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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留给后世的唯一的一封书信，从这封书信我们可以直接瞻仰到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崇高的人格和超俗的情操，看到他敢于仗义执言的勇气和嫉奸妒佞的品格，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有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他立志重于泰山，有决不轻于鸿毛的生死观，以及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透过这封书信，使我们能真正走进一代伟人的心灵世界，加深对其文其人的认识。
[关键词]司马迁 高尚品格 超俗情操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之一，他写作的《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对后代史书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被后世奉为典范。但司马迁是在怎样背景之下完成《史记》的?其时其心境究竟如何?历史上关于这点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而《报任安书》一文则给了后人一把钥匙，让我们能够以此打开太史公之心门，直接窥触到他的心灵最深处，让我们能透过这封书信，了解一个真正的司马迁。
《报任安书》选取自南朝梁代肖统主编的《昭明文选》，汉代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亦载有本文。这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同时这也是一篇优秀的书信体散文。信中的任安，字少卿，曾在西汉武帝时任京城禁卫军北军的长官，后因获罪被处腰斩而死。此前任安曾写信给司马迁，劝他利用官居中书令的时机，多多“推贤进士”，司马迁回信以此为话头，谈了自己为李陵事件而获罪的经过，表达了蒙受奇耻大辱的悲愤心情，说明了自己苟且偷生的原因和坚决要写好《史记》的雄心壮志，这封信是司马迁留给后世的唯一书信，它是司马迁为自己铸造的自雕像，从中，我们可以直接窥触到这位伟大历史家和文学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司马迁，并直接瞻仰到他崇高的人格和超俗的情操。
一、痛恨小人，仗义执言的高尚品格
因李陵之事而遭受宫刑，是司马迁生平中的大事，也是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所以事隔七、八年之后，他还在这封信中悲愤而执着地说自己为李陵辩解并没有什么错。其实，李陵投降变节已成事实，这里既有孤军深入，寡不敌众的客观原因，也有好名好胜，骄傲轻敌的主观原因。司马迁偏爱于他，只谈其长，不谈其短，一口咬定他的投降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并极力夸张他的勇敢和战绩，显然是不适当的。我们没有必要硬把非说成是，并从这个角度为司马迁喊冤叫屈。因为他在这封信里明明说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想用宽心话为主上解忧：“见主人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二是要用公道话堵小人的嘴：有意“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最后被处以腐刑，从司马迁说话的口气来看，他当时并没有借李陵之事沮贰师、诬上的意思，但是问题是，主观上有没有是一回事，客观上却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贰师将军李广利乃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向来为汉武帝所宠幸。此次北伐匈奴，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大漠，与敌数万主力相遇，李广利身率汉军主力三万余人，却根本没见敌人的面，就空绕了一圈回来了，司马迁竭力渲染偏师李陵的苦战之功和迫不得已，客观上难道不是奚落主帅的徒劳空返，责怪皇上的调度失当吗?其实，司马迁有“沮贰师”，“诬上”之嫌，也并非只此一事，汉武帝之忌恨司马迁，也不自此时始，在《大宛列传》中，司马迁就流露过对李广利的憎恶和对汉武帝的不满。《西京杂记》还记载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现在借李陵之事给司马迁加上“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并处以极刑，不过是宿怨新仇一齐发，老帐新帐一起算罢了。
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司马迁的憎恶李广利，不满汉武帝，完全是正确的，进步的。但司马迁在这封信中矢口否认这一点，我们便不好从这个角度对他加以肯定。但他在这封信中谈及李陵之祸时所表现出来的可贵品质主要是对奸邪小人的义愤和仗义执言的精神。在人类历史上，那些高居人上的达官贵人，尽管常常以正人君子的姿态在人前招摇撞骗；但“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的现象屡见不鲜，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者比比皆是，司马迁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向汉武帝敬酒祝贺，未见他有什么阿谀言行。“后数日，陵败书闻”，“群臣皆罪陵”《汉书，李广苏建传》，司马迁面对此情此景，深感痛心(“仆诚私心痛之”)，深恨这些诌媚逢迎之徒的反复无常，便有意“推言陵功”，来“塞”落石下井者的“睚眦之辞”，他的话虽然说得未尽妥当，且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但那嫉奸妒佞的义愤，仗义执言的勇气，力排众议的气魄，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反映了司马迁的秉性之正，人格之美，这也是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的重要原因。
