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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潮从柏拉图开始就将语言问题视为和哲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密切联系的重要问题。推翻形而上学的统治，解除精神危机，反思存在的意义，追寻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解决语言问题来实现。法国近代思想史上，雅克·德里达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哲学家、思想家。1967年德里达开始了他对语言的解构。在哲学和文学双重涵养的助力下，德里达勇敢尝试，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开展对语言与文本的交织、互动研究，实现了文学与哲学的跨界，使得他的理论和影响不仅在大西洋彼岸掀起了巨浪，也对欧洲的人文学科产生了绵延不断，惠及后来的学者和研究领域的积极效应。
一、语言问题和身份之“他者”
雅克·德里达是阿尔及利亚人，却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德里达捍卫法语的纯正，也捍卫了语言背后承载的意义。他对于语言的本质抱有很大的兴趣，对语言的要求也甚为苛刻。这跟德里达的生存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语言的追寻，也可以说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求索。他极少回忆过去，对自己的身份问题保持警惕，在法国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他者，他拥有“他者”的语言。对他者的搜寻将语言他者的范围扩大化。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德里达谈论“未来民主”时，“未来民主是一种用‘仿佛’（as if）、‘也许’（phehaps）、‘可能’（might， would， could）等微弱话语表达的一种许诺，一种祈祷，一种期待，一种责任，它指向他人、面临他人以及应答他人。”（胡继华，2019，13）这个他人他者，可理解为可能性的第三者。这跟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契合，可能便是突破了语言的界限，走向更具变数的未知之路。再看解构，如同德里达的理解，“解构是他者的语言，是事件的如实发生，是既定结构的消解。”（陆扬，2008，403）这便回到了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的旋律，在后现代主义的席卷下重新审视一切观念的主旨。
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和跨界的文本
后现代语境下一切遭到否定，实现了不破不立。这是由“语言”所引发的哲学思辨和文学行动。有学者评论德里达的学说“解构主义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精神并构成了他的底色”。（李世涛，2015，2）在《论文字学》的第一章开门见山地将语言问题宣告给读者：“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但与今天不同的是，它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渗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领域以及在意向、方法和思想体系方面千差万别的话语之中。”（德里达，2015，7） 这是德里达的重要观点，也是他研究铺设的起点，通往讨论文学和哲學主要路径，他并不止步于过去的探寻挖掘，而是将语言坐标投递到未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语言的论述作为焦点，并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德里达在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盘旋，使得他对文本的场域也不囿于传统的认知。在德里达看来，文本可表达的内容已经超越了文本自身。这是一种主观的活动，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就像在文学和艺术史上，尽管有些人并没有处在后现代思潮的场域里，也不属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但他们同样具备了后现代的特征—寻求跨界表达，看似凌乱的表层，实则有不拘一格的深刻内涵。他们通过文本来表达的不仅是作者的所思所想，更多的是启迪了新的意象。
三、德里达的后现代文本观
德里达后现代文本观首先受到的滋养源自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引导他走向了思辨的道路。而身处后结构主义的他，也受到了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影响。索绪尔通过差异性来辨析语言系统，通过能指和所指，继承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二元对立的传统，这使得他自己无可避免地肯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正是德里达批判和解构的核心。德里达否定了索绪尔的固定范式，“被索绪尔视为文字专有特征而加以抑制的距离性、说话人不在场、容易引起误解曲解、含混不清且查无对证等性状，德里达认为说到底正是语言本身最为本质的特征。语言并不那么透明温顺。它的实质与其说是直传逻各斯的言语，莫若说是蒙障重重的文字。”（陆扬，2018，24）德里达的文本理论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影响了一批文学理论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米勒视德里达的“解构说”就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新走向。德里达在自己多部作品中针对各位大师进行了解构活动，甚至“在通过文学技巧促使我们了解语言的物质性的时候，德里达迫使我们去留意我们的阅读行为”。（K.马尔科姆·理查兹，2016，82）针对文本的解构，可以看作是他对阅读行为的定义，因为他的文本理念从不局限在文本的内部。“德里达将文本与传统意义上的作品区分开来，将文本变成解构的网络，变成延异的场所，以此进入文本以及文本之外的文本当中，在追寻词语间和文本间踪迹的过程中了解得更多。所以，在他看来，写作其实就是一种嵌入和增生的过程，它引起更多的词语和文本，文本就是各种不同的联结和嵌入的产物，充满巫术的踪迹和延异。而阅读就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活动，读者必须把这些无限的踪迹作为阅读的前提和焦点，从中去找寻嵌入的其他文本和词语所扩张的意义，阅读的真谛便在其中。”（刘象愚等，2002，288）
