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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字桂辛，晚年号蠖公，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卒于北京，享年92岁。他的一生正处于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入大变动的时代。过去，人们往往简单地把朱启钤视为“政客”，但他一生的活动绝不局限于政治方面，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实业家、古建筑专家、文物收藏家。
朱启钤任内务总长三年，同时督办京师市政，在此期间他办了一系列有利于北京市民的事，如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等。
在朱启钤提出改建正阳门计划之初，反对之声此起彼伏，认为此举将破坏京城风水。但袁世凯表示支持，还特制一把银镐，上镌“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启钤后来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他去世后由其子朱海北先生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朱启钤开辟了北京市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创办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陈列所；还开放了诸多皇家艺苑京畿名胜并制定了我国最早的古建保护法：“胜迹保管规条”。朱启钤珍视祖国的历史文化，热心文化事业，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卫者。
朱启钤在清末创办京师警察市政之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不论是遗址或建筑物都一一“周览而谨识之”，他所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当时学术界对建筑的研究，不过是到《日下旧闻考》及《春明梦余录》之类的古籍中去查找考证而己。但朱启钤在与了解北京掌故的老人交谈和与老匠师交往中了解了很多北京城的发展源流以及匠人世代口授的操作秘诀，他认识到这些不见经传的材料都是研究中国营造的可贵资料，因此“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对一般学者不重视的《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他“亦无不细读而审评之”。他认为，既然清代已有《工程则例》这样的书，那古籍中肯定还会有类似的记载，具有发掘价值。尤其当他在任内务总长时，深感“兴一工举一事”，皆属“建设之物，无程序可循，辄感载籍之间缺，咨访之无从”，因而，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徵名匠”。
近代学者普遍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朱启钤对建筑的认识与近代的观点十分相近。他在说明为何定名“营造学社”时阐明了他的建筑观：
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愿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至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砖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在《掘匠随笔》中曾为建筑作了这样一个公式：“建筑∈(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美术)”即建筑学是包含了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及美学的一门多种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学科。30年代初，人们对建筑的观念还停留在砖、瓦、灰、砂、石的阶段，钢筋混凝土结构刚引进不久，建筑还没有发展成一门复杂的技术科学(许多门技术科学的综合产物)。朱启钤自然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但他对建筑与社会科学及美学的互相交叉与渗透的关系已有所认识。他创办营造学社，并非是像其他失意政客一般的沽名钓誉之举，而是他本人多年来对中国建筑的悉心研究与志趣所在。
1939年，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于英资麦加利银行库中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惨遭损毁，朱启钤立刻电告梁思成、刘敦桢设法抢救出这批资料，并与原学社职员乔家锋、纪玉堂等人一起将这批图纸胶版逐一摊开，晾干、整理，作为原始资料留存。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又指导其他人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复制了一套底片妥为保存。为了支持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在大后方的研究工作，他又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刘二人。梁思成能够在四川撰写中国建筑史，就因为手边还有这样一套重要的参考资料。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仍主要依靠朱启钤整理出来的这批资料。另外，还有一大批凝聚了学社成员多年辛勤劳动的古建筑测绘图稿，因纸薄又经水泡，稍不小心即会碰破，朱启钤等人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逐页晾干，更新裱在坐标纸上。今天，这批测稿现在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动。
20世纪40年代末，朱启钤住在上海。1949年，周恩来总理即派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将朱启钤接回北京，并将他安置在中央文史馆，任研究员兼任古代文物修整所顾问，北京市及中央有关部门经常征求其对北京市政建设的意见。在朱启钤90岁寿辰时，在政协小礼堂举行了一次小型祝寿宴会，周恩来总理出席，并送了一个大花篮为他祝寿。朱启钤曾对他的家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他还曾经说过：“启钤老矣。从有一知半解，不为当世贤达所鄙弃，亦岂能以桑槐之景，肩此重任。所以造端不惮宏大者，私愿以识途老马，作先驱之役，以待当世贤达之风风兴起耳”。这段肺腑之言，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建筑文化的热爱。
