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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研究发展县域经济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促进作用，最近，我们先后到江苏、吉林两省开展了以“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为主题的专题调研活动，分别在江苏选取了以劳动力输入为特征的太仓市和劳动力输出为特征的阜宁县，在吉林选取产粮大县东辽县和二三产业比较发达的通化县，作为此次调研的重点。
一、发展县域经济对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具有重要作用
（一） 当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两个高潮期。一是1984—1988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1100万人，增长23%；二是1992—1996年，年均转移超过800万人，增长8%。1997年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增速逐年下降，1997—2003年，年均转移500万人，增长约4%。2003年仅转移490万人，增长3%。截止到2003年末，全国共转移农村劳动力1.7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5%。总体上看，有以下3个明显特征，即：第三产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外出务工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增长因素；县域经济已愈益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体。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程度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从我们重点调研的4个县市的情况看，可以得出以下两条基本结论：
第一，县域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由于其第二、三产业能够创造出较多的就业岗位，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比较容易。江苏省太仓市和吉林省通化县就属于这一类型。如位于苏南地区的太仓市，乡镇企业众多，县域经济发达，市场就业空间广阔，当地现有农村劳动力已基本实现就地转移。2000年以来，全市GDP已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31.76亿元。目前，全市已经形成电子能源、石油化工、轻工造纸、纺织服装、精密机械与汽车配件等主导产业，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6∶58∶36。全市现有农村劳动力19.6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14%，从事二、三产业的占78%，农村富余劳动力不到8%。同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全市还吸引了总计达25万人的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已超过了当地农村劳动力总数。同样，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制药基地和吉林省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通化县，不断加强药材基地建设，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吸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目前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已实现就地转移，外出务工劳动力仅占全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20%。
第二，县域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二、三产业发展难以满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阜宁县和东辽县就属于这一类型。阜宁县地处苏北地区，是江苏省重要粮食产区，人口106万，其中农村人口76.9万，农村劳动力41.4万。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当地二、三产业难以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近几年来，这个县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努力拓宽劳务协作渠道，强化农民工权益保护等各项措施，已经逐步形成了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流动有序、管理规范、服务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务输出格局。2004年全县转移农村劳动力20.7万，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50%。东辽县也是典型的农业大县，财政穷县。全县人口4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万人，2004年财政收入只有7611万元。近年来，当地政府紧紧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契机，实施项目兴县战略，努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同时，该县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2004年，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5.6万人，占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的62%，人均劳务收入5000元。
（三）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就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1．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域经济是城乡结合的经济，县域内有连接城乡的县城，有星罗棋布的小城镇，还有很多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对技术含量的要求相对较低，从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也低。据有关专家测算，在城市中安置1个劳动力需要4—5万元，而乡镇企业吸收1个劳动力仅需4000元。可见对于相同的资源，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发挥的效用更大。
2．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一是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二是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要求相对较低，适应我国农村现阶段劳动力的素质水平；三是中小企业投资规模小，容易创办，适应民间资金的规模特点；四是中小企业以民力、民营为主，它的产生和发展动员了民间资金的生产投入，弥补了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不足，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兴起，进一步扩大了就业领域，有效地转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3．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提高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一是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增加对电力、交通、供水、餐饮、娱乐、商业及社区服务等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小城镇连接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的桥梁作用日益加强，从而促进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村资金市场及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
二、当前县域经济发展在促进劳动力就地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现阶段，相当多的县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农业大县，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加之原有企业机制不灵活，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就业空间狭小，吸纳劳动力水平较低。一是从新增劳动力转移来看，目前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长的主要途径。二是从返乡劳动力情况看，从县域经济返回农业的劳动力逐年增多。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不高、技能不足。汇总有关资料，从文化素质看，目前已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中，仅有20%左右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劳动力占1.5%，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6.5%，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61.7%。85%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些岗位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而众多低素质、无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则无法实现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城镇的转移。
（三）城镇化发展滞后，影响了城镇集聚劳动力能力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基础设施不足，难以发挥人口集聚和产业发展作用。二是城镇化进程慢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城镇人口比重只上升了20个百分点。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造成农村非农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延缓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四）保障水平低，政府职能转变和体制改革有待深入。农民工作为新的城镇工人群体，已占到了城市人口的1/4，日益成为产业工人中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进城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居民待遇。
