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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时,钱玄同已执教于北大。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后又都是《新青年》同人。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其实,就《新青年》所“揭橥”的文学革命,陈独秀可谓主将,而钱玄同则是奋勇直前的急先锋。
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
《新青年》因陈独秀而在北大扎下了根,于是,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集聚于此,形成新文化的营垒,北大这才出现了新气象。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又在《新青年》发表,他的言论更为激进果断,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他是个勇于负责,勇于牺牲的人,文学革命初兴,他就发誓声援“吾友”胡适,为之担当舍生取义的“前驱”。
此时的文学革命还是荆棘丛生,视为畏途,极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最早支持者。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他给陈独秀去信说:“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这里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是钱玄同的首创,是对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的斥责和否定。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在北大是如何估量都不为过。陈独秀尤其欣喜,立即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所谓“浮一大白”,乃是喝一大碗酒,陈独秀有此国学高足的支持,底气足了,胆子也大了,心情欣悦,当然要饮酒祝贺了。
最初的文学革命,只是在《新青年》说说而已,没有产生出号召性力量,产生号召性力量,是后来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说:“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有了旗帜,喊出口号,文学革命才在学界震动起来,而这正是钱玄同的远见卓识。这时形成的力量才有凝聚力,正像胡适所说:“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
横空出世的“文学革命”给青年以鼓舞,而旧派人物却自恃旧文化根深蒂固,反而不置一词,沉默不语,这恰是《新青年》同仁所不愿看到的。新文化作为新生力量的呐喊,本应龙吟虎啸,轰轰烈烈。可是,他们所针对的敌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却不放一枪一弹,这种寂寞当然让《新青年》同仁“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着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不能传播开去,是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气候也是无法形成的。他们商量要演一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旧文人的许多迂腐、陈旧的见解罗致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尔后,再由刘半农予以反驳。这是一出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苦肉计。
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仁的下怀,终于有人接招了,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了。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信的言外之意,《新青年》所愁者,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讨论的空气太宁静,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而这个功劳当然要归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和对之批判的刘半农。
钱先生这种
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
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好几年了,而崇古复辟的逆流却一直没有停息。康有为就主张要将“尊崇孔子”写入宪法,定“孔学”为国教。钱玄同认为这是“至奇极怪之事”。他认为,动员国人抵制此股逆流的“最要之图”,就是如陈独秀所说唤起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最后的觉悟”,指的是“伦理的觉悟”,即“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钱玄同最为赞赏陈独秀的这个“最后之觉悟”。
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他们来往信件中时常讨论的话题。在陈独秀的战斗精神的鼓舞下,钱玄同重新检讨孔教,从而以更为激进的姿态抨击孔子,认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这一大胆主张,不啻是重磅炸弹,必然引起轰然的反应,因此,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对中国旧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他已彻底地否定中国旧文化,而提出更为激进、绝对的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这样的口号多少有些痛快淋漓,快慰人心,但是要想以理服人,必须要有学理上的支持。他说,“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辨认和书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读音也不易掌握,正是如此,所以,在最近的20年来,才不断有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他指出:“除了那些‘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这些无遮无掩且又嘲讽旧派人物的言论,自然是捅了马蜂窝,旧派人物群起而攻之,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将,自然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旧派人物的攻击,他和钱玄同一唱一和,无情地批判旧文化。