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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在美、中、日、俄等大国博弈中寻求艰难的平衡，最大限度地谋取国家利益。为适应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秩序变化，综合考虑统一、安保、经济、国际地位等国家利益，韩国同时强化与周边四大国之间的关系，推进“协调外交”“并行发展外交”。韩国的基本策略是：在安全上，以韩美同盟为基础，确保国家安全和对朝鲜的战略威慑，同时强化与中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外交上，强化与四大国的关系， 寻求各国在南北统一问题上的支持；在经济上，与中国、美国、日本发展经济关系，稳定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市场。
【关键词】平衡外交 韩国 发展战略 东北亚局势 MIKTA
【中图分类号】 D5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0.004
对于近邻韩国，中国人比较熟悉。但是，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中国往往把韩国定义为“小国”“亚洲四小龙之一”，倾向于把它归到“中小国家”之列。实际上，对于当前韩国的定位应该是“中等强国的领跑者”，一个坚定地向大国迈进的中等强国。2014年，韩国GDP规模达到1.42万亿美元，列世界第13位，人口5000万，人均GDP达到2.8万美元，贸易规模居世界第6位。2015年8月15日，在纪念光复70周年的演讲中，韩国总统朴槿惠说，“世界上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只有6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我确信，在不久的将来，韩国将成为‘5030俱乐部’的第七个成员国”。从韩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如果能维持3%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到2017年朴槿惠任期结束之际，韩国的确很有可能加入“5030俱乐部”。这将是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继1996年加入OECD后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在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损较轻，经济得以维持增长，外界不得不感叹韩国的韧劲。在国际舞台上，韩国也是做得风生水起，发起成立中等强国组织，韩国人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等，影响力有目共睹。所以，韩国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是中等国家。
在中国崛起和美国单极体制弱化的国际秩序变化过程中，世界各国都是从本国的经济安保利益出发，考虑外交战略。特别是与韩国类似的政治稳定、经济成功的中等国家们，如何在美中日俄等大国博弈中确保自身外交的自由度、增强影响力、增进政治经济方面的国家利益，是外交战略的核心议题。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韩国在发展与大国的关系的同时，主导中等强国联合体（MIKTA：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在国际新秩序变化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韩国对新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的认识
作为一个中等国家，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韩国处于美中日俄四大国的夹缝之中。特别是在南北分裂的现实中，为稳定半岛政治局势，实现和平统一、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韩国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重视和发展与“四大国”的关系，同时扮演中等强国的角色，把实现半岛和平繁荣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韩国认为，四大国之间的合作、竞争、纠纷共存的国际秩序，对韩国来说是危机与契机共存，韩国所要做的就是把危机最小化、把契机最大化，以积极的、主导的外交姿态推进对外关系的发展。
首先，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负责任的大国”等战略构想。韩国认为，这是解决朝核问题、保证半岛和平安定、构筑有助于统一的外部环境的契机。不仅如此，韩国还认为，以韩美同盟为基础，强化韩中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这是可以并行发展的，韩国正努力实现这一战略。
其次，关于美中竞争和亚太经济一体化对韩国经济乃至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韩国认为这将赋予本地区更大的活力，是发展的契机。与此同时，韩国也对美中间主导权竞争引起的地区经济板块化表示忧虑。尽管如此，韩国已经并仍将积极地参与AIIB、RCEP、TP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再次，韩国认为，中国崛起带来的“G2时代”，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极体制，要求大国间合作与共存，是“世界化”“统合化（板块化）”“多元化（权力分散）”的时代，有助于缓和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此背景下，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了。因此，韩国主导MIKTA，使之与四大国关系并行发展，积极发挥中等强国对于世界和平繁荣的作用。G2时代韩国的外交战略是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共同促进，推进“协调外交”、“并行发展外交”和主导中等国家合作，在地区的、世界的多边外交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韩美同盟为基础、并行发展的“四大国外交”
中国崛起与美国主导单极体制衰落引起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韩国强调的是在韩美同盟基础上并行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讲“四大国外交”，主要对象是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的“四大国外交”，是一种以美国为主轴、为核心的外交，需要处理的是韩中关系、韩日关系、韩俄关系与韩美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韩美1949年1月建交。1953年10月，韩美签署《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确立军事同盟关系。目前美国在韩有2.85万驻军，掌握韩军战时指挥权，对韩国负有安全防卫义务。在过去的70年间，美国是韩国外交最重要的支柱；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然是韩国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韩美同盟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支柱和核心。
