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富人变得更加富裕。据美国圣路易斯联储家庭金融稳定中心的一项研究，在1989年，收入最低的50%、中间的50%～90%和收入最高的10%的人，在税前总收入中的份额分别为15%、42%和42%。而在2016年，这一份额变为13%、37%和50%，只有最高收入10%群体的份额提高了。
　　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很多，种族、受教育水平是很重要的因素。就像前述研究中指出的，“我们发现繁荣的家庭往往是白人、受过大学教育和/或年龄较大的。我们发现陷入困境的家庭往往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征：黑人或西班牙裔;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和/或更年轻。”
　　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垄断也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2016年6月，美国反托拉斯协会发表了《国家竞争政策：解读竞争减少的问题和确定前进的优先事项》，这份报告列出了竞争下降的三个主要症状：集中度上升、少数大公司的利润增加和不平等差距扩大。
　　为什么垄断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因为宽松的反托拉斯执法使企业获得市场权力，从而使它们能够降低产量、提高价格、创造垄断利润，而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有利于股东。不断增加的回报流向了股东，于是他们获得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最高比例，导致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因此，不少研究人员和机构建议，反垄断法和监管机构可以将减少不平等作为一个明确的反垄断目标，不宜将消费者福利作为单一目标。具体来说，如果行为损害了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消费者利益，使较富裕的消费者和股东受益，那么它可能被视为反竞争行为。如果它以牺牲较富裕的消費者和股东为代价，使中等和较低收入的消费者受益，也可能被认为是允许的。
　　不过，在实践中要把减少不平等视为一个反垄断目标，是难度不小甚至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以公司兼并为例，反垄断机构需要判断公司合并后对最终消费者的影响，对于很多中间品来说，下这种判断很难。即便对最终消费品市场的合并，也不是简单的任务。
　　如何权衡消费者的损失？如果是那些本身就定位于中高收入阶层的奢侈品，是不是应该鼓励涨价？很多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商品，更高的价格就意味着更多税收，而税收通常是再分配的重要工具。问题在于，减少产出提高价格是反垄断法本来要打击的对象，但是若提高价格就和“减少不平等”相匹配了，对这种冲突该如何解决？
　　同时还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是，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养老基金参与股市，通过投资优秀的公司获得了丰厚回报。以苹果公司为例，2.70%的股权属于政府养老金，还有0.17%来自于捐赠基金。这些公司的财富增加，有助于养老基金——也就是有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所谓的“减少不平等”？
　　由此可见，在反垄断中加入“减少不平等”这个目标恐怕很难操作。就像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教授所说的，反垄断不适合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社会保障和教育政策等来实现。虽然加强反垄断执法可能会适度地帮助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但明确地将收入分配纳入反垄断分析是不明智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