离—想念—回归—再逃离。但是无论是逃离还是想念，他始终是在寻找他心所向往的故乡。寻找心灵的故乡贯穿在整部小说中。 因此，笔者认为，米勒所传达的故乡内涵随着人物、场景和人物心态的变化而发生着变换。劳动营中故乡人的专制残忍、麻木冷漠、自私贪婪、盲目的日耳曼民族情结、亲人间的冷淡缺乏温情，延续了作家早期作品的风格，从另外一个侧面揭露了作家曾经生活过的罗马尼亚小村庄的专制、愚昧、冷漠和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劳动营中恶劣的生存环境、暴虐的专制让劳动营劳工时刻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归属感，饥饿和专制催生着各种乡愁，内心归乡的渴望和无家可归的迷茫和绝望交织在一起。面对被异化扭曲的人性，仍在内心深处守护着一小片文明之地，不懈地追寻着安放心灵的故乡。因此，小说中作家表现的故乡内涵主要包括两层。第一层内涵是“我”出生成长的故乡。这一故乡内涵主要是通过对故乡人的刻画，从侧面反映出生地之故鄉的灰暗和专制。与米勒在早期作品中表现的一样，对于这个故乡，作家依旧是持一种揭露批判的态度。陌生的故乡人身上体现出的残忍、麻木、冷漠、缺乏温情以及一如既往的德意志情结，也体现了专制对人的迫害和对人性的毁灭。第二层内涵是“我”所渴望追寻的心灵故乡。通过对残酷环境和专制统治的描写，刻画出“我”和劳动营劳工的无归宿感。也正是这种无归宿感让“我”的内心一直处于追寻灵魂安放之所，追寻那让内心自在舒适的故乡。
同时，作品中体现出的对故乡的批判和追寻，并不是分割独立的，两条线不断地有着交织和重叠。在批判中追寻，在追寻中批判和思索，去追寻那魂牵梦萦的故乡。
注释
① Müller， Herta： Nachwort. In： Atemschaukel，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9：.299. / 赫塔·米勒.《呼吸秋千》后记[M].吴文权，余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77；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随文标出该著作的首字A和引文出处页码，如A299，不再另注.也不再标注国内出版的译文的页码.
参考文献
[1] Müller，Herta： Atemschaukel.Roman [M] .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2009.
[2] Arnold，Heinz Ludwig：Text+Kritik[M].München：Richard Boorberg Verlag，2002.
[3] Eke，Norbert Otto（Hg.）：Die erfundene Wahrnehmung. Ann？覿herung an Herta Müller[M].Hamburg：Igel Verlag Literatur & Wissenschaft，2009.
关键词：赫塔·米勒 《呼吸秋千》 故乡
“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图景。”2009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裔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获奖作品《呼吸秋千》（以下简称《呼》）讲述的是生活在罗马尼亚的德裔居民于1945年被流放到乌克兰境内劳动营的遭遇。米勒与劳动营幸存者尤其是与罗马尼亚作家奥斯卡·帕斯提尔（Oskar Pastior）的谈话构成了小说坚实的基石。①
身为德裔罗马尼亚人，无家可归是赫塔·米勒生存與写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在罗马尼亚还是德国，米勒内心始终无以为家，最后在她自己的作品中才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无家可归的失望”以及“寻找故乡的渴念”在米勒的作品中时时能找到痕迹。
借助于母题研究方法，结合细致的文本分析，本文尝试阐释作家在《呼》中是如何规划以及如何层层铺开展现故乡母题的，进而梳理出《呼》中故乡的双层内涵。
一、故乡人：熟悉的陌生人
