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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玉刚到甘肃省文联主政时口碑毁誉参半，评价两极。好的评价来自《飞天》的一些老编辑，说张炳玉还是文学青年那会，谦虚好学，把小说、散文稿亲自送到编辑部，见了张编辑叫张老师，见了李编辑叫李老师，认真听取意见，一遍遍地修改，直至发表；坏的呢，多来自道听途说，说他架子大，官气十足，不大理人，文化厅所属的一些剧团的团长常被他修理得狼狈不堪。到文联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与大家有了更多的接触，亦有了正面的积极评价——老诗人杨文林就说：炳玉，人不左，干实事。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人心一杆秤，公道自在人心。
杨文林的话代表了文联许多作家艺术家共同的心声。
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这评价并不高。
其实不然。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左”在我们国家占据了主流地位，害苦了我们的党，害苦了我们的国家，害苦了我们的民族。因此，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特别是经过思想解放大潮之后，直至今天，评价一个人，特别是评价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如果把“不左”与“干实事”并用，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行文至此，蓦然想起我与张炳玉相处期间的两件小事，似乎可成为杨文林评价的佐证。
其一，世纪之交，张炳玉由文化厅厅长调任省文联党组书记。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筹备文代会——文联换届。那时不管文联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如何、分量如何，但文代会及换届还是很隆重的，省上要成立领导小组，起码是分管的省委副书记任组长，下设组织人事组、秘书材料组、会务组。笔者因在秘书材料组叨陪末座，有幸在张炳玉率领下出席省委领导小组的汇报会。
那天听取汇报的领导是省委副书记仲兆隆及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财政厅等参与筹备组的相关领导。汇报自然以张炳玉为主。
张炳玉首先汇报了文代会前一阶段的筹备情况，简要地讲了组织人事组、秘书材料组、会务组的进展。然后话锋一转，重点谈起了文联的困难。
他说，文联12个文艺家协会外加《飞天》、文学院、文艺理论研究室共15个事业单位，事业经费一共只有37万元。其中22万元是戴帽下达给《飞天》的，因为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文，每省重点扶持一家纯文学刊物，甘肃定的就是《飞天》。剩下的15万元还要挤出一些补助办公室经费的不足，分配到其余14家单位，少的每年只有几千元，最多的作家协会，每年也只有一万多元。
张炳玉还谈到了文联办公场所的困窘：党组书记、副书记一间办公室，他这个新任书记上任后没有办公室，仍在文化厅办公；主席程士荣，副主席武玉笑、陈光三位“老延安”挤一间办公室；新办公楼建好两三年了，因拖欠300万工程款，人家不交钥匙。张炳玉接着说：当然，亮点还是有的，十年前只有一部直拨电话，如今翻了一番，变成两部了。
话到这儿，张炳玉停顿下来，因为他的话已引起了领导们的反响，在小声议论。看得出文联的困难状况超出了他们的想像，甚至感到有些吃惊。当领导们意识到他们的议论影响了张炳玉的汇报时，便停了下来，主持会的仲兆隆示意张炳玉继续说。
张炳玉说：十年时间，如果GDP能翻番，那是了不起的成绩！可惜，只是两部直拨电话。改革开放20年了，一个单位致富不容易，而让一个单位如此穷，也不容易。
张炳玉的话引起哄堂大笑，但却戛然而止。毕竟听汇报的都是高端人士，高学历高素质高修养自然不在话下，个中意味大家都懂。
我暗暗佩服张炳玉的语言艺术及冷幽默。他声音不高，语速不快，声调平和，说话时低着头，不看任何人，但却产生了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是震撼性的效果——拖欠多年的300万建楼款分期到位，职工搬进新楼办公，事业经费也增加了，随后高高兴兴地换了届。
其二，李季、闻捷二位大诗人曾于1958年来甘肃，创建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并任主席、副主席，兼任《飞天》的前身《红旗手》的主编、副主编。李季、闻捷二位大诗人的到来，对甘肃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对文艺人才的发现与培养，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如今甘肃被公认为诗歌大省、诗歌强省，李、闻二位居功至伟。2002年《文捷全集》出版，老诗人杨文林及《飞天》编辑部同仁怀着感恩的心，筹备《闻捷全集》出版座谈会。
甘肃文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被贫困逼出的办法：谁组织活动谁筹集经费。杨文林利用他在甘肃文坛数十年耕耘创造的极佳人脉及《飞天》的影响，筹集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经费。可一算账仍有不小的缺口。因为杨文林搞文学活动特别认真，一贯的大手笔——出席人数控制在200人以内；买200套书分赠与会者；会场租金及餐叙；闻捷的女儿赵咏梅及《闻捷全集》责编张晴和闻捷生前好友、上海老诗人宁宇要请来，不仅要解决他们的食宿，还要包他们的往返机票；会后第二天，还要带他们到闻捷夫妇（闻捷夫人姓杜，出身陕北名门）在陕北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访问，让“文革孤儿”赵咏梅感受父辈的关爱、大地的温暖。