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水平低，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县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目前仍存在一些体制性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步履维艰。从总体上看，我国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县域经济结构单一，产业、产品雷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二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财政、金融体制和土地等制约。（1）现行财政体制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近十多年来，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放，县以下政府可用财力严重削弱，县级财政多数是“吃饭财政”，甚至是饭也吃不饱的财政，既无力向本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难以对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尤其经济欠发达县更是如此。就多数县（市）来讲，目前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财政入不敷出等问题。（2）现行金融制度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目前县以下居民存款中的50%以上都流入了大中城市，县级金融机构没有贷款审批权。县域内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很难得到金融支持。（3）土地征用制度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城镇化进程缓慢。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着大城市偏向，对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投入和资源配置不足，县乡财政自身薄弱，也无力投资，导致小城镇布局分散，规模不大，公共设施不足，制约了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增强。
因此，必须从体制机制方面入手，努力消除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
三、未来一段时期，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工作重点
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就地转移仍将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可达到50%左右以上。即使按当时人口达到14亿的水平计算，15年后全国还有大约7亿人留在农村。因此，企望短期内通过城镇化道路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是不现实的。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仍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同时，也应该看到，就地转移模式本身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容易形成乡镇企业布局的分散化、小城镇建设的无序化和弃农人口的两栖化等“农村病”，造成水土等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破坏的加剧，进一步阻碍乡镇企业的升级改造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加剧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之间的差距。为此，必须要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局部目标与长期、宏观目标有机结合起来，遵从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本身固有的规律和阶段性要求，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鼓励农村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适度集中，努力扩大小城镇规模，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挖掘并发挥大中城市的潜力和作用，推进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性障碍，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步伐。
促进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工作重点是：
（一）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挖掘农业就业潜力。要从资源条件出发，全面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种植业、养殖业等优势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推进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产业带的建设，形成专业化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粮食加工业，提高粮食综合效益，使粮食产业成为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农牧林产品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支持以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为重点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重点引导扶持农民、企业发展民间性、自律性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和以农产品生产或营销专业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步形成专业农户、专业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农产品行业协会构成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二）加快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拓展本地就业空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鼓励、支持、引导乡镇企业发展。要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和二次创业，提高乡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建立新型乡镇企业。要按照现阶段我国乡镇企业梯度发展的规律性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好乡镇企业的空间布局和产业接续转移，促进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换代。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手工业、特色旅游业发展，支持建立农村专业商品交易市场，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发展经纪人队伍。
（三）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小城镇经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强对县域小城镇建设和村庄集镇建设的规划指导，逐步形成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机联系一般集镇和中心村的城镇体系。
（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工培训工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一是要加强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应尽快扭转全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尽快免除农村基础教育费用，减轻农民教育负担。全力推进普及9年义务教育，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普及12年教育试点，大力推动农民职业教育。二是要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继续推进“阳光计划”，不断扩大农民工免费培训规模，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工培训。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建设。
（五）加快农村改革步伐，尽快消除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一是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加快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除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也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得出、留得住、能发展。二是要完善土地制度，推进农民承包土地合理流转，保护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合法权益。要加快小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降低农民进城“门槛”。三是要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四是积极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县级公共财政建设。五是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加快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六是改进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大对农民工维权的支持力度。
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坚持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切入点来加以推动。一方面，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分布在县域范围内，农民绝大多数居住在县以下，发展县域经济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又是联系大中城市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既为大中城市提供了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又为大中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因此，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
要充分发挥县域经济的政策归集和产业聚集的平台作用，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升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层次，转换工作思路，真正跳出就“三农”抓“三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才能加快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建议进一步明确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我国“三农”问题解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尽快出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意见。
（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县域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当前，行政层次过多、行政成本过大、县域内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过小、事权责权不平衡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行政层级，开展省直管县试点，加大撤乡并村力度，简政放权，提高县市配置资源的权利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要研究合理划分县级事权，加强和完善县级政府的社会管理权、公共服务权、市场监督权等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使县级政府有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要强化产业政策的指导作用，按照投资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限，将投资项目的决策权下放给各类投资主体。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合理调整财政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县级财政的留成比例，扩大县级金融机构审贷权限。