以韩美同盟为基础，同时与中国、日本、俄罗斯发展合作关系。尤其是，在“新型大国关系”和“负责任大国”等外交基调下，中国对于韩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安保方面的影响力都在扩大。中国不仅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还是六方会谈的主导国，对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和朝鲜的发展变化都有不小的影响力。特别是习近平政府对朝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外界对此有很高的期待，韩中间的安全合作重要性增大。2008年确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朴槿惠政府时期信赖外交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实和强化。 在中美之间，韩国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与中国建立和深化友好关系。中韩本届政府的官方说法是“充实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表述与美国方面保持一致，强调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与航行自由的重要性。韩国在AIIB的问题上选择继英国之后宣布加入，缓解美国方面的压力。在与中国讨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关键时期，没有介入美国主导的TPP的谈判。韩国朴槿惠总统在美国、日本首脑都不参加的情况下出席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充分体现了她对强化韩中两国间政治信任关系的高度关注。韩国刻意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或者被一边误认为韩国站在了相对方。
在美日之间，韩国的处境有些为难。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亚太战略重要支点，这种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美国方面迫切希望韩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奥巴马政府时期，特别是“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提出之后，美国希望韩国和日本能够加强合作关系，为美国在东亚实现战略目标站好岗、服好务。考虑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加强同盟体系的需求，韩国需要在诸多问题上予以配合。韩国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既要维持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又在历史问题上压制日本，占据道德制高点。朴槿惠政府进入后半任期之际，把韩日关系的改善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与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日本建立新的关系”。与原来外交白皮书的主要基调是“稳定”“安定化”相比，2015年韩国对日政策有所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安倍赢得国内选举，任期延长，至少与朴的5年任期重合。安倍已经牢牢稳住了国内的政治地位，改变了困扰日本的“一年一相”窘境，韩国需要认真对待安倍政府。
从中长期来看，韩日关系的发展有两大制约。一个是历史问题。偏偏有些日本领导人不认真反省历史，不停地刺激韩国人的敏感神经。历史问题是天花板，限制了韩日关系可能发展的程度。二是结构性矛盾。与东北亚国家韩国相比，日本近些年来处于相对衰落的境地。外交僵局、经济低迷、人口老龄化等，给日本民众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很容易引发更民族主义和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政治家正在利用日本公众的焦虑、不安等意识，来推进其民族主义的、甚至是有侵略性的议题。
在美俄之间，韩国小心翼翼地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关于韩俄关系，朴槿惠提出的基调是“稳定发展韩俄关系”，核心应该是“稳定”。2013年底，普京访问首尔，与朴槿惠举行会谈，有意推进韩俄关系的大发展。从根本上说，韩俄关系要受制于美俄关系或者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约束。在2014年的2 2会议上，美韩“部长们再次重申尊重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强调国际社会部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
在这样的基调下，韩国与俄罗斯只能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继续进行合作，很难高调强调双边政治关系。目前看来，自2014年底开始试运行的罗津—哈桑物流项目进展顺利。朝鲜罗津至俄罗斯哈桑的铁路经修复后开始试点运输煤炭，并转运至韩国浦项港。这是韩、朝、俄三国共同努力的成果。韩方认为，连接俄罗斯和韩朝物流网络的罗津—哈桑项目，不仅有助于加强韩朝经济合作，还是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欧亚倡议”的试金石。“欧亚倡议”指的是通过欧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扩大韩国的对外贸易，带动朝鲜进行开放，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若罗津—哈桑项目取得成功，将有助于韩国通过陆路加强与欧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打造经过朝鲜至莫斯科乃至西欧、中亚并继续向外延伸的贸易通路，促进韩国在半岛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全方位的经济外交
韩国经济依赖出口，在朴正熙时代创造“汉江奇迹”时是如此，朴槿惠时代“再造汉江奇迹”时也是如此，变化的是贸易依存度（贸易额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结构。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1970年韩国贸易依存度为35.2%，1979年为59.4%，1996年韩国加入OECD之际贸易依存度为55.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贸易依存度继续上升，在2011～2013年连续三年超过100%，2014年达到99.5%。从主要的出口市场来看，以往韩国主要依赖美国、日本市场，现在则与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关系，其中，中国、美国、日本是韩国三大主要贸易伙伴。以往韩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重化工产品，现在则是电子产品、造船、汽车等高技术产品。