因有着相同的语言、相似的生长环境、饮食习惯、礼仪习俗、宗教信仰等，在异乡的故乡人很多时候会让人莫名的亲切。而在《呼》中，劳动营里的故乡人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劳动营中苛刻的管理，很多是由故乡人来执行的。工头图尔·普里库利奇因语言的优势，成了劳动营当权者的左膀右臂，折磨同被流放的故乡人，为自己牟利。童年时与贝娅的游戏揭示出他本就是残暴、多疑、有着强烈控制欲、内心变态的施虐狂。“和图尔玩游戏时，她总是演马，图尔则驾着马。她摔了一跤，后来才发现，脚骨折了。图尔用鞭子赶着她，说她是不愿再演马了才装痛。”（A65）面对劳工的痛苦抱怨，他幸灾乐祸。作为翻译，他不仅翻译俄国人的命令，也用德语添加入自己的命令。为保持特权地位，他甚至设计除掉俄语流利的老乡。面对天生弱智的卡蒂时，图尔一如既往的冷血无情。图尔又是贪婪的。他将“我”试图换取生存物资的红丝巾占为己有，他甚至和情人贝娅一起到集市上贩卖原本该分发给劳动营劳工的衣物。“有传言说，图尔·普里库利奇和贝娅·查克尔这些年来在洗衣间里私囤了衣物，拿到集市上卖掉，再和施矢万涅诺夫分账。”（A254）
饥饿天使操纵着劳动营中的每一个行为，正常生存环境下的道德体系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土崩瓦解。工友间蔓延的是冷漠和自私，信任变得奢侈。“比任何一堵墙都要长得快的是怀疑。在工地的抑郁氛围中，每个人都怀疑别人：他是不是在搬水泥时抬了较轻的那一头，他是不是在剥削我而自己却偷懒。”（A38）饥饿天使啃噬着劳动营劳工的身体和灵魂，异化着他们的关系。
婚姻或两性关系成为了生存的工具。在贝娅和图尔他们类似婚姻的关系中找不到一丝美好的东西。贝娅既痛恨又依赖图尔，依靠图尔维持她较为体面的生存。律师保罗·加斯特和妻子海德伦·加斯特共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就是婚姻的美好见证。然而饥饿天使让保罗·加斯特对妻子将死之人的面色视而不见。他每天依旧吃着妻子碗里的汤，直至她因饥饿死去。面对生存的考验，人性的自私无限膨胀。“律师就像个看守一样寻找着他老婆。……把她的汤放在自己的汤旁边。她眼睛一看别处，他的勺子就进了她的碗。要是被她发觉了，他就说：干吗勺勺计较啊。”（A221）“夜恋”的地点是在工棚中，遮羞布仅仅是一片床帘。私密的男女性爱成了一种公开的秘密交易。“夜恋仍然必不可少。但对我们的女人而言，她们从中闻到的是自己劳累的艰辛，是同样的煤味和同样的思乡病。”（A95-96）生存的挑战驱使劳动营的女性接受这种无奈的“夜恋”。
为了生存，劳工们面对丑陋、冷漠无情的面包女王范妮强颜欢笑。“你要尽力而笑，要笑得彻底，真笑假笑浑然一体，笑得无助，笑得有心，就怕在范妮那儿失宠。”（A108）真笑和假笑，无助和有心，展现出一个陌生的画面，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被压迫者近乎绝望的境遇下求生存的无奈。面对生命的消亡，麻木成了常态。当悲伤和生存相冲突的时候，生存被推到了首要的位置。“劳动营教会了我们，在清理尸首的时候毫不恐惧。我们趁尸体还未僵硬前剥下衣服，为了不冻死，我们需要他们的衣服。我们还吃掉他们省下的面包。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后，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赢利。”（A122）
工友之间的猜疑、婚姻中的利用、性的交易、对权贵的卑躬屈膝、对死亡的麻木都是饥饿天使的杰作，在极端的环境下故乡人异化为熟悉的陌生人。
二、劳动营里有着故乡的影子
在劳动营的专制中，始终有着故乡专制的影子。“一个罗马尼亚警察和一个俄国警察组成了一个巡逻队，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访。”（A11）罗马尼亚警察这一身份名词交代了国家机器是认可俄国人征用劳工的要求，并积极配合和协助这一行动的完成。甚至弱智儿“卡特琳娜·塞德尔”也被列入征用名单。“卡特琳娜·塞德尔，就是巡夜人卡蒂，来自巴特纳地区的巴克瓦。要么是村里哪个家伙给了管事的混蛋好处，把自己从名单上拿掉，让卡蒂来充数。要么那混蛋是个虐待狂，一开始就把她列在名单上。她生下来就智力低下。那五年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A43）一个本该受到保护的弱者成了被欺凌和利用的棋子，从侧面揭示故乡掌权者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流放者的苦难有着故乡专制的参与。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这个名字，让我想起被放逐时，火车头发出的呼啸声，想起家乡教堂里那个白色神龛，上面刻着‘天命启动时间’”。（A27）劳动营内的权力代表与故乡的白色神龛神似，暗示着这种专制不仅仅存在于劳动营，同样也存在于故乡的土地上。 劳动营第一年，当饥饿天使还没那么歇斯底里的时候，齐柏林飞船延续着故乡女人的德意志英雄情结。“在齐柏林飞船里，我们劳动营的女人们和德国战俘幽会。”