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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实力雄厚、有“小三行”之称的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会在一周之内全部陷入困境，资金周转失灵，挤兑风潮爆发。
1935年5月30日至6月7日，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因各自银行陷入挤兑困境相继被迫辞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白银风潮的牺牲品。经此打击，刘晦之一头钻进了古籍古物收藏之中，傅筱庵沉寂两三年后走上汉奸道路，孙衡甫则遭受政府调查后在抑郁中慢慢老去。这是私营银行的一次集体溃败，这些银行家的经营得失，以及困境之发生，令人慨叹和深思。
挤兑梦魇
对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和通商银行来说，1935年5月是黑色的五月。
该年5月，实业银行青岛分行发生挤兑，并迅速波及济南、天津、厦门等分行，同时苏州支行也发生挤兑。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坐镇上海的总经理刘晦之心急如焚，凭一己之力难撑危局，不得不求助于南京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出手相救。
刘晦之出任实业银行总经理，拜1932年天津分行发生挤兑风潮所赐。1919年4月在天津开业的实业银行，由中国银行前总裁李士伟、北洋政府前财长周学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等发起设立，名为“实业银行”，实际从事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等业务，并获准发行钞票。银行开业后发展迅速，存款多、钞票流通广。然而，1932年初天津分行管理层贪腐及投资失误，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发生挤兑风潮。总行商求实力最强的上海分行拨款解围，此时出任上海分行经理的正是刘晦之。这位晚清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大学士孙家鼐的女婿并未理会。最后，由刘晦之出任总经理，并将银行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同时由刘指派专人接掌天津分行，挤兑风潮始告平息。不成想，三年过去，这回轮到刘晦之饱受挤兑之苦。
四明银行同样命运不济。面对挤兑风潮，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心急如焚，但同样无计可施，不得不仰赖于前述中、中、交三行的借款，以撑过挤兑危局。
孙衡甫执掌四明银行已有25个年头。1908年8月开业的四明银行，是上海“宁波帮”所开，由宁波人朱葆三、周晋镳、陈薰、虞洽卿等发起设立，虞洽卿为银行实际负责人。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之外，四明银行还获有钞票发行权。1911年4月，四明银行改组，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孙衡甫出任总经理，开始了四明银行的孙衡甫时代。孙接任后着手整顿，大力拓展业务，使银行获得快速发展，成为上海大型商业银行之一。1931年5月，孙衡甫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四明银行同时创有四明储蓄会，其经营特色还在于房地产投资，在上海拥有的里弄房屋多时达1200幢。不过，此时暴跌的房地产市场，对他可并非福音。
通商银行也出现挤兑困境。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不得不让本行常务董事、政府“紅人”杜月笙出面维持局面。随后，中、中、交三行答应各拨100万元接济。为缓解资金周转困局，杜月笙经手将通商银行刚刚花了210万元新建的大厦，以150万元低价售出。
当过多家洋行买办的傅筱庵，早在1919年便出任了通商银行华大班（后改为总经理）。作为1897年成立的第一家中资银行，通商银行也是第一家发行钞票的中资银行。执掌通商银行后，傅筱庵积极进取，银行盈利增多、分红增加。1926年，在控制上海的北洋军阀孙传芳支持下，傅筱庵取代虞洽卿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蒋介石北伐时，傅筱庵继续支持孙传芳。因此，当1927年北伐军抵达上海时，傅筱庵遭到通缉，逃往日本势力庇护下的大连。直至风头过后，傅筱庵托杜月笙等人疏通关节，通缉令才被撤销。1932年6月，通商银行董事会改组，增杜月笙等为董事，傅筱庵任董事长。傅掌控下的通商银行在发钞、存贷款方面继续增加：1934年，钞票发行额达2919万元，接近同期存款3100万元的水平；同年底放款余额达3057万元。通商银行形势似乎一片大好，哪知却是外强中干。