于是我们只好找张炳玉汇报求助。想不到张炳玉非常痛快，一口应承。他说：紀念闻捷是件很有意义的好事，是文联应该做的，要感谢你们的辛勤筹备，至于经费的不足，由文联兜底，缺多少补多少。还商定座谈会以省文联的名义开，张炳玉主持并讲话。可是到了会议召开的9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省委免掉了张炳玉的文联党组书记职务，传闻安排他到省政协任职。张炳玉提出，座谈会他仍参加，但不能主持及讲话了，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有违官场规矩。杨文林坚持座谈会仍由他主持并讲话，为此把主办单位由省文联改为《飞天》杂志社，避免让张炳玉太为难。规格降了，座谈会仍然开得隆重、热烈，圆满成功。
我亲历的这两件事，发生在张炳玉在文联任职的一头一尾，足以彰显他干实事、干事业的形象及影响了。实际上这只是张炳玉改变甘肃文联面貌的冰山一角。
除了在省文聯的数年，在省政协我们又共事了五年：他是专职常委，任港、澳、台、侨及外事委员会主任；我是兼职常委，多参加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的活动。其间，常有交集。近十年的共事与交往，时间已不算短，本以为我是了解张炳玉的，可是读了常金生的传记文学《潮起潮落：张炳玉的文化情怀》，蓦然发现，其实我并不了解张炳玉，尤其是对他的思想追求、精神境界、文化情怀知之甚少。 这也许与张炳玉的性格与为人有关。
有的人只说不干，有的人边说边干，有的人只干不说。
张炳玉属于后者。
生活中我们常见到的现象是，某些官员夸夸其谈，二三分成绩夸大到十分，大谈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闭口不谈夜走麦城。张炳玉则很低调。比如他在平凉任地委副书记时，曾得到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赏识，之后又通过了中组部的考察。近十年的交往，他居然只字未提。
再比如甘肃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获巨大成功，也未从他口中听到过一个字，倒是听到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后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的陈昌本的盛赞。
陈昌本说，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成功超出了文化部及他本人的预期，这包括节目及组织两个方面：甘肃的八台节目，台台精彩，特别是开幕式及《敦煌乐舞》、京剧《夏王悲歌》，受到李瑞环同志的充分肯定与赞扬。组织工作也很给力，井然有序，参演的各省都很满意。陈昌本还说：艺术节期間组织协调工作特别繁忙，看节目很多，根本没时间写文章，不写呢，又觉得对不起甘肃，于是就写了一篇评张掖的新编历史秦剧《西域情》的评论，在《人民日报》刊出。这是艺术节期间他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
《潮起潮落：张炳玉的文化情怀》好就好在写出了张炳玉从读书到从政不同阶段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掩卷深思，余音绕梁，给人诸多回味、思索与启迪。
首先，良知为张炳玉的人生涂上了浓郁深厚的底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评价人的标准与时俱进，日益“高、大、上”的今天，用良知作为评价人、特别是评价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似乎标准太低，有人不以为然，甚至不屑。
其实不然。
良知是什么？良知是真、善、美，是做人的起码准则，是做人的最大公约数，犹如公理毋须证明一样，良知是人类文明进步累积的最大最重要的无须证明无可争议的道德成果。纵观古今中外，人祸毫无疑问是人类自己违背了良知造成的恶果。再拿当下最热门最得民心的反贪为例，无论是“大老虎”还是“小苍蝇”，哪一个不是突破了做人的底线、失掉了人类的良知呢？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文革”，就是人类良知与罪恶搏奕的巨大检验场，是邪恶戕害正义的大劫难、大悲剧。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有人提出“文革”无对错——“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响应伟大“号召”展开的，说对都对，说错都错，没有根本性区别。
此言大谬。
仅从“造反”及“保守”来分析与判断“文革”，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而用良知呢？立马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比如“文革”中打、砸、抢、抄等“老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行为，以及草菅人命残害无辜等赤裸裸的犯罪，为人类不齿。这，难道加害者与受害者能一样吗？如此混淆是非，良心何在！天理何在？
恰恰是“文革”，令在兰州大学读书的张炳玉经历了良知最严峻的考验。
兰大在“文革”中有一个“白色恐怖70天”，共4000人的兰大，1070人遭批斗，被揪斗900多人；自杀七人；失踪三人。面对这股滔天逆流——当时的主流——张炳玉和一帮良知未泯的同学组织起来，进行不计个人安危的殊死搏斗，保卫他们从心底敬爱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江隆基校长。江隆基被迫害致死、“文革”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张炳玉他们自筹经费，举办了伸张正义的纪念江隆基的展览。
惊天地泣鬼神！
江隆基地下有知，应深感欣慰：同“文革”中含冤死去的无数老革命、老干部相比，他的冤案提前十多年就被他的学生通过展览给予平反昭雪了！
写到张炳玉这段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生历练，作者常金生不禁发出了由衷地、感人的、精彩的赞叹——
也许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就是对生命的麻木、漠视，他们太热衷于看热闹，他们从不冷静地独立地去思考历史、思考身边发生的事！张炳玉和他一部分同学，能够在那样一个潮流之中，保持一份清醒，保留一份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实属不易。
