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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钱学森之问原意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于这个问题，通常的看法是将焦点直指教育部，怒斥应试教育的弊病。其实它有多方面的问题，社会、学校、家庭都有责任。面对这么多的无奈，不是某一个部门就能解决的，需要全中国人民共同关心、思考、解决。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 教育 学校 社会 家庭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3－0051－02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啊，中国在历史上曾产生世界最辉煌的文明，难道现在中国人变笨了吗？其实看看中国解放以来的教育史，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明白个中原因。
解放以后，中国百废待兴，普及教育水平极低，1951年制定普及教育的目标：从1952年开始，五年内培养百万小学教师，十年内基本普及小学教育。这期间，小学的普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49年小学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0%，1952年达49%，1957年已到61.7%（摘自《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看着这些数据，令人欣慰，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离教育大国的目标就不远了。
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得教育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十年。这场运动，使中国原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崇尚读书热，变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扑灭了人们心中的一腔读书热情；一些进步优秀书籍被当成毒蛇猛兽毁灭了，阻挡了光辉思想在人类的迅速传播；学校不再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交白卷可上大学；一些大知识分子还没把衣钵传人，就在运动中离开了人世。
1979年中国教育终于迎来了春天，可是在和平的大环境下，其他的国家早在大飞越地搞着教育，看看废墟中起来的日本，就知道我们落后了。这时的教育界优秀教师整掉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没跟上来，出现断层。中国又重新奋起追赶，还不算晚。接下来的教育是不是卯足不劲地追赶别国，我把它成两部分，一部分家庭教育，一部分学校教育。
被“文革”耽误了的那部分学生陆续为人父母，他们把没完成的大学梦寄托在孩子身上，把吃的苦归于没读好书。而且在此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宝宝，最多就两个，孩子越来越少，家长看孩子就越重，希望他们有出息，于是就寄希望于教育，要他们考大学，进公立单位。重视教育本是好事，可是过头就会成为坏事。家长普遍认为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出人头地，扬眉吐气，所以出现了父母什么家务也不要孩子做，孩子只要努力读书就行。他们的动手创造能力在一点点地被磨灭。而且这种为父母而读书，只读高考书，哪允许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就叫不务正业，还没让这种“不务正业”长大，就在“我不要你做任何家务活，你只要把书给我读好，也不亏我们吃这么多苦把你带大”的叮咛、啰嗦中泯灭，或者你的意志再坚强些，还要执著你的兴趣，那就在中国父母的“孝子棍”下给灭了。这些是圣贤书知识以外的东西不许生存下来。
歪材不许存在，那么总有对圣贤书知识方面有天赋的吧！可是只在学校课本里如何找到个人发展的真正爱好？比如有一位数学方面有天赋的，学校的知识早已运用自如了，他想学得更深，比如奥数方面。可人不是全材，这时他可能英语很不好，于是他的业余时间就会变成去培训班学英语。因为高考即使数学考满分，英语拖后腿也是无法考上大学的。而且分析高考的老师也会如此提议，数学已经很好了，再好也就是满分，高考总分因你的数学进步只能提高几分，不如去攻弱项，复习好的话可以从不及格到及格或是良。于是听从圣人的指点去补习英语。可这不是强项，学起来吃力，疲于补修自己的弱项的人如何有精力去钻研自己的长项，好不容易从英语虎口脱身，第一件事想的就是休息娱乐，哪还会去钻研数学，毕竟人不是机器。