没有比发生挤兑更令银行家恐惧的了。在挤兑困境下，“小三行”领导人相继失去了对银行的控制。南京政府救济“小三行”的同时，完成了对三行的人事改组：5月30日，刘晦之以因病不能执行职务为由辞职，中央银行国库局总经理胡祖同代理总经理；孙衡甫以“年老力衰”为由辞去总经理职务，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于6月1日接任；傅筱庵辞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通商银行7日举行董事会议，聘请杜月笙和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经理、时任钱业监理委员会委员的顾贻榖为董事长和总经理。
缘何泥足深陷
“小三行”多名高管在解放后回忆，以及一些学者评论认为：“小三行”发生挤兑困境，是孔祥熙等为控制“小三行”，指使中、中、交三行汇集“小三行”钞票，并突然派人前往兑现而致其陷入困境。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无当时的史料支撑这一观点。那么，“小三行”的挤兑风潮究竟缘何发生？
统计显示，1934年中资银行营业额中，实业银行营业额达1.06亿元，位居第八；四明银行和通商银行分别为7810万和6364万元，位居第十一、十二。此外，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长期派发高额股息。看上去很美，实际却危机重重：揽存巨款、钞券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巨大，资金周转困难，白银风潮袭来，焉能不陷入挤兑困境？
巨额不良贷款是“小三行”的致命伤。除了巨额呆账，实业银行投资的大量债券和地产失利，出现巨亏。实业银行营业部在1935 年11月30日的一封信中称，该行“历年之亏累及本年之损失合计六千万元”；1935年6月底，通商银行的2228万元放款总额中，26家贷款大户的呆账高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四明银行的放款呆账与通商银行不相上下，截至1935年底，各呆账贷款户所欠四明银行本息高达1150多万元。此外，四明银行投资巨资于房地产，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小三行”不惜高息揽存。1934年，通商银行的存贷比接近百分之百。为拉存款，通商银行大幅提高存款利率，1935年上半年的存款利率高达7—9厘；经营方式多沿袭旧钱庄的四明银行，更是四处揽存。 钞票发行方面，三行在1933—1934年的发行额仅次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南银行（四行准备库）。发行钞票为“小三行”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但准备金严重不足，则为三行挤兑风潮埋下了导火索。
挤兑发生后出任四明银行官股董事的孙鹤皋说：“四明的最高发行额是2000万元，却没有依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备足现金准备，检查时移东补西应付过去。”通商银行还不如四明银行，“外强中干，频年受发钞影响，准备空虚”；实业银行同样存在较大漏洞，将大量发行准备金用于营业资金。
從“小三行”存、贷款和钞票发行三个核心业务，可以看出其经营之大胆、风险管控之弱。白银风潮袭来，内外夹击，“小三行”自然无法应对危局，只能求助于政府。
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1936年的一份议案中称：“查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等三银行经营不善，内容空虚。上年夏间，因沪上金融极紧，无法应付，情势紧迫，先后呈请本部救济，经部委托中、中、交三行设法维持，勉渡危机。”
外部冲击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剧烈影响，是在几年后以白银风潮的形式出现的。“小三行”的挤兑困局，正是在外部剧烈冲击的背景下发生。
20世纪二十年代，欧洲一些国家放弃银本位制改用金本位，从而白银供应骤增，银价持续下跌。中国作为用银大国，白银源源流入，出现“金贵银贱”局面。总体看来，“金贵银贱”使中国经济在大萧条初期所受影响有限。
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美国总统罗斯福1933年上台后，为摆脱并转嫁经济危机，签署白银法案，大量收购白银，从而造成银价飙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根骤紧，利率高企，物价猛跌，致使大批工商企业倒闭、银行钱庄破产。统计显示，1935年1—10月，上海歇业的工厂达159家；1935年上海银行倒闭或停业达12家，占当时上海私营银行总数67家的17.9%。
“金贵银贱”时，国外热钱涌入，流动性泛滥，上海房地产市场价格暴涨。而白银风潮袭来时，银价上涨，房地产泡沫破灭，同时债券价格下跌，这对拥有大量债券和房地产的“小三行”而言，不啻当头一棒，且不良贷款剧增，占房地产押款无从催赎，致使“小三行”陷入困境。
增资改组
在恶劣的经济环境和南京政府加大金融改革背景下，“小三行”的问题越曝越多，日子愈发艰难。1935年11月初，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以中、中、交三行所发钞票为法币，收回其他银行的发钞权。11月25日，订定《中中交三行接收中南等九银行发行钞券及准备金办法》。然而，“小三行”亏蚀严重，迟迟无法交出应缴数额的准备金。
在南京政府看来，“小三行”依靠自身已难脱困境，而一旦破产，不仅涉及十多万存户的利益，而且对整个经济的打击不言而喻。因此，南京政府成立三银行监理处，加强对三行的管控和清理。
