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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安丰乡的东汉大墓是曹操墓吗?为什么是?论据何在?是否可信?能否经得起推敲,还是另有隐情?
面对社会各界的猜测质问,发布“确认”消息的河南省文物部门左冲右突,频频出示人证物证。
针对有关方面宣布“曹操墓在安阳”的结论,2009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著名鉴宝专家马未都均提出了质疑。对此,安阳曹操墓项目考古领队潘伟斌表示,不愿就质疑回应,因为袁、马二人不是考古专业人士。
有意思的是,质疑方和被质疑方都将双方推到了“炒作”的嫌疑中。袁济喜认为,搞国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炒作,类似“发现曹操墓”的事情前几年也出现过,但经过研究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而潘伟斌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人没到过现场,也没有调查,质疑没有丝毫根据。之所以质疑,是想借曹操墓炒作自己。国家为什么不请他们当考古专家,因为他们的水平还不够火候。
这一番口水仗剑拔弩张。多数情况下,质疑的正当性和炒作无关,即便是质疑者们的考古专业知识不够火候,但从“曹操墓”的出炉情况来看,真伪确实有待考究。据报道,在安阳发现曹操高陵,电视上10时播出的新闻是“疑似发现魏武大帝墓”,时隔两小时,在未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12时新闻便成了“确认发现曹操墓”。对“曹操墓”质疑的不光是袁济喜和马未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北辰在三国文化研究领域颇有名气。在方北辰看来,光凭目前公布的资料也难以判定“西高穴村”墓主人就是曹操。作为考古专家,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建也持谨慎态度。
面对公众的质疑,有专家不是虚心请教而是竭力反驳。一些人断然表示“完全可以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这种认定是科学、严谨的”,这种不容置疑的表述,不仅不能平息质疑,反而给人草率急躁的感觉。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曹操墓”该不该被很快确认,这确实考量着学术人的学术品格。按照多数专家的意见,比较能认定墓主人身份的是墓志,如果没有墓志出土,就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作猜测,或者从更多有文字的器物、从文字记载的事件称号等进一步判定墓主人的身份。而“曹操墓”的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证物只是出土刻铭“魏武王”石牌和“曹操”头盖骨等,关于这些证物的真假尚待进一步研究,此时便匆匆认定“曹操墓”确实草率了一些。
单就曹操墓而言,自古以来就是考古学家“必争之地”。争了几百年的议题,今天突然结了案,能不引起轩然大波吗?更何况有关部门的证据是否充足、程序是否到位,犹待历史和学术的考问。文物部门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和耐心。关于“曹操墓”的发掘,目前只是阶段性成果。在这个阶段,其实完全可以用“可能”、“基本”等有回旋余地的判断来展示成果,急匆匆地用“确认”等板上钉钉的字眼,一旦真正认定的结论与此有所差池时,难免会将自己置于相当被动的地步。
对于曹操墓真伪的激辩,不能说没有意义。理不辩不明,真理与怀疑共生,何况考古本身需要历史的事实,需要历史的怀疑,更需要历史的认知和对待历史的科学精神,即通过不断地发现推翻和重写历史,从而发现历史的意义,体现历史的价值和重要,这也正是考古工作的神秘和可敬之处。学界关于曹操墓的种种基于学理的争议、质疑,都有助于我们更科学、更准确地对历史进行研究和还原。因此,这个历史考古的重要过程,体现的应是历史考古的品性、责任和尊严。
曹操墓的消息发布后不久,有人就把讨论的话题引到了商业开发。尽管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一再表示,曹操高陵的发掘以保护和研究为目的,不会允许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但“曹操墓”的匆匆认定还是让公众感觉到,它的社会效应远远大于学术效应。社会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服务”不等于拥有高尚的学术品格,不尊重基本事实和史实,以牺牲学术公信力为代价,“研究”出有利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科研成果”的现象确实有之。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大概是见不得那副靠曹操拉动经济的嘴脸,有些东西不可卖,如今却大张旗鼓卖,我都希望那是假的,让他们卖不成……这难道不是一种民间的鲜明态度?而现状却是,在这场关于曹操墓真伪激起的文化喧嚣中,我们的历史考古的品性、尊严和责任,在各种利益和欲望的驱动下,正在可悲地被抛诸脑后。
考古应是一项严肃且“耐得住寂寞”的事业,如果不幸也沾染了时下的浮躁,那么伤害的恐怕不仅仅是当下的世人,还有长眠于地下的古人以及绵长的历史。所以说,发掘“曹操墓”其实也在挖掘学术的品格。争议的结果如何,可能一时半会儿难以定论。但是无论如何,关于学术的问题,吁请一定要回到学术的层面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说“是”的一方要拿出证据和严谨,说“不是”的一方也要有诚意和善意。只有在论争和接受论争中,离真理和事实近一些,离权力和资本远一些,学术研究才会有独立的品格,才能无限接近真理,也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当然,关于安阳曹操墓的争议,价值已经超越墓之本身。安阳这个东汉大墓不论是否是曹操墓,考古界都应该从梦中笑醒。在这场争议中,社会各界尤其是非专业人士表现出的专业知识、探研热情以及敏锐独立的判断能力,一方面有力地表明了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形成,知识不再是专业人士的特权,普通民众富有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能力;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考古的热情、对文化遗产的关注一览无余。有什么比全民的关注和热情更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呢?也正因为文化遗产乃人类共有之宝,人们爱之深,对任何可能有损的行为恨之切,也在意料之中。还有什么比职业成果如此受重视更有价值感呢?难怪有人说考古界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安阳汉墓究竟是不是曹操墓,不妨“大胆假设”,但一定要“小心求证”。我们由衷地希望,曹操墓事件不会成为河南版华南虎事件,因为我们的政府信用经不起如此折腾了。