朱启钤任内务总长三年，同时督办京师市政，在此期间他办了一系列有利于北京市民的事，如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等。
在朱启钤提出改建正阳门计划之初，反对之声此起彼伏，认为此举将破坏京城风水。但袁世凯表示支持，还特制一把银镐，上镌“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启钤后来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他去世后由其子朱海北先生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朱启钤开辟了北京市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创办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陈列所；还开放了诸多皇家艺苑京畿名胜并制定了我国最早的古建保护法：“胜迹保管规条”。朱启钤珍视祖国的历史文化，热心文化事业，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卫者。
朱启钤在清末创办京师警察市政之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不论是遗址或建筑物都一一“周览而谨识之”，他所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当时学术界对建筑的研究，不过是到《日下旧闻考》及《春明梦余录》之类的古籍中去查找考证而己。但朱启钤在与了解北京掌故的老人交谈和与老匠师交往中了解了很多北京城的发展源流以及匠人世代口授的操作秘诀，他认识到这些不见经传的材料都是研究中国营造的可贵资料，因此“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对一般学者不重视的《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他“亦无不细读而审评之”。他认为，既然清代已有《工程则例》这样的书，那古籍中肯定还会有类似的记载，具有发掘价值。尤其当他在任内务总长时，深感“兴一工举一事”，皆属“建设之物，无程序可循，辄感载籍之间缺，咨访之无从”，因而，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徵名匠”。
近代学者普遍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朱启钤对建筑的认识与近代的观点十分相近。他在说明为何定名“营造学社”时阐明了他的建筑观：
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愿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至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砖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20世纪60年代初，梁思成在《掘匠随笔》中曾为建筑作了这样一个公式：“建筑∈(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美术)”即建筑学是包含了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及美学的一门多种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学科。30年代初，人们对建筑的观念还停留在砖、瓦、灰、砂、石的阶段，钢筋混凝土结构刚引进不久，建筑还没有发展成一门复杂的技术科学(许多门技术科学的综合产物)。朱启钤自然也不可能预见到这一点，但他对建筑与社会科学及美学的互相交叉与渗透的关系已有所认识。他创办营造学社，并非是像其他失意政客一般的沽名钓誉之举，而是他本人多年来对中国建筑的悉心研究与志趣所在。
1939年，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于英资麦加利银行库中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惨遭损毁，朱启钤立刻电告梁思成、刘敦桢设法抢救出这批资料，并与原学社职员乔家锋、纪玉堂等人一起将这批图纸胶版逐一摊开，晾干、整理，作为原始资料留存。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又指导其他人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复制了一套底片妥为保存。为了支持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在大后方的研究工作，他又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刘二人。梁思成能够在四川撰写中国建筑史，就因为手边还有这样一套重要的参考资料。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仍主要依靠朱启钤整理出来的这批资料。另外，还有一大批凝聚了学社成员多年辛勤劳动的古建筑测绘图稿，因纸薄又经水泡，稍不小心即会碰破，朱启钤等人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逐页晾干，更新裱在坐标纸上。今天，这批测稿现在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看到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动。
20世纪40年代末，朱启钤住在上海。1949年，周恩来总理即派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将朱启钤接回北京，并将他安置在中央文史馆，任研究员兼任古代文物修整所顾问，北京市及中央有关部门经常征求其对北京市政建设的意见。在朱启钤90岁寿辰时，在政协小礼堂举行了一次小型祝寿宴会，周恩来总理出席，并送了一个大花篮为他祝寿。朱启钤曾对他的家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他还曾经说过：“启钤老矣。从有一知半解，不为当世贤达所鄙弃，亦岂能以桑槐之景，肩此重任。所以造端不惮宏大者，私愿以识途老马，作先驱之役，以待当世贤达之风风兴起耳”。这段肺腑之言，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建筑文化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