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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臣、湘军之父曾国藩（1811—1872），不仅被誉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还被后人称为战略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对现代中国具有深刻影响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对他推崇有加，毛泽东曾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曾要求国民党军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胡（曾国藩、胡林翼）”。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的智慧和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有评论者认为：“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
由于曾国藩在政治、军事、理论上的显赫声名，作为藏书家，却不常被人提起。曾氏藏书虽然没有书目流传后世，但据有关专家推算，他的古籍线装书不下三十万卷，另有平装书数万册，还有不少档案史料，大量珍贵字画、金石碑帖等文物。《中国私家藏书史》作者、当代藏书史研究学者范凤书认为：“曾国藩一家五代七个藏书家，建有五座藏书楼，这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是罕见的。其规模之大，藏书之多，在我走访到晋、冀、鲁、豫、江、浙、鄂、赣、湘九省及京、津、沪三市近百座私家藏书楼中，没有几家可与之相比……实可列入清代一流大藏书家。”
冷摊访书 自称书痴
曾国藩收藏的第一部书是《二十三史》。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参加会试，落第回乡途中，船过金陵，在书肆看中《二十三史》，为之心动，但囊中银两，仅够返乡盘费，无奈之中，只得向同乡知县易作梅借得银两，并典当衣物，终于购得《二十三史》，从此拉开了他一生藏书的序幕。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终于考上进士，这位湖南乡下的农家子弟，开始了穷京官的生涯。工作之余，逛京城旧书摊成了他的一大嗜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国藩近日一无寸进，唯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研究发现，从他已刊刻3年零8个月的日记中，记录到逛琉璃厂购书的就有60多次。在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藏书家，如莫友芝、袁漱六，特别是与后来成为儿女亲家的袁漱六，过从甚密，有时两人终日泡在书肆，每觅得佳书，即互为出示，认真考证，共同欣赏或赠之对方。
为了买到相对便宜的书籍，他常托在外地做官的同年好友购当地刊刻之书。像《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皇清经解》等大部头的书，都是托人在扬州等地购得。
曾国藩在京12年，京师寓所藏书30多箱，直到袁漱六任松江知府时，带至松江署中，再由松江送至湘乡，回归曾府。
戎马倥偬 军中收藏
曾国藩仕途顺畅，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三度出任两江总督。自称书痴的他，在戎马倥偬之中，也没有忘记收藏书籍。湘军进军江西九江、南昌时，江西著名藏书家庄肇麟（字木生），给其送来《长恩书室丛书》，引起了他极大兴趣。日后庄木生成为曾国藩在江西省城购书的代理人，曾国藩的藏书也由此而迅速增长。他还在南昌设立递文所，既传递公文也为曾国藩购书。咸丰八年九月十三日递文所建立，二十一日，曾国藩即收到丁石方转来庄木生赠书6种54本。
咸丰七年，曾国藩因父丧在家守丧，致信其弟曾国荃要其购书寄家中，曾国荃先后寄过两批书至家中，有《廿二史》72函;《欧阳文忠公集》24本;《文丞相全集》9本;《罗一峰文集》7本;罗整庵《困知记》4本。
咸丰八年，湘军将领李元度率湘军平江各营解广丰、玉山两县城之围，战乱之余，李元度廉价得书二万余卷。曾国藩听后，对此很是羡慕，日记中连记两天，到第三日又记：“又添漱六信，开书籍单，托漱六买之。”其实，自袁漱六任松江府后，曾国藩多次开列清单，托其买书，上求天文星相，下求舆地图册，经、史、子、集、百科全书，无所不包。
