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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民同志离我们而去已经有8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刻显现在我的脑际，他的革命风范仍不断激励我进取求新。谈几件永生难忘的往事，以示深情的怀念。
我小的时候就认识健民同志。他是阳城大宁村人，1939年"十二月事变"前他名叫张仲芳。我和大宁村的刘升四是亲戚，还在该村住过一个时期，耳闻了许多流传于老百姓口头关于他的一些故事，比如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生活严谨，在县城中学时常考第一名。还听说他为贫困同学和穷苦百姓鸣不平，所以我很崇敬他。但真正跟他接触，并进行畅谈，是在1943年秋的一天。
那时，健民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晋豫联防区阳城办事处主任，在党内实际职务是共产党的阳北县委委员、阳城敌工站站长(也有称城工部长)，主要做城市敌工工作。当时阳北县委的驻地在老板圪堆，时任县委书记的陆达就住在这里。健民同志从县委回家，要路过我们马寨村，由于我哥郭进金当时是阳北区二区区委书记，我妈是下黄涯村人，与健民同志很早就认识，我当时干的是武委会工作，是二区马寨村南上等村的联防负责人，所以健民同志从老板圪堆回大宁村路过马寨村，常常要到我家坐一坐。
那一天，健民同志照例走进我家，刚好我也准备去大宁，参加二区武委会召开的一个联防会议。他就说："那就相跟一起去大宁好啦。"能跟自己尊敬的领导在一起畅谈一番，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在路上，我不断地提问题，而健民同志也像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每一个问题。
我先问到的是威震八方的唐支队。当时群众中传颂着许多关于唐支队神奇而又神秘的作战故事。所谓唐支队，就是1938年3月下旬在阳城下寺坪的千峰寺组建的"八路军晋豫边区抗日游击队"，因游击队司令员是唐天际，所以大家都称之为唐支队。健民同志在"十二月事变"后任八路军晋豫边区游击支队司令部秘书，随后一旅和二团合并组建为新一旅，健民同志又任新一旅秘书，仍在唐天际领导下工作，先后与唐天际在一起工作近三年时间。他给我介绍了许多唐天际的作战经验和计谋，讲述了1940年2月唐支队一举全歼日伪黎明游击队，接着在高平、壶关一带连打胜仗，消灭阎军独八旅，配合一二九师全歼朱怀冰部3个师的事迹，我听得非常入迷。他还说唐天际有崇高的政治觉悟和领导艺术，并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群众中德高望重，威信很高，而且谦虚谨慎，永葆老红军的本色。我听得如醉如痴。
我再问的便是关于他的情况。因为早就听说了他在"十二月事变"中被抓被打，英勇斗争的事迹，但以前我听到的很笼统，很想听听他的亲历细节。
1939年12月，阎锡山策动反共的"十二月事变"。12月16日，阎锡山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住岩山村)和国民党十四军八十三师攻占阳城县政府，到处逮捕县、区和各村干部200余人，枪杀抗日干部王永盛等20余人，赶走抗日县长陈发贵。八十三师政训处处长李英樵强行夺权当了县长，并要挟张健民同志(时任阳城县抗日政府一科科长并主持政府工作)，代替陈发贵办理移交手续，张健民予以严词拒绝，并给以斥责。该师下属团部副官刘某率武装士兵四人，将健民同志绑架，悬吊于大街的"十凤重鸣"牌楼上近5个小时，残酷吊打至口鼻出血后，又将他禁押在西关杨家巷该团特务连连部堆积灰渣的南小房内，时达5昼夜之久......张健民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怒斥反共顽固派，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的英雄气概。最后，他终于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控制，历尽艰辛，回到了晋豫边区唐支队。
他还给我讲述了"十二月事变"中郭峪兵变的情况。决死三纵队第七团驻扎郭峪村，1939年12月25日，在孙楚的策划下，七团团长张仲舟、副团长靳福忠等阎锡山派进决死纵队的反动军官，在郭峪发动叛变，逮捕共产党员、政工干部30余人，当时驻在郭峪的浮山县长武之城、牺盟总会的张风阁、郝廷光均被抓捕并遭枪杀，郭鸿璜在突围时与叛军搏斗中英勇牺牲。
在"十二月事变"中，阳城县是个重灾区。我革命组织遭到了重创，全县有1000余人被捆绑、拷打，有130余人被关押，有70余人被投入岩山监狱，其中姜涛等30名革命志士被杀害。
健民同志给我谈的最多的还是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方法。他讲了他在1939年春夏担任牺盟会阳城县分会组织部长期间，在张庄庙举办了七八期牺盟短训班，训练对象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村长、牺盟会的骨干力量等，每期训练100多人，时间半个月，培训的重点内容就是教育大家要认清形势，识破阎锡山"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两面派手法，教育党员、干部、群众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叛党、变节。在不久后发生的"十二月事变"中，这一批批经过培训的骨干，都立场坚定，表现突出，确实是认清了形势，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的考验。
