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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岁月中，商学院一直是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压力与责难中成长和发展。
应当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被视为“社会精英群体汇聚的平台”，这里既是观察商业的窗口，也是涌现商业思想的策源地。
但与之相悖的观点则表现在享誉全球的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而非MBA》一书中，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传统的商学教育是“招收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式，获得了错误的商业实践”。
特别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众多导演和评论人以商业伦理和人性贪婪为题材，用影片或文字将华尔街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商学院放在了道德的对立面。而当中国反腐巨浪催生一纸“禁读令”后，也将中国商学院以一个异样的身份被置于关注的前台。
由此可见，面对急速巨变的全球商业社会，所有商学院都需要用一轮轮的变革适应新的商业实践。中国商学院的前景同样令人期待。
之一：全球商学院影响和改变着全球经济
自1955年拉尔夫·科迪纳在美国通用公司创建了世界第一所企业商学院以来，全球500强企业中有70%的企业建立了企业商学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被视为“社会精英群体汇聚的平台”，这里既是观察商业的窗口，也是涌现商业思想的策源地。
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新时代，即使有着顽强的开拓冒险精神、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成熟的商业管理经验和坚定的追求成功的意志，也未必能够在日益复杂、瞬息万变的全球商业社会中，稳稳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以及向往商业社会的年轻学子倾向于接受系统的管理学教育或者培训，掌握更全面丰富的理论和案例，搭建更广泛的人际网络和信息渠道，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拓展自身才智和从业经验的边界，以更多的避免经验主义和主观盲目带来的决策失误，获取更大的成功。
2012年，曾有美国媒体对当年全球五百大企业CEO的教育背景进行了调查和统计，这500人中，有174位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虽然他们来自全球数十所不同的商学院，但毫无疑问商学教育体系为全球商业社会培养出了相当数量的商业领袖。
最近十年来，我们则发现，商学院的毕业生开始不满足于仅是在商业世界中呼风唤雨，越来越多的“MBA”精英走上了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政坛舞台。
其中不乏一国领袖级的人物，比如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法国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美国第43届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以及毕业于荷兰奈耶诺德大学的荷兰前首相维姆·科克。还有那些在一国政坛上颇多建树的部长、大臣们，如毕业于麦克布斯商学院的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唐纳德·埃文斯；师从于哈佛商学院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米特·罗姆尼、印度现任财长奇丹巴拉姆；毕业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英国现任外交部部长威廉·黑格；毕业于伦敦大学商学院的英国政府政策内阁部长奥利弗·莱特文、前影子内阁内政大臣戴维·戴维斯，以及新加坡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黄根成；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法国生态能源部前部长让·路易斯·博罗和高等教育部前部长瓦莱丽·佩克雷斯；毕业于奈耶诺德大学的荷兰财政大臣德亚赫等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商学院正在影响和改变着全球经济世界，甚至是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自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轨道。对于中国的商业社会来说，国有企业要改制转型、民营企业要升级发展、海外企业要实施本地化、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实现海外发展，这一系列变化都意味着市场对企业管理者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中国商业社会急剧变化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现代商科教育产生和飞速发展的三十年。
如今，国内商学院按照办学模式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大学商学院、独立商学院和企业商学院。
大学商学院即在综合性大学或某科类大学内设置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这是目前国内商学院的主体组成部分；独立商学院一般由政府出资或个人捐资成立，独立于大学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企业商学院就是建立在企业里的培训基地。
近十年来，国内企业巨头自建商学院的不在少数，如春兰学院、海尔大学、联想商学院、伊利集团奶粉商学院、蒙牛商学院、亚信商学院、新希望商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金大地企业商学院、武汉小蓝鲸企业商学院等。
三种不同存在形式的商学院目前面临的发展障碍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特别是企业商学院的发展极为艰难，他们中的大部分慢慢淡出公众的视线，有些已经无疾而终。
这是一个商业模式急速更新的年代，最近五年我们见证了很多商学院案例库或者教材中标杆级的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如诺基亚、惠普、索尼、松下、柯达等等。行业巨变、管理不善、业绩下滑、创新不足等诸多难题，让这些有着数十年甚至百年历史的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颠覆，甚至是被淘汰。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看到了未来的风险，但组织上的惰性让他们在转型时难以掉头，最终来不及变革。
这是一个最有可能后来者居上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放手”海外，以期在全球商业格局中占得一席之地。这样的商业趋势和现实，也给了中国商学院一个反思过往、变革创新的机会。只有认清方向、突破阻碍，中国的商学院才能在通向国际一流商学院的道路上迈出更准确、更坚定的步伐。
之二：更重要的責任是培养企业领袖
MBA是一种高级职业教育，绝不是研究生教育
在商学院的发源地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始建于1881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其财政学见称；多次蝉联全球商学院排行榜之首的哈佛商学院则以一般专业管理及其个案研究闻名于世；芝加哥大学素以商科理论显名；斯坦福商学院则因一般管理会计和多样化的教学风格而扬名天下。 除了百年来的历史传统优势外，商科教育本身也在不断经历着革新与变化。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商科教育就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斯坦福、沃顿和芝加哥商学院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派，一是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研究派。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一些权威的商业媒体和机构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美国商业周刊》、《福布斯》杂志、《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开始为商学院进行排名。同时，各学院根据毕业生的就業情况和当时的市场需要，也大力推广自己的战略优势：有人认为，哈佛商学院代表的是比较传统的经营管理培训，适用于培养那些“西装革履的大企业管理者”，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大企业领袖；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则大部分入驻了华尔街和世界顶级管理咨询公司，是金融家的培育地；斯坦福商学院则更强调创新、创业精神，注重高科技的运用、行业或大企业的技术变革，培养的是“穿T恤衫”的新一代创业型企业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摇篮”，因而可见该院的学术研究水平之高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则在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创业方面颇有建树；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市场营销系则被公认为“全美第一”，是全球立志投身于营销领域人士的梦想学府；欧洲的商学院，如欧洲工商学院、英国伦敦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都致力于培养全球商业领导者，因此在全球思维和交流方面独树一帜。
当大多数主要优势项目被少数几个“百年老校”抢占后，一些成立较晚或者规模较小的商学院开始力争在个别学科上拔得头筹，如耶鲁大学商学院的公共行政和非盈利组织管理在全美商学院评比中名列第一；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个全美数一数二的中国研究中心，是那些有意进入中国或者在中国有业务的企业家进修的首选；麻省巴伯森学院和地处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国际管理研究生院则分别在企业家精神和国际商务两个专业方向名列榜首。这些中小型商学院要么把劣势变为优势——“规模小、精益教育”，要么灵活地调整每年的教学重点，根据市场热点培养热门人才，比如房地产行业或者电子商务，甚至针对家族企业管理问题开设课程。
事实上，发挥优势和特色，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学院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重要策略，美国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享有自主权，各校商科课程设置既有共同之处，又各具特色。相对而言，目前国内各大商学院的发展轨迹则较为趋同，特色不足，创新能力更是乏善可陈。
在查找对比了国内目前大部分商学院课程计划后，我们能够发现，虽然多数商学院仍是沿袭着国外教学模式，甚至聘请了很多国外教授承担教学任务，但依然摆脱不了照本宣科、理论大于实践的传统教学模式，这也成为国内商学院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在这样的体系里，教授们不需要分析复杂的社会因素与人为因素，也不需要实地考察管理者面临的问题，他们更倾向于在一个虚拟环境中设计学生们的行为模式，而不是走进现实的管理世界。与此相对应，学生们则更希望能在毕业时交出规范的学术论文，“更类似于学术型硕士生”，而不是像他们的欧美同学那样，为某个企业或者行业撰写调研报告、或者自行设计一个创业计划作为毕业的证明。
简而言之，我们的商学院本来应该是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那些设立在有基础的研究型大学内部的商学院更有条件做学术型商学院，其他商学院则致力于为商界培养人才。商学院的价值是售卖知识，他们从管理者、企业家和创业者身上收集实践经验，经过分析、对比和总结将其抽象和转化为一般的模式、理论和案例，印刷成学术刊物和书籍，再卖给那些希望“进阶”的管理者，完成一轮轮的动态交互过程。而不是目前这样的状态，即以单向售卖“理论、课程和学位”为主业，同时一窝蜂的追求自己的学术地位，这些年来各商学院对SCI论文和获得各种国际认证的狂热就是例子。
其实，这样的描述说明了一个目前国内商学院最为重要的定位矛盾——培养什么样的人？对此，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沛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许多人将MBA错误地理解为一种研究生教育，把管理学课程设置和普通研究生混同在一起。事实上，MBA是一种高级职业教育，绝不是研究生教育。”