先做人，后做事。“文革”中张炳玉就做到了。
良知令张炳玉的人生受益匪浅。特别是在他为官从政的关键节点，在拨乱反正的工作中遇到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时，能够有底气、有正气、多谋善断，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决断。比如他刚刚就任平凉地委副书记、分管政法时，就遇到了造纸工程师刘玉林因业余时间替人设计厂房、获600元报酬而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的棘手案件。
现在看来荒唐可笑——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正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吗？
这就是1980年代初的严峻现实：“文革”被否定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潮仍在，拨乱反正谈何容易！张炳玉顶住压力，克服阻力，与公检法的负责人反复讨论、争论，甚至辩论，力主为刘玉林平了反、正了名。之后，这位技术能人刘玉林成为地方与军队造纸企业争相聘请的“香饽饽”。
相同案例还有一个造纸工程师郑辅君，张炳玉不仅为其落实了政策，而且帮助其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的困难。他后来当了厂长，令困境中的造纸厂扭亏为盈、起死回生。
司法界有句名言：良知比法律更重要。
再完备的法律也不能全覆盖，总会留下“灰色地带”。张炳玉任文化厅长之初就遇到了“灰色地带”的问题。有些地方盗掘、盗卖文物猖獗。为此省上及地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抓了一批、判了一批。但按“投机倒把罪”判刑太轻，起不到震慑作用，不足以遏制犯罪势头。张炳玉除了按组织渠道向省上主管領导汇报而外，还奔走呼号，甚至在省人代会上与司法部门的头头脑脑激辩，文物不可再生，大声疾呼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物的重要性。诚之所至，金石为开。省上组成了以主管副省长为首的庞大工作组，赴问题严重的地区调查研究，出台政策，监督严办，终于遏制住了盗掘、盗卖文物的犯罪势头。
其次，为官勤政善用权，是张炳玉的成功之道。 無权不成官，有官必有权。这是古今中外普遍通用的道理。关键是看你这官把权用在哪里：用在国家及民族振兴的事业上，为社会造福，为人民谋利，清正廉洁，这是正道。这也是张炳玉的为官之道，成功之道。
张炳玉由省城大机关的公务员，任命为平凉县委副书记，当时叫“一杆子插到底”。作为“知识化”的年轻干部，这是锻炼、是考验，也是挑战。张炳玉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环境，走遍了平凉县21个乡镇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与许多乡村干部、甚至农民同吃同住，成了朋友，真心实意力所能及地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及好评。当他被提拔为平凉地委副书记时，县上的干部群众甚至有些惋惜——不是认为不该提拔，而是有些依依不舍。
张炳玉担任地委副书记后，官大了，相应的权力也大了。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为官之道、做人准则没变，始终把“民生”放在首要位置。
1971年4月12日，中央广电局发文在宁夏六盘山海拔2645米的峰巅建广播电视节目转播站。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惠民工程，由于甘、宁双方的种种矛盾，红头文件发了19次、扯皮13年，到1983年张炳玉任平凉地委副书记时，“皮球”仍在中央广电局及甘、宁之间来回踢。
张炳玉了解情况后，亲自率队赴银川求解。
都是党的干部，都是领导，大道理就不必讲了，都懂；但消除矛盾、化解分歧是必须的。
于是很快达成了协议。
于是很快用行动予以落实。
于是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之一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在六盘山周边甘、宁20个县300万农民中得到落实。
惺惺相惜。
至此，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为什么赏识张炳玉以及他为什么能通过中组部的严格考察，便顺理成章，不必细说了。
也许关乎政治文明，也许关乎微妙的人际关系。张炳玉在起步良好的仕途上走了一段并非平坦的路——在副厅（局）及正厅（局）这一平台上移来移去——介于顺与不顺之间。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张炳玉并未受此影响，为官勤政善用权的本色始终未变，之后又留下了沉甸甸的、甚至是闪光的政绩——比如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比如他任文化厅厅长之前的13年（请注意，又一个13年），有着戏剧大省、强省美誉的甘肃，居然无一人获国家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而他任厅长后、特别是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后，几乎届届有人获奖，1995至2015年，甘肃已有13人获奖。
获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才辈出。
人才辈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文艺事业的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文艺事业的蒸蒸日上、兴旺发达意味着计么？意味着张炳玉及其领导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与心血。