据财政部调查，截至1936年11月底，实业、四明和通商银行的存款分别为l600万、3600万和1250万元，如加入各行欠缴发行准备之数，所有资产负债相抵不敷之数，估计三行各亏1400万、l600万和400万元，以致三行存款空无着落。
1937年2 月，“小三行”改组敲定：实业、四明和通商银行原有股本按15%打折（即旧股每100元折成新股15元），折后分别为52.6万、33.75万和52.5万元，财政部再加入官股，三行资本总额各凑成400万元，以复兴公债照数拨付。“小三行”改组后，与官商合办的中国国货银行一道，称为官商合办“小四行”。
经财政部指派，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傅汝霖、财政部统税署署长吴启鼎和杜月笙分任实业银行、四明和通商董事长，三行分别聘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周守良、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嘉隆和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胡以庸为总经理。六人均为官股代表，政府牢牢控制了三行。
如果说，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璈于1935年3月被逐，是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主动谋划，以图全面掌控中行，那么，“小三行”被政府控制，则是其自身经营不善招致的结果。当然，在实施金融统制政策下，国民政府一步步加强了对银行业的掌控。
中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而发生白银风潮以及日本侵华加剧后，南京政府金融统制的步伐明显加快。1935年3月改组中、交两行，将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4月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10月成立中央信托局，与中央银行一起完成了“四行二局”国家金融体系的布局。11月实行法币改革，同样是对白银风潮冲击的强力回应。
“小三行”被改组，刘晦之、孙衡甫和傅筱庵的结局各不相同。刘晦之辞去总经理职务后，一头钻进了“古董”之中，其所藏甲骨和青铜器世间罕有其比，所藏古籍一样不让同侪。令人称道的是，1962年去世前，刘晦之已将藏品捐献殆尽；孙衡甫在四明银行改组过程中，财政部清查股东反映其侵款问题，被发现挪用和亏欠行款500余万元。随后，孙衡甫被彻底撵出四明银行。1944年1月，孙在抑郁中病逝；傅筱庵离开通商银行后，再次避居大连，其重返上海滩则是在日军拉拢下，于1938年10月出任“上海市市长”。两年后，傅被军统收买的仆人朱开用一把菜刀结束了生命。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1935年5月30日至6月7日，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因各自银行陷入挤兑困境相继被迫辞职，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白银风潮的牺牲品。经此打击，刘晦之一头钻进了古籍古物收藏之中，傅筱庵沉寂两三年后走上汉奸道路，孙衡甫则遭受政府调查后在抑郁中慢慢老去。这是私营银行的一次集体溃败，这些银行家的经营得失，以及困境之发生，令人慨叹和深思。
挤兑梦魇
对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和通商银行来说，1935年5月是黑色的五月。
该年5月，实业银行青岛分行发生挤兑，并迅速波及济南、天津、厦门等分行，同时苏州支行也发生挤兑。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坐镇上海的总经理刘晦之心急如焚，凭一己之力难撑危局，不得不求助于南京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出手相救。
刘晦之出任实业银行总经理，拜1932年天津分行发生挤兑风潮所赐。1919年4月在天津开业的实业银行，由中国银行前总裁李士伟、北洋政府前财长周学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等发起设立，名为“实业银行”，实际从事一般商业银行及储蓄、信托等业务，并获准发行钞票。银行开业后发展迅速，存款多、钞票流通广。然而，1932年初天津分行管理层贪腐及投资失误，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发生挤兑风潮。总行商求实力最强的上海分行拨款解围，此时出任上海分行经理的正是刘晦之。这位晚清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大学士孙家鼐的女婿并未理会。最后，由刘晦之出任总经理，并将银行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同时由刘指派专人接掌天津分行，挤兑风潮始告平息。不成想，三年过去，这回轮到刘晦之饱受挤兑之苦。
四明银行同样命运不济。面对挤兑风潮，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心急如焚，但同样无计可施，不得不仰赖于前述中、中、交三行的借款，以撑过挤兑危局。