他说,自古以来的古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那些“汉学大家”们还在开口国粹,闭口古说,说穿了就是要做民主与科学的死对头。这也正是钱玄同愤激的情绪和过激的言论的真正诱因。他说:“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仁多半是不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与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汉文“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可是,近来更有“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Republic为“共和”,附会于“周、召共和”,附会于传统的“五伦”。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要厚着脸皮的牵强附会,而这恰是陈独秀、钱玄同等《新青年》所最为痛恨的。陈独秀在为钱玄同辩说时,带着一股激烈的情绪,义正词严地声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位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世界语为今日人类
必要之事业
1916年1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答T?M?Chen》:“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钱玄同对此认识“极表同情”,但是,对于所说世界语不能应用于文学,表示疑义,而尤对将文学之上冠以“无用”二字,更是“不敢赞同”。他告诉陈独秀,如蔡元培所说,世界语著作多是戏曲小说,而科学类的书要少得多。所以,“世界语非不能应用于文学也”。
钱玄同由陈独秀所说“华美无用之文学”,觉得有必要阐明所谓“华美”的真谛。他说,用世界语编译文学,首要是看“其内容之价值如何,而形式华美与否,则全无齿及之必要”。旧式文人所谓华美,无非是鹦鹉学舌,引经据典,所做文章多是陈语套话的堆砌。他们不觉其无聊,反而“嚣嚣然号于众曰此句如何古奥,此句如何华瞻,此句如何险峻”。这些名士派头的学者们,正以此作为抵制世界语的理由,以为世界语“文法更为简单,一义无二字,排列变化有一定,这样呆板的文字怎么可以作美文呢?”钱玄同揶揄道:“公等所谓美文,我知之矣。说得客气一点,像个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漆马桶。”
在致陈独秀的信中,钱玄同回顾了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经历,还对陈独秀说:“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他对世界语的热心,已具体落实到教学上,正是在他的倡导下,蔡元培同意在北大开设世界语班。黎锦熙是这样评价钱玄同的提倡世界语,“这原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但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他就觉得这种理想太高,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统国语的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于‘国语罗马字’了。”
陈独秀接钱玄同信后,仔细想来,前信所谓“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似有不妥,在给钱玄同回信中,已有认错的意思,曰“乃一时偶有一种肤浅文学观念浮于脑里,遂信笔书之,非谓全体文学,皆无用也。”他说,世界语和我们的国语一样,只能说至今还没有“产生宏大之文学”,而不能说“终不能应用于文学”。显然,陈独秀已向钱玄同纠正了前说。他对钱玄同所提中、小学以世界语取代英语的建议,极表赞同。
在推广世界语的过程中,他们都注意到所谓“国粹”的阻力是如何的强大,而废汉文的设想更是大逆不道,难以施行。钱玄同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也不由得妥协起来。他说:“故今日遽欲废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陈独秀对此亦有同感,在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说:“鄙意以为‘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在国语与世界语的冲突中,欲推广世界语,就得有一个缓冲的中间环节。“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钱玄同不同意汉语改用罗马字母拼音,这一点他又和陈独秀观点不同,但他又是个“致用务求真实”的人,他认为,中国欲生存于20世纪,就应该把中国的旧书悉数束之高阁,而专心致志地学外国文,读外国书。这样,汉语经过淘选,一部分勉强可用,一部分则被送进博物馆。至于文章可改用口语,以纠正旧时言文的不一致。在谈到文字的替代物时,他表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不如采用人类公用的世界语。他推广世界语的信念还是那么的不可动摇。然而在实际的推广过程中,他又与时俱进,由推广世界语而提出汉字革命。1923年,就是他向教育部提出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1925年,他放弃了国语字母采用国际音标式的观点,主张采用26个罗马字母。
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
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他说,齐梁以前的文学,如诗经、楚辞和后来的汉魏之歌诗、乐府等,都是从来不用典。“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下劣者……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用典之病少。”
如此评说千年文学,被陈独秀称之为“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他告诉钱玄同,中国文人有种不好的习气,那就是鄙视戏曲小说,很多有才华的人都不屑于作戏曲、写小说。陈独秀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评价与钱玄同有着诸多的相同点,但是惟独对于《金瓶梅》的评价,似有一些不能认同之处,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足下及玄同先生盛称《水浒》、《红楼梦》等为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梦》又焉能免。”
他们由文学革命的讨论,又触及到应用文的改革。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所谓“表象语”就是乱用典。读过《秋水轩尺牍》等的人,常常会被其中的很多典故弄得懵懵懂懂。如,以“芸人之田”喻代人做事,以“嵇山独鹤”喻才学、仪表出众,以“送燕迎鸿”喻一年的时光等等。读着这样的信,你能不觉得累吗?所以,他主张“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