当然，这一切最终还是归结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正应了那句古老的智慧哲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张炳玉失了马，故土甘肃得了福。
造福乡梓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高境界，不经意间，张炳玉又做到了。
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当官与权力的关系。
有人说权力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对不对呢？有道理，但不全对。权力滋生腐败与制度的“笼子”没有扎牢及监管的缺失有关。当然很重要的一点，与为官者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思想境界有关。那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搞權力寻租、变现，大搞权钱、权色交易，最终沦为“大老虎”、“小苍蝇”的毕竟是少数，不去说他了。除此之外，在我们大大小小的官员中，有胡作为、乱作为的，是把权力用错了地方；有不作为的，那是庸政、懒政。
至此，我想起了听说（仅仅是听说）的一则笑话：某官员出国，将单位的公章装在公文包内，周游列国。为什么？怕别人夺权——起码是怕他出国期间别人私自用权。当官是为了掌权，掌权就掌握公章，此公的境界仍停留在“文革”中。可不是吗？那时各派之间的“夺权”，大搞武斗、大打出手，冷兵器不过瘾，动用热兵器，夺来夺去不就是夺一枚公章吗？
第三，做官也要有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往往指那些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执著与挚爱。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也需要敬业精神吗？
当然需要。
从一般意义上讲，在强调文凭学历的今天，领导干部应该是有专业的，但谁也不能保证永远在你所学的专业领域工作、当领导。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做好领导，领导干部不一定是专材，但必须是通材——复合型人材。这就需要学习，需要充电，需要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需要敬业。
特殊的意义在于，长期的执政，令部分官员的使命意识日益淡薄，甚至有违执政党执政的初衷，变得患得患失、挑肥拣瘦，私下把地区、行业、部门、职务分成什么金窝窝、银窝窝、铜窝窝、草窝窝、土窝窝。顺理成章，在金窝窝、银窝窝当领导就安心，就敬业，在其他“窝窝”当领导，对不起，就不安心，就向组织提条件。
张炳玉的从政之路多次转岗，贫困地区的县委、地委是执政的权力核心，这没问题，是否是“金窝窝”、“银窝窝”就不好说了。再拿他干出了突出成绩的文化厅来说，也不被许多官场人士看好。王蒙初当文化部长时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想起了一位老爷子，他是老新四军，听我要去文化部，他说，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他是在讽刺吗？”（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要你当文化部长》。
长期的对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往往是破而不立。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领导干部不愿到文化部门任职的原因。没水平的干不了，有水平的不愿干；有水平的没有敬业精神也不行。张炳玉在文化厅取得的那么多成绩，没有敬业精神行吗？
省文联呢，困窘状况前文已提及，恐怕连“草窝窝”也算不上，至多是贫困山区的“土窑洞”。而张炳玉照样兢兢业业，迅速改变着全省文艺界的面貌。 张炳玉从政的最后一站——甘肃省政协，比较复杂一点，不是什么“窝窝”能够概括的。
关于政协，本人十年省政协委员的亲历得出的认识，几乎全是正面的：它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四大机构之一，是人才精英的荟萃之地；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畅所欲言，渠道通达；特别是民族、宗教的统战工作，更是卓有成效。毋庸讳言，我也听到了一些意见，他们说：党委决策政府办，人大监督政协看。这些牢骚及善意的调侃，多来自曾驰骋于党政部门的官员，他们因年龄原因离开权力部门及单位，多多少少有些失落，自觉不自觉地把政协看作了“船到码头车到站”之前的过渡地带。而张炳玉没有。他在“港、澳、台、侨及外事委员会”主任的位子上，照样干得风生水起——为振兴甘肃的旅游，他不仅积极建言献策，而且大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西王母文化论坛”、“道教文化论坛”……在中国的文化軟实力走向世界、广为传播的同时，也把政协的统一战线延伸到台湾、东南亚及世界的许多地方。
作为正厅（局）级的张炳玉，历史上被尊为“五品”大员，属高官序列，但在今日之中国，比他更高的高官如云，因而显得普通。好在人生的价值、意义并非由官职的大小高底界定。因此，就有了我的感慨——《潮起潮落：张炳玉的文化情怀》写出了一个普通官员并不普通的厚重人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叫做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指自身的道德修養；立功指出将入相，为国家、民族、社会做奉献；立言呢，将自己的言行、主张、思想境界及情怀转化为文字，转化为非物质财富，昭示后人，传之久远。这三者俱佳，被称作“三立完人”。“三立完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一般人自然难以企及，但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这过程本身就具有非凡的积极意义。出身于陇原贫困地区农家的张炳玉，靠自幼的寒窗苦读、自强不息，靠奋发有为、不断进取，奉献于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而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又玉成了他，令他功成名就。而常金生的这部文学传记适时地恰到好处地为他补齐了“三立”中的最后一“立”——“立言”。
