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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
五四运动前不久，章宗祥带着他的日籍妻子回国，留日学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太太被吓哭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发生的事情在中学历史课本里浓缩为一句话，“愤怒的学生们痛打了章宗祥，放火烧掉了赵家楼。”
章宗祥被打到底有多惨，多年之后，《北京青年报》与北京档案馆的研究人员通过翻查当年史料，为读者做了还原。
当年6月20日，曹宅管家燕筱亭在京师地方审判厅刑事一庭有一份画押证词：“我又走到地窖不见了章公使。我老太爷被他们打着。我叫巡警把老太爷送后门吧，前门是走不了。我又去劝太太出来，学生们把章公使都打坏了，这是我见的实在情形。听宅里的李妈说章宗祥听见着火，往东跑了，学生们看见说这不是曹汝霖，拥来把他打了，正打时，东洋人中江走进来脱帽行礼说，你们要打就打我。”
趁着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与学生周旋的工夫，燕筱亭赶紧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院出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
这家杂货铺老板庆祥证实：五四当天下午4点多钟，有个30多岁的白胖子扶着身着汗褂、浑身是血的人走店里来，要求“躲避，躲避”。
他在警察厅的证词里有如下记录：“学生又来了很多，把我铺子围了……(学生们)不回去，人都满了……有20多人揪出来浑身是血的人。”
曹家仆人李福，在街上看见章宗祥被打。他在证言中说：“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
章宗祥当天被送进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平山远给出的伤势诊断为：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此后两日，章宗祥均无大小便，宛若死人。
开除乡籍，殃及子侄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其子在南开上学，徐铸成先生恰在天津，他记录到，“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时任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苦于办学资金匮乏，四处化缘，并有妙语曰，“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
曹汝霖表示愿意捐助1万元，资助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张伯苓动了念头聘任他为南开大学部校董。不料，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寄信南开，表示异议和不满。张伯苓不得不取消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并拒绝曹氏捐款。
五四之后，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的乡籍，宣告出族。陆宗舆的家乡海宁也同样不平静，县商界、农会、县教育会等发出公开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养奸”。当年5月13日的万人大会上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的乡籍，并通电全国。
6月间，海宁乡人又集会决议在陆宗舆的出生地，及当地交通要道北门外和镇海塔旁，分立三块石碑，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乡人路经此处，均唾骂不止。
1985年，当地人在清理场地时，发掘出一块“卖国贼陆宗舆”石碑，此碑现存于海宁市博物馆。
五四运动对曹汝霖刺激很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抗战时期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华北伪政权给他挂了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据说曹汝霖并无实权，从不到职视事，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亦被挂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
光复后戴笠进北京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自己一直经商，从未出任过伪职。蒋接信后让戴笠放人。戴笠并当场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证明他也不曾出任过伪职。蒋介石问明就是五四挨打的那个“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1949年曹汝霖去台湾，后至日本、美国。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
抗日战争胜利后，章宗祥迁居上海。近年拍卖行中有他手书苏轼七绝拍卖，“昔年衫鬓两青青，强说重临慰别情。衰发只今无可白，故应相对话来生。”
陆宗舆1940年担任了南京汪伪政府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病死于北平。
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
较早为三个卖国贼说“公道话”的是历史学家萨孟苏，这位生于1897年的老者在自己的回忆录《学生时代》里说：“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否则抗战之时，何以汪精卫愿为傀儡，而前此所斥为卖国贼之人竟然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军阀呢？”
五四运动前不久，章宗祥带着他的日籍妻子回国，留日学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太太被吓哭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发生的事情在中学历史课本里浓缩为一句话，“愤怒的学生们痛打了章宗祥，放火烧掉了赵家楼。”
章宗祥被打到底有多惨，多年之后，《北京青年报》与北京档案馆的研究人员通过翻查当年史料，为读者做了还原。
当年6月20日，曹宅管家燕筱亭在京师地方审判厅刑事一庭有一份画押证词：“我又走到地窖不见了章公使。我老太爷被他们打着。我叫巡警把老太爷送后门吧，前门是走不了。我又去劝太太出来，学生们把章公使都打坏了，这是我见的实在情形。听宅里的李妈说章宗祥听见着火，往东跑了，学生们看见说这不是曹汝霖，拥来把他打了，正打时，东洋人中江走进来脱帽行礼说，你们要打就打我。”
趁着日本记者中江丑吉与学生周旋的工夫，燕筱亭赶紧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院出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
这家杂货铺老板庆祥证实：五四当天下午4点多钟，有个30多岁的白胖子扶着身着汗褂、浑身是血的人走店里来，要求“躲避，躲避”。
他在警察厅的证词里有如下记录：“学生又来了很多，把我铺子围了……(学生们)不回去，人都满了……有20多人揪出来浑身是血的人。”
曹家仆人李福，在街上看见章宗祥被打。他在证言中说：“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
章宗祥当天被送进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平山远给出的伤势诊断为：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此后两日，章宗祥均无大小便，宛若死人。
开除乡籍，殃及子侄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其子在南开上学，徐铸成先生恰在天津，他记录到，“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
时任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苦于办学资金匮乏，四处化缘，并有妙语曰，“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
曹汝霖表示愿意捐助1万元，资助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张伯苓动了念头聘任他为南开大学部校董。不料，留日、留美同学会相继寄信南开，表示异议和不满。张伯苓不得不取消聘任曹汝霖为校董的计划，并拒绝曹氏捐款。
五四之后，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的乡籍，宣告出族。陆宗舆的家乡海宁也同样不平静，县商界、农会、县教育会等发出公开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养奸”。当年5月13日的万人大会上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的乡籍，并通电全国。
6月间，海宁乡人又集会决议在陆宗舆的出生地，及当地交通要道北门外和镇海塔旁，分立三块石碑，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乡人路经此处，均唾骂不止。
1985年，当地人在清理场地时，发掘出一块“卖国贼陆宗舆”石碑，此碑现存于海宁市博物馆。
五四运动对曹汝霖刺激很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抗战时期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华北伪政权给他挂了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据说曹汝霖并无实权，从不到职视事，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亦被挂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
光复后戴笠进北京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自己一直经商，从未出任过伪职。蒋接信后让戴笠放人。戴笠并当场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证明他也不曾出任过伪职。蒋介石问明就是五四挨打的那个“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1949年曹汝霖去台湾，后至日本、美国。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
抗日战争胜利后，章宗祥迁居上海。近年拍卖行中有他手书苏轼七绝拍卖，“昔年衫鬓两青青，强说重临慰别情。衰发只今无可白，故应相对话来生。”
陆宗舆1940年担任了南京汪伪政府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病死于北平。
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
较早为三个卖国贼说“公道话”的是历史学家萨孟苏，这位生于1897年的老者在自己的回忆录《学生时代》里说：“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否则抗战之时，何以汪精卫愿为傀儡，而前此所斥为卖国贼之人竟然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军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