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词

　　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现代化迷雾重重的时刻，汪晖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求现代化之路，写成一部思接千载、波澜壮阔的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之后，他又开始对20世纪进行更为具体的再思考，对“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政党政治”“代表性断裂”“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跨体系社会”“平等的多重面向”等范畴和概念做出了重要的理论阐释。2018年，内外交变之际，中国更需要汪晖这样的思想者。
　　59岁的汪晖，眼尾、眉尾都向下掉着，嘴角上扬，天然是一张笑脸，浑身却不知怎么，透露出另一种郑重的严肃感。
　　“名满天下，谤满天下”？
　　这句话或许可以总结汪晖过去的二十多年—他承受了巨大的争议，也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极高的认可—但汪晖自己是拒绝的。
　　名与谤，他甚至有些漠然。无论是用来侮辱他的“新左派领袖”，还是用来确认他的“新左派领袖”，抑或是用来尊称他的“新左派领袖”，他一概拒绝。
　　在他看来，这个标签，是简单化而且含义可疑的。实在应接不暇，就干笑两声。
　　问他：“汪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说：“一个思考的人。普普通通的，以学术的方式来思考的人。”
　　这是他的身份认同。

我的祖国

　　第一次见汪晖，是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
　　他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2018年1月，他被清华大学颁予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证书。
　　2018年2月，他获得了 “安内莉泽·迈尔奖”，德国最高学术奖之一。此前的2013年，他曾与哈贝马斯同获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
　　后面两项国际奖项，汪晖都是首位获奖的中国学者。
　　《南风窗》记者选择12月7日去见汪晖，是因为他说：“我们要辦一场研讨会，纪念8月份去世的、我们的朋友，萨米尔·阿明。”
　　阿明是汪晖二十几年的老友，也是世界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明终生的社会活动，都从全球进程的视野出发，探索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强调“边缘国家”的独立自主，对“中心强国”的“去依附”。
　　在某些议题上，阿明与汪晖，是跨国的心灵共鸣者。
　　12月7日，北京气温骤降，悼念会议比我想象中的要轻松得多。
　　主要的几位召集人，清华大学的汪晖，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温铁军，香港岭南大学的刘健芝，都坐在长桌的前端，其他的20多位参会人员，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坐在周围。
　　会议开始之后，大家共同看一部20分钟的幻灯片，背景音乐是刘健芝老师的学生弹钢琴，与乐器尺八合奏，细腻幽微，令人戚戚。

名与谤，他甚至有些漠然。无论是用来侮辱他的“新左派领袖”，还是用来确认他的“新左派领袖”，抑或是用来尊称他的“新左派领袖”，他一概拒绝。

　　汪晖突然笑着指屏幕，说：“Handsome！” 年轻时候的萨米尔·阿明，确实十分帅气。年老之后，他变成了一位发际线在后脑勺上的白发老头儿，轮廓消瘦，但笑容仍十分灿烂。
　　有一段小视频，是阿明85岁生日时在中国，恰好碰上汪晖的57岁生日将近，两人就约好一起过生日。视频里有个侧影，他在唱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
　　音很准，是温铁军，在唱《我的祖国》。
　　把《我的祖国》当作生日歌，是不多见的。视频非常欢乐，但这首歌声回荡在当日的会场，好似具有了某种能量，窗外寒冷凛冽，室内温暖烘热。向来飒爽的戴锦华，在后续的发言中隐隐哽咽了。
　　汪晖的神态，瞬间好似也与平素有所不同，但立刻压下去了。他开始组织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土地改革、农政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欧洲中心主义、道路转型等，来讨论阿明的思想遗产，同时讨论如何思考中国的未来。
　　有个人去了，活着的人继续思想，就是知识分子的纪念方式。
　　会场从情绪中重归冷静，又很快进入另一种讨论的激烈之中。茶歇时，汪晖问我听得怎么样，内容有意思吗？他说，前不久，也在这栋楼里，给台湾的陈映真办过一场悼念的研讨会。
　　“今年是悼亡的一年。”
　　“那一代人，很多都走了。我有来往的，现在只剩极少数的几个。”
　　阿明和陈映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对社会主义始终抱持信念和向往。“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大失败，他们的事业和信仰都受到了严重的挫败。但是他们不放弃，还在探讨，还在行动。”
　　偶尔，汪晖自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悲观，但他在“那一代人”身上，很少看到悲观的影子，他们常常脆弱，但也那么地坚强。
　　“常常很感动。”汪晖说。
　　汪晖今天穿的黑色高领衫，褐色羊毛外套，和网上大多数照片、视频里是同一套。更让我意外的，是他脚上的布鞋，不新不旧，一派平静。
　　其实做学者的访问很难，尤其是汪晖这种以繁复思考著称的学者，谁也不知道他的世界有多大，更看不见他们心中大海的波澜。
　　今日却是窥见了。
　　学者的波澜，在放歌中，在思考中。

