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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下半年，为了对“团一大”历史的些许谜团进行探究，填补广州青年运动史的一些空白，在共青团广州市委的推动下，我随广州青运史研究室主任一行组成寻档组前往南京、杭州以及俄罗斯莫斯科等地挖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相关的历史档案资料。在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史比廖夫给我们介绍了该馆保存的与中国革命、中共党团史相关的档案情况。由此取得一批珍贵的上世纪20年代早期党团组织活动档案资料。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清出北洋政府密探
发现档案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向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团组织自成立以来的发展情况。其中，档案中记载了北洋政府密探潜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刺探情报一事，使得“侦探案”得以揭秘。而在此之前，密探是什么人？怎么潜入团组织，又是如何传递情报？团组织最终是否发现？这些历史之谜一直无以揭开。
根据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记载，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间接函告，1921年12月1日，教育部派人携带王怀庆（北京卫戍司令兼步军统领）给总理的函件，要求速行禁止，“如不能禁，则当直接干涉”，并附有侦探报告、北京团组织章程。侦探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团组织开会的人员、发言情况等信息。“侦探案”立即成为团组织的一个重大事件。
为避免军警疑虑和侦探继续窥伺，团组织决定暂停活动，并着手处理“侦探案”。经排查，认为嫌疑最大的是邝摩汉、熊得山（执委会委员）等七人，因为“这些人最新加入，多为流氓，且是邝介绍入团”，执委会决定“暂时避免”他们参与会议。12月3日，执委会临时会议避开邝熊二人，并决定继续开展活动。17日，执委会第三次会议议决“侦查侦探案”。此后，团组织活动正常进行，并向其他地方团组织印发材料，帮助开展活动。
“团一大”南京代表莫耀明身份解密
根据“团一大”会议记录，南京地方团组织派代表参加“团一大”会议，代表名为“莫耀明”。此外再无该人其他线索，而且在参加“团一大”会议后亦无此人参加党团活动的痕迹，也有学者提出：署名是不是寓意化名？
带着疑问，寻档组联系了南京近现代史研究学者胡卓然，获知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有一名东莞籍学生就叫“莫耀明”，原是广东黄埔海军学校学生，后辗转到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进修枪炮鱼雷知识。该校的海军青年，曾是南京早期团员的来源之一（寻档组在南京市档案馆寻获1923年南京团员登记表，发现由海军学生、海军炮兵共5人）。根据这一线索，“莫耀明”很有可能就是南京团组织的成员。此外，“莫耀明”兄长在写给与“莫耀明”私交深厚的著名历史学家郑师许（东莞人）信件中提到“舍弟妇（指莫耀明的妻子）前蒙陈达材县长委以书记之职，月薪五十元，借以维持生活”，说明陈达材和莫耀明应是认识的。这就与“团一大”第一次筹备会议会议记录上所记陈达材代表莫耀明出席会议相吻合。据此，可以初步认为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的东莞籍学生莫耀明与“团一大”南京代表莫耀明可能是同一人。如是，则“莫耀明”的身份认定有了重大突破。
“莫耀明”是东莞人，又曾多年在广州读书，在南京的团员中应是粤语说得最地道，而且1922年5月正值他毕业时期，有条件到广州参会。据郑师许回忆，莫耀明其后赴广州护法舰队的装甲巡洋舰“海琛”号上担任航海副，次年改任军需副，1925年升枪炮正。舰队于1923年底离开广州投靠直系军阀，改编为渤海舰队。莫耀明很可能是在此时被迫随舰队行动，和团组织彻底失掉了联络。莫耀明于1926年调任东北海军江防舰队江泰军舰副舰长，在中东路事件中阵亡。莫耀明是海军军官，其档案资料可能在1949年被带到台湾。
“团一大”前后党团组织与青年共产国际往来信件
寻档组还发现了青年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团和双方的密切往来的信件，绝大部分为第一次发现，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团一大”召开的重要历史背景资料，是研究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及关系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极为珍贵的是，此次还发现了附有陈独秀亲笔签名的给共产国际的信，包括陈独秀关于团员跨党、党团关系等情况的信。陈独秀领导建立早期团组织开始，就设想把团组织建成为党组织的后备力量。针对此时早期党员、团员身份存在重叠现象，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此方面做了细致工作。团员达到一定年龄后，便成为党员身份，团员退团年龄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为研究团从建立开始就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资料。