为生命寻求一个支点。
为人生寻求一个历史的坐标。
为灵魂寻求一个归宿。
这是张炳玉做人为官的成功。
当然，这也是常金生的传记文学《潮起潮落：张炳玉文化情怀》的成功。
（《潮起潮落：张炳玉的文化情怀》，常金生著，2016年11月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人心一杆秤，公道自在人心。
杨文林的话代表了文联许多作家艺术家共同的心声。
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这评价并不高。
其实不然。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左”在我们国家占据了主流地位，害苦了我们的党，害苦了我们的国家，害苦了我们的民族。因此，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特别是经过思想解放大潮之后，直至今天，评价一个人，特别是评价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如果把“不左”与“干实事”并用，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行文至此，蓦然想起我与张炳玉相处期间的两件小事，似乎可成为杨文林评价的佐证。
其一，世纪之交，张炳玉由文化厅厅长调任省文联党组书记。上任之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筹备文代会——文联换届。那时不管文联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如何、分量如何，但文代会及换届还是很隆重的，省上要成立领导小组，起码是分管的省委副书记任组长，下设组织人事组、秘书材料组、会务组。笔者因在秘书材料组叨陪末座，有幸在张炳玉率领下出席省委领导小组的汇报会。
那天听取汇报的领导是省委副书记仲兆隆及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财政厅等参与筹备组的相关领导。汇报自然以张炳玉为主。
张炳玉首先汇报了文代会前一阶段的筹备情况，简要地讲了组织人事组、秘书材料组、会务组的进展。然后话锋一转，重点谈起了文联的困难。
他说，文联12个文艺家协会外加《飞天》、文学院、文艺理论研究室共15个事业单位，事业经费一共只有37万元。其中22万元是戴帽下达给《飞天》的，因为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文，每省重点扶持一家纯文学刊物，甘肃定的就是《飞天》。剩下的15万元还要挤出一些补助办公室经费的不足，分配到其余14家单位，少的每年只有几千元，最多的作家协会，每年也只有一万多元。
张炳玉还谈到了文联办公场所的困窘：党组书记、副书记一间办公室，他这个新任书记上任后没有办公室，仍在文化厅办公；主席程士荣，副主席武玉笑、陈光三位“老延安”挤一间办公室；新办公楼建好两三年了，因拖欠300万工程款，人家不交钥匙。张炳玉接着说：当然，亮点还是有的，十年前只有一部直拨电话，如今翻了一番，变成两部了。
话到这儿，张炳玉停顿下来，因为他的话已引起了领导们的反响，在小声议论。看得出文联的困难状况超出了他们的想像，甚至感到有些吃惊。当领导们意识到他们的议论影响了张炳玉的汇报时，便停了下来，主持会的仲兆隆示意张炳玉继续说。
张炳玉说：十年时间，如果GDP能翻番，那是了不起的成绩！可惜，只是两部直拨电话。改革开放20年了，一个单位致富不容易，而让一个单位如此穷，也不容易。
张炳玉的话引起哄堂大笑，但却戛然而止。毕竟听汇报的都是高端人士，高学历高素质高修养自然不在话下，个中意味大家都懂。
我暗暗佩服张炳玉的语言艺术及冷幽默。他声音不高，语速不快，声调平和，说话时低着头，不看任何人，但却产生了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是震撼性的效果——拖欠多年的300万建楼款分期到位，职工搬进新楼办公，事业经费也增加了，随后高高兴兴地换了届。
其二，李季、闻捷二位大诗人曾于1958年来甘肃，创建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并任主席、副主席，兼任《飞天》的前身《红旗手》的主编、副主编。李季、闻捷二位大诗人的到来，对甘肃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对文艺人才的发现与培养，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如今甘肃被公认为诗歌大省、诗歌强省，李、闻二位居功至伟。2002年《文捷全集》出版，老诗人杨文林及《飞天》编辑部同仁怀着感恩的心，筹备《闻捷全集》出版座谈会。
甘肃文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或者说是被贫困逼出的办法：谁组织活动谁筹集经费。杨文林利用他在甘肃文坛数十年耕耘创造的极佳人脉及《飞天》的影响，筹集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经费。可一算账仍有不小的缺口。因为杨文林搞文学活动特别认真，一贯的大手笔——出席人数控制在200人以内；买200套书分赠与会者；会场租金及餐叙；闻捷的女儿赵咏梅及《闻捷全集》责编张晴和闻捷生前好友、上海老诗人宁宇要请来，不仅要解决他们的食宿，还要包他们的往返机票；会后第二天，还要带他们到闻捷夫妇（闻捷夫人姓杜，出身陕北名门）在陕北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访问，让“文革孤儿”赵咏梅感受父辈的关爱、大地的温暖。
于是我们只好找张炳玉汇报求助。想不到张炳玉非常痛快，一口应承。他说：紀念闻捷是件很有意义的好事，是文联应该做的，要感谢你们的辛勤筹备，至于经费的不足，由文联兜底，缺多少补多少。还商定座谈会以省文联的名义开，张炳玉主持并讲话。可是到了会议召开的9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省委免掉了张炳玉的文联党组书记职务，传闻安排他到省政协任职。张炳玉提出，座谈会他仍参加，但不能主持及讲话了，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有违官场规矩。杨文林坚持座谈会仍由他主持并讲话，为此把主办单位由省文联改为《飞天》杂志社，避免让张炳玉太为难。规格降了，座谈会仍然开得隆重、热烈，圆满成功。