商学院更重要的责任是提高目前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国际视野和商业理念，培养未来的企业领袖。培养MBA和有商业实践经历的EMBA，是大多数国际著名商学院教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以及斯隆商学院都是因其MBA而闻名全球。相比之下，国内多个商学院院长都公开承认，我们的商学院“现在培养出来的只能是职员，不会是真正的企业领袖”。
难题所在：如何让商学院与企业更有“共同语言”？
同时，中国的市场现状也为中国商学院提出了又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何让商学院与企业更有共同语言？
事实上，在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和EDP（高级经理人发展课程）大规模兴起之前，国内商学院与企业就如同两条平行线，同时高速发展，但鲜有交集。
与欧洲商学院喜欢用“开发”，认为商学院是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管理者才能不同；与北美商学院喜欢用“培训”，强调商学院是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也不同，中国的商学院更喜欢用“教育”，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合作或服务的逻辑概念，是教育者而非雇主主导的方式，也就是商学院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企业最后就用什么人。
在商学院的讲台上，毕业于常青藤的“海归”学者和从经济学、管理学等传统学院“跳槽”而来的本土教授更多的是沿用美式工商管理教育模式，将西式的商业理论配合以“哈佛1.0版案例”，直接“翻译”给学生。当时国内商学院使用的案例超过90%是直接翻译自北美商学院。国内商学院的学生，包括就读MBA的学生在内，大部分都不是企业核心的管理者，因此教学只能是单方面的传输。
而对于当时中国的企业界实际来说，这些理论和案例中既没有国有企业可借鉴的经验模式，也不符合一直处于国企和外资夹缝中艰难发展的民营企业和大多数“草根”民营企业家的现实需求，更没有考虑到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特殊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在企业界内，部分人提出商学院学习对企业经营并无裨益的“商学院无效论”也非空穴来风。 2000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在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镕基的大力推动下成立，其成员包括国际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或首席执行官，世界知名商学院院长，以及中国政府及财政部门的领导人。当时的委员之一、时任哈佛商学院院长的金·克拉克在了解清华大学相关办学情况后说，学院在结构上还存有缺失，就是没有EDP项目。EDP不只是商学院创收和提高教师待遇那么简单，国内商学院要想变成世界一流，EDP和MBA/EMBA教育就是商学院的两条腿。EDP有三项職能：一是更好地使商学院服务于经济和企业界；二是商学院吸纳最新颖的商业实践，并使教授们与企业界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三是为商学院持续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EMBA和EDP项目成功的吸引了一批已经在商业实践中获得相当成就，而自己从未接受过商业教育的企业家群体，这些重量级的企业实权派来到商学院学习，本身就是商学院与企业界联系的纽带。中国的商学院自此开始将西方已有的管理理念和商业模式与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致力于收集和整理中国本土化的商业案例，将其模式梳理和总结出来。
然而就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的那样，“我坐在清华MBA的课堂和哈佛商学院的MBA课堂上，感受鲜明，我们还差得太远，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赶上。主要是中国的案例研究并没有赶上，优质案例数量太少了。”在这条探索本土化发展模式的道路上，中国企业和中国案例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追赶。
然而，与此同时，在西方盛行已百余年的商学院教育模式，也开始遭受“网络时代”高速变化的商业实践的质疑。
以手机通讯行业为例，二十年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摩托罗拉”这个商学院案例中被誉为引领尖端技术和卓越典范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会走到这般田地。这个曾一度每隔十年“开启”一个新工业领域的公司，曾先后开创了汽车电子、晶体管彩电、集群通信、半导体、移动通信、手机等多个产业，并长时间内独领风骚。然而1998年，在它将移动手机推向全世界后的第十四年，终究被诺基亚所超越，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移动手机制造商的宝座。而诺基亚，这个令无数商学院为之倾倒的手机制造业昔日王者，用十年时间转型成长，完成了从轮胎、有线电缆、厕纸到世界手机巨头、欧洲公司市值冠军的蜕变，然后仅用3年就成为大公司快速衰落的经典案例，令人唏嘘。在并不遥远的2008年，作为全球率先推出首款Android智能手机的HTC，用四年时间成为了台湾股王，2011年4月其市值更一度超过昔日的手机巨头诺基亚，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但也就在这一年末，巨星陨落，其市值八个月缩水40%，HTC的鼎盛时代甚至尚未来得及大放异彩，就快速终结了。
这些昔日商学院的经典成功案例，其“存续”的寿命越来越短，甚至出现瞬间辉煌又转眼陨落的情况。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并认可，传统的商业教育是建立在对商业实践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将其构成的知识体系和商业理念传递给学生。然而商业社会本身就是极其复杂和多变的，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网络平台、科技创新和金融体系等多种“速变”因素作用下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其演进本身就很难用简单的模式或者理论所概括，模式越具体、操作越细节，也就越教条僵化。即便可以摸索，可一旦某种创业或经营活动经过时间检验，被总结和提炼出来成为某种模式或理念，进而走入课堂，就有可能已经过时了。此时，知识和经典可能变成捆住手脚和头脑的绳索，让学生失去对现实商业活动的自我理解能力，以及洞察未来的创造力和智慧。
同时，熠熠生辉的金融行业吸引了哈佛、沃顿等世界最优秀的商学院毕业生纷纷涌入华尔街，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不去投行就意味着不是最出色的学生。这种反作用力致使美国主流商学院越来越偏离商业实践，在它们的课程安排中，已经很难找到“生产管理”这样传统的管理课程，而“金融工程”、“期权管理”等则是大行其道。
这几乎是全球商学院共同面临的“硬伤”：商业教育的滞后甚至脱离商业实践使得其知识无法真正作用于商业实践，商学院对商业社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甚至走向“衰退”之路。
之三：师资短板，牵绊中国商学院前进的脚步
如今，中国商学院普遍认可的发展之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找到更好的师资力量。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虽然经教育部资格认定的商学院已有百余所，但真正能够在国际商学院竞争中有所建树的却寥寥无几。同时，中国商学院每年为商业社会创造的价值，以及培养的学生数量，与美国、欧洲等商业发达地区，甚至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都有着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更多的体现在师资力量、研究投入等“软件”问题上。
商学院的全职教师大致分为三类：学术型、实践型、两栖型。学术型教师特长是理论研究，这些人将在国内外顶尖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作为首要使命，缺点就是可能与企业管理实践联系较少；实践型教师擅长指导实践，他们本人可能长期为某些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甚至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中的一员，长期深入商业实践。两栖型教师则兼有学术和实践两个特点，这是商学院最为杰出的教师资源，但得之更为不易。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曾表示，未来所有商学院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良师难求。在他看来，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就是最好的师资来源。“目前排名前100的学校所培养的博士生，每年最多有两三百人。但是全球几千家，甚至上万家商学院都在竞争这些人才。师资竞争是中欧学院遇到的最大问题。当然，对全球的商学院来说，教师资源都是稀缺的，包括哈佛等国际顶尖商学院。”
通过《中国民商》记者从各大商学院得到的数据来看，大学内部设立的商学院教师总数较高，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全职教授116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共有教师151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教师数量较多的院校，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在内的总数也尚不足200人；而目前国内发展较为突出的独立商学院，其教师总数基本在百人以内，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有教授65名，长江商学院的常驻教授、客座教授以及访问学者共计48人；企业商学院由于定位方向和发展条件限制，教师更多的是采取兼职、客座等形式，数量更少。在学生数量普遍高于欧美商学院的基本情况下，与国际知名商学院，如沃顿商学院、哈佛商学院、伦敦商学院等基本拥有200-300名全职教授，以及数个研究所和独立研究机构相比，仅在教师数量一项上，我们的差距就已经颇为明显。 其次，从构成来看，国内商学院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多元化程度明显不足。以大学商学院为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海外学历教师比例为46%，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5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比例为27%，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21%，但这些海外教授大部分是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华人，在国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但并未在欧美国家商学院或大学中做过教授。从国外知名商学院聘请、拥有海外教学经验的教授基本均是以客座教授和访问教授的身份出现在国内的商学院中，全职教授的比例微乎其微。
事实上，引进海外教授并不是为了数据“美观”。以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和哈斯商学院为代表的美国商学院，其聘用的教师更倾向于“两栖型”。这些人除了教学身份，可能同时还是管理顾问、创业家、投资人、公司董事会成员、企业高管或著名研究者等，但他们最首要的身份还是教师。
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在企业工作过，或者从来不到企业进行深度案例研究的教授能够给致力于企业管理工作的学生传授有价值的管理经验。因此，这些教师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带入课堂，为学生呈现现实的商业发展与问题；商业咨询、在董事会或政府部门的职位、与国外的联系等，可以使其直接观察和接触企业、政策制定者，为现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条件；同时商学院也通过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来支持教学的优先地位，比如为鼓励教师广泛的研究海内外企业，哈佛商学院在硅谷设立了加利福尼亚研究中心，在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地设立了全球研究中心，沃顿商学院现有12个研究所，斯隆商学院也拥有21个研究中心，这些都是为给学生面对真实的全球经济做更完善的准备。
