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通西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英雄气概的冒险，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由此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和世界仍然受惠于这次壮举。但和张骞同时代的人，对他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就连司马迁评价张骞的眼光，也没有超越时代。
　　 司马迁把张骞的发现记录下来，但也只是记录下来而已。要说这些内容有什么价值，那就是坚定了他对儒家经典的信心。所以在《大宛列传》的最后，司马迁议论说，社会上流传的《禹本纪》《山海经》之类的书，充斥着关于西方昆仑山的夸夸其谈，可是和张骞的发现一印证，哪里看得见一点影子？至于张骞这个人，司马迁承认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此外就没有什么优点了。
　　 张骞出使西域是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这是一次秘密行动，极少有人知道，何况那时的司马迁，还只是个六七岁的孩子。13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回来了。司马迁刚好在这一年踏上了去东方漫游的旅途。张骞带回许多关于西域奇异世界的消息，引起汉武帝浓厚的兴趣，但对司马迁和汉朝的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张骞是去西方寻找对付匈奴的同盟的，而他不得要领，一无所获。
　　 张骞出发时，取道河西走廊，被匈奴擒获;张骞回来时，走昆仑山北麓的通道，结果还是落入了匈奴之手，所以他希望寻求一条通往西域的新道路。他根据获得的零散资讯，想到这么一条路：先征服西南夷，然后取道身毒（今印度）前往大夏（今阿富汗一带），这样就可以完美避开匈奴人的威胁。于是在张骞的建议下，一度暂停的西南夷道路工程又重新启动。几万人因此苦不堪言，许多人在疲惫、饥饿和病痛中死去，最终却并没有找到张骞所说的那条通道。
　　 后来，张骞成为对匈奴战场上的一名将军。一开始，他的表现不错，因为善于辨识道路，大大改善了汉军的后勤保障。他被封为“博望侯”，“博望”即视野开阔的意思。
　　 颇为讽刺的是，这之后，张骞就迷了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因为张骞失道，没能及时赶到约定地点，导致另一支汉军成了孤军，陷入匈奴的重围之中，要不是统兵的老将才气无双，几乎就全军覆没了。张骞因此失去侯爵，对汉朝的男人来说，有什么比“封侯”更重要呢？张骞发疯似的想再次封侯，于是用尽办法游说汉武帝，极力夸张地说，联合一个叫“乌孙”的国家（在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对击败匈奴会有多么大的意义。终于，在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他赢得了二次出使西域的机会。
　　 这一次的规模和第一次大不相同。张骞率领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价值几千万钱，还有牛羊万头。这一年，正值汉朝财政极度紧张，为了征伐匈奴，国库基本被掏空。结果张骞在乌孙再次“不得其要领”，又一次白白浪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但张骞还在不懈努力，派出副使到周边国家去找机会，还引导乌孙使者到汉朝来，让他们见识汉朝的疆域广大和物产丰饶，希望改变他们对汉朝的看法。
　　 然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这一切还没见效，张骞就去世了，终究没有再次得到梦寐以求的侯爵。這之后，汉朝人对张骞的评价发生了分裂：一少部分人把他当作榜样，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死有余辜、流毒无穷。
　　 张骞的事迹也触动了一部分冒险家。在他们看来，前往西域和匈奴作战比，性价比高多了。所以在张骞死后，他的随从不论官阶高低，都纷纷向汉武帝上书，渲染外国有多少奇怪的人群、物种和产品，征服西方可以获得多么大的收益。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阵营。
　　 汉武帝的反应非常有趣，或者说体现了对人性的洞察：遥远的西域不是大汉良民愿意去的，值得利用的就是这些冒险家和流氓无产者。所以，他常常并不仔细核查事实，谁要去，就赐予符节，给予汉朝使者的身份——牛吹得大，就是正使;吹牛胆子都小，就给个副使当当。
　　 为了打开西域一个个小国的大门，汉朝使团都会携带大量财富。很多使者从中肆意侵吞，将国家的礼物当作商品销售，把获利塞入自己的腰包。以汉武帝的精明，当然不至于发现不了这个问题。他的处置手段是：从重判罚，但可以赎罪，赎罪的办法是再次出使西域——既然你是熟悉西域的人才，这个特点就要充分利用。
　　 于是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汉朝使者的队伍络绎不绝。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西域使团和商队，纷纷奔赴汉朝。这时，汉武帝正频繁地到沿海地区视察，每次都让外国客人跟随其后，遇到人口密集的城市就要经过。汉武帝不断赏赐客人财物，确保他们在汉朝生活优渥，还组织大规模的角抵活动（类似现代摔跤的一种技艺表演），演出新奇节目，展出许多怪物，引来众人围观。大汉的娱乐业在那些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总之，汉武帝要“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通过这种方式，让外国人在皇帝面前倾倒惊骇。
　　 那么，身为汉朝的黎庶怎样看待这个景象？汉朝能够支付这笔巨额支出，是因为桑弘羊主持的财政政策已经卓有成效。在货币改革、盐铁专卖等一系列运作之后，全社会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而一般民众的生活质量却大不如前。如果这笔钱是用于抗击匈奴、开疆拓土，还有理可说，现在这样挥霍，岂不是让二十几年来民众持续不断的牺牲，变得像个笑话？
　　 作为时局中人，司马迁没有对这种现象做什么评论。不过他在记述汉武帝款待西域客人的盛况时，竟然用了“酒池肉林”一词。当然，西域人喜欢喝酒吃肉，这个说法完全可能是写实的，但这个词会引起什么样的联想，大家都懂的。
　　 溯本追源，这一切浪费的源头，就是因为张骞。
　　 在这里，《史记》和《汉书》的差异值得一提。张骞死后，他那个“结好乌孙”的方案，倒是不断取得进展。到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昆莫送来千匹良马，请求迎娶汉朝的公主，汉武帝答应了，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汉武帝的侄孙女）嫁到了乌孙。昆莫是个60多岁的老头子，后来刘细君又改嫁给他的孙子。
　　 关于这件事，《汉书·西域传》的记叙比司马迁详细得多。班固称，公主嫁到乌孙后，和衰老的丈夫言语不通，感到悲愁，创作了著名的《黄鹄歌》。汉武帝听说后非常同情，隔几年就派使者给公主送去很多财物。等到昆莫死后，细君公主拒绝嫁给昆莫孙子的时候，武帝就立刻表现出严厉的一面：“按照乌孙国的风俗去做，我要与它共灭匈奴。”
　　 不论这支歌是公主所作、传回中原的，还是同情她的文人创作的，总之，反映了汉地社会的一种情绪：公主远嫁，极易激起汉家男儿的怒火，文人的伤情更会泛滥得不可收拾。
　　 这件事自然也要归罪于张骞。按照《史记》记载，这件事其实和张骞无关。但《汉书》却加入了张骞对汉武帝说“汉遣公主为夫人”的台词。显然，是100多年来对张骞的愤怒情绪，促使班固时代的人们相信，他必然会说出这样一句罪恶的话。
　　 通西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付出代价，才能转化为成果。近代以来，中国人才真正感受到“张骞凿空”的重要意义，对张骞的评价自然也截然不同。然而，站在古人的立场，也不能说司马迁他们的看法都是偏见。他们当然无法预知现代人的主权观念和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既然注定身为“代价”，自然只能在代价的立场上发出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