我亲历的这两件事，发生在张炳玉在文联任职的一头一尾，足以彰显他干实事、干事业的形象及影响了。实际上这只是张炳玉改变甘肃文联面貌的冰山一角。
除了在省文聯的数年，在省政协我们又共事了五年：他是专职常委，任港、澳、台、侨及外事委员会主任；我是兼职常委，多参加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的活动。其间，常有交集。近十年的共事与交往，时间已不算短，本以为我是了解张炳玉的，可是读了常金生的传记文学《潮起潮落：张炳玉的文化情怀》，蓦然发现，其实我并不了解张炳玉，尤其是对他的思想追求、精神境界、文化情怀知之甚少。 这也许与张炳玉的性格与为人有关。
有的人只说不干，有的人边说边干，有的人只干不说。
张炳玉属于后者。
生活中我们常见到的现象是，某些官员夸夸其谈，二三分成绩夸大到十分，大谈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闭口不谈夜走麦城。张炳玉则很低调。比如他在平凉任地委副书记时，曾得到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赏识，之后又通过了中组部的考察。近十年的交往，他居然只字未提。
再比如甘肃举办第四届中国艺术节获巨大成功，也未从他口中听到过一个字，倒是听到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后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的陈昌本的盛赞。
陈昌本说，第四届中国艺术节的成功超出了文化部及他本人的预期，这包括节目及组织两个方面：甘肃的八台节目，台台精彩，特别是开幕式及《敦煌乐舞》、京剧《夏王悲歌》，受到李瑞环同志的充分肯定与赞扬。组织工作也很给力，井然有序，参演的各省都很满意。陈昌本还说：艺术节期間组织协调工作特别繁忙，看节目很多，根本没时间写文章，不写呢，又觉得对不起甘肃，于是就写了一篇评张掖的新编历史秦剧《西域情》的评论，在《人民日报》刊出。这是艺术节期间他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
《潮起潮落：张炳玉的文化情怀》好就好在写出了张炳玉从读书到从政不同阶段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掩卷深思，余音绕梁，给人诸多回味、思索与启迪。
首先，良知为张炳玉的人生涂上了浓郁深厚的底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评价人的标准与时俱进，日益“高、大、上”的今天，用良知作为评价人、特别是评价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似乎标准太低，有人不以为然，甚至不屑。
其实不然。
良知是什么？良知是真、善、美，是做人的起码准则，是做人的最大公约数，犹如公理毋须证明一样，良知是人类文明进步累积的最大最重要的无须证明无可争议的道德成果。纵观古今中外，人祸毫无疑问是人类自己违背了良知造成的恶果。再拿当下最热门最得民心的反贪为例，无论是“大老虎”还是“小苍蝇”，哪一个不是突破了做人的底线、失掉了人类的良知呢？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文革”，就是人类良知与罪恶搏奕的巨大检验场，是邪恶戕害正义的大劫难、大悲剧。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有人提出“文革”无对错——“造反派”与“保守派”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响应伟大“号召”展开的，说对都对，说错都错，没有根本性区别。
此言大谬。
仅从“造反”及“保守”来分析与判断“文革”，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而用良知呢？立马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比如“文革”中打、砸、抢、抄等“老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行为，以及草菅人命残害无辜等赤裸裸的犯罪，为人类不齿。这，难道加害者与受害者能一样吗？如此混淆是非，良心何在！天理何在？
恰恰是“文革”，令在兰州大学读书的张炳玉经历了良知最严峻的考验。
兰大在“文革”中有一个“白色恐怖70天”，共4000人的兰大，1070人遭批斗，被揪斗900多人；自杀七人；失踪三人。面对这股滔天逆流——当时的主流——张炳玉和一帮良知未泯的同学组织起来，进行不计个人安危的殊死搏斗，保卫他们从心底敬爱的老革命家、老教育家江隆基校长。江隆基被迫害致死、“文革”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张炳玉他们自筹经费，举办了伸张正义的纪念江隆基的展览。
惊天地泣鬼神！
江隆基地下有知，应深感欣慰：同“文革”中含冤死去的无数老革命、老干部相比，他的冤案提前十多年就被他的学生通过展览给予平反昭雪了！
写到张炳玉这段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人生历练，作者常金生不禁发出了由衷地、感人的、精彩的赞叹——
也许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就是对生命的麻木、漠视，他们太热衷于看热闹，他们从不冷静地独立地去思考历史、思考身边发生的事！张炳玉和他一部分同学，能够在那样一个潮流之中，保持一份清醒，保留一份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实属不易。
先做人，后做事。“文革”中张炳玉就做到了。