据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的介绍，哈佛商学院的师资选拔非常严谨，要求很高。首先学院招收的助理教授都需要有很好的专业背景和学术研究能力。但即使做了助理教授，也不等于可以在商学院长期工作下去。担任几年助理教授后，可以申请副教授资格，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拥有很好的研究能力和学术圈的影响力、知名度。同时，商学院成立了教授评估委员会，由15名院内教授和15名校外教授组成，被评估者并不知道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如果评估失败，被评估者只能另谋高就。如果成功升为副教授，此后从副教授到终身教授的升迁还要经历类似的过程。每次失败都意味着必须离开哈佛商学院。
因此，引进“外援”更大的意义在于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商学院的发展经验。
但引进海外教授并非只是提供高薪和职位那么简单，除了提供与国外一致的薪资水平、研究环境和自身发展需求外，还要在体制上提供适合其发展的环境。
目前在国内商学院里，学术型教师占主流位置，实践型教师的处境较为艰难，而要培养或者留住两栖型教师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骆玉鼎的话说，“大学教授要获得晋升，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科研”，商学院聘用的大都是经常在学科杂志发表论文的人，从而造成了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以科研为终极目标，并逐渐形成了以研究为核心的文化。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富民则坦言，“一方面，大部分的教师原本做的都是研究工作，很多管理技能来源于书本。他们教授MBA课程时，被本身的时间经验制约。另一方面，商学院要聘用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或经理人做专职教师也难以实现，因为体制问题，学校更看重其是否具有很高的学历及研究水平。”
正是这些教师聘用、晋升和终身教职授予等制度和体制因素，加上中国商学院发展历史短、基础薄弱等问题，致使他们在吸引国内外优秀师资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教师资源这个短板的存在，在现在和未来都将是制约中国商学院前进脚步的绳索之一。
之四：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浮躁
对国内的商学院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切似乎都在变得越来越浮躁：学院的“进步”的标准演变为逐年提高的学费、争相进行“国际认证”和国际排名，学生进入学院的目标只剩下越来越高的薪酬预期和备受诟病的“圈子人脉”。部分商学院在追逐名利的迷雾中，失去了办学的本心，朝着功利的道路越走越远。
“国际化”的误区
登录国内大大小小的商学院网站，在“学院介绍”一栏，几乎都能发现几个外行人看不懂的字母组合：AACSB、EQUIS、或者AMBA。这是国际上对于商学院教育质量的主要三个认证体系，也是近几年来国内商学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争相推进的焦点。
一般而言，商学院要得到相关的國际认证，至少要做好三件事：明确创办的使命和教学目标；调配教育资源，满足不同学员的个性化需求；学院与企业之间深入合作。而要实现以上三点，需要组建专门的团队、花费上百万元经费、通过两三年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
有人说，“国际认证”对商学院的意义，与ISO对企业一样重要，可以代表行业标准和优秀程度。因此，对很多商学院来说，耗费巨大的申报认证成了必须成功的任务。一些院校为了通过认证，不惜集中运用学校的大量资源，在短时间内构造出了所谓“世界级商学院”的雏形。认证成了跟风攀比的工具、招揽学生的招牌，其初衷——找出问题及时改进，则被远远抛到脑后。
其实，国际认证所体现的是中国商学院从产生至今就一直摆脱不掉的一个困扰：如何让自己被全球认可、如何国际化？
近些年来，商学院为这个国际化目标制定了“量化”标准，其参数是：按照发布在美国权威管理学杂志上的文章计算学术成果；大量引进或柔性引进海归背景的教师；与国际著名商学院联合招收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学生；不再接收本国优秀博士生留校；确定比例开设全英文课程和双语课程，并将这一比例逐年扩大；大规模选送青年教师赴国外进修；每年在中国举行数百场国际学术研讨……
然而，虽然各大著名商学院在欧美管理学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字激增，但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和具有核心原创性的论文却是凤毛麟角；在国际上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管理学家尚为数不多，由中国管理学家提出的原创性理论和重大学术贡献更是少之又少；大量引进的国外名校管理学教授只是利用假期和学术休假在中国兼一份职，拿一份薪水，装饰一些门面，其发表的论文作者第一单位依然是其国外的名校。 “我们努力在走国际化道路，但国际对中国管理学界的认同度并没有显著提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明阳曾在研讨会上，面对所有出席会议的商学院同行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国际化是否等于美国化或欧美化，是否必须用美国人的语言、用美国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在美国人认可的杂志上发表成果？”
反观全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大学是走国际化道路的典型，但事实上，办学的结果是成为了“不在美国本土上的美国大学”，或者是“美国名校商学院的亚洲分校”。新加坡某主管官员评论说，这些大学的国际排名的确在日益上升，但他们对本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却在日益减弱，他们的学生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在毕业以后来适应本国本土的环境和市场需求。
“物质化”的黑洞
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曾在他的著作中描述道：
打开《经济学家》后面的几页，你会看到那些广告把MBA项目吹成了最后一剂“灵药”。“飞一般的课程，沃顿的风格”，一则广告把该学院至少三位著名教授的大名标在了一架首席执行官喷气机的前面。
“让沃顿的管理教师队伍帮助你飞上云端，对你的事业进行全球鸟瞰。”
伦敦商学院声称：“驶向成功的顺风船开得更快。”——如果“你掌握了它所要求的东西”并且能够“忍受它的速度”，完成课业，“你就会被列为世界上最具资格的专家之一。”如此简单。
“要想口气清新？试试高露洁漱口水。事业出现问题？去念MBA。”两位教授在马来西亚的媒体上这样促销着“MBA项目”。
在明茨伯格看来，学生们的浮躁态度和商学院本身与日俱增的堕落相辅相成。
事实也许真的如此悲观。
对于全球很多商学院来说，能否挤入全球商学院排名前列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能够有更好的生源、更优质的师资、更多的捐赠等等。为了获取更好的排名，他们有很多“迂回”的手段：比如倾向招收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这不但能提高生源水平，而且能提升学校在企业中的知名度。另外，毕业生的起薪也是一个衡量学院排名的标准，资金待遇导向使得商学院课程设计更多向咨询管理和金融服务等专业倾斜。因此，商学院的教育资金更多的投入这个领域，帮助学员们更好应对招聘面试，由此形成的高就业率也成就了学院的排名。
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开始学习哈佛商学院的经验，向其看齐。这所在赛舟的桨橹上都漆有美元图案的“造钱工厂”，已经将其“金字招牌”用到了极致，比如帮助企业管理人员“镀金”，程序大致如此：公司老板或主管可以到商学院参加为期数周的学习，授课者都是同时为两年制MBA班授课的名教授。只需花费5万～10万美元，参加者就可以自称为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为自己的名片添上光彩的一笔。如果认为数周时间太长，还可以参加为期3～6天的高级研讨班，1万美元左右就能完成某项课程。每年这种研讨班都能招收成千上万的学院，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2013年，哈佛商学院仅从出版物一项就进账约1149万美元。2014年，哈佛商学院登记在册的全日制MBA学生有1818名，按照学费每人每年5万美元左右计算，一年仅学费收入就达909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买学习必需的案例资料、租住学校提供的宿舍、利用学校的健康中心，甚至是被写进校友会名录等项目的花费。
虽然经济还在衰退，但全球商学院都在“逆势上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过去四年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均扩充了其EMBA项目，注册人数不断在增加，这个现象在排名更高的学校尤甚。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商学院的需求同样旺盛——强势的MBA和EMBA项目让学员趋之若鹜，招生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学费也在稳步上涨。
从2014年各商学院秋季MBA学费来看，高达六位数的十分常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0年的MBA学费为25.8万元，2012年增至33.6万元，到2014年则达到38.8万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费也同样屡创新高：2014年在职MBA价格为25.8万元；上海交大2014年在职MBA学费为23.8万元。
同时，2014年开设学费50万以上EMBA项目的商学院至少有七家，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56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56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58.8万）、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53.8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53.8万）等，其中以68.8万元居各校之首的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是十年前学费的2.63倍。按照EMBA两年学制、总上课天数约80天、学费50万元来计算，平均每天的学费已超过6000元。学费还只是EMBA收入的一部分，学员之间还会组织一些增进交流的俱乐部，如游艇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自驾游俱乐部、艺术沙龙等。如长江商学院网站显示，学院内有金融、传媒、房地产、高尔夫、摄影等多个俱乐部，办俱乐部的目的就是供学员互相认识和交往。当然，这些俱乐部也是收费的。
到处都是急躁的人们，从商学院的管理层、教授、讲师，到学生和行政人员。似乎，人们最关注的是商学院的地位、年度收入、薪酬预期，而不再是学习的内容。
这种物质观念“洗礼”下的学生将不再关注“怎样做能使得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是更多地考虑“我们如何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然而，与攻读商学院的成本逐年上升相反，商学院证书带来的薪酬优势却逐渐减弱。
据媒體的调查显示，商学院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薪水预期过于乐观，实际情况虽优于平均薪酬，却未能达到预期标准；此外，半数的商学院毕业生（51.7%）都未获得自己所期望的升迁。
之五：必须重建商业伦理
金融危机后，美国霍特国际商学院亚洲总监陈致宇曾在演讲中给听众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当下最著名的MBA毕业生？
最后的答案出人意料：第43届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布什是哈佛商学院1975届MBA毕业生，据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布什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那么，为什么一个学习管理出身的总统成为了如此糟糕的管理者？ 同时，一手炮制“安然神话”的前CEO杰弗里·斯基林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这家曾经全球闻名的能源、商品和服务公司，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第七名，连续六年被评为“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斯基林的管理方式也曾被许多商学院奉为圭臬。然而就是这家拥有上千亿资产的公司，在2001年急速溃败：管理者精心策划的骗局，高层的全面腐败，内部交易、财务造假的制度化、系统化，最终使得“安然”成为了公司欺诈和堕落的象征。