（A83）小说中劳动营的劳工多是罗马尼亚的日耳曼族人。20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境内的日耳曼人受纳粹德国的直接控制，使罗马尼亚投向了德国的怀抱。作家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西部边境日耳曼民族聚集的小镇。当时该小镇上除了老弱病残，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性都上过前线或服务于纳粹。在小说“激动人心的年代”这一章中作者就较为坦率地描述了在罗马尼亚的日耳曼族人的德意志情结。在劳动营里，贫穷落魄的德国战俘依旧是女性劳工眼里的英雄。“我明白，这些陌生的德国男人有我们这些男人缺乏的一切。他们是元首派到世界各地去的士兵，……他们虽然也贫穷落魄，但之前却在战火中拼杀过。我们这里的女人觉得他们是英雄……”（A96）她们对德意志英雄的崇拜并没有因为德国的战败、也没有因为自己被流放到劳动营而受到丝毫的影响。她们与德国战俘的幽会不带任何的功利与杂质。“而在齐柏林飞船里，除了小白旗挂起来、收回去，爱不需要操任何心。”（A96）在家乡，母亲的言语和表情间，“我”也曾见证过这种英雄情结。“还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那个夏季，……从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帝国女人的声音，充满了爱欲：每个德国女人都要送给元首一个孩子。……我当时就想，她们只是表面上拿元首开玩笑罢了。从她们熠熠发亮的眼睛里就能看出，她们有多想做这种事。”（A94）他们有着身为日耳曼人的骄傲。“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坚信金色发辫与白色长筒袜的美丽，坚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边形，坚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属于雅利安人种。从纯身体的角度来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恶心不过了。和一个罗马尼亚人有染，更是种族的耻辱。”（A10-11）这段文字透露出，来自故乡小村庄的人视德国为祖国，对自己的日耳曼身份有着无比的骄傲，面对本国的罗马尼亚人有着盲目的优越感。“9月1日开始的这件事，我父亲管它叫做‘闪电战’。母亲叫它‘远征波兰’。”（A53）小村庄的村民对希特勒发动的战争倾注了强烈的热情。他们在收音机里关注战争的进展。“我”父亲用大头针在地图上标着纳粹德国的侵略推进，并为之兴奋鼓舞。“我”被父母送去参加私人体操训练，希望将 “我” 训练成军人的后备队员。学校举办“民族星期四” 玩战争英雄的游戏。几乎周围所有的青壮年都参加过战争，投奔过法西斯。对于纳粹的侵略战争，所有人都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也有人投机，利用纳粹军人的身份在家乡搞特权，为所欲为，纸醉金迷。然而村子里的村民只去做、去听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对他们无益或者不利的事情，他们选择不闻不问。曾经熟悉的犹太人和院子里邻居的消失，人们不愿多打听。通过这些细致画面的描绘，作者对那种只以服从、秩序、虔诚为基础的德意志民族性发起攻击。
作家米勒从她的处女座《低地》开始，在她的作品中对巴纳特施瓦本人闭锁落后的生活状态以及独裁统治下阴暗腐败的社会现状始终持无情批判的态度，表达了对充满迫害、毁灭人性的极权专制的强烈不满。小说《呼》故事背景虽然已不是巴纳特施瓦本地区，而是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劳动营，然而作家通过劳动营故乡人的陌生，通过故乡专制和劳动营专制的对比，通过对劳动营故乡人的德意志英雄情结的描述并结合回忆，从另一个角度对她的出生地的故乡扬起了批判的鞭子。读者从小说中看到的最直观的是劳动营里的悲惨现状，感受到的是集权专制下的饥饿、寒冷、冷漠、无情和对人性的摧残。从作品的各种细节描述、回忆、对比等手法中，我们依旧可以窥见作家对那出生地家乡的犀利批判。造就故乡人的陌生一方面源于劳动营环境的逼迫，另一方面却也有着故乡专制的参与。小镇居民以德意志民族身份而盲目自大骄傲，米勒都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三、无归宿感