面对社会各界的猜测质问,发布“确认”消息的河南省文物部门左冲右突,频频出示人证物证。
针对有关方面宣布“曹操墓在安阳”的结论,2009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著名鉴宝专家马未都均提出了质疑。对此,安阳曹操墓项目考古领队潘伟斌表示,不愿就质疑回应,因为袁、马二人不是考古专业人士。
有意思的是,质疑方和被质疑方都将双方推到了“炒作”的嫌疑中。袁济喜认为,搞国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炒作,类似“发现曹操墓”的事情前几年也出现过,但经过研究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而潘伟斌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人没到过现场,也没有调查,质疑没有丝毫根据。之所以质疑,是想借曹操墓炒作自己。国家为什么不请他们当考古专家,因为他们的水平还不够火候。
这一番口水仗剑拔弩张。多数情况下,质疑的正当性和炒作无关,即便是质疑者们的考古专业知识不够火候,但从“曹操墓”的出炉情况来看,真伪确实有待考究。据报道,在安阳发现曹操高陵,电视上10时播出的新闻是“疑似发现魏武大帝墓”,时隔两小时,在未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12时新闻便成了“确认发现曹操墓”。对“曹操墓”质疑的不光是袁济喜和马未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北辰在三国文化研究领域颇有名气。在方北辰看来,光凭目前公布的资料也难以判定“西高穴村”墓主人就是曹操。作为考古专家,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建也持谨慎态度。
面对公众的质疑,有专家不是虚心请教而是竭力反驳。一些人断然表示“完全可以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这种认定是科学、严谨的”,这种不容置疑的表述,不仅不能平息质疑,反而给人草率急躁的感觉。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曹操墓”该不该被很快确认,这确实考量着学术人的学术品格。按照多数专家的意见,比较能认定墓主人身份的是墓志,如果没有墓志出土,就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作猜测,或者从更多有文字的器物、从文字记载的事件称号等进一步判定墓主人的身份。而“曹操墓”的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证物只是出土刻铭“魏武王”石牌和“曹操”头盖骨等,关于这些证物的真假尚待进一步研究,此时便匆匆认定“曹操墓”确实草率了一些。
单就曹操墓而言,自古以来就是考古学家“必争之地”。争了几百年的议题,今天突然结了案,能不引起轩然大波吗?更何况有关部门的证据是否充足、程序是否到位,犹待历史和学术的考问。文物部门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和耐心。关于“曹操墓”的发掘,目前只是阶段性成果。在这个阶段,其实完全可以用“可能”、“基本”等有回旋余地的判断来展示成果,急匆匆地用“确认”等板上钉钉的字眼,一旦真正认定的结论与此有所差池时,难免会将自己置于相当被动的地步。
对于曹操墓真伪的激辩,不能说没有意义。理不辩不明,真理与怀疑共生,何况考古本身需要历史的事实,需要历史的怀疑,更需要历史的认知和对待历史的科学精神,即通过不断地发现推翻和重写历史,从而发现历史的意义,体现历史的价值和重要,这也正是考古工作的神秘和可敬之处。学界关于曹操墓的种种基于学理的争议、质疑,都有助于我们更科学、更准确地对历史进行研究和还原。因此,这个历史考古的重要过程,体现的应是历史考古的品性、责任和尊严。
曹操墓的消息发布后不久,有人就把讨论的话题引到了商业开发。尽管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一再表示,曹操高陵的发掘以保护和研究为目的,不会允许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但“曹操墓”的匆匆认定还是让公众感觉到,它的社会效应远远大于学术效应。社会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服务”不等于拥有高尚的学术品格,不尊重基本事实和史实,以牺牲学术公信力为代价,“研究”出有利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科研成果”的现象确实有之。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大概是见不得那副靠曹操拉动经济的嘴脸,有些东西不可卖,如今却大张旗鼓卖,我都希望那是假的,让他们卖不成……这难道不是一种民间的鲜明态度?而现状却是,在这场关于曹操墓真伪激起的文化喧嚣中,我们的历史考古的品性、尊严和责任,在各种利益和欲望的驱动下,正在可悲地被抛诸脑后。
考古应是一项严肃且“耐得住寂寞”的事业,如果不幸也沾染了时下的浮躁,那么伤害的恐怕不仅仅是当下的世人,还有长眠于地下的古人以及绵长的历史。所以说,发掘“曹操墓”其实也在挖掘学术的品格。争议的结果如何,可能一时半会儿难以定论。但是无论如何,关于学术的问题,吁请一定要回到学术的层面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说“是”的一方要拿出证据和严谨,说“不是”的一方也要有诚意和善意。只有在论争和接受论争中,离真理和事实近一些,离权力和资本远一些,学术研究才会有独立的品格,才能无限接近真理,也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和信任。
当然,关于安阳曹操墓的争议,价值已经超越墓之本身。安阳这个东汉大墓不论是否是曹操墓,考古界都应该从梦中笑醒。在这场争议中,社会各界尤其是非专业人士表现出的专业知识、探研热情以及敏锐独立的判断能力,一方面有力地表明了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形成,知识不再是专业人士的特权,普通民众富有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能力;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考古的热情、对文化遗产的关注一览无余。有什么比全民的关注和热情更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呢?也正因为文化遗产乃人类共有之宝,人们爱之深,对任何可能有损的行为恨之切,也在意料之中。还有什么比职业成果如此受重视更有价值感呢?难怪有人说考古界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安阳汉墓究竟是不是曹操墓,不妨“大胆假设”,但一定要“小心求证”。我们由衷地希望,曹操墓事件不会成为河南版华南虎事件,因为我们的政府信用经不起如此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