所以中国的高材生，多半是为考大学而读书，不知去“长善”，只知一味地“救失”，特长生少了，全是一些“齐头并进的”，也就导致了他们拼命死读书，上了大学就解放了，开始放弃努力学习，寻找休息、享受，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上进，他们是培养能力，如动手、组织、交际等等，搞学业的也是为了更高的文凭，不是出于兴趣、爱好。要知道只有自己最热衷的东西，才能让人疯狂，为之倾注心血，爆发出内在的潜能。
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讲要尊敬老师，我们理解为就是要听老师的话，上课小手背放后面，不要问太多问题，老师的话要牢记，所以小学生最喜欢说的就是“我们老师讲的”，那可是他们的圣旨。他们要做好学生就慢慢变得没有自己的想法了。试卷里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如果不是就是错误，所以学生只背老师给的答案，不问自己有没有更好的回答，甚至有些老师要求学生背范文来应付考试作文。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接受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会思考，古人的道理到如今却不会了。
再看学习的内容。语文基本就是抄抄写写背背，数学就是无止境地解算，重复是他们的主要作业，那些动手的作业很少，更别说开动脑筋搞小发明了。老师的教学质量就是看学生考分的高低，于是老师开始大量布置作业，机械的作业不利于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可是对于应试是很有帮助的，于是就制造出了一种高分假像，这是好的教学方法，导致老师拼命地布置作业，学生的学习热情开始下降、逆反。高考的题海战术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以量来提高分数，在题海里泡出来的高材生，分数哪怕再高，也不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不是自愿地学习，是高考的压力，是父母的压力，是社会的压力。新闻报道有个数学高材生，几所大学抢着要，可是那个学生说，只要不要我学数学，我就去那所大学。这样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怎么会在数学领域有所建树呢？怎么可能会为数学呕心力血、奉献自己的毕业精力呢？老师为了学生的高分而灌输，学生为了高分而死读书，看到题就能做得出，这其实可以和条件反射联系上了。有一句话叫“勤能补拙”，这一切都离创造性思维越来越远，慢慢地创造思维不会了。到了大学终于可以不为分数死读书（大学60分万岁），可是幼时的培养创造性思维最佳时期被完全耽误了，思维已经不怎么会创造了，大学老师教一桶知识，学生学一杯。当然也有学了一桶的，因为中国学生在压力之下吃苦精神是最强的，他们可以因为压力再把高考的吃苦精神拿出来，所以在哈佛大学里，拿高分的中国学生居多，可是论创造性成果却又落人之后。这就是自己的东西太少了。
综上有社会、家庭、学校的因素，其实就是大学前压力太大，大学后无压力，导致大家大学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课本上，忽略了个人的创造思维能力和习惯的培养；上大学后无压力了，没有创造思维的习惯，想开发时又错过了开发的最佳时机。教育要改革就应该是从小改起，把住几个关口：幼儿园重动手能力，注重考评政策，每个孩子只要有一门拿手的、有特色的才能是优秀。小学阶段就是基础学习，只要毕业时能听、说、读、写出汉字，能解决生活中的一般运算，鼓励学生在某方面有特别创造，以此评优。这两个阶段是一个等待的阶段，等待学生的潜能慢慢成长，同时培养他们的创造思维。中学阶段对每门课程进行由浅入深地探究，从而确立学生的特长，学校组织兴趣小组，由学生选报，正式纳入课程安排。大学借鉴国外的宽进严出政策，毕业考试题型不应该是书上答案，而是灵活运用型的。改卷要拿出高考的严格水平，过了拿毕业证，没过拿结业证。过的门槛抬高了，毕业的人少了，没有能力的人就不会去考大学。那么多人都成不了大学生，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兴致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优胜劣汰要淘得的只能是少数金子。国家的高校教育经费此时才能集中放在有效研究项目上，真人材与真金才是出成果的保证。大部分的大学其实改为职校更理性，使大批学生毕业可以直接合格地上岗。这里的教育经费主要是用于培养学生的上岗动手能力，及他们的健康职业心理。
方方面面都有原因，这个问题已是迫在眉睫了，让我们从文明古国的骄傲中清醒过来，少点功利，多点求实；少点求同，多点创新；少点拔苗助长，多点成长等待。有认识、有行动，还有人们内心深深的期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钱学森式的人才出现。