小说伊始主人公由于同性恋倾向渴望逃离。很快，流放者被塞进了一列牲口列车，“牲口列车”交代了流放者将要面临的悲惨境遇。小说中，米勒用细节化的描述、出神入化的拟人手法和诗意的文字冷静而又真切地将流放者在劳动营中衣不御寒、食不果腹、环境恶劣、管理苛刻等状况表现出来。比如木屐，一个细小的环节，米勒作了非常细致的描述：“木屐就是一场灾难，只有鞋底是木头做的，是一块两个手指厚的木板。上面是灰色的、边缘带一根皮质带子的粗麻布。沿着那条皮质带子，粗麻布被用针缝到了鞋底上。但是相对于缝合的针线粗麻布太薄了，总是会扯坏。最先坏的是脚后跟。”（A49）类似这样的细节描述时不时从文中鲜活地跳出来。比如“节奏迅速，眼睛在游泳，手在飞舞，脚在颤抖。到现在我依旧恨那溶渣。”（A174）精疲力竭的劳动营劳工甚至羡慕已死去而不用再承受痛苦的工友。然而，羡慕已逝的人都成了奢侈，因为他们是不允许浪费任何时间和精力在胡思乱想上。“我们那些死去的难友们既不用列队也不用背水泥。但是分心想这些是不允许的。否则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没法跳舞，没法保持平衡的姿势了。只要稍稍分心一想，就会产生很多次品，背上落下无数鞭子。” （A156） 残酷的画面跃然而出。小说中各种细节叠加、串联、排列组合，道出了劳动营生存环境的整体概况，细致但不松散，琐碎但不杂乱。
除了细节描述，作家创造出一串串诗意的词汇，如土豆人、心铲、饥饿天使等，诗意的词句和恶劣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烘托出劳动营囚犯的悲惨命运。美好词汇下隐藏的是让人恐惧的恶魔。“饥饿天使”在小说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她像监视人一样如影随形，让劳动营劳工无法入睡，使他们变得陌生。冷漠成了劳动营中人与人之间的常态。
尽管生存环境恶劣，他们依旧渴望有家人惦念。家人的思念成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祖母的“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时刻回响在“我”的耳边。然而，家人在《呼》中始终是疏离的。“我”被发配往劳动营，出发前梦中母亲的哭泣让“我”感受到家人的放弃。劳动营中收到的唯一家信中母亲表现出的现实和冷漠让“我”内心的坚强彻底崩塌。“那笔迹刺痛了我，母亲的想法真现实，为了省地方，用‘19474月17生’代替了‘1947年4月17日出生’。”（A212）除了替代兄弟的生日，母親对于“我”只字未提。渴望被牵挂，偏偏被遗忘，这让“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没有了心底的那份希望，也就失去了心底的那份归宿。一九五零年幸存的流放者回到家乡之后，却找不到人倾诉他们在劳动营中所遭受的一切。一方面他们没法克服羞赧去讲述劳动营中所承受的磨难和苦痛，另一方面也没人愿意倾听他们的诉说。“我很高兴没人问，可是内心却很受伤害。”（A270） 劳动营的苦难，劳动营那些特殊的生存道德准则，“我”不知道该如何讲述。但无人问及，更让人体会到家人的漠不关心。身处劳动营时渴望的亲情在回乡之后依旧没有得到回应，家人的冷漠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房子里的情形就像饥饿天使之于劳动营一样。不清楚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不可触碰者还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可触碰者。”（A268）“不可触碰者”一词勾画出“我”和家人之间的鸿沟。身处家乡，内心却依旧找不到归宿。在小说中，家人不是以温情的形象出现，更多的是以一种陌生冷漠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曾是“我”最熟悉的家人，却也是最无法理解的陌生人。 恶劣的环境、身心的折磨、希望的幻灭，让流放者始终处于一种无归宿感中。主人公的同性恋取向更加剧了他的无归宿感。流放者的无归宿感贯穿于整部小说中。
四、思乡——活下去的希望
思乡是一种身处异乡时对回家的渴望。在《呼》中思乡寄托着一种生存的希望。思乡的内容散落在小说的各个章节，家乡的亲人、家乡的伙伴、家乡的美食、在家乡度过的童年以及家乡的各种物件就像项链上的珠子，分散却有线相连。
随着流放的开始，恐惧突然增长，思乡就开始伴随他们。思乡之歌，从流放之初唱到回乡，伴随他们走过劳动营中5年艰苦的岁月。 “那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首歌。这首歌女人们唱了五年，这首歌勾起了我们无尽的乡愁。”（A19）