四、语言与文本突破的终极目标
德里达曾试图不断摆脱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的圈套。当德里达赶赴德国沿袭胡塞尔的现象学时，却被乔伊斯的另类文本所深深吸引，乔伊斯给德里达以深刻的启迪，与其说“没有乔伊斯，就没有解构”，不如说“没有乔伊斯的创作角度，就没有德里达的文本理念”。乔伊斯的创作手法“通过‘隐喻性语言、歧义和修辞的堆砌’，让世界在自己的文本中保持其无限的复杂性”。（李永毅，2016，13）德里达认为突破语言的方式应该是放弃它本来说话的方式，就像乔伊斯的作品那样抽象、断裂、接续，而具备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德里达后来的写作文本晦涩、难以理解，但他坚信可以通过语言打破西方的二元对立，在《白色的隐喻》中他将文学从二元对立的桎梏中解救出来。采取解构传统路径—语言，破除了欧洲白种人自居为人类中心的神话。不过想要摆脱形而上学也并非易事，德里达曾坦言最好的办法同时也是最难的方法，则是“在语言形式上放弃它的说话方式，不再利用任何形而上学的概念，但是德里达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承认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尚杰，2008，312）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之时，德里达的语言问题获得契机。语言成为一个灵活可变的问题，它是社会晴雨表，更是文学温度计。而依靠着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差异性，体现了诸多思想的共存和文学文本形式的多样。“后现代社会的各种语言游戏，不但不会导致传统社会的统一性和有利于统治阶级进行控制的那种共识，而且有利于促进和推动社会中的各个成员的特殊性，有利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高宣扬，2016，42）
五、结语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语言存在物。海德格尔也曾将探讨语言视为探讨把人“带到语言的本质的位置”。德里达则通过语言问题来给后现代主义定了基调，是文学与哲学的双重谋划者。他的论述不仅渗透到了人文社科领域，同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生发出自己独特的理论。语言问题使得他从学科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同时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意味的文本观。该文本观结合了语言游戏和解构策略，十分具有德氏个人的特点。德里达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本的认识，也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诠释方式。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文社科的走向，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得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疆域变得更为广阔。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9GWCXXM-19。
一、语言问题和身份之“他者”
雅克·德里达是阿尔及利亚人，却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德里达捍卫法语的纯正，也捍卫了语言背后承载的意义。他对于语言的本质抱有很大的兴趣，对语言的要求也甚为苛刻。这跟德里达的生存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语言的追寻，也可以说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求索。他极少回忆过去，对自己的身份问题保持警惕，在法国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他者，他拥有“他者”的语言。对他者的搜寻将语言他者的范围扩大化。相似的情况发生在德里达谈论“未来民主”时，“未来民主是一种用‘仿佛’（as if）、‘也许’（phehaps）、‘可能’（might， would， could）等微弱话语表达的一种许诺，一种祈祷，一种期待，一种责任，它指向他人、面临他人以及应答他人。”（胡继华，2019，13）这个他人他者，可理解为可能性的第三者。这跟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契合，可能便是突破了语言的界限，走向更具变数的未知之路。再看解构，如同德里达的理解，“解构是他者的语言，是事件的如实发生，是既定结构的消解。”（陆扬，2008，403）这便回到了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的旋律，在后现代主义的席卷下重新审视一切观念的主旨。
二、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和跨界的文本
后现代语境下一切遭到否定，实现了不破不立。这是由“语言”所引发的哲学思辨和文学行动。有学者评论德里达的学说“解构主义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精神并构成了他的底色”。（李世涛，2015，2）在《论文字学》的第一章开门见山地将语言问题宣告给读者：“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但与今天不同的是，它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渗透到形形色色的全球性研究领域以及在意向、方法和思想体系方面千差万别的话语之中。”（德里达，2015，7） 这是德里达的重要观点，也是他研究铺设的起点，通往讨论文学和哲學主要路径，他并不止步于过去的探寻挖掘，而是将语言坐标投递到未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语言的论述作为焦点，并延伸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德里达在文学和哲学之间的盘旋，使得他对文本的场域也不囿于传统的认知。在德里达看来，文本可表达的内容已经超越了文本自身。这是一种主观的活动，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就像在文学和艺术史上，尽管有些人并没有处在后现代思潮的场域里，也不属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但他们同样具备了后现代的特征—寻求跨界表达，看似凌乱的表层，实则有不拘一格的深刻内涵。他们通过文本来表达的不仅是作者的所思所想，更多的是启迪了新的意象。
