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媒体不断报道各地跳楼、跳桥事件。出人意料的是，人们发现，这些事件背后，竟然还有策划师。5月27日，武汉一工地5名工人为讨10万元工钱作出集体跳楼的样子。后来人们发现，这起事件是一名男子策划的。该男子自称，本人策划过的跳楼秀不下8次，并数次给媒体提供线索，媒体加以报道后，通常会获得成功。
　　这样的情节，确实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色彩。已经有人给跳楼、跳桥行为后面加了一个“秀”字，策划师的出现则更突出了跳楼、跳桥行为的行为艺术特征。
　　也因此，有些人不再同情跳楼、跳桥者。5月21日上午，一位60多岁的赖阿伯将一名为追讨被拖欠款项而爬上广州海珠桥声称要跳下的男子推下。老汉在上桥前说：“跳桥让交通受阻这么长时间，他们不能这样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
　　老汉的这一行为引起舆论强烈反响。大多数人对此种行为表示谴责，并认为老汉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确实，赖老汉的这一行为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向道德伦理的底线不断突破，如果不加以制止，会出现十分严重的后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理解，那些跳楼、跳桥者为什么会要作出那种选择？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跳楼、跳桥者都是在作秀。他们不同于一般的自杀者，他们走上大楼、大桥，通常不是因为厌世，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热爱生命。是因为遭遇企业欠薪、上访被拒，或在房屋拆迁、土地征收、医疗纠纷中自认没有获得公正对待，但又投告无门。他们珍惜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但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中，他们觉得没有充分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事实上也可能确实如此。目前，很多关涉底层民众权益的制度设计都不完善，导致民众权益在受到侵害时，往往找不到有效的救济渠道。比如，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实际上赋予企业以某种特权，劳工工薪被拖欠，地方政府的劳动部门或法院未必能为外地劳工提供救济。在拆迁、征地等纠纷中，类似情况亦时有出现。当然，对于这些民众，制度也提供了司法之外的救济渠道，即信访。然而，信访制度本身面临着无法克服的逻辑矛盾，民众只能越级上访，最终到北京上访。而地方政府为防止访民影响自己的政绩，又会采取各种办法“截访”。
　　这样，民众在制度框架内寻求救济的渠道纷纷“失灵”，就不得不在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表达自己的诉求。有的时候体现为暴力抵制，有的时候升级为群体性事件，有的民众则选择跳楼、跳桥。这种做法其实接近于越级上访，当事人希望通过这种举措，引起媒体关注，形成解决他的冤屈的舆论压力；更重要的是希望以此引起上级政府关注、过问，对当事的政府形成体制内压力，使自己的冤屈得到解决。
　　毫无疑问，这样的解决方式具有较高的社会成本。比如，跳桥秀可能影响城市交通，跳楼秀可能影响商业活动，警察、消防都部门为此也要消耗人力、物力。当然，最大的成本是社会精神成本，跳楼秀、跳桥秀必然恶化社会气氛。但是，制造这些成本的不是这些跳楼者、跳桥者，而是相关政府部门，及运转不是那么灵便的制度。
　　关于这一点，整个社会、舆论、包括现场围观民众的立场还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尽管人们可能也会感受到一些不便，但对于这些弱者，还是普遍给予同情。如孟子所说，人皆有“恻隐之心”。跳楼者、跳桥者正是把自己冤屈获得解决的希望寄托于人的这种恻隐之心上。他觉得制度的运转比较迟钝，因而诉诸人们对弱者、对无助者的同情心，及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舆论，希望以此对相关部门构成一种道德压力，使之更为公正地执法。
　　广州赖老汉的一推，则打碎了那些自认为自己遭受冤屈的弱者的最后一线希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十分可怕的。这个老汉为自己的行为找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这些理由都是苍白的，只能证明老汉自己心灵的冷硬。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就是每个人天生的对于同类的那一点同情心。人要想成为人，社会要维持基本秩序，离不开这点同情心。为了这同情心，个人和社会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这恰恰让那些自认为遭受冤屈的弱者感受到些许温暖与希望。如果人们撤回这样的同情，那他们的心灵将坠入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社会，若有一个群体生活在绝望之中，这个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好社会，它甚至面临解体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