看不见的饥饿天使是劳动营中的真正统治者，对抗饥饿天使最有效的武器则是对童年和家乡饮食的回忆。他们将自己锁入回忆和幻想中，在回忆和幻想中用餐。 “当饥饿变得尤为强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谈论童年和饮食。……农村来的女人们是讨论得最详细的，每一个菜谱都像一场戏剧一样由三场组。”（A115）对伴随着美食的童年的回忆尤其显得不可抗拒。饥饿而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果腹的时候，列奥伯得只能吃童年的回忆了。“这一天我们可以吃任何我们想吃的，我们能吃多少就吃多少。”（A115） 接下来小说中一口气提及了十六种小吃的名称，而这十六种小吃多是类似面包、面粉等可以果腹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幼童而是饥饿的列奥伯得渴望的食物。饥饿感来得那么强烈，所有填补饥饿的东西都一股脑儿跳出来。与其说是回忆，更不如说是“我”对食物的幻想。小吃的详细清单与劳动营中的饥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时，思乡，思念的是那个没有饥饿的地方。
祖母的“我知道你会回来的”那句话在小说中一再提及，一厢情愿的对家人的思念是“我”精神上的支撑。小说中的俄罗斯老母亲对流放在外的儿子的牵挂，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问月亮：我的母亲已经那么老弱？她病了吗？她是否还住在我们那所房子里？她还住在那儿还是也去了一所劳动营？她还活着吗？她是否知道我还活着？当她想起我的时候，是否会以为我已死去而哭泣？”（A79） 俄罗斯老奶奶成了思念孩子的母亲的化身。俄罗斯老母亲送的那块手绢在列奥伯得的眼中也不再是一块简单的手绢，而是承载了某种特殊的含义，手绢有了一种诗意的保护层，可以对抗外界一切可怕的东西，代表着一种生存的希望。“在劳动营中这样的手绢是找不到的。这些年中我原可以把它拿到集市上卖掉换些吃的。……阻止我这么做的是：我觉得手绢就是我的命运。如果丢了命运，那就失败了。我很肯定，我祖母告别时的话语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已经转化成了一块手绢。”（A80）“我”渴望那充满温情的心灵故乡。
更多的思乡画面散落在小说的各个章节中：劳动营中的看门狗和孤独让“我”回忆起童年时代的毛绒狗和母亲说的“你还有我”。劳动营水池的气味让“我”想起家中衣柜里白色樟脑丸的味道。“我”回忆家乡的旅行大巴，回忆母亲的话，回忆祖母的话，回忆家里过圣灵降临节和除夕夜的情景。思乡，就像一根希望的红绳贯穿着整部小说，劳动营的劳工正是抓着心中的这一根希望之绳而努力地活下来。
1950年當“我”重获自由回到家乡的时候，却已经无法再适应家里的生活。“陌生无疑是种负担。但是最亲的人之间的陌生是一种超量负担。我的思绪关在箱子里，我的呼吸有着俄罗斯的味道。我不想离开，但浑身散发着远方的味道。”（A273）“我”重新陷入思乡的愁绪中，内心重又开始寻找故乡的征途。
五、捍卫心灵的“故乡“
内心的无归宿感，让劳动营劳工始终在追寻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劳动营中，卡蒂代表着这样一种安宁。她天生弱智：“她智力低下，五年中一直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A43） 她没有任何工作能力，不明白任何指令和惩罚。当大家在进行集合训练的时候，她去擦工棚中的地板。“她不会感受到任何干扰她生活的不安全感。地板从来没有那么干净过。”（A104） 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其他劳工承受的痛苦她丝毫意识不到。这种生活状态正是其他流放者所渴望的。“她的行为与劳动营的规章格格不入，但却符合那样的生活状态。我们羡慕她身上隐藏着的某种自然本能的东西。”（A104） 她是劳动营中唯一没被异化的人，始终保持着最纯真自然的状态，因而异于劳动营中其他任何人。“卡蒂的弱智始终保持在一种可以原谅忍受的状态内。她不与人亲密，也不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些年中她始终保持着类似家养宠物的自然纯真。她身上没有任何陌生的东西。我们喜欢她。”（A105） 在劳动营劳工的心中，卡蒂是一个奇迹，是内心安宁的象征。所有人都在努力保护着她不受伤害。“每个人都会卷入到面包案件中。但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将卡蒂坚硬的面包占为己有。这一法则也是面包法庭的一部分。”（A122） 卡蒂是安宁、纯真和美好的代名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捍卫，不允许任何人去毁灭的。“在劳动营中我们学会了扒死人的衣服，而毫不害怕……但是卡蒂还活着，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一点，把她当作我们的财富来看待。在她身上我们可以弥补我们相互伤害的错误。只要她活在我们之间，那么我们就要竭尽全力地，而不仅仅是尽可能地去保护她。我们保护的已经不仅仅是卡蒂本人了，而是蕴含着更多的内容。”（A122） 无论其他劳工为了生存相互之间是如何冷漠无情，对于卡蒂却依旧保持着内心的善良和温暖。