至于肆虐全球的次贷危机更是让世界经济至今仍在低谷徘徊，也令商学院为之蒙羞。因为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大多有个共同的身份：商学院毕业生。近十年来，美国顶尖商学院将培养华尔街精英视为首要工作，而这个残酷的事实让商学院不得不进行最为深刻的反思：是否在动辄操盘数亿美金交易、构建睥睨一切的商业帝国中被名利冲昏了聪明的头脑，慢慢迷失了自己、沦丧了道德？
不可忽视的质疑：“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
当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席卷全球后，人们发现在无限制发展金融衍生品、政府對金融创新缺乏系统监督等表面现象下，危机爆发的根源实质是人性的贪婪。越来越多的人将这场经济灾难的发生归咎于那些受过良好商业训练、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出身于名校的MBA精英以及培养他们的商学院身上。对商学院存在的目的和商学教育体系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甚至有人提出一个疑问：商学院的教育到底是“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商学院所教授的知识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还是敛财毁德的武器？
事实上，这样的反思，在中国也同样应该存在。
目前，国内的商业社会中，存在的道德、伦理，甚至是法律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比美国更为严重。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环境污染等事件的频发，商务活动中的欺诈、盗窃商业秘密、商业贿赂、销售业务中的回扣、虚假广告、偷税漏税逃税、滥用优势地位的垄断、恶意收购、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和信任危机等等，这些问题的严重有时已经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不仅仅是“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等空洞的概念所能控制，而只能通过法律这个最后的手段来惩处。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其实比商业理论或数据案例更为重要，加强商业伦理教育才是现阶段中国商学院教学内容的核心，没有之一。
早在2008年，温家宝在天津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包括在华投资的国际企业说：“企业家要有道德。我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然而之后的几年中，仅是美国处罚在中国涉及腐败的外资企业案件就有数十起，其中不乏戴姆勒·克莱斯勒、IBM、摩根士丹利这样全球知名企业，其原因基本都与向企业或政府人员行贿、换取业务或合同有关。而国内每次查处官员，多会牵连出一个或一批国企、民企经营者，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有关食品药品安全或者环境污染方面的重大“事件”，更是频繁到令国人“无食不忧”、心惊胆战的地步，在这些受贿的国企老总和行贿的民营企业家、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企业负责人、排污引起生态危机的企业老板中，修读过商学院、学习过优秀管理经验的人绝不在少数。
从某种程度来说，商业伦理的沦丧与近二十年来国内贪腐之风愈演愈烈不无关系。当权力集中在并非圣人的普通人手中，当监管和惩处由人力而非制度掌控，堕落的又何止官员、企业家或者商业社会本身。
因此，2014年7月中组部针对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和各类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的培训项目”的“禁读令”，以及随后国资委提出的“国企负责人获取在职学位、参加MBA、EMBA等课程产生的费用须由个人承担”等政策的出台，就不难理解了。其中固然有从细节深入“反腐败”的意义，但不可否认也有侧面回应舆论关于商学院是“政商联谊会”的批评。
我们从官方“通知”的字面中即可发现两层含义：一是“高收费”，二是“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虽然中组部的通知没有直接点名这些培训项目为何，但在另一份配套文件里，明确解释为“各种EMBA、后EMBA以及各种打着政商联谊、交友、游学等名义的总裁培训班、高级领导人员研讨会、研修班等，属于社会化行为的，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即使是自费或者免费的EMBA、总裁班等社会化培训项目，领导干部同样一律不得参加”。
“禁令”的现实基础是，2010年《福布斯》曾对中国商学院的EMBA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就读EMBA的学员中高级管理人员占总人数的75%，企业主的比例为16.7%，政府官员的比例为8.3%。在“禁读令”发布后，更有媒体统计称，官员在EMBA学员中所占的比例，平均约为5%～10%，各校之间相差很大。其中，以官员资源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有一年公布的比例竟然高达26.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12%；长江商学院的比例为11%；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4%；在厦门大学公布的20位EMBA优秀校友中，政府官员占了4位，占比20%。同时，据公开材料显示，国有企业高管在EMBA学员中所占的比例，通常在30%左右。其中，中欧商学院为三分之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30%，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为3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29%。这两组数字相加，“国字号”学员在部分学校EMBA学员中的比例已接近50%。
与欧美政坛频出“商学院人才”不同，中国商学院的部分课程通常接受的是已经“从政”后的官员。至于官员为什么要参加“高级管理人员”课程？也许理由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高昂的学费——排名较好的EMBA课程学费相当于一个处级官员五年全部收入的总和——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学费从何而来？一位曾在EMBA项目从事过招生工作的人员向媒体表示，官员的学费支付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官员所在的单位报销；二是有人代付；三是学校减免。“这三者中，前两者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学校为其减免学费。”
对于学校此举的目的，他个人表示，官员尤其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对于EMBA来说犹如至宝，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介绍生源；二是可以吸引生源。这两者，都是基于官员对企业家的巨大影响力，只不过前者是基于过去的关系，后者则是基于未来的关系。 当然，面对媒体的数据，国内商学院或保持沉默，或明确反驳。但商学院的“政商效应”理论在学员，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学员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将其描述为：一些民企老总赚钱后学EMBA，一方面是为了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给自己积累人脉，结交一同学习的党政官员、国企领导，建立商业关系网络，特别是跟官员建立联系，读EMBA比其他途径更方便。而对国企领导、党政官员来讲，用国家的钱读EMBA，至少可以在不花钱的情况下去学，哪怕是坐飞机去，国家也可以报销，同样也可以建立很多人脉关系。
“人脉圈子”之辩
“禁读令”的发布还令商学院偏离轨道的另一问题，浮出水面。
2012年，王石婚变的消息，让国内商学院群体第一次出现在了“娱乐新闻”中。“一觉醒来，长江商学院火了，都说这所学院重组课程教得好。”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在这个事件被爆出后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显然，这里的“重组”并非财经意义上的企业重组，而是暗指学员间婚姻的重组。有网友附和，“靠饭局上位已经OUT了，应该去上商学院。”随后，不断有某演艺明星曾就读于某某商学院的消息出现在报端。
对于婚姻重组，一位在清华就读EMBA的学员告诉媒体说，男女学员“重组”这一类故事确实存在，但是不多。然而王石就读的长江商学院仍然成了众矢之的，被外界批评太过用心构建“交友平台”。随后牵扯出木子美所谓的“房卡事件”，更是让很多人调侃着“读商学院就是混圈子、钓金龟”，这将社会对商学院的批评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然而仅因这些个别事件就否定商学院存在的合理意义，着实是夸大其词。但我们确实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商学院，尤其商学院中EMBA、EDP、总裁班等项目“俱乐部效应”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在全球很多著名学府中，都有校友俱乐部的存在。哈佛大学俱乐部被誉为“最高级的校友俱乐部”，其会员资格仅限于已获得哈佛大学学位的校友和研究生、教师等。俱乐部设立奖学金基金会，每年帮助20名哈佛大学在校学生完成学业、为研究生的课题研究、为国际交换生计划提供资金赞助。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俱乐部历史更为悠久，成立于1830年的俱樂部主要会员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校友，每年举办各类研讨晚餐会、作家午餐会、学术讲座、诗歌晚会、音乐晚会等。会员还可享受定期的品酒会和晚餐会，运动活动如壁球、游泳、桥牌、高尔夫以及国际象棋，每年都会安排俱乐部高尔夫比赛，以及去海外参观等。而美国顶尖商学院中都设有俱乐部，其中一部分为学术型俱乐部，主要指以某专业或课题为中心的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非正式团体，几乎每个美国商学院的学生都能在一个或几个俱乐部中担任一定的职务。俱乐部会在企业赞助下组织专家进行学术演讲和举办各类座谈会，促进俱乐部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
因此，通过就读商学院来建立人脉圈子并不应该是商学院被声讨的原因，必须承认一些商学院的回应是正确的：人脉圈是EMBA等商学院教育重要的一部分，商学院的教学知识一部分来源于教授讲课的内容，另一部分就是来自同学间的交流学习，就读EMBA的学员都有着多年的职场管理经验，商学院非常提倡他们相互之间学习。
但将“人脉圈”作招揽新学员的主要“宣传武器”，或者将构建“圈子文化”当作主要业务经营，就有些过头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明阳也曾坦言，国内“有些EMBA课程最活跃的并非课堂讨论，而是学生组织的高尔夫俱乐部、雪茄俱乐部、红酒俱乐部、茶艺茶道俱乐部等聚会场所”。
国外主流商学院虽然也十分重视校友网络建设和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商学院核心仍然应该是保持各自的特色课程以及教学质量，学员主要也还是以学习为主。国内商学院中，占比不算少数的学员将入读商学院的最大“动力”定位为建立人脉、拓展业务、寻找合作机会，这样的目标迷失才是“人脉文化”给商学院引来诟病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与国外大多数就读EMBA的学员都是前景光明的大企业中层不同，在中国参加该项目的往往是企业高层，他们的头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挂着“董”或者“总”的头衔。近年来，这些人积极参加商学院项目，特别是总裁班、EDP、研修班、研讨班等短期项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商学院的教学与国内商业实际仍有距离。
很多企业在遇到经营管理问题，如家族企业的传承，企业合规制度的建设，战略转型方向，专注本身坚持专业化、还是多元化发展等，希望寻求智力支持时，与商学院的合作很多时候没有共同语言，“学院派”的报告往往过于理论和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和与实际的结合，甚至是将“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说的谁也听不懂”；寻求各类咨询公司的帮忙，但其多是“江湖派”，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面对短期或针对性较强的项目性规划还有所建树，但对于公司经营管理的长期问题解决效果仍不理想。在两者皆不可得的情况下，这些已经掌握一定社会经济资源的企业家选择自己读EMBA、EDP等项目，然后将副总、经理、总监都送进了商学院。然而，商学院的理论和案例仍然存在前文提到的“脱离商业实际”等问题，这也侧面影响了进入商学院学习的部分学员的心态和目标。