三督两江 官绅馈赠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是他收藏书籍最红火的时间。这期间除购书外，其下属和地方官绅，也投其所好，纷纷赠书。据曾国藩日记载，咸丰未年以后，他收到的赠书赠画达30多批次，计600余种，如邵位西送《庄子》、《知不足斋丛书》等十四种;汪梅村寄送《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等;许仙屏送书帖两箱;丁义芳从九江送书四篓;刘霞仙送《石经》等二十六套等等。在此期间，他还聘请著名藏书家莫友芝入幕，为他购书、访书，藏书的品质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治五年，其儿子曾纪泽从金陵（今南京）带回湘乡七十七大箱书籍。
书信奏折 皆成收藏
曾国藩是一位重视实用的收藏家，他并不特别看重宋刊元刻，而重视经世实用的书籍。他广搜博采，特别连家信、奏稿都逐年装订成册。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信于四位老弟说：“……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给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而曾国藩收藏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则是曾国藩自己生平所思、所书、所言的历史记录文字，仅收录《曾国藩全集》的奏折、家书和日记等就达数十万字，其中包括抄录的朝廷谕旨、奏稿副本，以及朝廷给予曾氏及家人的褒奖荣誉字、匾、实物等。曾国藩收集此类档案资料的做法是：每收到一份谕旨，必抄一份留存，每起草一本奏折均留下副本，他坚持每天写日记，“将一日一事记于手册，并毫不间断”，可见他积累历史资料之多。
书去楼空，精神犹在
曾国藩在搜集书籍的同时，在家乡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建起了藏书楼，他的儿孙后辈在其影响下，也加入了藏书的行列。富厚堂曾氏家族的藏书，有曾麟书的利见斋，曾国藩的求阙斋，曾纪泽的归朴斋，曾纪鸿及郭筠的艺芳馆，曾广均的环天室到曾宝荪的思云馆。
有聚必有散，曾国藩藏书也必然遵循这样的历史规律。曾氏藏书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由湖南调入北京的书籍资料，连同房产，在兵乱抢劫后一把火灰飞烟灭。解放战争时期由曾宝荪、曾约农带往台北五大特制铁皮箱，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1950年10月，湖南省文管会成立不久，就组织人员对双峰县藏书楼的书籍资料进行了初步清理，从中挑选了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200余担，分四船装往了长沙。湖南省文管会挑选后，由于对藏书楼剩余部分未加封存，致使无人管理而散失。
曾国藩藏书虽然散去，但珍贵的书籍已经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图书馆等公藏之中，《曾国藩全集》中，不仅保存了大量史料，还蕴藏着曾国藩的智慧和思想，而曾国藩勤于收藏和读书的事迹，他“不留银钱于子孙，而留下万贯书籍资料于后世”的观念，在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由于曾国藩在政治、军事、理论上的显赫声名，作为藏书家，却不常被人提起。曾氏藏书虽然没有书目流传后世，但据有关专家推算，他的古籍线装书不下三十万卷，另有平装书数万册，还有不少档案史料，大量珍贵字画、金石碑帖等文物。《中国私家藏书史》作者、当代藏书史研究学者范凤书认为：“曾国藩一家五代七个藏书家，建有五座藏书楼，这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是罕见的。其规模之大，藏书之多，在我走访到晋、冀、鲁、豫、江、浙、鄂、赣、湘九省及京、津、沪三市近百座私家藏书楼中，没有几家可与之相比……实可列入清代一流大藏书家。”
冷摊访书 自称书痴
曾国藩收藏的第一部书是《二十三史》。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参加会试，落第回乡途中，船过金陵，在书肆看中《二十三史》，为之心动，但囊中银两，仅够返乡盘费，无奈之中，只得向同乡知县易作梅借得银两，并典当衣物，终于购得《二十三史》，从此拉开了他一生藏书的序幕。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终于考上进士，这位湖南乡下的农家子弟，开始了穷京官的生涯。工作之余，逛京城旧书摊成了他的一大嗜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国藩近日一无寸进，唯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研究发现，从他已刊刻3年零8个月的日记中，记录到逛琉璃厂购书的就有60多次。在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藏书家，如莫友芝、袁漱六，特别是与后来成为儿女亲家的袁漱六，过从甚密，有时两人终日泡在书肆，每觅得佳书，即互为出示，认真考证，共同欣赏或赠之对方。
