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之前，就有熟人预约，让我帮助去办学校、办刊物之类，并特地告诉我，若到广东当个私立学校校长，保证待遇优厚，还可携家带口。
　　如果应约而去，是为了增加收入吗？再多的钱，好像也不能让我舍弃退休后的那份自由。是因为不甘寂寞，想发挥自己的余热？是的，我有这种需要，而且身体条件也允许。可是，20年教育上的急剧变化，凭我多年前在北京女一中那点办学能耐，显然招架不住。办刊物更是这样，经验本就不多，脑筋又跟不上，肯定应付不了当今媒体资讯的要求。所以，我婉言谢绝了这些邀约。
　　回想刚一退休回家时的日子，真是一派新鲜。早晨一睁眼就问自己，今天有什么事吗？心里回答，没有，什么也没有。晚上躺在床上想，明天要记着安排什么工作吗？没有。轻松、悠闲，神仙一般。
　　可是，我到底是个闲不住的人，“年老万事休”不是我的心态。相反，我好像需要一个理由在早晨催促自己起床。很快，我开始进入退休后的新状态。
　　还在1993年年初，我在为中学生编写健康教育课本时，就已经对艾滋病预防教育留了心。尽管在开头的几年因找不到资助未能启动，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对它的关注。我相信，即使我做不成这个项目，也不会觉得失望。因为我只有收获，没有损失。
　　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却必然地出现了。我先是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项目，接着阴差阳错地当了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艾滋病预防项目负责人。这个新角色不用按点上班，也没有人管我，一点不耽误平常逛街、看小说、写文章、学英文。有关课题事项，几位组员碰头商量，然后分头去办。大家都对项目组负责，个个都有积极性。
　　新角色还让我尝到了一系列的“感觉良好”，比如，觉得自己很有用。在为北京市朝阳区46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讲课之后，人们纷纷围拢过来，邀我给他们街道单独上课，说是太解决问题了。当区里又安排一次限制人数的報告时，居然有人“走后门”把自己街道的干部多带进去几位。这些无不让我觉得人们需要我，自己仍然有为社会、为人们做事的价值。
　　这就是我退休后的旧去新来。不辞去旧的，哪里会有如此新的脑筋和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