应当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被视为“社会精英群体汇聚的平台”，这里既是观察商业的窗口，也是涌现商业思想的策源地。
但与之相悖的观点则表现在享誉全球的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而非MBA》一书中，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传统的商学教育是“招收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式，获得了错误的商业实践”。
特别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众多导演和评论人以商业伦理和人性贪婪为题材，用影片或文字将华尔街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商学院放在了道德的对立面。而当中国反腐巨浪催生一纸“禁读令”后，也将中国商学院以一个异样的身份被置于关注的前台。
由此可见，面对急速巨变的全球商业社会，所有商学院都需要用一轮轮的变革适应新的商业实践。中国商学院的前景同样令人期待。
之一：全球商学院影响和改变着全球经济
自1955年拉尔夫·科迪纳在美国通用公司创建了世界第一所企业商学院以来，全球500强企业中有70%的企业建立了企业商学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被视为“社会精英群体汇聚的平台”，这里既是观察商业的窗口，也是涌现商业思想的策源地。
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新时代，即使有着顽强的开拓冒险精神、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成熟的商业管理经验和坚定的追求成功的意志，也未必能够在日益复杂、瞬息万变的全球商业社会中，稳稳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以及向往商业社会的年轻学子倾向于接受系统的管理学教育或者培训，掌握更全面丰富的理论和案例，搭建更广泛的人际网络和信息渠道，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拓展自身才智和从业经验的边界，以更多的避免经验主义和主观盲目带来的决策失误，获取更大的成功。
2012年，曾有美国媒体对当年全球五百大企业CEO的教育背景进行了调查和统计，这500人中，有174位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虽然他们来自全球数十所不同的商学院，但毫无疑问商学教育体系为全球商业社会培养出了相当数量的商业领袖。
最近十年来，我们则发现，商学院的毕业生开始不满足于仅是在商业世界中呼风唤雨，越来越多的“MBA”精英走上了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政坛舞台。
其中不乏一国领袖级的人物，比如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法国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美国第43届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以及毕业于荷兰奈耶诺德大学的荷兰前首相维姆·科克。还有那些在一国政坛上颇多建树的部长、大臣们，如毕业于麦克布斯商学院的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唐纳德·埃文斯；师从于哈佛商学院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米特·罗姆尼、印度现任财长奇丹巴拉姆；毕业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英国现任外交部部长威廉·黑格；毕业于伦敦大学商学院的英国政府政策内阁部长奥利弗·莱特文、前影子内阁内政大臣戴维·戴维斯，以及新加坡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黄根成；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法国生态能源部前部长让·路易斯·博罗和高等教育部前部长瓦莱丽·佩克雷斯；毕业于奈耶诺德大学的荷兰财政大臣德亚赫等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商学院正在影响和改变着全球经济世界，甚至是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自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轨道。对于中国的商业社会来说，国有企业要改制转型、民营企业要升级发展、海外企业要实施本地化、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实现海外发展，这一系列变化都意味着市场对企业管理者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中国商业社会急剧变化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现代商科教育产生和飞速发展的三十年。
如今，国内商学院按照办学模式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大学商学院、独立商学院和企业商学院。
大学商学院即在综合性大学或某科类大学内设置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这是目前国内商学院的主体组成部分；独立商学院一般由政府出资或个人捐资成立，独立于大学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企业商学院就是建立在企业里的培训基地。
近十年来，国内企业巨头自建商学院的不在少数，如春兰学院、海尔大学、联想商学院、伊利集团奶粉商学院、蒙牛商学院、亚信商学院、新希望商学院、新华都商学院、金大地企业商学院、武汉小蓝鲸企业商学院等。
三种不同存在形式的商学院目前面临的发展障碍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特别是企业商学院的发展极为艰难，他们中的大部分慢慢淡出公众的视线，有些已经无疾而终。
这是一个商业模式急速更新的年代，最近五年我们见证了很多商学院案例库或者教材中标杆级的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如诺基亚、惠普、索尼、松下、柯达等等。行业巨变、管理不善、业绩下滑、创新不足等诸多难题，让这些有着数十年甚至百年历史的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颠覆，甚至是被淘汰。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看到了未来的风险，但组织上的惰性让他们在转型时难以掉头，最终来不及变革。
这是一个最有可能后来者居上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放手”海外，以期在全球商业格局中占得一席之地。这样的商业趋势和现实，也给了中国商学院一个反思过往、变革创新的机会。只有认清方向、突破阻碍，中国的商学院才能在通向国际一流商学院的道路上迈出更准确、更坚定的步伐。
之二：更重要的責任是培养企业领袖
MBA是一种高级职业教育，绝不是研究生教育
在商学院的发源地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始建于1881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其财政学见称；多次蝉联全球商学院排行榜之首的哈佛商学院则以一般专业管理及其个案研究闻名于世；芝加哥大学素以商科理论显名；斯坦福商学院则因一般管理会计和多样化的教学风格而扬名天下。 除了百年来的历史传统优势外，商科教育本身也在不断经历着革新与变化。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商科教育就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斯坦福、沃顿和芝加哥商学院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派，一是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研究派。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一些权威的商业媒体和机构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美国商业周刊》、《福布斯》杂志、《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开始为商学院进行排名。同时，各学院根据毕业生的就業情况和当时的市场需要，也大力推广自己的战略优势：有人认为，哈佛商学院代表的是比较传统的经营管理培训，适用于培养那些“西装革履的大企业管理者”，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大企业领袖；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则大部分入驻了华尔街和世界顶级管理咨询公司，是金融家的培育地；斯坦福商学院则更强调创新、创业精神，注重高科技的运用、行业或大企业的技术变革，培养的是“穿T恤衫”的新一代创业型企业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摇篮”，因而可见该院的学术研究水平之高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则在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创业方面颇有建树；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市场营销系则被公认为“全美第一”，是全球立志投身于营销领域人士的梦想学府；欧洲的商学院，如欧洲工商学院、英国伦敦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都致力于培养全球商业领导者，因此在全球思维和交流方面独树一帜。
当大多数主要优势项目被少数几个“百年老校”抢占后，一些成立较晚或者规模较小的商学院开始力争在个别学科上拔得头筹，如耶鲁大学商学院的公共行政和非盈利组织管理在全美商学院评比中名列第一；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个全美数一数二的中国研究中心，是那些有意进入中国或者在中国有业务的企业家进修的首选；麻省巴伯森学院和地处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国际管理研究生院则分别在企业家精神和国际商务两个专业方向名列榜首。这些中小型商学院要么把劣势变为优势——“规模小、精益教育”，要么灵活地调整每年的教学重点，根据市场热点培养热门人才，比如房地产行业或者电子商务，甚至针对家族企业管理问题开设课程。
事实上，发挥优势和特色，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学院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重要策略，美国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享有自主权，各校商科课程设置既有共同之处，又各具特色。相对而言，目前国内各大商学院的发展轨迹则较为趋同，特色不足，创新能力更是乏善可陈。
在查找对比了国内目前大部分商学院课程计划后，我们能够发现，虽然多数商学院仍是沿袭着国外教学模式，甚至聘请了很多国外教授承担教学任务，但依然摆脱不了照本宣科、理论大于实践的传统教学模式，这也成为国内商学院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在这样的体系里，教授们不需要分析复杂的社会因素与人为因素，也不需要实地考察管理者面临的问题，他们更倾向于在一个虚拟环境中设计学生们的行为模式，而不是走进现实的管理世界。与此相对应，学生们则更希望能在毕业时交出规范的学术论文，“更类似于学术型硕士生”，而不是像他们的欧美同学那样，为某个企业或者行业撰写调研报告、或者自行设计一个创业计划作为毕业的证明。
简而言之，我们的商学院本来应该是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那些设立在有基础的研究型大学内部的商学院更有条件做学术型商学院，其他商学院则致力于为商界培养人才。商学院的价值是售卖知识，他们从管理者、企业家和创业者身上收集实践经验，经过分析、对比和总结将其抽象和转化为一般的模式、理论和案例，印刷成学术刊物和书籍，再卖给那些希望“进阶”的管理者，完成一轮轮的动态交互过程。而不是目前这样的状态，即以单向售卖“理论、课程和学位”为主业，同时一窝蜂的追求自己的学术地位，这些年来各商学院对SCI论文和获得各种国际认证的狂热就是例子。
其实，这样的描述说明了一个目前国内商学院最为重要的定位矛盾——培养什么样的人？对此，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沛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许多人将MBA错误地理解为一种研究生教育，把管理学课程设置和普通研究生混同在一起。事实上，MBA是一种高级职业教育，绝不是研究生教育。”