二、忍辱含垢，著作《史记》的超常情操
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最下等的刑罚，它使司马迁蒙受了最大的耻辱，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司马迁在信中这样描绘自己内心的耻辱和痛苦：“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至今读来仍会令人长太息而淹涕。他说他本来可以“引决”的办法，使自己免受“累绁之辱”，但最后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毅然承受了比死去还痛苦万倍的生的耻辱，这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
1、历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司马迁父亲临死时曾“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不单纯是父亲的遗嘱，而是时代的呼唤，是一种历史责任。司马迁不仅含泪从父亲手中接下这个接力棒，而且常常以孔子撰《春秋》自比，立志要完成这个大业。只可惜未能及时开始，直到42岁时，即父亲死后六年，他才正式开始著述《史记》。到李陵之祸时，司马迁虽说已埋头写了六年《史记》，但并未写完。他在生死去留中进行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来决心为完成尚未完成的《史记》而忍辱含垢地活下去，这就是他在本文中所说的“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不是一个简单地留“名”于后世的问题，而是出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的责无旁贷的高度责任感。他后来之所以接受那个“牛马走”式的可耻的中书令职务，也是为了不离开他所需要的国家图书馆里的图书资料，继续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
2、“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 司马迁不是一般的历史家，而是封建时代一个有卓越见解和理想抱负的伟大历史家，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通过记载和考察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间的历史，来研究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总结历代成功、兴盛的经验和灭亡、衰败的教训，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改良现实政治的某些主张。从《史记》中的文章看，他的观点、理想、主张又有不少是超越前人、时人，启迪后世、今人的真知灼见和进步观点，诸如：连贯地、整体的、发展的、联系的观察历史；重视经济，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重视并歌颂下层人民的力量批判邪恶势力，颂扬宽仁俭朴与民生息、耿直为公、英武善战的贤群贤臣主张各民族的平等友好等等。司马迁所说的发愤著书，就是忍辱含愤著作这样的“一家之言”，在世人面前展现他对古今人事、历史变迁的卓越见识，如果简单把它理解为发泄私愤，就大错特错了。
3、立志重于泰山，决不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司马迁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死观。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势异也。”他用这个生死观衡量古人，肯定过陈涉、蔺相如的为国家、为公利而勇于献身，批判过伍子胥的激于节义，目光短浅，赞赏了古代圣贤的发愤著书，文垂后世。也用这个生死观指导自己的行为。他征引大量例证，罗列十种耻辱，说自己身陷囹齬，遭受极刑，并不是不感到耻辱，而恰恰认为是蒙受了人世间最最下等的奇耻大辱，但他之所以一不“伏法受诛”，二不“引决自裁”，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认定受诛与自杀都是“轻于鸿毛”。他不甘心无所作为地了却自己的一生，而要死得重于泰山。这种有价值的死，对于当时的司马迁来说，既不是为什么真理，节义，也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因为面对着汉武帝的封建专制。无辜而反受极刑的司马迁，已无须再讲求什么忠君报国了，他的唯一憾恨就是“私心有所不尽，文采未表于后”。他认为能写成《史记》。垂文后世，就是活得有价值，死得“重于泰山”。这从司马迁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对的，就是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无可非议。因为他留给后人的“一家之言”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和“名”，而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可资借鉴的真知灼见。追求这样的价值、意义。也许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勇者不必死节”的道理。
4、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心
司马迁开始写史记就曾因触及武帝之过，受到汉武帝的忌恨，后来身心又遭到了汉王朝的摧残，他在这封信中追叙自己当时的处境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国之中，谁可告诉者!”但是，他对自己奋斗目标的正义性和永久价值充满自信，相信它一定会得到后世的肯定，大行于人世，“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认为能这样就等于“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以上四条就是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的原因，这些愤懑、苦衷、目标、宏愿，在当时是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的，反而“重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戮笑”，所以司马迁说“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只在自己的一生中对自己的老朋友作了这次唯一的，毫无保留的吐露。它使我们有机会从中看到这位文化巨人的高尚超俗的情操和光辉伟大的心灵。