（三）进一步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一是要加强规划指导。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提高对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投入，加强县域特别是广大农村交通、通讯、供水、供电、广播影视、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建设等。三是要加强对县域产业发展的协调和支持。国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加强协调指导，支持各类优势企业进入县域发展特色产业，加强不同地区之间、中心城市与县域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鼓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地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县域经济支柱产业、特色产业项目给予专项支持。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指导和技术服务。四是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县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对省的转移支付资金重点补助到县(市)，省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以县(市)为单位进行测算核定，确保按时足额到位。不断拓宽筹资渠道，加大对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要进一步降低对欠发达县公共投入和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的县级配套比例。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中央部分外，上缴省级部分重点用于县(市)耕地开发。
（四）要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要采取“抓大促小带中间”的办法，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要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要进一步消除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体制障碍，凡是法律规定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进入。同时，国家要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给予支持。
（五）进一步加快推进县域特色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力在于特色。目前，我国东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和“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发展格局，中部地区部分县市的“一县一特”型县域经济也已出具规模。要适应国际制造业中心向我国转移的有力时机，加快实施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下一步，各地要进一步结合本地优势资源、综合考虑交通区位、产业结构、市场定位、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坐标系”，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六）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工业化水平。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环境，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使县域经济逐步改变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状况。坚持资源型和非资源型产业并举，大力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壮大支柱产业，培育知名品牌。积极发展专业市场带动的工业生产体系，努力做到“专精特优”；积极发展产业配套型和科技应用型工业企业，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努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工业园区打破行政区划界限，集中连片布局，推动资产重组，促进乡镇企业向产业集聚区和小城镇集中，提高县域产业集中度，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区域发展格局，探索区域特色产业带动其它产业全面发展的新路子。
（七）进一步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的环境。优化环境要通过积极创建“服务型”政府，切实从“管理企业、管理百姓”向“服务企业、服务民众”转变，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提速、审批畅通和办事高效；在服务领域上，要从适应企业和民众的实际需求出发，由单一搞审批办手续向搞好产业指导、信息咨询和市场体系的健全完善等方面拓展；要不断健全政府部门行政效能评估监督制度，从源头治理，从机制入手，坚决清除一切不利于环境发展的障碍。经济发展无尽头，创优环境无止境，如何在国家政策和发展的大环境中，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只有上下齐心，协调发展，才能使县域经济充满生机活力，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调研组成员：胡恒洋、刘苏社、张俊峰、邱国军、蔡平）
一、发展县域经济对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具有重要作用
（一） 当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两个高潮期。一是1984—1988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1100万人，增长23%；二是1992—1996年，年均转移超过800万人，增长8%。1997年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增速逐年下降，1997—2003年，年均转移500万人，增长约4%。2003年仅转移490万人，增长3%。截止到2003年末，全国共转移农村劳动力1.7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5%。总体上看，有以下3个明显特征，即：第三产业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外出务工是近年来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增长因素；县域经济已愈益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体。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程度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强的关联性
从我们重点调研的4个县市的情况看，可以得出以下两条基本结论：
第一，县域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由于其第二、三产业能够创造出较多的就业岗位，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比较容易。江苏省太仓市和吉林省通化县就属于这一类型。如位于苏南地区的太仓市，乡镇企业众多，县域经济发达，市场就业空间广阔，当地现有农村劳动力已基本实现就地转移。2000年以来，全市GDP已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31.76亿元。目前，全市已经形成电子能源、石油化工、轻工造纸、纺织服装、精密机械与汽车配件等主导产业，三次产业的产值比例6∶58∶36。全市现有农村劳动力19.6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14%，从事二、三产业的占78%，农村富余劳动力不到8%。同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发展，全市还吸引了总计达25万人的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已超过了当地农村劳动力总数。同样，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制药基地和吉林省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的通化县，不断加强药材基地建设，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吸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目前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已实现就地转移，外出务工劳动力仅占全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20%。
第二，县域经济不发达地区，由于二、三产业发展难以满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阜宁县和东辽县就属于这一类型。阜宁县地处苏北地区，是江苏省重要粮食产区，人口106万，其中农村人口76.9万，农村劳动力41.4万。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当地二、三产业难以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近几年来，这个县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努力拓宽劳务协作渠道，强化农民工权益保护等各项措施，已经逐步形成了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流动有序、管理规范、服务完善的城乡一体化的劳务输出格局。2004年全县转移农村劳动力20.7万，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50%。东辽县也是典型的农业大县，财政穷县。全县人口4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万人，2004年财政收入只有7611万元。近年来，当地政府紧紧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契机，实施项目兴县战略，努力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同时，该县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力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2004年，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5.6万人，占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的62%，人均劳务收入5000元。
（三）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就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1．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低成本、高效率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大中城市相比，县域经济是城乡结合的经济，县域内有连接城乡的县城，有星罗棋布的小城镇，还有很多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对技术含量的要求相对较低，从而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所需就业费用和城市基础设施费用也低。据有关专家测算，在城市中安置1个劳动力需要4—5万元，而乡镇企业吸收1个劳动力仅需4000元。可见对于相同的资源，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发挥的效用更大。