参考文献
1 难以释怀和“钱学森之问”［N］.中国教育报，2010.11.14
2 从“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N］.光明日报，2011.9.20
3 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J］.求是，2011（06）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 教育 学校 社会 家庭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3－0051－02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啊，中国在历史上曾产生世界最辉煌的文明，难道现在中国人变笨了吗？其实看看中国解放以来的教育史，我们或多或少可以明白个中原因。
解放以后，中国百废待兴，普及教育水平极低，1951年制定普及教育的目标：从1952年开始，五年内培养百万小学教师，十年内基本普及小学教育。这期间，小学的普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49年小学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0%，1952年达49%，1957年已到61.7%（摘自《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看着这些数据，令人欣慰，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离教育大国的目标就不远了。
可是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得教育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倒退十年。这场运动，使中国原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崇尚读书热，变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扑灭了人们心中的一腔读书热情；一些进步优秀书籍被当成毒蛇猛兽毁灭了，阻挡了光辉思想在人类的迅速传播；学校不再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交白卷可上大学；一些大知识分子还没把衣钵传人，就在运动中离开了人世。
1979年中国教育终于迎来了春天，可是在和平的大环境下，其他的国家早在大飞越地搞着教育，看看废墟中起来的日本，就知道我们落后了。这时的教育界优秀教师整掉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没跟上来，出现断层。中国又重新奋起追赶，还不算晚。接下来的教育是不是卯足不劲地追赶别国，我把它成两部分，一部分家庭教育，一部分学校教育。
被“文革”耽误了的那部分学生陆续为人父母，他们把没完成的大学梦寄托在孩子身上，把吃的苦归于没读好书。而且在此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宝宝，最多就两个，孩子越来越少，家长看孩子就越重，希望他们有出息，于是就寄希望于教育，要他们考大学，进公立单位。重视教育本是好事，可是过头就会成为坏事。家长普遍认为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出人头地，扬眉吐气，所以出现了父母什么家务也不要孩子做，孩子只要努力读书就行。他们的动手创造能力在一点点地被磨灭。而且这种为父母而读书，只读高考书，哪允许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就叫不务正业，还没让这种“不务正业”长大，就在“我不要你做任何家务活，你只要把书给我读好，也不亏我们吃这么多苦把你带大”的叮咛、啰嗦中泯灭，或者你的意志再坚强些，还要执著你的兴趣，那就在中国父母的“孝子棍”下给灭了。这些是圣贤书知识以外的东西不许生存下来。
歪材不许存在，那么总有对圣贤书知识方面有天赋的吧！可是只在学校课本里如何找到个人发展的真正爱好？比如有一位数学方面有天赋的，学校的知识早已运用自如了，他想学得更深，比如奥数方面。可人不是全材，这时他可能英语很不好，于是他的业余时间就会变成去培训班学英语。因为高考即使数学考满分，英语拖后腿也是无法考上大学的。而且分析高考的老师也会如此提议，数学已经很好了，再好也就是满分，高考总分因你的数学进步只能提高几分，不如去攻弱项，复习好的话可以从不及格到及格或是良。于是听从圣人的指点去补习英语。可这不是强项，学起来吃力，疲于补修自己的弱项的人如何有精力去钻研自己的长项，好不容易从英语虎口脱身，第一件事想的就是休息娱乐，哪还会去钻研数学，毕竟人不是机器。