孙衡甫执掌四明银行已有25个年头。1908年8月开业的四明银行，是上海“宁波帮”所开，由宁波人朱葆三、周晋镳、陈薰、虞洽卿等发起设立，虞洽卿为银行实际负责人。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之外，四明银行还获有钞票发行权。1911年4月，四明银行改组，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孙衡甫出任总经理，开始了四明银行的孙衡甫时代。孙接任后着手整顿，大力拓展业务，使银行获得快速发展，成为上海大型商业银行之一。1931年5月，孙衡甫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四明银行同时创有四明储蓄会，其经营特色还在于房地产投资，在上海拥有的里弄房屋多时达1200幢。不过，此时暴跌的房地产市场，对他可并非福音。
通商银行也出现挤兑困境。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不得不让本行常务董事、政府“紅人”杜月笙出面维持局面。随后，中、中、交三行答应各拨100万元接济。为缓解资金周转困局，杜月笙经手将通商银行刚刚花了210万元新建的大厦，以150万元低价售出。
当过多家洋行买办的傅筱庵，早在1919年便出任了通商银行华大班（后改为总经理）。作为1897年成立的第一家中资银行，通商银行也是第一家发行钞票的中资银行。执掌通商银行后，傅筱庵积极进取，银行盈利增多、分红增加。1926年，在控制上海的北洋军阀孙传芳支持下，傅筱庵取代虞洽卿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蒋介石北伐时，傅筱庵继续支持孙传芳。因此，当1927年北伐军抵达上海时，傅筱庵遭到通缉，逃往日本势力庇护下的大连。直至风头过后，傅筱庵托杜月笙等人疏通关节，通缉令才被撤销。1932年6月，通商银行董事会改组，增杜月笙等为董事，傅筱庵任董事长。傅掌控下的通商银行在发钞、存贷款方面继续增加：1934年，钞票发行额达2919万元，接近同期存款3100万元的水平；同年底放款余额达3057万元。通商银行形势似乎一片大好，哪知却是外强中干。
没有比发生挤兑更令银行家恐惧的了。在挤兑困境下，“小三行”领导人相继失去了对银行的控制。南京政府救济“小三行”的同时，完成了对三行的人事改组：5月30日，刘晦之以因病不能执行职务为由辞职，中央银行国库局总经理胡祖同代理总经理；孙衡甫以“年老力衰”为由辞去总经理职务，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于6月1日接任；傅筱庵辞去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通商银行7日举行董事会议，聘请杜月笙和曾任中央银行业务局经理、时任钱业监理委员会委员的顾贻榖为董事长和总经理。
缘何泥足深陷
“小三行”多名高管在解放后回忆，以及一些学者评论认为：“小三行”发生挤兑困境，是孔祥熙等为控制“小三行”，指使中、中、交三行汇集“小三行”钞票，并突然派人前往兑现而致其陷入困境。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无当时的史料支撑这一观点。那么，“小三行”的挤兑风潮究竟缘何发生？
统计显示，1934年中资银行营业额中，实业银行营业额达1.06亿元，位居第八；四明银行和通商银行分别为7810万和6364万元，位居第十一、十二。此外，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长期派发高额股息。看上去很美，实际却危机重重：揽存巨款、钞券发行准备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巨大，资金周转困难，白银风潮袭来，焉能不陷入挤兑困境？
巨额不良贷款是“小三行”的致命伤。除了巨额呆账，实业银行投资的大量债券和地产失利，出现巨亏。实业银行营业部在1935 年11月30日的一封信中称，该行“历年之亏累及本年之损失合计六千万元”；1935年6月底，通商银行的2228万元放款总额中，26家贷款大户的呆账高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四明银行的放款呆账与通商银行不相上下，截至1935年底，各呆账贷款户所欠四明银行本息高达1150多万元。此外，四明银行投资巨资于房地产，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小三行”不惜高息揽存。1934年，通商银行的存贷比接近百分之百。为拉存款，通商银行大幅提高存款利率，1935年上半年的存款利率高达7—9厘；经营方式多沿袭旧钱庄的四明银行，更是四处揽存。 钞票发行方面，三行在1933—1934年的发行额仅次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中南银行（四行准备库）。发行钞票为“小三行”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但准备金严重不足，则为三行挤兑风潮埋下了导火索。
挤兑发生后出任四明银行官股董事的孙鹤皋说：“四明的最高发行额是2000万元，却没有依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备足现金准备，检查时移东补西应付过去。”通商银行还不如四明银行，“外强中干，频年受发钞影响，准备空虚”；实业银行同样存在较大漏洞，将大量发行准备金用于营业资金。