商学院更重要的责任是提高目前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国际视野和商业理念，培养未来的企业领袖。培养MBA和有商业实践经历的EMBA，是大多数国际著名商学院教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以及斯隆商学院都是因其MBA而闻名全球。相比之下，国内多个商学院院长都公开承认，我们的商学院“现在培养出来的只能是职员，不会是真正的企业领袖”。
难题所在：如何让商学院与企业更有“共同语言”？
同时，中国的市场现状也为中国商学院提出了又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何让商学院与企业更有共同语言？
事实上，在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和EDP（高级经理人发展课程）大规模兴起之前，国内商学院与企业就如同两条平行线，同时高速发展，但鲜有交集。
与欧洲商学院喜欢用“开发”，认为商学院是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管理者才能不同；与北美商学院喜欢用“培训”，强调商学院是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也不同，中国的商学院更喜欢用“教育”，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合作或服务的逻辑概念，是教育者而非雇主主导的方式，也就是商学院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企业最后就用什么人。
在商学院的讲台上，毕业于常青藤的“海归”学者和从经济学、管理学等传统学院“跳槽”而来的本土教授更多的是沿用美式工商管理教育模式，将西式的商业理论配合以“哈佛1.0版案例”，直接“翻译”给学生。当时国内商学院使用的案例超过90%是直接翻译自北美商学院。国内商学院的学生，包括就读MBA的学生在内，大部分都不是企业核心的管理者，因此教学只能是单方面的传输。
而对于当时中国的企业界实际来说，这些理论和案例中既没有国有企业可借鉴的经验模式，也不符合一直处于国企和外资夹缝中艰难发展的民营企业和大多数“草根”民营企业家的现实需求，更没有考虑到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特殊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在企业界内，部分人提出商学院学习对企业经营并无裨益的“商学院无效论”也非空穴来风。 2000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在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镕基的大力推动下成立，其成员包括国际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或首席执行官，世界知名商学院院长，以及中国政府及财政部门的领导人。当时的委员之一、时任哈佛商学院院长的金·克拉克在了解清华大学相关办学情况后说，学院在结构上还存有缺失，就是没有EDP项目。EDP不只是商学院创收和提高教师待遇那么简单，国内商学院要想变成世界一流，EDP和MBA/EMBA教育就是商学院的两条腿。EDP有三项職能：一是更好地使商学院服务于经济和企业界；二是商学院吸纳最新颖的商业实践，并使教授们与企业界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三是为商学院持续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EMBA和EDP项目成功的吸引了一批已经在商业实践中获得相当成就，而自己从未接受过商业教育的企业家群体，这些重量级的企业实权派来到商学院学习，本身就是商学院与企业界联系的纽带。中国的商学院自此开始将西方已有的管理理念和商业模式与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致力于收集和整理中国本土化的商业案例，将其模式梳理和总结出来。
然而就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的那样，“我坐在清华MBA的课堂和哈佛商学院的MBA课堂上，感受鲜明，我们还差得太远，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赶上。主要是中国的案例研究并没有赶上，优质案例数量太少了。”在这条探索本土化发展模式的道路上，中国企业和中国案例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追赶。
然而，与此同时，在西方盛行已百余年的商学院教育模式，也开始遭受“网络时代”高速变化的商业实践的质疑。
以手机通讯行业为例，二十年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摩托罗拉”这个商学院案例中被誉为引领尖端技术和卓越典范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会走到这般田地。这个曾一度每隔十年“开启”一个新工业领域的公司，曾先后开创了汽车电子、晶体管彩电、集群通信、半导体、移动通信、手机等多个产业，并长时间内独领风骚。然而1998年，在它将移动手机推向全世界后的第十四年，终究被诺基亚所超越，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移动手机制造商的宝座。而诺基亚，这个令无数商学院为之倾倒的手机制造业昔日王者，用十年时间转型成长，完成了从轮胎、有线电缆、厕纸到世界手机巨头、欧洲公司市值冠军的蜕变，然后仅用3年就成为大公司快速衰落的经典案例，令人唏嘘。在并不遥远的2008年，作为全球率先推出首款Android智能手机的HTC，用四年时间成为了台湾股王，2011年4月其市值更一度超过昔日的手机巨头诺基亚，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但也就在这一年末，巨星陨落，其市值八个月缩水40%，HTC的鼎盛时代甚至尚未来得及大放异彩，就快速终结了。
这些昔日商学院的经典成功案例，其“存续”的寿命越来越短，甚至出现瞬间辉煌又转眼陨落的情况。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并认可，传统的商业教育是建立在对商业实践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将其构成的知识体系和商业理念传递给学生。然而商业社会本身就是极其复杂和多变的，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网络平台、科技创新和金融体系等多种“速变”因素作用下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其演进本身就很难用简单的模式或者理论所概括，模式越具体、操作越细节，也就越教条僵化。即便可以摸索，可一旦某种创业或经营活动经过时间检验，被总结和提炼出来成为某种模式或理念，进而走入课堂，就有可能已经过时了。此时，知识和经典可能变成捆住手脚和头脑的绳索，让学生失去对现实商业活动的自我理解能力，以及洞察未来的创造力和智慧。
同时，熠熠生辉的金融行业吸引了哈佛、沃顿等世界最优秀的商学院毕业生纷纷涌入华尔街，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不去投行就意味着不是最出色的学生。这种反作用力致使美国主流商学院越来越偏离商业实践，在它们的课程安排中，已经很难找到“生产管理”这样传统的管理课程，而“金融工程”、“期权管理”等则是大行其道。
这几乎是全球商学院共同面临的“硬伤”：商业教育的滞后甚至脱离商业实践使得其知识无法真正作用于商业实践，商学院对商业社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甚至走向“衰退”之路。
之三：师资短板，牵绊中国商学院前进的脚步
如今，中国商学院普遍认可的发展之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找到更好的师资力量。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虽然经教育部资格认定的商学院已有百余所，但真正能够在国际商学院竞争中有所建树的却寥寥无几。同时，中国商学院每年为商业社会创造的价值，以及培养的学生数量，与美国、欧洲等商业发达地区，甚至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都有着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更多的体现在师资力量、研究投入等“软件”问题上。
商学院的全职教师大致分为三类：学术型、实践型、两栖型。学术型教师特长是理论研究，这些人将在国内外顶尖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作为首要使命，缺点就是可能与企业管理实践联系较少；实践型教师擅长指导实践，他们本人可能长期为某些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甚至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中的一员，长期深入商业实践。两栖型教师则兼有学术和实践两个特点，这是商学院最为杰出的教师资源，但得之更为不易。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曾表示，未来所有商学院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良师难求。在他看来，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就是最好的师资来源。“目前排名前100的学校所培养的博士生，每年最多有两三百人。但是全球几千家，甚至上万家商学院都在竞争这些人才。师资竞争是中欧学院遇到的最大问题。当然，对全球的商学院来说，教师资源都是稀缺的，包括哈佛等国际顶尖商学院。”
通过《中国民商》记者从各大商学院得到的数据来看，大学内部设立的商学院教师总数较高，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全职教授116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共有教师151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教师数量较多的院校，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在内的总数也尚不足200人；而目前国内发展较为突出的独立商学院，其教师总数基本在百人以内，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有教授65名，长江商学院的常驻教授、客座教授以及访问学者共计48人；企业商学院由于定位方向和发展条件限制，教师更多的是采取兼职、客座等形式，数量更少。在学生数量普遍高于欧美商学院的基本情况下，与国际知名商学院，如沃顿商学院、哈佛商学院、伦敦商学院等基本拥有200-300名全职教授，以及数个研究所和独立研究机构相比，仅在教师数量一项上，我们的差距就已经颇为明显。 其次，从构成来看，国内商学院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多元化程度明显不足。以大学商学院为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海外学历教师比例为46%，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5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比例为27%，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21%，但这些海外教授大部分是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华人，在国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但并未在欧美国家商学院或大学中做过教授。从国外知名商学院聘请、拥有海外教学经验的教授基本均是以客座教授和访问教授的身份出现在国内的商学院中，全职教授的比例微乎其微。
事实上，引进海外教授并不是为了数据“美观”。以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和哈斯商学院为代表的美国商学院，其聘用的教师更倾向于“两栖型”。这些人除了教学身份，可能同时还是管理顾问、创业家、投资人、公司董事会成员、企业高管或著名研究者等，但他们最首要的身份还是教师。
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在企业工作过，或者从来不到企业进行深度案例研究的教授能够给致力于企业管理工作的学生传授有价值的管理经验。因此，这些教师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带入课堂，为学生呈现现实的商业发展与问题；商业咨询、在董事会或政府部门的职位、与国外的联系等，可以使其直接观察和接触企业、政策制定者，为现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条件；同时商学院也通过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来支持教学的优先地位，比如为鼓励教师广泛的研究海内外企业，哈佛商学院在硅谷设立了加利福尼亚研究中心，在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地设立了全球研究中心，沃顿商学院现有12个研究所，斯隆商学院也拥有21个研究中心，这些都是为给学生面对真实的全球经济做更完善的准备。