[关键词]司马迁 高尚品格 超俗情操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家和文学家之一，他写作的《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对后代史书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被后世奉为典范。但司马迁是在怎样背景之下完成《史记》的?其时其心境究竟如何?历史上关于这点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而《报任安书》一文则给了后人一把钥匙，让我们能够以此打开太史公之心门，直接窥触到他的心灵最深处，让我们能透过这封书信，了解一个真正的司马迁。
《报任安书》选取自南朝梁代肖统主编的《昭明文选》，汉代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亦载有本文。这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同时这也是一篇优秀的书信体散文。信中的任安，字少卿，曾在西汉武帝时任京城禁卫军北军的长官，后因获罪被处腰斩而死。此前任安曾写信给司马迁，劝他利用官居中书令的时机，多多“推贤进士”，司马迁回信以此为话头，谈了自己为李陵事件而获罪的经过，表达了蒙受奇耻大辱的悲愤心情，说明了自己苟且偷生的原因和坚决要写好《史记》的雄心壮志，这封信是司马迁留给后世的唯一书信，它是司马迁为自己铸造的自雕像，从中，我们可以直接窥触到这位伟大历史家和文学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司马迁，并直接瞻仰到他崇高的人格和超俗的情操。
一、痛恨小人，仗义执言的高尚品格
因李陵之事而遭受宫刑，是司马迁生平中的大事，也是对司马迁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所以事隔七、八年之后，他还在这封信中悲愤而执着地说自己为李陵辩解并没有什么错。其实，李陵投降变节已成事实，这里既有孤军深入，寡不敌众的客观原因，也有好名好胜，骄傲轻敌的主观原因。司马迁偏爱于他，只谈其长，不谈其短，一口咬定他的投降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并极力夸张他的勇敢和战绩，显然是不适当的。我们没有必要硬把非说成是，并从这个角度为司马迁喊冤叫屈。因为他在这封信里明明说道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是想用宽心话为主上解忧：“见主人惨怆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二是要用公道话堵小人的嘴：有意“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最后被处以腐刑，从司马迁说话的口气来看，他当时并没有借李陵之事沮贰师、诬上的意思，但是问题是，主观上有没有是一回事，客观上却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贰师将军李广利乃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向来为汉武帝所宠幸。此次北伐匈奴，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大漠，与敌数万主力相遇，李广利身率汉军主力三万余人，却根本没见敌人的面，就空绕了一圈回来了，司马迁竭力渲染偏师李陵的苦战之功和迫不得已，客观上难道不是奚落主帅的徒劳空返，责怪皇上的调度失当吗?其实，司马迁有“沮贰师”，“诬上”之嫌，也并非只此一事，汉武帝之忌恨司马迁，也不自此时始，在《大宛列传》中，司马迁就流露过对李广利的憎恶和对汉武帝的不满。《西京杂记》还记载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现在借李陵之事给司马迁加上“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并处以极刑，不过是宿怨新仇一齐发，老帐新帐一起算罢了。
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司马迁的憎恶李广利，不满汉武帝，完全是正确的，进步的。但司马迁在这封信中矢口否认这一点，我们便不好从这个角度对他加以肯定。但他在这封信中谈及李陵之祸时所表现出来的可贵品质主要是对奸邪小人的义愤和仗义执言的精神。在人类历史上，那些高居人上的达官贵人，尽管常常以正人君子的姿态在人前招摇撞骗；但“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的现象屡见不鲜，投机取巧、见风使舵者比比皆是，司马迁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向汉武帝敬酒祝贺，未见他有什么阿谀言行。“后数日，陵败书闻”，“群臣皆罪陵”《汉书，李广苏建传》，司马迁面对此情此景，深感痛心(“仆诚私心痛之”)，深恨这些诌媚逢迎之徒的反复无常，便有意“推言陵功”，来“塞”落石下井者的“睚眦之辞”，他的话虽然说得未尽妥当，且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但那嫉奸妒佞的义愤，仗义执言的勇气，力排众议的气魄，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反映了司马迁的秉性之正，人格之美，这也是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的重要原因。
二、忍辱含垢，著作《史记》的超常情操