这一路我们谈了很多，说到兴奋处就停下来，忘记了是正在走路。本来去大宁有一条近路，说着说着就走上了一条远路。对我来说，这确是我参加革命后上的一堂启蒙教育课，使我懂得了关注形势，注重学习，更加坚定了永远做一个革命者的信念。那次长谈以后，我和健民同志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他对我以后的成长与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启迪。
记得在1944年，健民同志到我家的次数也更多了起来。一天，我哥和我正在家研究如何到敌占区开展活动的事情，健民同志突然走了进来，顾不上寒暄，他让我马上去西沟村给张学尧送一封信，并从他那里取一份情报，而且要我一个人去。张学尧所在的村，距敌人驻扎的风神庙和冯圪堆据点非常近，常常有日军和警备队出没。我哥对我一个人去执行任务有点不放心，但健民同志却很坦率地说：他去，一般人不会注意，我看出不了事的，也让他锻炼锻炼，今天先让他认识一下地方，对以后到敌占区开辟工作也有好处。当我赶到西沟村时，驻扎在冯圪堆的敌人刚刚离开。因张学尧曾到过我家几次，所以我们认识，一见面他就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完成联络任务后，一边喝水一边听他给我讲述健民同志的故事：有一次，健民同志刚进张家尧家不久，敌人就从中寨村过来，上了他家院后的山上，当时健民同志要出去已经不可能了，情况十分危急。张学尧急忙把柜子移开，让健民同志进背后暗室里躲一躲。健民同志一边进暗室，一边平静地说，快把竹门帘卷起来，让敌人感到这个家毫无事态。敌人果然只到隔壁的一个家看了看就走了，没有看我们这个家。
张学尧的弟弟张文盛是我党打进警备队的内线，能取得敌人内部不少情报。当时，打进警备队内部的党员比较多，还设立了一个党支部，除张文盛外，还有担任事务排长的贾甲申(党支部负责人)、大宁的李凤歧(小队长)、刘××等人以及尹家沟的卫鲁祥和马寨村的马日闹等人。警备队一中队队长崔永法是个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经过我们多方面工作，他不愿替日本人办事，通过地下组织与阳北敌工站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并极力保护潜入其中的我方人员。1945年阳城解放前夕，警备队一中队和二中队的一部分于4月10日起义过来，并整编为阳北独立营第二连，崔永法任连长，贾甲申为指导员，第二天即包围了日军山头炮楼，经过两天两夜的围困，迫使日军弃城逃窜。4月14日，阳城全县解放。阳南、阳北两县统一，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欢庆胜利。
1946年，健民同志调太岳区党委机关任秘书科长。不久，我也从西线工作队调到区党委机关工作。这段时期，健民同志特别关心我的学习进步，鼓励我必须提高文化水平，不能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要下功夫把自己没有上过学读过书的差距补起来。大概是在6月，太岳区党委召开四个地委和全区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农会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精神。会议在东关一高召开，会期较长，健民同志和其他几个人住在会议上，我也是住会的工作人员之一。工作之余，我常用午休和晚上时间抓紧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抽空也读读赵树理的小说。以前我曾看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这次见到新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就放不下了。健民同志看到后就鼓励我应该多看些书，还给我讲了许多有关赵树理的故事，我才知道赵树理是沁水县人，也是阳城县牺盟会的成员、地下党员，曾在阳城搞过地下活动，当过杨柏山区的区长......健民同志详细给我介绍了赵树理的好多作品，要我好好阅读学习。他还介绍了赵树理的亲密战友、著名编辑评论家、也是我们阳城人的王春同志，他对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呕心沥血，曾担任《中国人周报》总编辑、《黄河日报》(东路版)主编、《华北文化》主编，出了好多书。他要我特别看看王春写的《重庆喜剧》、《愚公移山》、《美帝侵华史》等作品，并说王春同志在语言、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不迷信古人、名人，耻于人云亦云，对康熙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康熙要比彼得大帝高明十倍。健民同志对王春的文才赞不绝口，对我影响极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积极锻炼写稿，当一名报社通讯员，好好学习政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从此以后，我就练习着给《新华日报》(太岳版)写稿。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报纸上陆续有我写的文稿见报。经过几年努力，1948年"九一记者节"，我被新华分社和《新华日报》(太岳版)授予模范通讯员称号。这与健民及有关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反攻的序幕。