三、德里达的后现代文本观
德里达后现代文本观首先受到的滋养源自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引导他走向了思辨的道路。而身处后结构主义的他，也受到了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影响。索绪尔通过差异性来辨析语言系统，通过能指和所指，继承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二元对立的传统，这使得他自己无可避免地肯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正是德里达批判和解构的核心。德里达否定了索绪尔的固定范式，“被索绪尔视为文字专有特征而加以抑制的距离性、说话人不在场、容易引起误解曲解、含混不清且查无对证等性状，德里达认为说到底正是语言本身最为本质的特征。语言并不那么透明温顺。它的实质与其说是直传逻各斯的言语，莫若说是蒙障重重的文字。”（陆扬，2018，24）德里达的文本理论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影响了一批文学理论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米勒视德里达的“解构说”就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新走向。德里达在自己多部作品中针对各位大师进行了解构活动，甚至“在通过文学技巧促使我们了解语言的物质性的时候，德里达迫使我们去留意我们的阅读行为”。（K.马尔科姆·理查兹，2016，82）针对文本的解构，可以看作是他对阅读行为的定义，因为他的文本理念从不局限在文本的内部。“德里达将文本与传统意义上的作品区分开来，将文本变成解构的网络，变成延异的场所，以此进入文本以及文本之外的文本当中，在追寻词语间和文本间踪迹的过程中了解得更多。所以，在他看来，写作其实就是一种嵌入和增生的过程，它引起更多的词语和文本，文本就是各种不同的联结和嵌入的产物，充满巫术的踪迹和延异。而阅读就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活动，读者必须把这些无限的踪迹作为阅读的前提和焦点，从中去找寻嵌入的其他文本和词语所扩张的意义，阅读的真谛便在其中。”（刘象愚等，2002，288）
四、语言与文本突破的终极目标
德里达曾试图不断摆脱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的圈套。当德里达赶赴德国沿袭胡塞尔的现象学时，却被乔伊斯的另类文本所深深吸引，乔伊斯给德里达以深刻的启迪，与其说“没有乔伊斯，就没有解构”，不如说“没有乔伊斯的创作角度，就没有德里达的文本理念”。乔伊斯的创作手法“通过‘隐喻性语言、歧义和修辞的堆砌’，让世界在自己的文本中保持其无限的复杂性”。（李永毅，2016，13）德里达认为突破语言的方式应该是放弃它本来说话的方式，就像乔伊斯的作品那样抽象、断裂、接续，而具备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德里达后来的写作文本晦涩、难以理解，但他坚信可以通过语言打破西方的二元对立，在《白色的隐喻》中他将文学从二元对立的桎梏中解救出来。采取解构传统路径—语言，破除了欧洲白种人自居为人类中心的神话。不过想要摆脱形而上学也并非易事，德里达曾坦言最好的办法同时也是最难的方法，则是“在语言形式上放弃它的说话方式，不再利用任何形而上学的概念，但是德里达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承认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尚杰，2008，312）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席卷之时，德里达的语言问题获得契机。语言成为一个灵活可变的问题，它是社会晴雨表，更是文学温度计。而依靠着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差异性，体现了诸多思想的共存和文学文本形式的多样。“后现代社会的各种语言游戏，不但不会导致传统社会的统一性和有利于统治阶级进行控制的那种共识，而且有利于促进和推动社会中的各个成员的特殊性，有利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高宣扬，2016，42）
五、结语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语言存在物。海德格尔也曾将探讨语言视为探讨把人“带到语言的本质的位置”。德里达则通过语言问题来给后现代主义定了基调，是文学与哲学的双重谋划者。他的论述不仅渗透到了人文社科领域，同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生发出自己独特的理论。语言问题使得他从学科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同时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意味的文本观。该文本观结合了语言游戏和解构策略，十分具有德氏个人的特点。德里达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本的认识，也改变了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诠释方式。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西方人文社科的走向，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得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疆域变得更为广阔。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9GWCXXM-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