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生是中国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逐步积累的结果,既有秩序自发演进的轨迹,也有制度建构的创造。从农村的改革到企业的放权让利再到蛇口工业区和特区的实践,虽然经过了很多反复和曲折,但制度变迁的方向逐步明确,适应新制度的组织形式在旧的组织形式之外运行,新的制度在循环累积的基础上慢慢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生也是通过外部力量推进制度变迁的结果,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和培育市场主体,实质上也是引进现代的微观制度,促进市场制度的完善,进而带动整个制度体系的变革。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彻底打破了传统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在中心城市创造了市场机制运行的经济区域。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上级下放的行政权力成了维护市场主体企业权利的权力,而不再是束缚市场主体发育的权力,这样中国的城市改革就摆脱了放权让利、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走上了增量改革、制度示范的轨道。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的全面开放积累了经验,催生了后来的保税区、高新区、出口加工区,也催生了浦东的改革和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