“旧”与“新”的孩子

　　回看汪晖旧事，他是1977级—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1977年，18岁的汪晖，在复试公告重新填志愿的当天，趁父母不在家，把表格上的理科，改成了文科。
　　当晚，父母与他发生了争执。父母的激烈态度，让汪晖至今难忘。
　　母亲是扬州师院中文系的教师，父亲是扬州市的干部，都属于文科工作者。是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一个文科工作者家庭，在“文革”之后，坚决反对甚至仇视文科呢？
　　但无论如何，已经送走的志愿表，是覆水难收了。汪晖和其他的77级大学生一样地，入学了。
　　他的大学，也是他出生的地方，扬州师院。他的同学，则与他年龄相差巨大。
　　当时同宿舍的8个同学，最大的比汪晖要年长十多岁，有公社书记，有复员军人，也有中学老师。
　　而汪暉的老师，则大多是一起住在新北门大院的邻居们，当然，还包括自己的母亲。
　　新北门大院，是扬州师院的一片宿舍区，“一个竹篱笆围起的，红瓦灰墙的村落，四十户人家”。院子位于扬州北郊，外面就是麦田和红薯地，但里面的住户，可称是卧虎藏龙。
　　汪晖家的南门，正对着的是谭佛雏老师家的北门。
　　谭佛雏是老一辈中为数不多的既精通旧学，也熟悉外文的老师，他上课前一定要喝一杯酒提提神，课堂上用的讲义，后来集结成为《王国维诗学研究》，至今是当代王国维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院子里还有风度翩翩的词学名家章石承先生，艰苦执着的元曲专家徐沁君先生，学问深厚却述而不作的文学史家赵继武先生等。这些性格各异、学问上各有胜擅的“新北门诸老”在人格和见识上构成了一个小环境，一片来自“旧”的沃土，共同培育出一株思想的新苗。
　　但上了大学之后，除了周末，汪晖就基本不回家了。
　　渴望自由的年轻人，想尽办法在熟悉的环境中去制造陌生感。汪晖留在学校用功读书，从鲁迅读到尼采，和同学们一起置身于1978年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或者说是“启蒙”思潮之中。
　　1978年到1985年的时代氛围中，“潮流”的鲁迅研究的主要动力，是批判鲁迅，批判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学和思想传统。当时的“启蒙”思潮，致力于撤除毛泽东时代形成的“神殿鲁迅”，去“还原”一个“人间鲁迅”。

偶尔，汪晖自己，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悲观，但他在“那一代人”身上，很少看到悲观的影子，他们常常脆弱，但也那么地坚强。“常常很感动。”汪晖说。

　　置身于潮流之中，汪晖也读鲁迅，但时下的“鲁迅圣殿”的倒塌，不但没有摧毁他对鲁迅的兴趣，反而激发了汪晖重新理解鲁迅的强烈冲动。
　　汪晖后来回忆说：“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黑暗记忆的挖掘，在他的文学和思想世界里弥漫着的那种混合着地狱和天堂气息的、纠缠着绝望与希望的氛围，对我而言是一种真正的启蒙。”
　　1982年春，本科毕业之后，汪晖开始在扬州师院跟着章石承先生攻读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他又北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唐弢先生攻读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直至1988年博士毕业。
　　两位老师都是老一辈的学问家，先后给予了他悉心的教导。而在汪晖自主选择的研究领域中，贯穿整个求学阶段，他都沉浸在鲁迅的世界里。
　　汪晖的同学取笑汪晖，“读书像中毒一样”。他有着敏感的观察，与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在“旧”与“新”之间衡量、挣扎、挣脱、求索。
　　当时的汪晖，便已经有远离“思潮”的端倪了。
　　他逐渐地、大胆地，在启蒙思潮中表达对启蒙的怀疑。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末期，汪晖都觉得自己是分裂的两个人，“一个置身于时代之中，一个走在时代的背面”，一个在实践，一个在怀疑。
　　汪晖的思想，在当时是不被理解的，是复杂的，甚至是“有些黑暗的”。
　　唐弢先生在一次长谈之后，给汪晖写信。“我至今还不明白，像你那样年龄、环境，为什么有那样复杂独特的想法？你对问题不随便放过，这当然是主要的一面，但什么使你有这样的习惯的呢？”
　　我问汪晖这个问题。他自己也说不清，但将部分原因归结于鲁迅。
　　在汪晖31岁前后，章石承先生与唐弢先生，先后逝世。
　　关于1990年，汪晖心头始终有一个片段，他在秦岭山上蹬自行车，蜿蜒蛇行，忽至山顶，夕阳浸染，苍茫一片。
　　他生了臆想。
　　“有时候，说不清哪儿是你的过去，哪儿是你的未来。”
　　“我将再没有导师了，独自在人间流浪。”
　　于此，“旧”的影子，在他身上戛然而止，却又刻骨绵长；“新”的召唤，在他身上碾压激荡，却又怀疑彷徨。
　　生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20世纪，汪晖是“旧”与“新”的孩子。