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毛主席指示陈(赓)、谢(富治)大军跨越黄河挺进豫西。作为陈、谢大军驻地阳城的民兵组织，承担着跟随大军远征前线作战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我在七区武装会工作，正集中基干民兵进行培训。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健民同志来我区检查工作，我抓住机会请他为基干民兵讲讲全国战场的形势。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报告，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健民同志明白晓畅地分析了全国的局势，如数家珍地列举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后，他指出：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希望青年民兵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为解放全中国建立功勋。健民同志的这番讲演引起了强烈反响，青年民兵的热血沸腾了。当晚，我就应大家的一致要求，向县委、县武委写了请战书，并请健民同志转交县委领导。6月下旬，县里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在孔寨村召开了动员大会，经过太岳区武总批准，组建了太岳野战军第四支队第一营，转战晋、豫两省60多个县，行程近万里。这次征战，我们太岳野战军第四支队第一营，在陈谢兵团的二十二旅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围攻运城、挺进茅津渡、战豫西、打登封、夺漯河、攻确山、横扫平汉路等重大战役，为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队伍，不少同志走上了重要的岗位。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平汉战场上，我与健民同志曾有过一次意外的相逢，当时，健民同志带领着1000多名民兵和民工支援陈、谢大军作战，战场上无暇多说，只互道平安就匆匆分手了。直到我们胜利后在桐柏地区会师，再次与健民同志重聚，总结平汉战役。回到阳城，我们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太岳区党委、行署和县委、县政府在太岳烈士陵园召开万人庆功大会，除上级领导讲话和颁发奖状、锦旗外，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张健民同志还高度评价和总结了阳城民兵、民工远征的功绩，我与许多同志一起被评为"功臣"，受到组织上很高的褒奖。
1948年春，根据太岳区党委安排，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在阳城梁城村试建"毛泽东青年团"。我以县委青委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工作组，在梁城村先搞试点。结果梁城经验很快在全县推广，不久，阳城全县铺开建团工作，成立了筹委会，并由县委副书记健民同志任筹委会主任，我和正在团中央学习的原有仓同志任副主任。在建团工作中，建民同志特别强调要办好培训班，培养骨干。建团初期，共举办过四期培训班，有两期是健民同志亲自住在玉皇庙，从头到尾亲自组织抓的，后两期我们按照他的部署，把工作做得很具体扎实。健民同志从长远战略眼光重视建团工作，他说县委希望青年团给党输送好党员和优秀干部。在他任县委书记期间，只要举行团代表大会，他都亲自到会讲话，有时全县开别的会议，比如全县县区两级干部大会、县直属机关职工大会、冬季党员训练班等，他也要让我到会讲团的工作，让团的工作深入人心。青年团阳城县委是团中央的重点县，1949年初春，当时团中央副书记蒋南翔同志要我去北京汇报团的工作，从北京回来后，健民同志安排我在全县直属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讲北京刚解放的情况和团的工作以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盛况。
1951年9月初，中央组织老根据地访问团慰问老区人民。华北慰问团团长是曾任晋豫区党委书记、太岳区党委副书记的聂真同志。访问团风尘仆仆来到阳城，在太岳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大会，聂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后，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为老区干部群众放映电影，演出了杂技等文艺节目。为纪念9月3日慰问团到大宁这一历史时刻，大宁党支部要建"九·三纪念塔"，请健民同志撰写碑文。健民同志慨然允诺，他在文中赞扬大宁群众为抗日战争做出的历史贡献，充分肯定了党组织在宣传、教育群众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告诫大家莫忘历史，弘扬革命传统，建设好祖国和家乡。同时，健民同志告诉我：你代表县委陪慰问团去大宁慰问时在大会上的讲话，很受各村群众的欢迎，都说讲得好。支部请你将讲话精神写个短文，也刻在一块碑上。我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
"在烈火中锻炼，在战斗里成长；
十四年考验，矿苗将炼成钢。
......