中国对韩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突出表现在对华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比率上。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1971年，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为50.6%；其次是日本（24.9%）。在1960年代，美国的比重更大。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市场的重要性提升明显。欧洲市场也紧随其后。美日欧占到韩国出口市场的七成左右。一直到1990年，中国市场占韩国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1992年8月中韩建交后，双边贸易高速增长，中国市场占韩国出口的比重从1991年的1.4%迅速蹿升至2014年的25.4%。韩国对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出口比重都出现了下降，重心向中国转移。以2014年的数据为例，韩国对华出口接近对美国、欧盟、日本三大市场的总和，中国潜在经济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中韩建交和建交之后的经济交流中，韩国是相当积极主动的。自卢泰愚以来，韩国政府开展北方外交、拓展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对华贸易的持续增长就是这种长期努力的成果。在经济外交战略中，韩国注重参与和分享中国的经济增长，稳定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在经济领域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中韩建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正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市场日益开放、对外资和进口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大的时间，韩国把握住机会，充分利用机遇期，介入进来，融入其中，中韩经济相互依赖逐步加深。2015年6月，中韩双方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双边经贸合作向制度化层面稳步、快速发展。
概言之，韩国应对大国博弈的基本策略就是全力平衡，在平衡中谋求自身国家利益：在安全上，以韩美同盟为基础，同时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国家安全和对朝鲜的战略威慑。在经济上，与中国、美国、日本发展经济关系，分享中国的经济增长，稳定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同时积极参与AIIB，RCEP，TPP等美国或中国竞争性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经济的繁荣。在外交上，开展与四大国的关系，做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建设者，寻求各国在南北统一问题上的支持。特别地，在巩固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大国关系“并行发展”、推进“协调外交”，为朝核问题的解决和半岛和平统一构筑坚实的基础。通过韩日关系的改善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重启，打开三国合作之路。此外，韩国通过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为解决朝核问题和韩朝俄三国经济合作构筑基础。韩国与周边四大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同时通过MIKTA等新的国际机制，发挥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变化中的重要作用。
责 编∕凌肖汉
【关键词】平衡外交 韩国 发展战略 东北亚局势 MIKTA
【中图分类号】 D5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0.004
对于近邻韩国，中国人比较熟悉。但是，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中国往往把韩国定义为“小国”“亚洲四小龙之一”，倾向于把它归到“中小国家”之列。实际上，对于当前韩国的定位应该是“中等强国的领跑者”，一个坚定地向大国迈进的中等强国。2014年，韩国GDP规模达到1.42万亿美元，列世界第13位，人口5000万，人均GDP达到2.8万美元，贸易规模居世界第6位。2015年8月15日，在纪念光复70周年的演讲中，韩国总统朴槿惠说，“世界上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中，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的只有6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我确信，在不久的将来，韩国将成为‘5030俱乐部’的第七个成员国”。从韩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如果能维持3%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到2017年朴槿惠任期结束之际，韩国的确很有可能加入“5030俱乐部”。这将是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继1996年加入OECD后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在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损较轻，经济得以维持增长，外界不得不感叹韩国的韧劲。在国际舞台上，韩国也是做得风生水起，发起成立中等强国组织，韩国人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等，影响力有目共睹。所以，韩国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是中等国家。
在中国崛起和美国单极体制弱化的国际秩序变化过程中，世界各国都是从本国的经济安保利益出发，考虑外交战略。特别是与韩国类似的政治稳定、经济成功的中等国家们，如何在美中日俄等大国博弈中确保自身外交的自由度、增强影响力、增进政治经济方面的国家利益，是外交战略的核心议题。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韩国在发展与大国的关系的同时，主导中等强国联合体（MIKTA：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在国际新秩序变化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韩国对新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的认识
