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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运动”有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因此造就了一大批响当当的摄影家，甚至可称为中国摄影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许多新的观念、新的形式、新的风格都诞生于此。
当时，很多报社的专业记者都不让去广场，只有个别大胆的人悄悄地去，所以当时的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照片，而这恰恰给了业余摄影者们一个施展的空间，不经意间，历史便造就了一大批纪实摄影家。由于天安门在北京，首都的摄影者就占据了天时地利，如果没有这些摄影发烧者，那中国的摄影史重要的一页，定会留下极其遗憾的空白。
这一批人非同寻常，其中有不少是中国高官的子女，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和优于常人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摄影事业上却非常地平民化，非常地投入。“四五名作”之一《力挽狂澜》的拍摄者，就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的女儿罗小韵。
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邓力群被冷落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这个时候他女儿罗小韵能够拿起相机去天安门拍照，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其实现实中的罗小韵，就是个吃了豹子胆的性格。如今，她还能清晰地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
历史的记录
那时我还在北京新兴袜厂当工人，正好清明节前的这一周是夜班，早晨6:15下班，20多分钟便到家了。吃完早饭，大约8点左右，揣上相机，骑上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便可以看到一队队人群抬着花圈往天安门走。我几乎一呆就是一天，傍晚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晚上10点又去上夜班。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当时年轻，不觉得累，一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人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看着那一队队送花圈的人，我的心就一次次地被这些情景所打动。我和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怀念周总理，用行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出我们的怒吼。
当时我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条件很差，有一台老式徕卡相机，只有一只标准镜头，用的是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上的制约，不可能拍很多片子，只能拣重点、有代表性的画面拍，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拍一点。
在广场拍了几天以后，发现没有制高点，人又很挤，很难拍到大场面。于是后几天我就换骑了一辆28型男式自行车，这样有合适的画面我就踩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拍照，果然很方便。4月4日上午11点，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带领群众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接着他又发表了演说，他在讲演中说：“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咱们爱总理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今天成千上万的工农兵群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周围的群众跟着他一起喊口号，有的用笔记录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录音的。当时我正在现场，根本来不及选角度，急忙站在自行车上按下了快门，一口气拍了十几张底片，其中这张《力挽狂澜》后来获“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
事隔几年，我终于和这位“演讲者”碰面了。他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演讲，被关了起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从监狱被放了出来。看到很多报刊刊登了《力挽狂澜》这张照片，他就四处打听作者是谁，几经周折，才和我联系上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红旗越剧团的一名专业演员，名叫李铁华。
1976年4月5日清晨，当我下了夜班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时，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有血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对于摄影者来说，这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将胶卷保留下来。在广场上拍照的十来天中，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跟踪，况且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去广场拍照，我的家人当时作为邓小平的“同党”正在挨批，家里是不安全的。于是我迅速地将胶卷冲洗出来，仔细地用几层塑料袋包好，连夜把这些胶卷转移到一个朋友处，嘱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胶卷一定要保存好，它们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画册的出版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王安时和王樵裕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大家私下议论，如能出一本“四五”摄影集那该多好呀。
1977年11月下旬，画册的第一次碰头会召开，参加会的有王安时、吴鹏、高强、李晓斌、王志平、任世民和我。会上决定由自动化所筹钱出画册，把我们几个人从各自单位借调出来，专门组成画册编辑组。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是摄影爱好者，虽然当时“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但我们几人所在单位都很支持这事。后来安政又加入进来，编辑组成员由7人组成。
编画册第一件事就是要征集照片。编画册的消息一传出去，很快我们就征集到几千张底片。当时这本画册还是地下出版物，因为“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既无经费，更无报酬，但没有一个人计较这些，画册的编辑工作非常有序地进行着。我当时在编辑组负责征稿退稿，并和李晓斌负责制作黑白照片，吴鹏和高强制作彩色照片。当时编辑组7个成员每个人都拍有很多底片，加上征集来的，估计我们看到的有上万张底片。