故乡是一个能安放内心、让人心绪安宁的地方。漂泊的感觉是身在异乡的人难以摆脱的痛楚。《呼》中的主人公恰恰是缺少这种内心安宁的。无归宿感伴随着主人公列奥伯得·奥贝格的一生，无论是身处梦魇般的劳动营中还是在回到曾经的出生地。在《呼》中，故乡随着小说人物境遇的变化而发生着转变。身处家乡时，不为社会和家庭所接纳的同性恋取向是“我”内心安宁最大的威胁，“我”渴望在远方找到一个安放心灵的故乡。在梦魇般的劳动营中，生存是唯一的目标和任务。此时，“我”又渴望着回到出生地。回家不仅仅意味着回到出生地，更多的是意味着回到心灵的避风港，回到没有饥饿的地方。面对残酷的生存威胁，那个曾想逃离的出生地重新变得温暖起来，曾经温暖的画面被推到了记忆的最前方。米勒小说的很多地方都将主人公出生地和劳动营的生活相联系，流放者对家乡的回忆转化成了活下去的安慰和希望。然而，当主人公回到家乡，记忆中曾经温暖的东西不复存在，曾经熟悉的变成了陌生。 心中渴望的安宁并没有随着回到家乡而实现，于是心重又踏上寻找故乡的道路。小说中，对于家乡的感情主人公经历了逃离—想念—回归—再逃离。但是无论是逃离还是想念，他始终是在寻找他心所向往的故乡。寻找心灵的故乡贯穿在整部小说中。 因此，笔者认为，米勒所传达的故乡内涵随着人物、场景和人物心态的变化而发生着变换。劳动营中故乡人的专制残忍、麻木冷漠、自私贪婪、盲目的日耳曼民族情结、亲人间的冷淡缺乏温情，延续了作家早期作品的风格，从另外一个侧面揭露了作家曾经生活过的罗马尼亚小村庄的专制、愚昧、冷漠和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劳动营中恶劣的生存环境、暴虐的专制让劳动营劳工时刻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归属感，饥饿和专制催生着各种乡愁，内心归乡的渴望和无家可归的迷茫和绝望交织在一起。面对被异化扭曲的人性，仍在内心深处守护着一小片文明之地，不懈地追寻着安放心灵的故乡。因此，小说中作家表现的故乡内涵主要包括两层。第一层内涵是“我”出生成长的故乡。这一故乡内涵主要是通过对故乡人的刻画，从侧面反映出生地之故鄉的灰暗和专制。与米勒在早期作品中表现的一样，对于这个故乡，作家依旧是持一种揭露批判的态度。陌生的故乡人身上体现出的残忍、麻木、冷漠、缺乏温情以及一如既往的德意志情结，也体现了专制对人的迫害和对人性的毁灭。第二层内涵是“我”所渴望追寻的心灵故乡。通过对残酷环境和专制统治的描写，刻画出“我”和劳动营劳工的无归宿感。也正是这种无归宿感让“我”的内心一直处于追寻灵魂安放之所，追寻那让内心自在舒适的故乡。
同时，作品中体现出的对故乡的批判和追寻，并不是分割独立的，两条线不断地有着交织和重叠。在批判中追寻，在追寻中批判和思索，去追寻那魂牵梦萦的故乡。
注释
① Müller， Herta： Nachwort. In： Atemschaukel，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2009：.299. / 赫塔·米勒.《呼吸秋千》后记[M].吴文权，余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77；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随文标出该著作的首字A和引文出处页码，如A299，不再另注.也不再标注国内出版的译文的页码.
参考文献
[1] Müller，Herta： Atemschaukel.Roman [M] .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2009.
[2] Arnold，Heinz Ludwig：Text+Kritik[M].München：Richard Boorberg Verlag，2002.
[3] Eke，Norbert Otto（Hg.）：Die erfundene Wahrnehmung. Ann？覿herung an Herta Müller[M].Hamburg：Igel Verlag Literatur & Wissenschaft，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