寻什么鸟导师

　　导师双双故去，汪晖无主、彷徨，但彼时的中国，开始历经分化、激荡，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现代化”开始在中国出现种种问题。
　　“火湖”在前，不能彷徨。
　　1992年清明，汪晖为唐弢写下悼文，结尾引的是一句鲁迅先生鞭策青年的话：倘若我为失去导师而痛惜，他定会说，“走自己的路！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唐弢先生是鲁迅的“弟子”，是最懂这句话的人。
　　汪晖用这句话作悼，鞭策自我之软弱，其真挚，其弘毅，深思便会落泪。
　　1992年，无论是汪晖个人，抑或是彼时中国，都再无导师可循，只有“走自己的路”了！
　　1992年的汪晖，与学界同仁共创《学人》丛刊，已有一年。距离他应邀成为《读书》杂志执行总编，尚有4年。而距离他入职清华，领衔筹建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还有10年。
　　无论是《学人》《读书》，还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其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是不肯落败的知识分子，为了保留一张自由讨论的圆桌所做的努力。 　　《学人》丛刊的创立，是汪晖这群人，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之后，对历史、现实社会的重新理解。
　　汪晖回忆说，当时民间刊物匮乏，《学人》丛刊创办之后，陆续另有了一些，但多半是两三年便消失了，《学人》能坚持一个“小小十年”，实属不易。
　　《学人》10年来，除了15卷约800万字的论文之外，最大成绩莫过于“在一个郁闷和压抑的时期，为许多有志于学术工作的中、青年学者提供了空间，为这一代学人的成长提供了园地”。
　　接管《讀书》杂志11年多的时间，也基本是继承了这一核心思想，“为思考者提供一张圆桌”，可以自由交谈，“读书无禁区”，时时怀疑，无所顾忌，真实地反映有关社会、历史、思想与文化的思考。
　　包括后来的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成立，也是一样的。
　　汪晖，是一个不善交游的人，他试图始终保留一张“讨论的圆桌”，并不是因为他想在固定的圈子里时时攒个局，而是出于他的一份坚持，坚持宝贵的自由和批判，“走自己的路”的努力。
　　打破思想界的寂静，举起一盏灯，留一张桌子，是汪晖作为思考者，冷静的激烈。
　　1997年，汪晖在《天涯》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态与现代性问题》，引发轩然大波，成为国内思想大论战的主角。随后的十余年间，汪晖所遭受到的争议连接不断。

关于1990年，汪晖心头始终有一个片段，他在秦岭山上蹬自行车，蜿蜒蛇行，忽至山顶，夕阳浸染，苍茫一片。他生了臆想。“有时候，说不清哪儿是你的过去，哪儿是你的未来。”“我将再没有导师了，独自在人间流浪。”

　　2004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这本花费14年研究心血的著作，是汪晖以现代性问题为中心，从经史、科学等多方面，对宋朝至民国初期的思想史的追问，从而提供了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现代”，以及中国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历史理解。
　　这本皇皇巨著，是汪晖开辟一条新的批判的研究道路的标志，这一刻之后，他真正成为了汪晖。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出版之后，他又开始了对20世纪更为具体的再思考，对“去政治化的政治”“后政党政治”“代表性断裂”“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跨体系社会”“平等的多重面向”等范畴和概念做出了理论阐释，并对这一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民族问题、人民战争、两岸关系、区域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汪晖的思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在中国的种种社会现实的紧逼之下完成的。对于中国来说，这是重要的。
　　“辛苦，真的辛苦。”汪晖说。
　　我以为是身体上的辛苦，因为汪晖的博士生告诉我说，他们的老师在这个年纪，每天读书工作仍在10小时以上，令学生们且敬且畏，不敢不认真念书。
　　但汪晖所说的辛苦，显然不是这个，而是年岁越大，汪晖越知道独立思考的难处、批判的难处。
　　“每个知识分子都会说自己在反思，我也会说自己在反思，但那是不是真正的反思？很难说。”
　　“为什么总在反思的大潮中进行反思，为什么要等到反思成为浪潮了之后你才开始反思。”
　　汪晖是一个明朗的、广阔而深入的、层次分明的学者，但其文学出身，其人格中神秘的部分、敏感的部分，都倾注到了这里，倾注到了远离人潮的勇气之中。
　　白天在夜中奔驰，去照拂明暗之间的人们。
　　我又想起开篇的提问。
　　“汪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个思考的人。普普通通的，以学术的方式来思考的人。”汪晖回答说，伴随一张严肃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