所有底片都没有样片，这样制作黑白照片的工作量就很大。据李晓斌回忆，黑白放大相纸就用了40至50盒，所放照片约在2万至3万张。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我也于1978年2—3月间调到科学出版社任摄影记者，离开了编辑组。是吴鹏一直在编辑组坚持到了最后，排版打样，直到画册出版。1978年11月《人民的悼念》画册还在印刷厂打样，11月14日“天安门事件”经中共中央批准得以平反。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0万册，销售一空。
力挽狂澜罗小韵摄
当时，很多报社的专业记者都不让去广场，只有个别大胆的人悄悄地去，所以当时的报纸上没有这方面的照片，而这恰恰给了业余摄影者们一个施展的空间，不经意间，历史便造就了一大批纪实摄影家。由于天安门在北京，首都的摄影者就占据了天时地利，如果没有这些摄影发烧者，那中国的摄影史重要的一页，定会留下极其遗憾的空白。
这一批人非同寻常，其中有不少是中国高官的子女，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和优于常人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摄影事业上却非常地平民化，非常地投入。“四五名作”之一《力挽狂澜》的拍摄者，就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的女儿罗小韵。
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时，邓力群被冷落为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这个时候他女儿罗小韵能够拿起相机去天安门拍照，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其实现实中的罗小韵，就是个吃了豹子胆的性格。如今，她还能清晰地回忆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
历史的记录
那时我还在北京新兴袜厂当工人，正好清明节前的这一周是夜班，早晨6:15下班，20多分钟便到家了。吃完早饭，大约8点左右，揣上相机，骑上自行车去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便可以看到一队队人群抬着花圈往天安门走。我几乎一呆就是一天，傍晚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晚上10点又去上夜班。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当时年轻，不觉得累，一到天安门广场，整个人就像被注射了“兴奋剂”。看着那一队队送花圈的人，我的心就一次次地被这些情景所打动。我和广场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怀念周总理，用行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出我们的怒吼。
当时我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条件很差，有一台老式徕卡相机，只有一只标准镜头，用的是保定胶片厂生产的“代代红”黑白胶卷。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和经济上的制约，不可能拍很多片子，只能拣重点、有代表性的画面拍，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拍一点。
在广场拍了几天以后，发现没有制高点，人又很挤，很难拍到大场面。于是后几天我就换骑了一辆28型男式自行车，这样有合适的画面我就踩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拍照，果然很方便。4月4日上午11点，一位穿中式衣服的男子，带领群众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接着他又发表了演说，他在讲演中说：“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准周总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咱们爱总理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今天成千上万的工农兵群众涌向天安门，这就是人心所向！”周围的群众跟着他一起喊口号，有的用笔记录他演讲的内容，还有录音的。当时我正在现场，根本来不及选角度，急忙站在自行车上按下了快门，一口气拍了十几张底片，其中这张《力挽狂澜》后来获“四五运动”摄影作品一等奖。
事隔几年，我终于和这位“演讲者”碰面了。他由于在天安门广场演讲，被关了起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他从监狱被放了出来。看到很多报刊刊登了《力挽狂澜》这张照片，他就四处打听作者是谁，几经周折，才和我联系上了。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红旗越剧团的一名专业演员，名叫李铁华。
1976年4月5日清晨，当我下了夜班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时，所有的花圈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有血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对于摄影者来说，这时最重要的事就是怎样将胶卷保留下来。在广场上拍照的十来天中，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被跟踪，况且周围的人都知道我去广场拍照，我的家人当时作为邓小平的“同党”正在挨批，家里是不安全的。于是我迅速地将胶卷冲洗出来，仔细地用几层塑料袋包好，连夜把这些胶卷转移到一个朋友处，嘱咐说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些胶卷一定要保存好，它们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画册的出版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王安时和王樵裕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童怀周，大家私下议论，如能出一本“四五”摄影集那该多好呀。
1977年11月下旬，画册的第一次碰头会召开，参加会的有王安时、吴鹏、高强、李晓斌、王志平、任世民和我。会上决定由自动化所筹钱出画册，把我们几个人从各自单位借调出来，专门组成画册编辑组。我们几个人当时都是摄影爱好者，虽然当时“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但我们几人所在单位都很支持这事。后来安政又加入进来，编辑组成员由7人组成。
编画册第一件事就是要征集照片。编画册的消息一传出去，很快我们就征集到几千张底片。当时这本画册还是地下出版物，因为“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既无经费，更无报酬，但没有一个人计较这些，画册的编辑工作非常有序地进行着。我当时在编辑组负责征稿退稿，并和李晓斌负责制作黑白照片，吴鹏和高强制作彩色照片。当时编辑组7个成员每个人都拍有很多底片，加上征集来的，估计我们看到的有上万张底片。
所有底片都没有样片，这样制作黑白照片的工作量就很大。据李晓斌回忆，黑白放大相纸就用了40至50盒，所放照片约在2万至3万张。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放大照片的工作基本完成，我也于1978年2—3月间调到科学出版社任摄影记者，离开了编辑组。是吴鹏一直在编辑组坚持到了最后，排版打样，直到画册出版。1978年11月《人民的悼念》画册还在印刷厂打样，11月14日“天安门事件”经中共中央批准得以平反。这本“地下出版物”也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10万册，销售一空。
力挽狂澜罗小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