1917年7月1日,钱玄同致信陈独秀说,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启发,很想写一篇应用文改良的文章。他提出“应用文之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提到应用文写作,宜用最普通常用的汉字,绝对不用典,数目字改用阿拉伯数字,标点改用新式标点符号,纪年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在书札之类的文书中,那些肉麻可笑的浮文,如“辰维”、“忭颂”、“贱躯托福”、“得门集庆”之类的狗屁文句,“必当删除”;那些客套话,如“阁下”、“足下”、“道安”、“钧安”、“福安”、“顿首”、“叩上”、“拜手”、“再拜”之类,“亦可全行删除”;而在称谓上,不要再用“老伯”、“小侄”、“姻兄”、“世讲”等,“大抵父执、师长、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年相若者,道相似者,不客气之朋友、泛交、后辈,可称‘君’或‘兄’”。
这13项改革大纲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是“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种文书格式的改革,在一个多月前,钱玄同就向陈独秀写信提出。陈独秀立即复信:“先生所说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语句虽简略,态度却十分肯定。钱玄同是个急性子,在他的应用文改革的建议提出一个月后,《新青年》仍没有丝毫的表示,所出杂志一仍“右行直下”。他着急了,又给陈独秀去信询问,你既然赞成“左行横迤”,为什么《新青年》还没有改用横式呢?“《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作宗旨,则自己便须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话语间多少已有嗔怪的意思。
他认为《新青年》既然主张白话体文章,自己就应该率先垂范,“渐渐改用白话”。并且表示:“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他还邀约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共同“尝试”白话文,并说只要大家都肯“尝试”,那么白话文一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
面对老友的责怪,陈独秀完全理解其积极变革的心情,他在给钱玄同复信时,耐心地解释道:“《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尚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显然,钱的态度更为激进,陈的态度亦激进,然多少有些包容的成分。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沿袭了几千年的“右行直下”的书写方式,才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左行横迤——这种华夏读书人新的书写方式,开启了崭新的文风,从而造福于中国文化,惠泽于后世子孙。
无论何种学说皆应许人
有赞成、反对之自由
1922年3月,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兴起。1922年,全国1700多个县中只有200个县没有教会,在华传教士有7600人,教徒达40万人。至1926年,基督教开办的学校多达6000所,在校大、中、小学生达80万名(含天主教)。教会学校给学生种种不合理的限令,其中最令学生不能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竟然公开宣布:“既入教会读书,应该断绝国家观念,‘爱国’二字绝无存在之余地。”“既在教会学校读书,还有什么国耻呢?”这些言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懑情绪,但遇风吹草动便会随风而起,酿成颇有声势的群众运动。
上海的非基督教运动的起因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1922年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上海成立,针锋相对地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非基督教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王星拱等都是这一运动的支持者。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运动进行了领导,中共中央专此成立由7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自然参与领导了这一运动。
钱玄同很不理解,几年前,陈独秀不是也主张以“美与宗教”来丰富、发展、引导人“情感”的健全发展吗?怎么突然之间,他也会卷入非宗教的狂热之中了呢?3月24日,他给周作人去信,以其尖锐、坦诚的语气,抨击非基督教同盟:“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列,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意欲同非基督教同盟辩一是非,以正视听。3月31日,周作人、钱玄同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共同在《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
他们都与陈独秀有过颇深的交往,其中尤以钱玄同的交往最深,文学革命、应用文改革,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而在具体推行中又相互默契,共同推波助澜,才使文学革命取得实绩。可是,如今却出现这么大的分歧,以周作人、钱玄同等在学界的影响力,陈独秀不能不给以公开的答复。4月2日,陈独秀发表《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学说、何种主义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信阐明了这样的态度,信教和不信教都是自由的,“无论何种学说、何种主义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而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的背后站着强大的“洋大人”,他们才有真正的自由,相反,青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弱者,是被排斥的。4月2日,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不就是被英租界当局禁止开会的吗?陈独秀信中所说:“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很刺痛了钱玄同的心。这场论战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政治分野,而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与自由主义思想家钱玄同之间,已经有了难以逾越的政治鸿沟。