总结历史功绩，提醒干部群众；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每当我想起这段碑文，就仿佛重又回到那火红的建设年代和与健民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他那朴实而坚定的革命者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和健民同志的交往，除了像师生、同志、上下级关系之外，更像朋友。记得1952年我在团地委工作时，地委组织一批干部到下边去进行老区农村调查，当时我去了黎城县，调查结束后我向地委写了一篇报告，想让当时任地委秘书长的健民同志指教指教。他看过后说目前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贾俊同志强调要多作调查研究。你写的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不少农村的真实情况，很有指导价值。他还说他很想下去，就是工作太忙下不去，但又必须了解基层的情况，要求我经常去他那里坐坐，交流思想，谈谈认识和意见。我以后也确实这样做了。
1952年底，我调团省委工作。1953年，健民同志也调回省委统战部，任办公室主任，工商、教育、党派处处长，统战部秘书长。1972年起，任山西省革委会统战办公室副主任。省政协恢复时他任领导组成员，政协山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正厅级)。这样，我们之间的往来也就很多了。回想当年有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53年10月，我哥郭进金在太原不幸去世，对我打击特别大。健民同志闻讯后立即来到医院，对我说："你别着急，让我给你料理。"是他，给我哥亲自洗涮、换衣、办理丧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使我感激不已，终生铭记。后来，他又建议陆达和郭钦安出面协调，经民政部门批准，将我哥的孩子比照烈士子弟予以安排照顾。
我们经常促膝谈心，讲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包括反右倾时看不惯浮夸风，"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的不满，都能敞开心扉，一吐为快。我们之间留有许多书信、诗文，成为反映当时情况和思绪的珍贵资料。
健民同志对自己的家乡非常关爱，对家乡的父老特别牵挂。1947年，阳城汉上村土改试验时，一段时间执行了极左路线，把党员干部刘德应开除了党籍。这件事健民同志时时挂在心上，一有机会就讲，对刘德应的处分应当纠正，直到"文革"以后还念念不忘。后来在李敏唐同志和他的关照下，刘德应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健民同志对阳城的历史文物特别关念。阳城郭峪是清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大帝的老师陈廷敬的故里。陈氏的《康熙字典》流芳千古，文德彪炳青史；他辅佐康熙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剿灭葛尔丹......其政绩令后人称颂，生前也倍受康熙敬重。北留镇皇城村，陈廷敬的墓园屹立着11座3米高的石碑，均为康熙御笔亲题。城门上四个大字"午亭山村"石匾(陈廷敬号午亭)和"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的石刻对联，也均系康熙真迹。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拥有如此多的康熙遗墨，这恐怕在全国也不多见。对这些珍贵的文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当地干部群众保护不够，再加"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多年来损毁十分严重。健民同志对此痛心疾首，每逢我回阳城，他和刘舒侠同志总要叮嘱几句，要我提醒县里的同志要珍惜文化遗产，克服财政困难，争取资金支持，维修保护好文物。后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破损的文物得到修复，历史遗迹重又得以再现光辉。
健民同志对阳城的党史和革命斗争史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常说这是无价之宝，是关系千秋万代的事业，是阳城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求一定要组织强有力的队伍，详细、准确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写好这段革命史，让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
阳城是革命老区，山河壮丽，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里的人民希望健民同志的骨灰安放在阳城的土地上，因为他是阳城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淡泊名利，一身正气，质朴善良，坚韧无私，忠心耿耿，舍生忘死。他心系百姓疾苦，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坚决拥护中央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我永远向他学习，永远怀念他。