作为一个中等国家，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韩国处于美中日俄四大国的夹缝之中。特别是在南北分裂的现实中，为稳定半岛政治局势，实现和平统一、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韩国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重视和发展与“四大国”的关系，同时扮演中等强国的角色，把实现半岛和平繁荣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韩国认为，四大国之间的合作、竞争、纠纷共存的国际秩序，对韩国来说是危机与契机共存，韩国所要做的就是把危机最小化、把契机最大化，以积极的、主导的外交姿态推进对外关系的发展。
首先，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负责任的大国”等战略构想。韩国认为，这是解决朝核问题、保证半岛和平安定、构筑有助于统一的外部环境的契机。不仅如此，韩国还认为，以韩美同盟为基础，强化韩中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这是可以并行发展的，韩国正努力实现这一战略。
其次，关于美中竞争和亚太经济一体化对韩国经济乃至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韩国认为这将赋予本地区更大的活力，是发展的契机。与此同时，韩国也对美中间主导权竞争引起的地区经济板块化表示忧虑。尽管如此，韩国已经并仍将积极地参与AIIB、RCEP、TPP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再次，韩国认为，中国崛起带来的“G2时代”，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极体制，要求大国间合作与共存，是“世界化”“统合化（板块化）”“多元化（权力分散）”的时代，有助于缓和大国之间的冲突。在此背景下，韩国这样的中等国家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了。因此，韩国主导MIKTA，使之与四大国关系并行发展，积极发挥中等强国对于世界和平繁荣的作用。G2时代韩国的外交战略是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共同促进，推进“协调外交”、“并行发展外交”和主导中等国家合作，在地区的、世界的多边外交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韩美同盟为基础、并行发展的“四大国外交”
中国崛起与美国主导单极体制衰落引起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韩国强调的是在韩美同盟基础上并行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讲“四大国外交”，主要对象是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的“四大国外交”，是一种以美国为主轴、为核心的外交，需要处理的是韩中关系、韩日关系、韩俄关系与韩美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韩美1949年1月建交。1953年10月，韩美签署《韩美共同防御条约》，确立军事同盟关系。目前美国在韩有2.85万驻军，掌握韩军战时指挥权，对韩国负有安全防卫义务。在过去的70年间，美国是韩国外交最重要的支柱；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然是韩国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韩美同盟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支柱和核心。
以韩美同盟为基础，同时与中国、日本、俄罗斯发展合作关系。尤其是，在“新型大国关系”和“负责任大国”等外交基调下，中国对于韩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安保方面的影响力都在扩大。中国不仅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还是六方会谈的主导国，对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和朝鲜的发展变化都有不小的影响力。特别是习近平政府对朝政策有了一些变化，外界对此有很高的期待，韩中间的安全合作重要性增大。2008年确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朴槿惠政府时期信赖外交的基础上得到了充实和强化。 在中美之间，韩国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与中国建立和深化友好关系。中韩本届政府的官方说法是“充实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表述与美国方面保持一致，强调维护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与航行自由的重要性。韩国在AIIB的问题上选择继英国之后宣布加入，缓解美国方面的压力。在与中国讨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关键时期，没有介入美国主导的TPP的谈判。韩国朴槿惠总统在美国、日本首脑都不参加的情况下出席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充分体现了她对强化韩中两国间政治信任关系的高度关注。韩国刻意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或者被一边误认为韩国站在了相对方。
在美日之间，韩国的处境有些为难。日本和韩国是美国的亚太战略重要支点，这种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美国方面迫切希望韩国和日本改善关系。奥巴马政府时期，特别是“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提出之后，美国希望韩国和日本能够加强合作关系，为美国在东亚实现战略目标站好岗、服好务。考虑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加强同盟体系的需求，韩国需要在诸多问题上予以配合。韩国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既要维持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又在历史问题上压制日本，占据道德制高点。朴槿惠政府进入后半任期之际，把韩日关系的改善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与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日本建立新的关系”。与原来外交白皮书的主要基调是“稳定”“安定化”相比，2015年韩国对日政策有所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安倍赢得国内选举，任期延长，至少与朴的5年任期重合。安倍已经牢牢稳住了国内的政治地位，改变了困扰日本的“一年一相”窘境，韩国需要认真对待安倍政府。