为了买到相对便宜的书籍，他常托在外地做官的同年好友购当地刊刻之书。像《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皇清经解》等大部头的书，都是托人在扬州等地购得。
曾国藩在京12年，京师寓所藏书30多箱，直到袁漱六任松江知府时，带至松江署中，再由松江送至湘乡，回归曾府。
戎马倥偬 军中收藏
曾国藩仕途顺畅，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三度出任两江总督。自称书痴的他，在戎马倥偬之中，也没有忘记收藏书籍。湘军进军江西九江、南昌时，江西著名藏书家庄肇麟（字木生），给其送来《长恩书室丛书》，引起了他极大兴趣。日后庄木生成为曾国藩在江西省城购书的代理人，曾国藩的藏书也由此而迅速增长。他还在南昌设立递文所，既传递公文也为曾国藩购书。咸丰八年九月十三日递文所建立，二十一日，曾国藩即收到丁石方转来庄木生赠书6种54本。
咸丰七年，曾国藩因父丧在家守丧，致信其弟曾国荃要其购书寄家中，曾国荃先后寄过两批书至家中，有《廿二史》72函;《欧阳文忠公集》24本;《文丞相全集》9本;《罗一峰文集》7本;罗整庵《困知记》4本。
咸丰八年，湘军将领李元度率湘军平江各营解广丰、玉山两县城之围，战乱之余，李元度廉价得书二万余卷。曾国藩听后，对此很是羡慕，日记中连记两天，到第三日又记：“又添漱六信，开书籍单，托漱六买之。”其实，自袁漱六任松江府后，曾国藩多次开列清单，托其买书，上求天文星相，下求舆地图册，经、史、子、集、百科全书，无所不包。
三督两江 官绅馈赠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是他收藏书籍最红火的时间。这期间除购书外，其下属和地方官绅，也投其所好，纷纷赠书。据曾国藩日记载，咸丰未年以后，他收到的赠书赠画达30多批次，计600余种，如邵位西送《庄子》、《知不足斋丛书》等十四种;汪梅村寄送《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等;许仙屏送书帖两箱;丁义芳从九江送书四篓;刘霞仙送《石经》等二十六套等等。在此期间，他还聘请著名藏书家莫友芝入幕，为他购书、访书，藏书的品质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治五年，其儿子曾纪泽从金陵（今南京）带回湘乡七十七大箱书籍。
书信奏折 皆成收藏
曾国藩是一位重视实用的收藏家，他并不特别看重宋刊元刻，而重视经世实用的书籍。他广搜博采，特别连家信、奏稿都逐年装订成册。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信于四位老弟说：“……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给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而曾国藩收藏中含金量最高的部分，则是曾国藩自己生平所思、所书、所言的历史记录文字，仅收录《曾国藩全集》的奏折、家书和日记等就达数十万字，其中包括抄录的朝廷谕旨、奏稿副本，以及朝廷给予曾氏及家人的褒奖荣誉字、匾、实物等。曾国藩收集此类档案资料的做法是：每收到一份谕旨，必抄一份留存，每起草一本奏折均留下副本，他坚持每天写日记，“将一日一事记于手册，并毫不间断”，可见他积累历史资料之多。
书去楼空，精神犹在
曾国藩在搜集书籍的同时，在家乡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建起了藏书楼，他的儿孙后辈在其影响下，也加入了藏书的行列。富厚堂曾氏家族的藏书，有曾麟书的利见斋，曾国藩的求阙斋，曾纪泽的归朴斋，曾纪鸿及郭筠的艺芳馆，曾广均的环天室到曾宝荪的思云馆。
有聚必有散，曾国藩藏书也必然遵循这样的历史规律。曾氏藏书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由湖南调入北京的书籍资料，连同房产，在兵乱抢劫后一把火灰飞烟灭。解放战争时期由曾宝荪、曾约农带往台北五大特制铁皮箱，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1950年10月，湖南省文管会成立不久，就组织人员对双峰县藏书楼的书籍资料进行了初步清理，从中挑选了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200余担，分四船装往了长沙。湖南省文管会挑选后，由于对藏书楼剩余部分未加封存，致使无人管理而散失。
曾国藩藏书虽然散去，但珍贵的书籍已经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图书馆等公藏之中，《曾国藩全集》中，不仅保存了大量史料，还蕴藏着曾国藩的智慧和思想，而曾国藩勤于收藏和读书的事迹，他“不留银钱于子孙，而留下万贯书籍资料于后世”的观念，在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