2．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一是中小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二是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要求相对较低，适应我国农村现阶段劳动力的素质水平；三是中小企业投资规模小，容易创办，适应民间资金的规模特点；四是中小企业以民力、民营为主，它的产生和发展动员了民间资金的生产投入，弥补了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不足，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兴起，进一步扩大了就业领域，有效地转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3．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提高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一是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小城镇聚集，增加对电力、交通、供水、餐饮、娱乐、商业及社区服务等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小城镇连接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的桥梁作用日益加强，从而促进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村资金市场及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发育。
二、当前县域经济发展在促进劳动力就地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现阶段，相当多的县特别是一些传统的农业大县，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加之原有企业机制不灵活，导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就业空间狭小，吸纳劳动力水平较低。一是从新增劳动力转移来看，目前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增长的主要途径。二是从返乡劳动力情况看，从县域经济返回农业的劳动力逐年增多。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不高、技能不足。汇总有关资料，从文化素质看，目前已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中，仅有20%左右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劳动力占1.5%，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16.5%，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61.7%。85%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技能培训。由于文化素质低，又不具备专业技能，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空间狭小，只能选择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这些岗位竞争激烈，工资水平低下。随着我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企业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而众多低素质、无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则无法实现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城镇的转移。
（三）城镇化发展滞后，影响了城镇集聚劳动力能力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基础设施不足，难以发挥人口集聚和产业发展作用。二是城镇化进程慢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25个百分点，而城镇人口比重只上升了20个百分点。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造成农村非农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延缓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四）保障水平低，政府职能转变和体制改革有待深入。农民工作为新的城镇工人群体，已占到了城市人口的1/4，日益成为产业工人中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进城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保障和城市居民待遇。
县域经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水平低，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县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目前仍存在一些体制性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步履维艰。从总体上看，我国县域经济结构仍处于低级化水平，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县域经济结构单一，产业、产品雷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色彩难以在短期内抹掉。由于政策、机制、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县域经济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有大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二是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财政、金融体制和土地等制约。（1）现行财政体制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近十多年来，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放，县以下政府可用财力严重削弱，县级财政多数是“吃饭财政”，甚至是饭也吃不饱的财政，既无力向本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难以对县域经济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尤其经济欠发达县更是如此。就多数县（市）来讲，目前普遍财力弱、负债多、包袱重、压力大、财政入不敷出等问题。（2）现行金融制度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目前县以下居民存款中的50%以上都流入了大中城市，县级金融机构没有贷款审批权。县域内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很难得到金融支持。（3）土地征用制度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
三是城镇化进程缓慢。由于在城市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着大城市偏向，对县城和中心镇建设投入和资源配置不足，县乡财政自身薄弱，也无力投资，导致小城镇布局分散，规模不大，公共设施不足，制约了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吸纳能力的增强。
因此，必须从体制机制方面入手，努力消除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点。
三、未来一段时期，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工作重点
我们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就地转移仍将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可达到50%左右以上。即使按当时人口达到14亿的水平计算，15年后全国还有大约7亿人留在农村。因此，企望短期内通过城镇化道路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是不现实的。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仍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
同时，也应该看到，就地转移模式本身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容易形成乡镇企业布局的分散化、小城镇建设的无序化和弃农人口的两栖化等“农村病”，造成水土等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破坏的加剧，进一步阻碍乡镇企业的升级改造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加剧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之间的差距。为此，必须要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局部目标与长期、宏观目标有机结合起来，遵从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本身固有的规律和阶段性要求，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鼓励农村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的适度集中，努力扩大小城镇规模，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另一方面，也要充分挖掘并发挥大中城市的潜力和作用，推进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性障碍，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步伐。
促进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工作重点是：
（一）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挖掘农业就业潜力。要从资源条件出发，全面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种植业、养殖业等优势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推进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和产业带的建设，形成专业化优质高效农业生产体系，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粮食加工业，提高粮食综合效益，使粮食产业成为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农牧林产品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支持以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为重点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发展，重点引导扶持农民、企业发展民间性、自律性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和以农产品生产或营销专业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步形成专业农户、专业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农产品行业协会构成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二）加快乡镇企业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拓展本地就业空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鼓励、支持、引导乡镇企业发展。要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和二次创业，提高乡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建立新型乡镇企业。要按照现阶段我国乡镇企业梯度发展的规律性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好乡镇企业的空间布局和产业接续转移，促进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换代。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农村手工业、特色旅游业发展，支持建立农村专业商品交易市场，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发展经纪人队伍。
（三）加强小城镇建设，发展小城镇经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强对县域小城镇建设和村庄集镇建设的规划指导，逐步形成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机联系一般集镇和中心村的城镇体系。