(作者又名郭进宝，原任山西省化工厅副厅长，离休前任省工商联驻会副主委)
(责编 祖肖)
我小的时候就认识健民同志。他是阳城大宁村人，1939年"十二月事变"前他名叫张仲芳。我和大宁村的刘升四是亲戚，还在该村住过一个时期，耳闻了许多流传于老百姓口头关于他的一些故事，比如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生活严谨，在县城中学时常考第一名。还听说他为贫困同学和穷苦百姓鸣不平，所以我很崇敬他。但真正跟他接触，并进行畅谈，是在1943年秋的一天。
那时，健民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晋豫联防区阳城办事处主任，在党内实际职务是共产党的阳北县委委员、阳城敌工站站长(也有称城工部长)，主要做城市敌工工作。当时阳北县委的驻地在老板圪堆，时任县委书记的陆达就住在这里。健民同志从县委回家，要路过我们马寨村，由于我哥郭进金当时是阳北区二区区委书记，我妈是下黄涯村人，与健民同志很早就认识，我当时干的是武委会工作，是二区马寨村南上等村的联防负责人，所以健民同志从老板圪堆回大宁村路过马寨村，常常要到我家坐一坐。
那一天，健民同志照例走进我家，刚好我也准备去大宁，参加二区武委会召开的一个联防会议。他就说："那就相跟一起去大宁好啦。"能跟自己尊敬的领导在一起畅谈一番，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在路上，我不断地提问题，而健民同志也像一位诲人不倦的教师，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每一个问题。
我先问到的是威震八方的唐支队。当时群众中传颂着许多关于唐支队神奇而又神秘的作战故事。所谓唐支队，就是1938年3月下旬在阳城下寺坪的千峰寺组建的"八路军晋豫边区抗日游击队"，因游击队司令员是唐天际，所以大家都称之为唐支队。健民同志在"十二月事变"后任八路军晋豫边区游击支队司令部秘书，随后一旅和二团合并组建为新一旅，健民同志又任新一旅秘书，仍在唐天际领导下工作，先后与唐天际在一起工作近三年时间。他给我介绍了许多唐天际的作战经验和计谋，讲述了1940年2月唐支队一举全歼日伪黎明游击队，接着在高平、壶关一带连打胜仗，消灭阎军独八旅，配合一二九师全歼朱怀冰部3个师的事迹，我听得非常入迷。他还说唐天际有崇高的政治觉悟和领导艺术，并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群众中德高望重，威信很高，而且谦虚谨慎，永葆老红军的本色。我听得如醉如痴。
我再问的便是关于他的情况。因为早就听说了他在"十二月事变"中被抓被打，英勇斗争的事迹，但以前我听到的很笼统，很想听听他的亲历细节。
1939年12月，阎锡山策动反共的"十二月事变"。12月16日，阎锡山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住岩山村)和国民党十四军八十三师攻占阳城县政府，到处逮捕县、区和各村干部200余人，枪杀抗日干部王永盛等20余人，赶走抗日县长陈发贵。八十三师政训处处长李英樵强行夺权当了县长，并要挟张健民同志(时任阳城县抗日政府一科科长并主持政府工作)，代替陈发贵办理移交手续，张健民予以严词拒绝，并给以斥责。该师下属团部副官刘某率武装士兵四人，将健民同志绑架，悬吊于大街的"十凤重鸣"牌楼上近5个小时，残酷吊打至口鼻出血后，又将他禁押在西关杨家巷该团特务连连部堆积灰渣的南小房内，时达5昼夜之久......张健民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怒斥反共顽固派，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的英雄气概。最后，他终于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控制，历尽艰辛，回到了晋豫边区唐支队。
他还给我讲述了"十二月事变"中郭峪兵变的情况。决死三纵队第七团驻扎郭峪村，1939年12月25日，在孙楚的策划下，七团团长张仲舟、副团长靳福忠等阎锡山派进决死纵队的反动军官，在郭峪发动叛变，逮捕共产党员、政工干部30余人，当时驻在郭峪的浮山县长武之城、牺盟总会的张风阁、郝廷光均被抓捕并遭枪杀，郭鸿璜在突围时与叛军搏斗中英勇牺牲。
在"十二月事变"中，阳城县是个重灾区。我革命组织遭到了重创，全县有1000余人被捆绑、拷打，有130余人被关押，有70余人被投入岩山监狱，其中姜涛等30名革命志士被杀害。
健民同志给我谈的最多的还是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方法。他讲了他在1939年春夏担任牺盟会阳城县分会组织部长期间，在张庄庙举办了七八期牺盟短训班，训练对象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村长、牺盟会的骨干力量等，每期训练100多人，时间半个月，培训的重点内容就是教育大家要认清形势，识破阎锡山"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两面派手法，教育党员、干部、群众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叛党、变节。在不久后发生的"十二月事变"中，这一批批经过培训的骨干，都立场坚定，表现突出，确实是认清了形势，经受住了狂风暴雨的考验。