尽管如此,钱玄同对陈独秀在思想界的影响,还是由衷地钦佩。1923年7月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谈到批判“国粹”时,情不自禁地赞赏道:“因此,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赛’两先生最有道理。”“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还是陈独秀。他还告诉林语堂:“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的话”,这话就是中国人“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
《新青年》因陈独秀而在北大扎下了根,于是,一批知识分子精英集聚于此,形成新文化的营垒,北大这才出现了新气象。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又在《新青年》发表,他的言论更为激进果断,他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他是个勇于负责,勇于牺牲的人,文学革命初兴,他就发誓声援“吾友”胡适,为之担当舍生取义的“前驱”。
此时的文学革命还是荆棘丛生,视为畏途,极需要有“犯当世之不韪”、“闻风兴起者”。钱玄同就是这样的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最早支持者。在读过《文学改良刍议》后,他给陈独秀去信说:“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之不通,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这里的“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是钱玄同的首创,是对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的斥责和否定。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且又是古文大家的钱玄同,能毅然从旧文化的营垒中突围出来,支持文学革命,其影响力在北大是如何估量都不为过。陈独秀尤其欣喜,立即给钱玄同复信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所谓“浮一大白”,乃是喝一大碗酒,陈独秀有此国学高足的支持,底气足了,胆子也大了,心情欣悦,当然要饮酒祝贺了。
最初的文学革命,只是在《新青年》说说而已,没有产生出号召性力量,产生号召性力量,是后来的事情,即周作人所说:“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出来。”有了旗帜,喊出口号,文学革命才在学界震动起来,而这正是钱玄同的远见卓识。这时形成的力量才有凝聚力,正像胡适所说:“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处,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
横空出世的“文学革命”给青年以鼓舞,而旧派人物却自恃旧文化根深蒂固,反而不置一词,沉默不语,这恰是《新青年》同仁所不愿看到的。新文化作为新生力量的呐喊,本应龙吟虎啸,轰轰烈烈。可是,他们所针对的敌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却不放一枪一弹,这种寂寞当然让《新青年》同仁“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他们着急了,如此冷清下去,文学革命的主张是不能传播开去,是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气候也是无法形成的。他们商量要演一场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旧文人的许多迂腐、陈旧的见解罗致到一起,以信的形式在《新青年》发表,尔后,再由刘半农予以反驳。这是一出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苦肉计。
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此乃正中《新青年》同仁的下怀,终于有人接招了,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了。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信的言外之意,《新青年》所愁者,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讨论的空气太宁静,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而这个功劳当然要归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和对之批判的刘半农。
钱先生这种
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
中华民国虽然已经建立好几年了,而崇古复辟的逆流却一直没有停息。康有为就主张要将“尊崇孔子”写入宪法,定“孔学”为国教。钱玄同认为这是“至奇极怪之事”。他认为,动员国人抵制此股逆流的“最要之图”,就是如陈独秀所说唤起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最后的觉悟”,指的是“伦理的觉悟”,即“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钱玄同最为赞赏陈独秀的这个“最后之觉悟”。
推翻孔学,改革伦理,是他们来往信件中时常讨论的话题。在陈独秀的战斗精神的鼓舞下,钱玄同重新检讨孔教,从而以更为激进的姿态抨击孔子,认为“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这一大胆主张,不啻是重磅炸弹,必然引起轰然的反应,因此,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对中国旧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他已彻底地否定中国旧文化,而提出更为激进、绝对的口号:“打倒古文!打倒汉字!打倒国粹!”这样的口号多少有些痛快淋漓,快慰人心,但是要想以理服人,必须要有学理上的支持。他说,“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辨认和书写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读音也不易掌握,正是如此,所以,在最近的20年来,才不断有人提出文字改革的主张。他指出:“除了那些‘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要利用此等文字,显其能做骈文、古文之‘大本领’外,殆无不感现行文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适用。”这些无遮无掩且又嘲讽旧派人物的言论,自然是捅了马蜂窝,旧派人物群起而攻之,大有泰山压顶之势。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将,自然是钱玄同的后盾,针对旧派人物的攻击,他和钱玄同一唱一和,无情地批判旧文化。他说,自古以来的古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那些“汉学大家”们还在开口国粹,闭口古说,说穿了就是要做民主与科学的死对头。这也正是钱玄同愤激的情绪和过激的言论的真正诱因。他说:“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仁多半是不赞成的。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与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汉文“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可是,近来更有“贱丈夫”动辄以新名词附会野蛮之古义,如译Republic为“共和”,附会于“周、召共和”,附会于传统的“五伦”。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要厚着脸皮的牵强附会,而这恰是陈独秀、钱玄同等《新青年》所最为痛恨的。陈独秀在为钱玄同辩说时,带着一股激烈的情绪,义正词严地声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位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世界语为今日人类