良知令张炳玉的人生受益匪浅。特别是在他为官从政的关键节点，在拨乱反正的工作中遇到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时，能够有底气、有正气、多谋善断，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决断。比如他刚刚就任平凉地委副书记、分管政法时，就遇到了造纸工程师刘玉林因业余时间替人设计厂房、获600元报酬而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的棘手案件。
现在看来荒唐可笑——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不正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吗？
这就是1980年代初的严峻现实：“文革”被否定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潮仍在，拨乱反正谈何容易！张炳玉顶住压力，克服阻力，与公检法的负责人反复讨论、争论，甚至辩论，力主为刘玉林平了反、正了名。之后，这位技术能人刘玉林成为地方与军队造纸企业争相聘请的“香饽饽”。
相同案例还有一个造纸工程师郑辅君，张炳玉不仅为其落实了政策，而且帮助其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的困难。他后来当了厂长，令困境中的造纸厂扭亏为盈、起死回生。
司法界有句名言：良知比法律更重要。
再完备的法律也不能全覆盖，总会留下“灰色地带”。张炳玉任文化厅长之初就遇到了“灰色地带”的问题。有些地方盗掘、盗卖文物猖獗。为此省上及地方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抓了一批、判了一批。但按“投机倒把罪”判刑太轻，起不到震慑作用，不足以遏制犯罪势头。张炳玉除了按组织渠道向省上主管領导汇报而外，还奔走呼号，甚至在省人代会上与司法部门的头头脑脑激辩，文物不可再生，大声疾呼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物的重要性。诚之所至，金石为开。省上组成了以主管副省长为首的庞大工作组，赴问题严重的地区调查研究，出台政策，监督严办，终于遏制住了盗掘、盗卖文物的犯罪势头。
其次，为官勤政善用权，是张炳玉的成功之道。 無权不成官，有官必有权。这是古今中外普遍通用的道理。关键是看你这官把权用在哪里：用在国家及民族振兴的事业上，为社会造福，为人民谋利，清正廉洁，这是正道。这也是张炳玉的为官之道，成功之道。
张炳玉由省城大机关的公务员，任命为平凉县委副书记，当时叫“一杆子插到底”。作为“知识化”的年轻干部，这是锻炼、是考验，也是挑战。张炳玉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环境，走遍了平凉县21个乡镇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与许多乡村干部、甚至农民同吃同住，成了朋友，真心实意力所能及地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及好评。当他被提拔为平凉地委副书记时，县上的干部群众甚至有些惋惜——不是认为不该提拔，而是有些依依不舍。
张炳玉担任地委副书记后，官大了，相应的权力也大了。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为官之道、做人准则没变，始终把“民生”放在首要位置。
1971年4月12日，中央广电局发文在宁夏六盘山海拔2645米的峰巅建广播电视节目转播站。可就是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惠民工程，由于甘、宁双方的种种矛盾，红头文件发了19次、扯皮13年，到1983年张炳玉任平凉地委副书记时，“皮球”仍在中央广电局及甘、宁之间来回踢。
张炳玉了解情况后，亲自率队赴银川求解。
都是党的干部，都是领导，大道理就不必讲了，都懂；但消除矛盾、化解分歧是必须的。
于是很快达成了协议。
于是很快用行动予以落实。
于是执政党“三个代表”重要理论之一的“先进文化”的代表在六盘山周边甘、宁20个县300万农民中得到落实。
惺惺相惜。
至此，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为什么赏识张炳玉以及他为什么能通过中组部的严格考察，便顺理成章，不必细说了。
也许关乎政治文明，也许关乎微妙的人际关系。张炳玉在起步良好的仕途上走了一段并非平坦的路——在副厅（局）及正厅（局）这一平台上移来移去——介于顺与不顺之间。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张炳玉并未受此影响，为官勤政善用权的本色始终未变，之后又留下了沉甸甸的、甚至是闪光的政绩——比如第四届中国艺术节；比如他任文化厅厅长之前的13年（请注意，又一个13年），有着戏剧大省、强省美誉的甘肃，居然无一人获国家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而他任厅长后、特别是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后，几乎届届有人获奖，1995至2015年，甘肃已有13人获奖。
获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才辈出。
人才辈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文艺事业的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文艺事业的蒸蒸日上、兴旺发达意味着计么？意味着张炳玉及其领导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与心血。
当然，这一切最终还是归结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正应了那句古老的智慧哲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张炳玉失了马，故土甘肃得了福。
造福乡梓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高境界，不经意间，张炳玉又做到了。
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当官与权力的关系。