这一路我们谈了很多，说到兴奋处就停下来，忘记了是正在走路。本来去大宁有一条近路，说着说着就走上了一条远路。对我来说，这确是我参加革命后上的一堂启蒙教育课，使我懂得了关注形势，注重学习，更加坚定了永远做一个革命者的信念。那次长谈以后，我和健民同志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他对我以后的成长与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启迪。
记得在1944年，健民同志到我家的次数也更多了起来。一天，我哥和我正在家研究如何到敌占区开展活动的事情，健民同志突然走了进来，顾不上寒暄，他让我马上去西沟村给张学尧送一封信，并从他那里取一份情报，而且要我一个人去。张学尧所在的村，距敌人驻扎的风神庙和冯圪堆据点非常近，常常有日军和警备队出没。我哥对我一个人去执行任务有点不放心，但健民同志却很坦率地说：他去，一般人不会注意，我看出不了事的，也让他锻炼锻炼，今天先让他认识一下地方，对以后到敌占区开辟工作也有好处。当我赶到西沟村时，驻扎在冯圪堆的敌人刚刚离开。因张学尧曾到过我家几次，所以我们认识，一见面他就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完成联络任务后，一边喝水一边听他给我讲述健民同志的故事：有一次，健民同志刚进张家尧家不久，敌人就从中寨村过来，上了他家院后的山上，当时健民同志要出去已经不可能了，情况十分危急。张学尧急忙把柜子移开，让健民同志进背后暗室里躲一躲。健民同志一边进暗室，一边平静地说，快把竹门帘卷起来，让敌人感到这个家毫无事态。敌人果然只到隔壁的一个家看了看就走了，没有看我们这个家。
张学尧的弟弟张文盛是我党打进警备队的内线，能取得敌人内部不少情报。当时，打进警备队内部的党员比较多，还设立了一个党支部，除张文盛外，还有担任事务排长的贾甲申(党支部负责人)、大宁的李凤歧(小队长)、刘××等人以及尹家沟的卫鲁祥和马寨村的马日闹等人。警备队一中队队长崔永法是个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经过我们多方面工作，他不愿替日本人办事，通过地下组织与阳北敌工站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并极力保护潜入其中的我方人员。1945年阳城解放前夕，警备队一中队和二中队的一部分于4月10日起义过来，并整编为阳北独立营第二连，崔永法任连长，贾甲申为指导员，第二天即包围了日军山头炮楼，经过两天两夜的围困，迫使日军弃城逃窜。4月14日，阳城全县解放。阳南、阳北两县统一，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欢庆胜利。
1946年，健民同志调太岳区党委机关任秘书科长。不久，我也从西线工作队调到区党委机关工作。这段时期，健民同志特别关心我的学习进步，鼓励我必须提高文化水平，不能满足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要下功夫把自己没有上过学读过书的差距补起来。大概是在6月，太岳区党委召开四个地委和全区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农会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精神。会议在东关一高召开，会期较长，健民同志和其他几个人住在会议上，我也是住会的工作人员之一。工作之余，我常用午休和晚上时间抓紧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抽空也读读赵树理的小说。以前我曾看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作品，这次见到新出版的《李家庄的变迁》就放不下了。健民同志看到后就鼓励我应该多看些书，还给我讲了许多有关赵树理的故事，我才知道赵树理是沁水县人，也是阳城县牺盟会的成员、地下党员，曾在阳城搞过地下活动，当过杨柏山区的区长......健民同志详细给我介绍了赵树理的好多作品，要我好好阅读学习。他还介绍了赵树理的亲密战友、著名编辑评论家、也是我们阳城人的王春同志，他对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呕心沥血，曾担任《中国人周报》总编辑、《黄河日报》(东路版)主编、《华北文化》主编，出了好多书。他要我特别看看王春写的《重庆喜剧》、《愚公移山》、《美帝侵华史》等作品，并说王春同志在语言、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不迷信古人、名人，耻于人云亦云，对康熙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康熙要比彼得大帝高明十倍。健民同志对王春的文才赞不绝口，对我影响极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积极锻炼写稿，当一名报社通讯员，好好学习政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从此以后，我就练习着给《新华日报》(太岳版)写稿。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报纸上陆续有我写的文稿见报。经过几年努力，1948年"九一记者节"，我被新华分社和《新华日报》(太岳版)授予模范通讯员称号。这与健民及有关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反攻的序幕。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毛主席指示陈(赓)、谢(富治)大军跨越黄河挺进豫西。