据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的介绍，哈佛商学院的师资选拔非常严谨，要求很高。首先学院招收的助理教授都需要有很好的专业背景和学术研究能力。但即使做了助理教授，也不等于可以在商学院长期工作下去。担任几年助理教授后，可以申请副教授资格，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拥有很好的研究能力和学术圈的影响力、知名度。同时，商学院成立了教授评估委员会，由15名院内教授和15名校外教授组成，被评估者并不知道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如果评估失败，被评估者只能另谋高就。如果成功升为副教授，此后从副教授到终身教授的升迁还要经历类似的过程。每次失败都意味着必须离开哈佛商学院。
因此，引进“外援”更大的意义在于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商学院的发展经验。
但引进海外教授并非只是提供高薪和职位那么简单，除了提供与国外一致的薪资水平、研究环境和自身发展需求外，还要在体制上提供适合其发展的环境。
目前在国内商学院里，学术型教师占主流位置，实践型教师的处境较为艰难，而要培养或者留住两栖型教师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骆玉鼎的话说，“大学教授要获得晋升，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科研”，商学院聘用的大都是经常在学科杂志发表论文的人，从而造成了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以科研为终极目标，并逐渐形成了以研究为核心的文化。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富民则坦言，“一方面，大部分的教师原本做的都是研究工作，很多管理技能来源于书本。他们教授MBA课程时，被本身的时间经验制约。另一方面，商学院要聘用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或经理人做专职教师也难以实现，因为体制问题，学校更看重其是否具有很高的学历及研究水平。”
正是这些教师聘用、晋升和终身教职授予等制度和体制因素，加上中国商学院发展历史短、基础薄弱等问题，致使他们在吸引国内外优秀师资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教师资源这个短板的存在，在现在和未来都将是制约中国商学院前进脚步的绳索之一。
之四：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浮躁
对国内的商学院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切似乎都在变得越来越浮躁：学院的“进步”的标准演变为逐年提高的学费、争相进行“国际认证”和国际排名，学生进入学院的目标只剩下越来越高的薪酬预期和备受诟病的“圈子人脉”。部分商学院在追逐名利的迷雾中，失去了办学的本心，朝着功利的道路越走越远。
“国际化”的误区
登录国内大大小小的商学院网站，在“学院介绍”一栏，几乎都能发现几个外行人看不懂的字母组合：AACSB、EQUIS、或者AMBA。这是国际上对于商学院教育质量的主要三个认证体系，也是近几年来国内商学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争相推进的焦点。
一般而言，商学院要得到相关的國际认证，至少要做好三件事：明确创办的使命和教学目标；调配教育资源，满足不同学员的个性化需求；学院与企业之间深入合作。而要实现以上三点，需要组建专门的团队、花费上百万元经费、通过两三年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
有人说，“国际认证”对商学院的意义，与ISO对企业一样重要，可以代表行业标准和优秀程度。因此，对很多商学院来说，耗费巨大的申报认证成了必须成功的任务。一些院校为了通过认证，不惜集中运用学校的大量资源，在短时间内构造出了所谓“世界级商学院”的雏形。认证成了跟风攀比的工具、招揽学生的招牌，其初衷——找出问题及时改进，则被远远抛到脑后。
其实，国际认证所体现的是中国商学院从产生至今就一直摆脱不掉的一个困扰：如何让自己被全球认可、如何国际化？
近些年来，商学院为这个国际化目标制定了“量化”标准，其参数是：按照发布在美国权威管理学杂志上的文章计算学术成果；大量引进或柔性引进海归背景的教师；与国际著名商学院联合招收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学生；不再接收本国优秀博士生留校；确定比例开设全英文课程和双语课程，并将这一比例逐年扩大；大规模选送青年教师赴国外进修；每年在中国举行数百场国际学术研讨……
然而，虽然各大著名商学院在欧美管理学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字激增，但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和具有核心原创性的论文却是凤毛麟角；在国际上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管理学家尚为数不多，由中国管理学家提出的原创性理论和重大学术贡献更是少之又少；大量引进的国外名校管理学教授只是利用假期和学术休假在中国兼一份职，拿一份薪水，装饰一些门面，其发表的论文作者第一单位依然是其国外的名校。 “我们努力在走国际化道路，但国际对中国管理学界的认同度并没有显著提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明阳曾在研讨会上，面对所有出席会议的商学院同行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国际化是否等于美国化或欧美化，是否必须用美国人的语言、用美国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在美国人认可的杂志上发表成果？”
反观全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大学是走国际化道路的典型，但事实上，办学的结果是成为了“不在美国本土上的美国大学”，或者是“美国名校商学院的亚洲分校”。新加坡某主管官员评论说，这些大学的国际排名的确在日益上升，但他们对本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却在日益减弱，他们的学生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在毕业以后来适应本国本土的环境和市场需求。
“物质化”的黑洞
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曾在他的著作中描述道：
打开《经济学家》后面的几页，你会看到那些广告把MBA项目吹成了最后一剂“灵药”。“飞一般的课程，沃顿的风格”，一则广告把该学院至少三位著名教授的大名标在了一架首席执行官喷气机的前面。
“让沃顿的管理教师队伍帮助你飞上云端，对你的事业进行全球鸟瞰。”
伦敦商学院声称：“驶向成功的顺风船开得更快。”——如果“你掌握了它所要求的东西”并且能够“忍受它的速度”，完成课业，“你就会被列为世界上最具资格的专家之一。”如此简单。
“要想口气清新？试试高露洁漱口水。事业出现问题？去念MBA。”两位教授在马来西亚的媒体上这样促销着“MBA项目”。
在明茨伯格看来，学生们的浮躁态度和商学院本身与日俱增的堕落相辅相成。
事实也许真的如此悲观。
对于全球很多商学院来说，能否挤入全球商学院排名前列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能够有更好的生源、更优质的师资、更多的捐赠等等。为了获取更好的排名，他们有很多“迂回”的手段：比如倾向招收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这不但能提高生源水平，而且能提升学校在企业中的知名度。另外，毕业生的起薪也是一个衡量学院排名的标准，资金待遇导向使得商学院课程设计更多向咨询管理和金融服务等专业倾斜。因此，商学院的教育资金更多的投入这个领域，帮助学员们更好应对招聘面试，由此形成的高就业率也成就了学院的排名。
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开始学习哈佛商学院的经验，向其看齐。这所在赛舟的桨橹上都漆有美元图案的“造钱工厂”，已经将其“金字招牌”用到了极致，比如帮助企业管理人员“镀金”，程序大致如此：公司老板或主管可以到商学院参加为期数周的学习，授课者都是同时为两年制MBA班授课的名教授。只需花费5万～10万美元，参加者就可以自称为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为自己的名片添上光彩的一笔。如果认为数周时间太长，还可以参加为期3～6天的高级研讨班，1万美元左右就能完成某项课程。每年这种研讨班都能招收成千上万的学院，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2013年，哈佛商学院仅从出版物一项就进账约1149万美元。2014年，哈佛商学院登记在册的全日制MBA学生有1818名，按照学费每人每年5万美元左右计算，一年仅学费收入就达909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买学习必需的案例资料、租住学校提供的宿舍、利用学校的健康中心，甚至是被写进校友会名录等项目的花费。
虽然经济还在衰退，但全球商学院都在“逆势上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过去四年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均扩充了其EMBA项目，注册人数不断在增加，这个现象在排名更高的学校尤甚。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商学院的需求同样旺盛——强势的MBA和EMBA项目让学员趋之若鹜，招生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学费也在稳步上涨。
从2014年各商学院秋季MBA学费来看，高达六位数的十分常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0年的MBA学费为25.8万元，2012年增至33.6万元，到2014年则达到38.8万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费也同样屡创新高：2014年在职MBA价格为25.8万元；上海交大2014年在职MBA学费为23.8万元。
同时，2014年开设学费50万以上EMBA项目的商学院至少有七家，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56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56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58.8万）、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53.8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53.8万）等，其中以68.8万元居各校之首的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是十年前学费的2.63倍。按照EMBA两年学制、总上课天数约80天、学费50万元来计算，平均每天的学费已超过6000元。学费还只是EMBA收入的一部分，学员之间还会组织一些增进交流的俱乐部，如游艇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自驾游俱乐部、艺术沙龙等。如长江商学院网站显示，学院内有金融、传媒、房地产、高尔夫、摄影等多个俱乐部，办俱乐部的目的就是供学员互相认识和交往。当然，这些俱乐部也是收费的。
到处都是急躁的人们，从商学院的管理层、教授、讲师，到学生和行政人员。似乎，人们最关注的是商学院的地位、年度收入、薪酬预期，而不再是学习的内容。
这种物质观念“洗礼”下的学生将不再关注“怎样做能使得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是更多地考虑“我们如何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然而，与攻读商学院的成本逐年上升相反，商学院证书带来的薪酬优势却逐渐减弱。
据媒體的调查显示，商学院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薪水预期过于乐观，实际情况虽优于平均薪酬，却未能达到预期标准；此外，半数的商学院毕业生（51.7%）都未获得自己所期望的升迁。
之五：必须重建商业伦理
金融危机后，美国霍特国际商学院亚洲总监陈致宇曾在演讲中给听众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当下最著名的MBA毕业生？
最后的答案出人意料：第43届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布什是哈佛商学院1975届MBA毕业生，据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布什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那么，为什么一个学习管理出身的总统成为了如此糟糕的管理者？ 同时，一手炮制“安然神话”的前CEO杰弗里·斯基林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这家曾经全球闻名的能源、商品和服务公司，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第七名，连续六年被评为“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斯基林的管理方式也曾被许多商学院奉为圭臬。然而就是这家拥有上千亿资产的公司，在2001年急速溃败：管理者精心策划的骗局，高层的全面腐败，内部交易、财务造假的制度化、系统化，最终使得“安然”成为了公司欺诈和堕落的象征。