必要之事业
1916年11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答T?M?Chen》:“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钱玄同对此认识“极表同情”,但是,对于所说世界语不能应用于文学,表示疑义,而尤对将文学之上冠以“无用”二字,更是“不敢赞同”。他告诉陈独秀,如蔡元培所说,世界语著作多是戏曲小说,而科学类的书要少得多。所以,“世界语非不能应用于文学也”。
钱玄同由陈独秀所说“华美无用之文学”,觉得有必要阐明所谓“华美”的真谛。他说,用世界语编译文学,首要是看“其内容之价值如何,而形式华美与否,则全无齿及之必要”。旧式文人所谓华美,无非是鹦鹉学舌,引经据典,所做文章多是陈语套话的堆砌。他们不觉其无聊,反而“嚣嚣然号于众曰此句如何古奥,此句如何华瞻,此句如何险峻”。这些名士派头的学者们,正以此作为抵制世界语的理由,以为世界语“文法更为简单,一义无二字,排列变化有一定,这样呆板的文字怎么可以作美文呢?”钱玄同揶揄道:“公等所谓美文,我知之矣。说得客气一点,像个泥美人;说得不客气一点,简直像个金漆马桶。”
在致陈独秀的信中,钱玄同回顾了世界语在中国的发展经历,还对陈独秀说:“中国人虽孱弱,亦世界上之人类,对于提倡此等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他对世界语的热心,已具体落实到教学上,正是在他的倡导下,蔡元培同意在北大开设世界语班。黎锦熙是这样评价钱玄同的提倡世界语,“这原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但民国九年(1920年)以后,他就觉得这种理想太高,现代的中国,只能提倡国语,而改革传统国语的工具使之‘世界化’,故专心于‘国语罗马字’了。”
陈独秀接钱玄同信后,仔细想来,前信所谓“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似有不妥,在给钱玄同回信中,已有认错的意思,曰“乃一时偶有一种肤浅文学观念浮于脑里,遂信笔书之,非谓全体文学,皆无用也。”他说,世界语和我们的国语一样,只能说至今还没有“产生宏大之文学”,而不能说“终不能应用于文学”。显然,陈独秀已向钱玄同纠正了前说。他对钱玄同所提中、小学以世界语取代英语的建议,极表赞同。
在推广世界语的过程中,他们都注意到所谓“国粹”的阻力是如何的强大,而废汉文的设想更是大逆不道,难以施行。钱玄同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也不由得妥协起来。他说:“故今日遽欲废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陈独秀对此亦有同感,在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说:“鄙意以为‘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在国语与世界语的冲突中,欲推广世界语,就得有一个缓冲的中间环节。“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钱玄同不同意汉语改用罗马字母拼音,这一点他又和陈独秀观点不同,但他又是个“致用务求真实”的人,他认为,中国欲生存于20世纪,就应该把中国的旧书悉数束之高阁,而专心致志地学外国文,读外国书。这样,汉语经过淘选,一部分勉强可用,一部分则被送进博物馆。至于文章可改用口语,以纠正旧时言文的不一致。在谈到文字的替代物时,他表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不如采用人类公用的世界语。他推广世界语的信念还是那么的不可动摇。然而在实际的推广过程中,他又与时俱进,由推广世界语而提出汉字革命。1923年,就是他向教育部提出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1925年,他放弃了国语字母采用国际音标式的观点,主张采用26个罗马字母。
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
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他说,齐梁以前的文学,如诗经、楚辞和后来的汉魏之歌诗、乐府等,都是从来不用典。“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最下劣者……戏曲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小说因多用白话,用典之病少。”
如此评说千年文学,被陈独秀称之为“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他告诉钱玄同,中国文人有种不好的习气,那就是鄙视戏曲小说,很多有才华的人都不屑于作戏曲、写小说。陈独秀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评价与钱玄同有着诸多的相同点,但是惟独对于《金瓶梅》的评价,似有一些不能认同之处,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足下及玄同先生盛称《水浒》、《红楼梦》等为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梦》又焉能免。”
他们由文学革命的讨论,又触及到应用文的改革。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若普通应用之文,尤须老老实实讲话,务期老妪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象语代事实者,尤为恶劣。”所谓“表象语”就是乱用典。读过《秋水轩尺牍》等的人,常常会被其中的很多典故弄得懵懵懂懂。如,以“芸人之田”喻代人做事,以“嵇山独鹤”喻才学、仪表出众,以“送燕迎鸿”喻一年的时光等等。读着这样的信,你能不觉得累吗?所以,他主张“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
1917年7月1日,钱玄同致信陈独秀说,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启发,很想写一篇应用文改良的文章。他提出“应用文之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提到应用文写作,宜用最普通常用的汉字,绝对不用典,数目字改用阿拉伯数字,标点改用新式标点符号,纪年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在书札之类的文书中,那些肉麻可笑的浮文,如“辰维”、“忭颂”、“贱躯托福”、“得门集庆”之类的狗屁文句,“必当删除”;那些客套话,如“阁下”、“足下”、“道安”、“钧安”、“福安”、“顿首”、“叩上”、“拜手”、“再拜”之类,“亦可全行删除”;而在称谓上,不要再用“老伯”、“小侄”、“姻兄”、“世讲”等,“大抵父执、师长、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年相若者,道相似者,不客气之朋友、泛交、后辈,可称‘君’或‘兄’”。