作为陈、谢大军驻地阳城的民兵组织，承担着跟随大军远征前线作战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当时，我在七区武装会工作，正集中基干民兵进行培训。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健民同志来我区检查工作，我抓住机会请他为基干民兵讲讲全国战场的形势。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报告，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健民同志明白晓畅地分析了全国的局势，如数家珍地列举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后，他指出：战争形势的发展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希望青年民兵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为解放全中国建立功勋。健民同志的这番讲演引起了强烈反响，青年民兵的热血沸腾了。当晚，我就应大家的一致要求，向县委、县武委写了请战书，并请健民同志转交县委领导。6月下旬，县里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在孔寨村召开了动员大会，经过太岳区武总批准，组建了太岳野战军第四支队第一营，转战晋、豫两省60多个县，行程近万里。这次征战，我们太岳野战军第四支队第一营，在陈谢兵团的二十二旅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围攻运城、挺进茅津渡、战豫西、打登封、夺漯河、攻确山、横扫平汉路等重大战役，为全国解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队伍，不少同志走上了重要的岗位。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平汉战场上，我与健民同志曾有过一次意外的相逢，当时，健民同志带领着1000多名民兵和民工支援陈、谢大军作战，战场上无暇多说，只互道平安就匆匆分手了。直到我们胜利后在桐柏地区会师，再次与健民同志重聚，总结平汉战役。回到阳城，我们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太岳区党委、行署和县委、县政府在太岳烈士陵园召开万人庆功大会，除上级领导讲话和颁发奖状、锦旗外，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张健民同志还高度评价和总结了阳城民兵、民工远征的功绩，我与许多同志一起被评为"功臣"，受到组织上很高的褒奖。
1948年春，根据太岳区党委安排，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在阳城梁城村试建"毛泽东青年团"。我以县委青委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工作组，在梁城村先搞试点。结果梁城经验很快在全县推广，不久，阳城全县铺开建团工作，成立了筹委会，并由县委副书记健民同志任筹委会主任，我和正在团中央学习的原有仓同志任副主任。在建团工作中，建民同志特别强调要办好培训班，培养骨干。建团初期，共举办过四期培训班，有两期是健民同志亲自住在玉皇庙，从头到尾亲自组织抓的，后两期我们按照他的部署，把工作做得很具体扎实。健民同志从长远战略眼光重视建团工作，他说县委希望青年团给党输送好党员和优秀干部。在他任县委书记期间，只要举行团代表大会，他都亲自到会讲话，有时全县开别的会议，比如全县县区两级干部大会、县直属机关职工大会、冬季党员训练班等，他也要让我到会讲团的工作，让团的工作深入人心。青年团阳城县委是团中央的重点县，1949年初春，当时团中央副书记蒋南翔同志要我去北京汇报团的工作，从北京回来后，健民同志安排我在全县直属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讲北京刚解放的情况和团的工作以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盛况。
1951年9月初，中央组织老根据地访问团慰问老区人民。华北慰问团团长是曾任晋豫区党委书记、太岳区党委副书记的聂真同志。访问团风尘仆仆来到阳城，在太岳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大会，聂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后，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为老区干部群众放映电影，演出了杂技等文艺节目。为纪念9月3日慰问团到大宁这一历史时刻，大宁党支部要建"九·三纪念塔"，请健民同志撰写碑文。健民同志慨然允诺，他在文中赞扬大宁群众为抗日战争做出的历史贡献，充分肯定了党组织在宣传、教育群众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告诫大家莫忘历史，弘扬革命传统，建设好祖国和家乡。同时，健民同志告诉我：你代表县委陪慰问团去大宁慰问时在大会上的讲话，很受各村群众的欢迎，都说讲得好。支部请你将讲话精神写个短文，也刻在一块碑上。我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
"在烈火中锻炼，在战斗里成长；
十四年考验，矿苗将炼成钢。
......