從“小三行”存、贷款和钞票发行三个核心业务，可以看出其经营之大胆、风险管控之弱。白银风潮袭来，内外夹击，“小三行”自然无法应对危局，只能求助于政府。
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在1936年的一份议案中称：“查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等三银行经营不善，内容空虚。上年夏间，因沪上金融极紧，无法应付，情势紧迫，先后呈请本部救济，经部委托中、中、交三行设法维持，勉渡危机。”
外部冲击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剧烈影响，是在几年后以白银风潮的形式出现的。“小三行”的挤兑困局，正是在外部剧烈冲击的背景下发生。
20世纪二十年代，欧洲一些国家放弃银本位制改用金本位，从而白银供应骤增，银价持续下跌。中国作为用银大国，白银源源流入，出现“金贵银贱”局面。总体看来，“金贵银贱”使中国经济在大萧条初期所受影响有限。
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美国总统罗斯福1933年上台后，为摆脱并转嫁经济危机，签署白银法案，大量收购白银，从而造成银价飙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根骤紧，利率高企，物价猛跌，致使大批工商企业倒闭、银行钱庄破产。统计显示，1935年1—10月，上海歇业的工厂达159家；1935年上海银行倒闭或停业达12家，占当时上海私营银行总数67家的17.9%。
“金贵银贱”时，国外热钱涌入，流动性泛滥，上海房地产市场价格暴涨。而白银风潮袭来时，银价上涨，房地产泡沫破灭，同时债券价格下跌，这对拥有大量债券和房地产的“小三行”而言，不啻当头一棒，且不良贷款剧增，占房地产押款无从催赎，致使“小三行”陷入困境。
增资改组
在恶劣的经济环境和南京政府加大金融改革背景下，“小三行”的问题越曝越多，日子愈发艰难。1935年11月初，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以中、中、交三行所发钞票为法币，收回其他银行的发钞权。11月25日，订定《中中交三行接收中南等九银行发行钞券及准备金办法》。然而，“小三行”亏蚀严重，迟迟无法交出应缴数额的准备金。
在南京政府看来，“小三行”依靠自身已难脱困境，而一旦破产，不仅涉及十多万存户的利益，而且对整个经济的打击不言而喻。因此，南京政府成立三银行监理处，加强对三行的管控和清理。
据财政部调查，截至1936年11月底，实业、四明和通商银行的存款分别为l600万、3600万和1250万元，如加入各行欠缴发行准备之数，所有资产负债相抵不敷之数，估计三行各亏1400万、l600万和400万元，以致三行存款空无着落。
1937年2 月，“小三行”改组敲定：实业、四明和通商银行原有股本按15%打折（即旧股每100元折成新股15元），折后分别为52.6万、33.75万和52.5万元，财政部再加入官股，三行资本总额各凑成400万元，以复兴公债照数拨付。“小三行”改组后，与官商合办的中国国货银行一道，称为官商合办“小四行”。
经财政部指派，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傅汝霖、财政部统税署署长吴启鼎和杜月笙分任实业银行、四明和通商董事长，三行分别聘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周守良、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嘉隆和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胡以庸为总经理。六人均为官股代表，政府牢牢控制了三行。
如果说，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璈于1935年3月被逐，是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主动谋划，以图全面掌控中行，那么，“小三行”被政府控制，则是其自身经营不善招致的结果。当然，在实施金融统制政策下，国民政府一步步加强了对银行业的掌控。
中国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而发生白银风潮以及日本侵华加剧后，南京政府金融统制的步伐明显加快。1935年3月改组中、交两行，将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改为邮政储金汇业局；4月将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10月成立中央信托局，与中央银行一起完成了“四行二局”国家金融体系的布局。11月实行法币改革，同样是对白银风潮冲击的强力回应。
“小三行”被改组，刘晦之、孙衡甫和傅筱庵的结局各不相同。刘晦之辞去总经理职务后，一头钻进了“古董”之中，其所藏甲骨和青铜器世间罕有其比，所藏古籍一样不让同侪。令人称道的是，1962年去世前，刘晦之已将藏品捐献殆尽；孙衡甫在四明银行改组过程中，财政部清查股东反映其侵款问题，被发现挪用和亏欠行款500余万元。随后，孙衡甫被彻底撵出四明银行。1944年1月，孙在抑郁中病逝；傅筱庵离开通商银行后，再次避居大连，其重返上海滩则是在日军拉拢下，于1938年10月出任“上海市市长”。两年后，傅被军统收买的仆人朱开用一把菜刀结束了生命。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