有人说权力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对不对呢？有道理，但不全对。权力滋生腐败与制度的“笼子”没有扎牢及监管的缺失有关。当然很重要的一点，与为官者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思想境界有关。那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大搞權力寻租、变现，大搞权钱、权色交易，最终沦为“大老虎”、“小苍蝇”的毕竟是少数，不去说他了。除此之外，在我们大大小小的官员中，有胡作为、乱作为的，是把权力用错了地方；有不作为的，那是庸政、懒政。
至此，我想起了听说（仅仅是听说）的一则笑话：某官员出国，将单位的公章装在公文包内，周游列国。为什么？怕别人夺权——起码是怕他出国期间别人私自用权。当官是为了掌权，掌权就掌握公章，此公的境界仍停留在“文革”中。可不是吗？那时各派之间的“夺权”，大搞武斗、大打出手，冷兵器不过瘾，动用热兵器，夺来夺去不就是夺一枚公章吗？
第三，做官也要有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往往指那些专业性技术性比较强的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执著与挚爱。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也需要敬业精神吗？
当然需要。
从一般意义上讲，在强调文凭学历的今天，领导干部应该是有专业的，但谁也不能保证永远在你所学的专业领域工作、当领导。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做好领导，领导干部不一定是专材，但必须是通材——复合型人材。这就需要学习，需要充电，需要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需要敬业。
特殊的意义在于，长期的执政，令部分官员的使命意识日益淡薄，甚至有违执政党执政的初衷，变得患得患失、挑肥拣瘦，私下把地区、行业、部门、职务分成什么金窝窝、银窝窝、铜窝窝、草窝窝、土窝窝。顺理成章，在金窝窝、银窝窝当领导就安心，就敬业，在其他“窝窝”当领导，对不起，就不安心，就向组织提条件。
张炳玉的从政之路多次转岗，贫困地区的县委、地委是执政的权力核心，这没问题，是否是“金窝窝”、“银窝窝”就不好说了。再拿他干出了突出成绩的文化厅来说，也不被许多官场人士看好。王蒙初当文化部长时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我想起了一位老爷子，他是老新四军，听我要去文化部，他说，一个文化部长能不糟蹋文化就好了。他是在讽刺吗？”（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要你当文化部长》。
长期的对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不破不立、大破大立，往往是破而不立。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领导干部不愿到文化部门任职的原因。没水平的干不了，有水平的不愿干；有水平的没有敬业精神也不行。张炳玉在文化厅取得的那么多成绩，没有敬业精神行吗？
省文联呢，困窘状况前文已提及，恐怕连“草窝窝”也算不上，至多是贫困山区的“土窑洞”。而张炳玉照样兢兢业业，迅速改变着全省文艺界的面貌。 张炳玉从政的最后一站——甘肃省政协，比较复杂一点，不是什么“窝窝”能够概括的。
关于政协，本人十年省政协委员的亲历得出的认识，几乎全是正面的：它是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四大机构之一，是人才精英的荟萃之地；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畅所欲言，渠道通达；特别是民族、宗教的统战工作，更是卓有成效。毋庸讳言，我也听到了一些意见，他们说：党委决策政府办，人大监督政协看。这些牢骚及善意的调侃，多来自曾驰骋于党政部门的官员，他们因年龄原因离开权力部门及单位，多多少少有些失落，自觉不自觉地把政协看作了“船到码头车到站”之前的过渡地带。而张炳玉没有。他在“港、澳、台、侨及外事委员会”主任的位子上，照样干得风生水起——为振兴甘肃的旅游，他不仅积极建言献策，而且大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西王母文化论坛”、“道教文化论坛”……在中国的文化軟实力走向世界、广为传播的同时，也把政协的统一战线延伸到台湾、东南亚及世界的许多地方。
作为正厅（局）级的张炳玉，历史上被尊为“五品”大员，属高官序列，但在今日之中国，比他更高的高官如云，因而显得普通。好在人生的价值、意义并非由官职的大小高底界定。因此，就有了我的感慨——《潮起潮落：张炳玉的文化情怀》写出了一个普通官员并不普通的厚重人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优良传统，叫做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指自身的道德修養；立功指出将入相，为国家、民族、社会做奉献；立言呢，将自己的言行、主张、思想境界及情怀转化为文字，转化为非物质财富，昭示后人，传之久远。这三者俱佳，被称作“三立完人”。“三立完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一般人自然难以企及，但作为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这过程本身就具有非凡的积极意义。出身于陇原贫困地区农家的张炳玉，靠自幼的寒窗苦读、自强不息，靠奋发有为、不断进取，奉献于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而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又玉成了他，令他功成名就。而常金生的这部文学传记适时地恰到好处地为他补齐了“三立”中的最后一“立”——“立言”。
为生命寻求一个支点。
为人生寻求一个历史的坐标。
为灵魂寻求一个归宿。
这是张炳玉做人为官的成功。
当然，这也是常金生的传记文学《潮起潮落：张炳玉文化情怀》的成功。
（《潮起潮落：张炳玉的文化情怀》，常金生著，2016年11月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