至于肆虐全球的次贷危机更是让世界经济至今仍在低谷徘徊，也令商学院为之蒙羞。因为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大多有个共同的身份：商学院毕业生。近十年来，美国顶尖商学院将培养华尔街精英视为首要工作，而这个残酷的事实让商学院不得不进行最为深刻的反思：是否在动辄操盘数亿美金交易、构建睥睨一切的商业帝国中被名利冲昏了聪明的头脑，慢慢迷失了自己、沦丧了道德？
不可忽视的质疑：“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
当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席卷全球后，人们发现在无限制发展金融衍生品、政府對金融创新缺乏系统监督等表面现象下，危机爆发的根源实质是人性的贪婪。越来越多的人将这场经济灾难的发生归咎于那些受过良好商业训练、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出身于名校的MBA精英以及培养他们的商学院身上。对商学院存在的目的和商学教育体系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甚至有人提出一个疑问：商学院的教育到底是“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商学院所教授的知识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还是敛财毁德的武器？
事实上，这样的反思，在中国也同样应该存在。
目前，国内的商业社会中，存在的道德、伦理，甚至是法律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比美国更为严重。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环境污染等事件的频发，商务活动中的欺诈、盗窃商业秘密、商业贿赂、销售业务中的回扣、虚假广告、偷税漏税逃税、滥用优势地位的垄断、恶意收购、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和信任危机等等，这些问题的严重有时已经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不仅仅是“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等空洞的概念所能控制，而只能通过法律这个最后的手段来惩处。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其实比商业理论或数据案例更为重要，加强商业伦理教育才是现阶段中国商学院教学内容的核心，没有之一。
早在2008年，温家宝在天津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包括在华投资的国际企业说：“企业家要有道德。我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然而之后的几年中，仅是美国处罚在中国涉及腐败的外资企业案件就有数十起，其中不乏戴姆勒·克莱斯勒、IBM、摩根士丹利这样全球知名企业，其原因基本都与向企业或政府人员行贿、换取业务或合同有关。而国内每次查处官员，多会牵连出一个或一批国企、民企经营者，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有关食品药品安全或者环境污染方面的重大“事件”，更是频繁到令国人“无食不忧”、心惊胆战的地步，在这些受贿的国企老总和行贿的民营企业家、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企业负责人、排污引起生态危机的企业老板中，修读过商学院、学习过优秀管理经验的人绝不在少数。
从某种程度来说，商业伦理的沦丧与近二十年来国内贪腐之风愈演愈烈不无关系。当权力集中在并非圣人的普通人手中，当监管和惩处由人力而非制度掌控，堕落的又何止官员、企业家或者商业社会本身。
因此，2014年7月中组部针对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和各类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的培训项目”的“禁读令”，以及随后国资委提出的“国企负责人获取在职学位、参加MBA、EMBA等课程产生的费用须由个人承担”等政策的出台，就不难理解了。其中固然有从细节深入“反腐败”的意义，但不可否认也有侧面回应舆论关于商学院是“政商联谊会”的批评。
我们从官方“通知”的字面中即可发现两层含义：一是“高收费”，二是“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虽然中组部的通知没有直接点名这些培训项目为何，但在另一份配套文件里，明确解释为“各种EMBA、后EMBA以及各种打着政商联谊、交友、游学等名义的总裁培训班、高级领导人员研讨会、研修班等，属于社会化行为的，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即使是自费或者免费的EMBA、总裁班等社会化培训项目，领导干部同样一律不得参加”。
“禁令”的现实基础是，2010年《福布斯》曾对中国商学院的EMBA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就读EMBA的学员中高级管理人员占总人数的75%，企业主的比例为16.7%，政府官员的比例为8.3%。在“禁读令”发布后，更有媒体统计称，官员在EMBA学员中所占的比例，平均约为5%～10%，各校之间相差很大。其中，以官员资源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有一年公布的比例竟然高达26.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12%；长江商学院的比例为11%；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4%；在厦门大学公布的20位EMBA优秀校友中，政府官员占了4位，占比20%。同时，据公开材料显示，国有企业高管在EMBA学员中所占的比例，通常在30%左右。其中，中欧商学院为三分之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30%，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为3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29%。这两组数字相加，“国字号”学员在部分学校EMBA学员中的比例已接近50%。
与欧美政坛频出“商学院人才”不同，中国商学院的部分课程通常接受的是已经“从政”后的官员。至于官员为什么要参加“高级管理人员”课程？也许理由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高昂的学费——排名较好的EMBA课程学费相当于一个处级官员五年全部收入的总和——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学费从何而来？一位曾在EMBA项目从事过招生工作的人员向媒体表示，官员的学费支付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官员所在的单位报销；二是有人代付；三是学校减免。“这三者中，前两者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学校为其减免学费。”
对于学校此举的目的，他个人表示，官员尤其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对于EMBA来说犹如至宝，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介绍生源；二是可以吸引生源。这两者，都是基于官员对企业家的巨大影响力，只不过前者是基于过去的关系，后者则是基于未来的关系。 当然，面对媒体的数据，国内商学院或保持沉默，或明确反驳。但商学院的“政商效应”理论在学员，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学员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将其描述为：一些民企老总赚钱后学EMBA，一方面是为了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给自己积累人脉，结交一同学习的党政官员、国企领导，建立商业关系网络，特别是跟官员建立联系，读EMBA比其他途径更方便。而对国企领导、党政官员来讲，用国家的钱读EMBA，至少可以在不花钱的情况下去学，哪怕是坐飞机去，国家也可以报销，同样也可以建立很多人脉关系。
“人脉圈子”之辩
“禁读令”的发布还令商学院偏离轨道的另一问题，浮出水面。
2012年，王石婚变的消息，让国内商学院群体第一次出现在了“娱乐新闻”中。“一觉醒来，长江商学院火了，都说这所学院重组课程教得好。”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在这个事件被爆出后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显然，这里的“重组”并非财经意义上的企业重组，而是暗指学员间婚姻的重组。有网友附和，“靠饭局上位已经OUT了，应该去上商学院。”随后，不断有某演艺明星曾就读于某某商学院的消息出现在报端。
对于婚姻重组，一位在清华就读EMBA的学员告诉媒体说，男女学员“重组”这一类故事确实存在，但是不多。然而王石就读的长江商学院仍然成了众矢之的，被外界批评太过用心构建“交友平台”。随后牵扯出木子美所谓的“房卡事件”，更是让很多人调侃着“读商学院就是混圈子、钓金龟”，这将社会对商学院的批评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然而仅因这些个别事件就否定商学院存在的合理意义，着实是夸大其词。但我们确实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商学院，尤其商学院中EMBA、EDP、总裁班等项目“俱乐部效应”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在全球很多著名学府中，都有校友俱乐部的存在。哈佛大学俱乐部被誉为“最高级的校友俱乐部”，其会员资格仅限于已获得哈佛大学学位的校友和研究生、教师等。俱乐部设立奖学金基金会，每年帮助20名哈佛大学在校学生完成学业、为研究生的课题研究、为国际交换生计划提供资金赞助。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俱乐部历史更为悠久，成立于1830年的俱樂部主要会员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校友，每年举办各类研讨晚餐会、作家午餐会、学术讲座、诗歌晚会、音乐晚会等。会员还可享受定期的品酒会和晚餐会，运动活动如壁球、游泳、桥牌、高尔夫以及国际象棋，每年都会安排俱乐部高尔夫比赛，以及去海外参观等。而美国顶尖商学院中都设有俱乐部，其中一部分为学术型俱乐部，主要指以某专业或课题为中心的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非正式团体，几乎每个美国商学院的学生都能在一个或几个俱乐部中担任一定的职务。俱乐部会在企业赞助下组织专家进行学术演讲和举办各类座谈会，促进俱乐部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
因此，通过就读商学院来建立人脉圈子并不应该是商学院被声讨的原因，必须承认一些商学院的回应是正确的：人脉圈是EMBA等商学院教育重要的一部分，商学院的教学知识一部分来源于教授讲课的内容，另一部分就是来自同学间的交流学习，就读EMBA的学员都有着多年的职场管理经验，商学院非常提倡他们相互之间学习。
但将“人脉圈”作招揽新学员的主要“宣传武器”，或者将构建“圈子文化”当作主要业务经营，就有些过头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明阳也曾坦言，国内“有些EMBA课程最活跃的并非课堂讨论，而是学生组织的高尔夫俱乐部、雪茄俱乐部、红酒俱乐部、茶艺茶道俱乐部等聚会场所”。
国外主流商学院虽然也十分重视校友网络建设和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商学院核心仍然应该是保持各自的特色课程以及教学质量，学员主要也还是以学习为主。国内商学院中，占比不算少数的学员将入读商学院的最大“动力”定位为建立人脉、拓展业务、寻找合作机会，这样的目标迷失才是“人脉文化”给商学院引来诟病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与国外大多数就读EMBA的学员都是前景光明的大企业中层不同，在中国参加该项目的往往是企业高层，他们的头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挂着“董”或者“总”的头衔。近年来，这些人积极参加商学院项目，特别是总裁班、EDP、研修班、研讨班等短期项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商学院的教学与国内商业实际仍有距离。
很多企业在遇到经营管理问题，如家族企业的传承，企业合规制度的建设，战略转型方向，专注本身坚持专业化、还是多元化发展等，希望寻求智力支持时，与商学院的合作很多时候没有共同语言，“学院派”的报告往往过于理论和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和与实际的结合，甚至是将“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说的谁也听不懂”；寻求各类咨询公司的帮忙，但其多是“江湖派”，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面对短期或针对性较强的项目性规划还有所建树，但对于公司经营管理的长期问题解决效果仍不理想。在两者皆不可得的情况下，这些已经掌握一定社会经济资源的企业家选择自己读EMBA、EDP等项目，然后将副总、经理、总监都送进了商学院。然而，商学院的理论和案例仍然存在前文提到的“脱离商业实际”等问题，这也侧面影响了进入商学院学习的部分学员的心态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