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最下等的刑罚，它使司马迁蒙受了最大的耻辱，精神和肉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司马迁在信中这样描绘自己内心的耻辱和痛苦：“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至今读来仍会令人长太息而淹涕。他说他本来可以“引决”的办法，使自己免受“累绁之辱”，但最后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毅然承受了比死去还痛苦万倍的生的耻辱，这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
1、历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司马迁父亲临死时曾“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不单纯是父亲的遗嘱，而是时代的呼唤，是一种历史责任。司马迁不仅含泪从父亲手中接下这个接力棒，而且常常以孔子撰《春秋》自比，立志要完成这个大业。只可惜未能及时开始，直到42岁时，即父亲死后六年，他才正式开始著述《史记》。到李陵之祸时，司马迁虽说已埋头写了六年《史记》，但并未写完。他在生死去留中进行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来决心为完成尚未完成的《史记》而忍辱含垢地活下去，这就是他在本文中所说的“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不是一个简单地留“名”于后世的问题，而是出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的责无旁贷的高度责任感。他后来之所以接受那个“牛马走”式的可耻的中书令职务，也是为了不离开他所需要的国家图书馆里的图书资料，继续完成《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
2、“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理想 司马迁不是一般的历史家，而是封建时代一个有卓越见解和理想抱负的伟大历史家，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通过记载和考察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余年间的历史，来研究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总结历代成功、兴盛的经验和灭亡、衰败的教训，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改良现实政治的某些主张。从《史记》中的文章看，他的观点、理想、主张又有不少是超越前人、时人，启迪后世、今人的真知灼见和进步观点，诸如：连贯地、整体的、发展的、联系的观察历史；重视经济，主张农工商虞四者并重；重视并歌颂下层人民的力量批判邪恶势力，颂扬宽仁俭朴与民生息、耿直为公、英武善战的贤群贤臣主张各民族的平等友好等等。司马迁所说的发愤著书，就是忍辱含愤著作这样的“一家之言”，在世人面前展现他对古今人事、历史变迁的卓越见识，如果简单把它理解为发泄私愤，就大错特错了。
3、立志重于泰山，决不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司马迁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死观。他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势异也。”他用这个生死观衡量古人，肯定过陈涉、蔺相如的为国家、为公利而勇于献身，批判过伍子胥的激于节义，目光短浅，赞赏了古代圣贤的发愤著书，文垂后世。也用这个生死观指导自己的行为。他征引大量例证，罗列十种耻辱，说自己身陷囹齬，遭受极刑，并不是不感到耻辱，而恰恰认为是蒙受了人世间最最下等的奇耻大辱，但他之所以一不“伏法受诛”，二不“引决自裁”，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认定受诛与自杀都是“轻于鸿毛”。他不甘心无所作为地了却自己的一生，而要死得重于泰山。这种有价值的死，对于当时的司马迁来说，既不是为什么真理，节义，也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因为面对着汉武帝的封建专制。无辜而反受极刑的司马迁，已无须再讲求什么忠君报国了，他的唯一憾恨就是“私心有所不尽，文采未表于后”。他认为能写成《史记》。垂文后世，就是活得有价值，死得“重于泰山”。这从司马迁的角度来看，无疑是对的，就是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也无可非议。因为他留给后人的“一家之言”绝不仅仅是个人的“文”和“名”，而是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可资借鉴的真知灼见。追求这样的价值、意义。也许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勇者不必死节”的道理。
4、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心
司马迁开始写史记就曾因触及武帝之过，受到汉武帝的忌恨，后来身心又遭到了汉王朝的摧残，他在这封信中追叙自己当时的处境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国之中，谁可告诉者!”但是，他对自己奋斗目标的正义性和永久价值充满自信，相信它一定会得到后世的肯定，大行于人世，“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认为能这样就等于“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以上四条就是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的原因，这些愤懑、苦衷、目标、宏愿，在当时是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的，反而“重为天下观笑”，“重为乡党戮笑”，所以司马迁说“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只在自己的一生中对自己的老朋友作了这次唯一的，毫无保留的吐露。它使我们有机会从中看到这位文化巨人的高尚超俗的情操和光辉伟大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