（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工培训工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一是要加强农村中小学基础教育。应尽快扭转全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局面，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尽快免除农村基础教育费用，减轻农民教育负担。全力推进普及9年义务教育，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普及12年教育试点，大力推动农民职业教育。二是要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继续推进“阳光计划”，不断扩大农民工免费培训规模，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工培训。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建设。
（五）加快农村改革步伐，尽快消除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障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一是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加快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除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也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让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得出、留得住、能发展。二是要完善土地制度，推进农民承包土地合理流转，保护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合法权益。要加快小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降低农民进城“门槛”。三是要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四是积极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县级公共财政建设。五是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加快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六是改进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加大对农民工维权的支持力度。
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坚持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切入点来加以推动。一方面，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分布在县域范围内，农民绝大多数居住在县以下，发展县域经济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又是联系大中城市发展的桥梁和纽带，县域经济的发展，既为大中城市提供了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又为大中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需求。因此，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结合点，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
要充分发挥县域经济的政策归集和产业聚集的平台作用，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提升到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层次，转换工作思路，真正跳出就“三农”抓“三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才能加快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建议进一步明确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我国“三农”问题解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尽快出台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意见。
（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县域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当前，行政层次过多、行政成本过大、县域内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过小、事权责权不平衡已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建议进一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行政层级，开展省直管县试点，加大撤乡并村力度，简政放权，提高县市配置资源的权利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要研究合理划分县级事权，加强和完善县级政府的社会管理权、公共服务权、市场监督权等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使县级政府有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要强化产业政策的指导作用，按照投资体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限，将投资项目的决策权下放给各类投资主体。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合理调整财政分配关系，适当提高县级财政的留成比例，扩大县级金融机构审贷权限。
（三）进一步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一是要加强规划指导。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提高对县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投入，加强县域特别是广大农村交通、通讯、供水、供电、广播影视、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建设等。三是要加强对县域产业发展的协调和支持。国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加强协调指导，支持各类优势企业进入县域发展特色产业，加强不同地区之间、中心城市与县域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鼓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地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县域经济支柱产业、特色产业项目给予专项支持。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指导和技术服务。四是进一步完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县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中央对省的转移支付资金重点补助到县(市)，省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以县(市)为单位进行测算核定，确保按时足额到位。不断拓宽筹资渠道，加大对农村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要进一步降低对欠发达县公共投入和基础设施专项资金的县级配套比例。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除上缴中央部分外，上缴省级部分重点用于县(市)耕地开发。
（四）要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要采取“抓大促小带中间”的办法，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群体拓展。“抓大”就是要督促和引导规模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促小”就是通过采取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结对联谊、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带中间”就是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小业户群体的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要进一步消除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体制障碍，凡是法律规定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都可以进入。同时，国家要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给予支持。
（五）进一步加快推进县域特色经济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生命力在于特色。目前，我国东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和“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发展格局，中部地区部分县市的“一县一特”型县域经济也已出具规模。要适应国际制造业中心向我国转移的有力时机，加快实施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下一步，各地要进一步结合本地优势资源、综合考虑交通区位、产业结构、市场定位、科技水平等综合因素，在全国、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中，打造自己的特色，扩张自己的优势，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坐标系”，大力培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市场“亮点”，开辟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
（六）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工业化水平。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开发资源，保护环境，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使县域经济逐步改变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状况。坚持资源型和非资源型产业并举，大力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壮大支柱产业，培育知名品牌。积极发展专业市场带动的工业生产体系，努力做到“专精特优”；积极发展产业配套型和科技应用型工业企业，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努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工业园区打破行政区划界限，集中连片布局，推动资产重组，促进乡镇企业向产业集聚区和小城镇集中，提高县域产业集中度，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区域发展格局，探索区域特色产业带动其它产业全面发展的新路子。
（七）进一步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的环境。优化环境要通过积极创建“服务型”政府，切实从“管理企业、管理百姓”向“服务企业、服务民众”转变，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提速、审批畅通和办事高效；在服务领域上，要从适应企业和民众的实际需求出发，由单一搞审批办手续向搞好产业指导、信息咨询和市场体系的健全完善等方面拓展；要不断健全政府部门行政效能评估监督制度，从源头治理，从机制入手，坚决清除一切不利于环境发展的障碍。经济发展无尽头，创优环境无止境，如何在国家政策和发展的大环境中，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只有上下齐心，协调发展，才能使县域经济充满生机活力，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调研组成员：胡恒洋、刘苏社、张俊峰、邱国军、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