所以中国的高材生，多半是为考大学而读书，不知去“长善”，只知一味地“救失”，特长生少了，全是一些“齐头并进的”，也就导致了他们拼命死读书，上了大学就解放了，开始放弃努力学习，寻找休息、享受，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上进，他们是培养能力，如动手、组织、交际等等，搞学业的也是为了更高的文凭，不是出于兴趣、爱好。要知道只有自己最热衷的东西，才能让人疯狂，为之倾注心血，爆发出内在的潜能。
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讲要尊敬老师，我们理解为就是要听老师的话，上课小手背放后面，不要问太多问题，老师的话要牢记，所以小学生最喜欢说的就是“我们老师讲的”，那可是他们的圣旨。他们要做好学生就慢慢变得没有自己的想法了。试卷里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如果不是就是错误，所以学生只背老师给的答案，不问自己有没有更好的回答，甚至有些老师要求学生背范文来应付考试作文。俗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接受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会思考，古人的道理到如今却不会了。
再看学习的内容。语文基本就是抄抄写写背背，数学就是无止境地解算，重复是他们的主要作业，那些动手的作业很少，更别说开动脑筋搞小发明了。老师的教学质量就是看学生考分的高低，于是老师开始大量布置作业，机械的作业不利于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可是对于应试是很有帮助的，于是就制造出了一种高分假像，这是好的教学方法，导致老师拼命地布置作业，学生的学习热情开始下降、逆反。高考的题海战术不就是这么产生的吗？以量来提高分数，在题海里泡出来的高材生，分数哪怕再高，也不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不是自愿地学习，是高考的压力，是父母的压力，是社会的压力。新闻报道有个数学高材生，几所大学抢着要，可是那个学生说，只要不要我学数学，我就去那所大学。这样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怎么会在数学领域有所建树呢？怎么可能会为数学呕心力血、奉献自己的毕业精力呢？老师为了学生的高分而灌输，学生为了高分而死读书，看到题就能做得出，这其实可以和条件反射联系上了。有一句话叫“勤能补拙”，这一切都离创造性思维越来越远，慢慢地创造思维不会了。到了大学终于可以不为分数死读书（大学60分万岁），可是幼时的培养创造性思维最佳时期被完全耽误了，思维已经不怎么会创造了，大学老师教一桶知识，学生学一杯。当然也有学了一桶的，因为中国学生在压力之下吃苦精神是最强的，他们可以因为压力再把高考的吃苦精神拿出来，所以在哈佛大学里，拿高分的中国学生居多，可是论创造性成果却又落人之后。这就是自己的东西太少了。
综上有社会、家庭、学校的因素，其实就是大学前压力太大，大学后无压力，导致大家大学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课本上，忽略了个人的创造思维能力和习惯的培养；上大学后无压力了，没有创造思维的习惯，想开发时又错过了开发的最佳时机。教育要改革就应该是从小改起，把住几个关口：幼儿园重动手能力，注重考评政策，每个孩子只要有一门拿手的、有特色的才能是优秀。小学阶段就是基础学习，只要毕业时能听、说、读、写出汉字，能解决生活中的一般运算，鼓励学生在某方面有特别创造，以此评优。这两个阶段是一个等待的阶段，等待学生的潜能慢慢成长，同时培养他们的创造思维。中学阶段对每门课程进行由浅入深地探究，从而确立学生的特长，学校组织兴趣小组，由学生选报，正式纳入课程安排。大学借鉴国外的宽进严出政策，毕业考试题型不应该是书上答案，而是灵活运用型的。改卷要拿出高考的严格水平，过了拿毕业证，没过拿结业证。过的门槛抬高了，毕业的人少了，没有能力的人就不会去考大学。那么多人都成不了大学生，就不会有那么高的兴致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优胜劣汰要淘得的只能是少数金子。国家的高校教育经费此时才能集中放在有效研究项目上，真人材与真金才是出成果的保证。大部分的大学其实改为职校更理性，使大批学生毕业可以直接合格地上岗。这里的教育经费主要是用于培养学生的上岗动手能力，及他们的健康职业心理。
方方面面都有原因，这个问题已是迫在眉睫了，让我们从文明古国的骄傲中清醒过来，少点功利，多点求实；少点求同，多点创新；少点拔苗助长，多点成长等待。有认识、有行动，还有人们内心深深的期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钱学森式的人才出现。
参考文献
1 难以释怀和“钱学森之问”［N］.中国教育报，2010.11.14
2 从“钱学森之问”引发的思考［N］.光明日报，2011.9.20
3 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J］.求是，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