从中长期来看，韩日关系的发展有两大制约。一个是历史问题。偏偏有些日本领导人不认真反省历史，不停地刺激韩国人的敏感神经。历史问题是天花板，限制了韩日关系可能发展的程度。二是结构性矛盾。与东北亚国家韩国相比，日本近些年来处于相对衰落的境地。外交僵局、经济低迷、人口老龄化等，给日本民众心中蒙上一层阴影，很容易引发更民族主义和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政治家正在利用日本公众的焦虑、不安等意识，来推进其民族主义的、甚至是有侵略性的议题。
在美俄之间，韩国小心翼翼地与俄罗斯发展友好关系。关于韩俄关系，朴槿惠提出的基调是“稳定发展韩俄关系”，核心应该是“稳定”。2013年底，普京访问首尔，与朴槿惠举行会谈，有意推进韩俄关系的大发展。从根本上说，韩俄关系要受制于美俄关系或者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约束。在2014年的2 2会议上，美韩“部长们再次重申尊重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强调国际社会部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
在这样的基调下，韩国与俄罗斯只能在一些具体的项目上继续进行合作，很难高调强调双边政治关系。目前看来，自2014年底开始试运行的罗津—哈桑物流项目进展顺利。朝鲜罗津至俄罗斯哈桑的铁路经修复后开始试点运输煤炭，并转运至韩国浦项港。这是韩、朝、俄三国共同努力的成果。韩方认为，连接俄罗斯和韩朝物流网络的罗津—哈桑项目，不仅有助于加强韩朝经济合作，还是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欧亚倡议”的试金石。“欧亚倡议”指的是通过欧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扩大韩国的对外贸易，带动朝鲜进行开放，消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若罗津—哈桑项目取得成功，将有助于韩国通过陆路加强与欧亚各国的经济联系，打造经过朝鲜至莫斯科乃至西欧、中亚并继续向外延伸的贸易通路，促进韩国在半岛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全方位的经济外交
韩国经济依赖出口，在朴正熙时代创造“汉江奇迹”时是如此，朴槿惠时代“再造汉江奇迹”时也是如此，变化的是贸易依存度（贸易额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比）、出口市场和出口产品结构。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1970年韩国贸易依存度为35.2%，1979年为59.4%，1996年韩国加入OECD之际贸易依存度为55.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贸易依存度继续上升，在2011～2013年连续三年超过100%，2014年达到99.5%。从主要的出口市场来看，以往韩国主要依赖美国、日本市场，现在则与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关系，其中，中国、美国、日本是韩国三大主要贸易伙伴。以往韩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重化工产品，现在则是电子产品、造船、汽车等高技术产品。
中国对韩国经济影响力的提升，突出表现在对华出口占韩国出口总额的比率上。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1971年，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为50.6%；其次是日本（24.9%）。在1960年代，美国的比重更大。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市场的重要性提升明显。欧洲市场也紧随其后。美日欧占到韩国出口市场的七成左右。一直到1990年，中国市场占韩国出口的比重微乎其微。1992年8月中韩建交后，双边贸易高速增长，中国市场占韩国出口的比重从1991年的1.4%迅速蹿升至2014年的25.4%。韩国对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出口比重都出现了下降，重心向中国转移。以2014年的数据为例，韩国对华出口接近对美国、欧盟、日本三大市场的总和，中国潜在经济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中韩建交和建交之后的经济交流中，韩国是相当积极主动的。自卢泰愚以来，韩国政府开展北方外交、拓展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对华贸易的持续增长就是这种长期努力的成果。在经济外交战略中，韩国注重参与和分享中国的经济增长，稳定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在经济领域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中韩建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正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市场日益开放、对外资和进口产品的需求持续增大的时间，韩国把握住机会，充分利用机遇期，介入进来，融入其中，中韩经济相互依赖逐步加深。2015年6月，中韩双方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双边经贸合作向制度化层面稳步、快速发展。
概言之，韩国应对大国博弈的基本策略就是全力平衡，在平衡中谋求自身国家利益：在安全上，以韩美同盟为基础，同时强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国家安全和对朝鲜的战略威慑。在经济上，与中国、美国、日本发展经济关系，分享中国的经济增长，稳定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同时积极参与AIIB，RCEP，TPP等美国或中国竞争性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地区经济的繁荣。在外交上，开展与四大国的关系，做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建设者，寻求各国在南北统一问题上的支持。特别地，在巩固韩美同盟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大国关系“并行发展”、推进“协调外交”，为朝核问题的解决和半岛和平统一构筑坚实的基础。通过韩日关系的改善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重启，打开三国合作之路。此外，韩国通过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为解决朝核问题和韩朝俄三国经济合作构筑基础。韩国与周边四大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同时通过MIKTA等新的国际机制，发挥中等强国在国际秩序变化中的重要作用。
责 编∕凌肖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