这13项改革大纲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是“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种文书格式的改革,在一个多月前,钱玄同就向陈独秀写信提出。陈独秀立即复信:“先生所说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语句虽简略,态度却十分肯定。钱玄同是个急性子,在他的应用文改革的建议提出一个月后,《新青年》仍没有丝毫的表示,所出杂志一仍“右行直下”。他着急了,又给陈独秀去信询问,你既然赞成“左行横迤”,为什么《新青年》还没有改用横式呢?“《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作宗旨,则自己便须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话语间多少已有嗔怪的意思。
他认为《新青年》既然主张白话体文章,自己就应该率先垂范,“渐渐改用白话”。并且表示:“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他还邀约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共同“尝试”白话文,并说只要大家都肯“尝试”,那么白话文一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
面对老友的责怪,陈独秀完全理解其积极变革的心情,他在给钱玄同复信时,耐心地解释道:“《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尚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显然,钱的态度更为激进,陈的态度亦激进,然多少有些包容的成分。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之下,沿袭了几千年的“右行直下”的书写方式,才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左行横迤——这种华夏读书人新的书写方式,开启了崭新的文风,从而造福于中国文化,惠泽于后世子孙。
无论何种学说皆应许人
有赞成、反对之自由
1922年3月,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兴起。1922年,全国1700多个县中只有200个县没有教会,在华传教士有7600人,教徒达40万人。至1926年,基督教开办的学校多达6000所,在校大、中、小学生达80万名(含天主教)。教会学校给学生种种不合理的限令,其中最令学生不能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竟然公开宣布:“既入教会读书,应该断绝国家观念,‘爱国’二字绝无存在之余地。”“既在教会学校读书,还有什么国耻呢?”这些言论自然引起学生的愤懑情绪,但遇风吹草动便会随风而起,酿成颇有声势的群众运动。
上海的非基督教运动的起因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届大会。1922年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上海成立,针锋相对地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非基督教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吴虞、李石曾、王星拱等都是这一运动的支持者。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运动进行了领导,中共中央专此成立由7人组成的委员会,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自然参与领导了这一运动。
钱玄同很不理解,几年前,陈独秀不是也主张以“美与宗教”来丰富、发展、引导人“情感”的健全发展吗?怎么突然之间,他也会卷入非宗教的狂热之中了呢?3月24日,他给周作人去信,以其尖锐、坦诚的语气,抨击非基督教同盟:“观其通电未免令人不寒而栗,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恐怕‘彼等’要将我归入‘汉奸’之列,但我宁可蒙‘卫耶道’之名,却不愿蒙‘改良拳匪’之名。”意欲同非基督教同盟辩一是非,以正视听。3月31日,周作人、钱玄同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共同在《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
他们都与陈独秀有过颇深的交往,其中尤以钱玄同的交往最深,文学革命、应用文改革,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而在具体推行中又相互默契,共同推波助澜,才使文学革命取得实绩。可是,如今却出现这么大的分歧,以周作人、钱玄同等在学界的影响力,陈独秀不能不给以公开的答复。4月2日,陈独秀发表《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学说、何种主义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信阐明了这样的态度,信教和不信教都是自由的,“无论何种学说、何种主义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而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的背后站着强大的“洋大人”,他们才有真正的自由,相反,青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弱者,是被排斥的。4月2日,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不就是被英租界当局禁止开会的吗?陈独秀信中所说:“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很刺痛了钱玄同的心。这场论战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政治分野,而陈独秀作为中共领袖,与自由主义思想家钱玄同之间,已经有了难以逾越的政治鸿沟。
尽管如此,钱玄同对陈独秀在思想界的影响,还是由衷地钦佩。1923年7月1日,他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谈到批判“国粹”时,情不自禁地赞赏道:“因此,觉得说来说去,毕竟还是民国五六年间的《新青年》中陈仲甫的那些‘西方化’的话最为不错。还是‘德、赛’两先生最有道理。”“这几年来的真正优秀分子之中,思想最明白的人”还是陈独秀。他还告诉林语堂:“八九年来,我最佩服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先生的话”,这话就是中国人“有根本改造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