总结历史功绩，提醒干部群众；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每当我想起这段碑文，就仿佛重又回到那火红的建设年代和与健民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他那朴实而坚定的革命者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和健民同志的交往，除了像师生、同志、上下级关系之外，更像朋友。记得1952年我在团地委工作时，地委组织一批干部到下边去进行老区农村调查，当时我去了黎城县，调查结束后我向地委写了一篇报告，想让当时任地委秘书长的健民同志指教指教。他看过后说目前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贾俊同志强调要多作调查研究。你写的这个报告很好，提供了不少农村的真实情况，很有指导价值。他还说他很想下去，就是工作太忙下不去，但又必须了解基层的情况，要求我经常去他那里坐坐，交流思想，谈谈认识和意见。我以后也确实这样做了。
1952年底，我调团省委工作。1953年，健民同志也调回省委统战部，任办公室主任，工商、教育、党派处处长，统战部秘书长。1972年起，任山西省革委会统战办公室副主任。省政协恢复时他任领导组成员，政协山西省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正厅级)。这样，我们之间的往来也就很多了。回想当年有件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53年10月，我哥郭进金在太原不幸去世，对我打击特别大。健民同志闻讯后立即来到医院，对我说："你别着急，让我给你料理。"是他，给我哥亲自洗涮、换衣、办理丧事，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使我感激不已，终生铭记。后来，他又建议陆达和郭钦安出面协调，经民政部门批准，将我哥的孩子比照烈士子弟予以安排照顾。
我们经常促膝谈心，讲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包括反右倾时看不惯浮夸风，"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的不满，都能敞开心扉，一吐为快。我们之间留有许多书信、诗文，成为反映当时情况和思绪的珍贵资料。
健民同志对自己的家乡非常关爱，对家乡的父老特别牵挂。1947年，阳城汉上村土改试验时，一段时间执行了极左路线，把党员干部刘德应开除了党籍。这件事健民同志时时挂在心上，一有机会就讲，对刘德应的处分应当纠正，直到"文革"以后还念念不忘。后来在李敏唐同志和他的关照下，刘德应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健民同志对阳城的历史文物特别关念。阳城郭峪是清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大帝的老师陈廷敬的故里。陈氏的《康熙字典》流芳千古，文德彪炳青史；他辅佐康熙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剿灭葛尔丹......其政绩令后人称颂，生前也倍受康熙敬重。北留镇皇城村，陈廷敬的墓园屹立着11座3米高的石碑，均为康熙御笔亲题。城门上四个大字"午亭山村"石匾(陈廷敬号午亭)和"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的石刻对联，也均系康熙真迹。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拥有如此多的康熙遗墨，这恐怕在全国也不多见。对这些珍贵的文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当地干部群众保护不够，再加"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多年来损毁十分严重。健民同志对此痛心疾首，每逢我回阳城，他和刘舒侠同志总要叮嘱几句，要我提醒县里的同志要珍惜文化遗产，克服财政困难，争取资金支持，维修保护好文物。后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破损的文物得到修复，历史遗迹重又得以再现光辉。
健民同志对阳城的党史和革命斗争史的研究也非常重视，常说这是无价之宝，是关系千秋万代的事业，是阳城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要求一定要组织强有力的队伍，详细、准确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写好这段革命史，让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
阳城是革命老区，山河壮丽，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里的人民希望健民同志的骨灰安放在阳城的土地上，因为他是阳城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淡泊名利，一身正气，质朴善良，坚韧无私，忠心耿耿，舍生忘死。他心系百姓疾苦，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坚决拥护中央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我永远向他学习，永远怀念他。
(作者又名郭进宝，原任山西省化工厅副厅长，离休前任省工商联驻会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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