早期党团组织的宣传报刊再现当年革命激情
寻档组发现了1920年代早期团组织进行政治宣传活动的期刊杂志、宣传单等原始文件，如《红旗下面的少年共产党》 （1923年10月25日出版）原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赤光》杂志、《旅欧中国共青团通告》、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传单；中国青年社《我们的主张——“国民会议”与青年利益问题》；“五一节”宣传单；香港青年社章程；《青年通讯》 （1928年第21、22、23号，内含《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及团的任务》一文）原件； 《少年通讯》1928年第24期（内含《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 《中央通讯》第一期手稿、第28期原件；《列宁青年》1928年第一卷第4期；1922年9月3日国际少年纪念日宣言《全国的青年呵》；《非基督教运动节檄告同胞》等。
这些早期进步刊物、传单真实地还原了那个年代进步青年反抗压迫，为救国救民探索革命道路的历史场景，见证了青年运动史的光荣而辉煌的革命历程，同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发现系统的团二大、五大会议记录
寻档发现的团的二大、五大的会议记录，包含中文、俄文及英文文件和原始手稿记录，如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话等。
特别是1928年7月，团五大在莫斯科召开，这为会议材料的保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寻档组发现了完整的会议记录和会议材料。具体包括：团五大团员审查报告、统计资料；团五大团章草案（中、俄、英3种语言）；中国青年团现状（英文）；中国青年团章程（俄文）；中国青年团章程（中文手稿）；团五大记录和速记记录；筹备会议记录和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文手稿）；团五大会议、筹备会议和大会经济委员会记录和速记记录（俄、英、德文）；《中国共青团的过去和现在》（任弼时致青年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中、俄、英文）；中央通告沪字二十号——广州暴动征求期问题；团中央通报《中央通讯》和《少年通讯》（期刊）等会议记录。
发现广东地区早期革命活动详细资料
在上世纪20年代苏俄派往中国的密使给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广东地区的有关调查信息最为丰富详细，如海陆丰地区、花县、香山县农村详细调查报告；瞿秋白关于广东省党团工会国民党路线的材料；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情况表，详细记载了团组织成立时间、团员人数、团员成分、开会情况等问题。
此外，发现了及至解放战争时期的若干与党团史资料，如1922年至1927年广州及广东地区的革命活动情况，涉及广州工人学生运动、广东商团活动等问题；1928年2月6日至5月3日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里弗莱德评中国共青团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和与中国共青团书记们的谈话，材料细致分析了广州起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此次寻档研究历时数月，取得的资料图片数以万计，但从与俄罗斯方面的交流来看，仍然有许多资料因为档案管理规定不能阅览，更不能拍摄带回国内，所以，在一些历史真相的佐证上依然可能会存在一些漏洞，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本文资料由广州青年运动研究室提供）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清出北洋政府密探
发现档案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向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团组织自成立以来的发展情况。其中，档案中记载了北洋政府密探潜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刺探情报一事，使得“侦探案”得以揭秘。而在此之前，密探是什么人？怎么潜入团组织，又是如何传递情报？团组织最终是否发现？这些历史之谜一直无以揭开。
根据给团中央的报告中记载，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间接函告，1921年12月1日，教育部派人携带王怀庆（北京卫戍司令兼步军统领）给总理的函件，要求速行禁止，“如不能禁，则当直接干涉”，并附有侦探报告、北京团组织章程。侦探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团组织开会的人员、发言情况等信息。“侦探案”立即成为团组织的一个重大事件。
为避免军警疑虑和侦探继续窥伺，团组织决定暂停活动，并着手处理“侦探案”。经排查，认为嫌疑最大的是邝摩汉、熊得山（执委会委员）等七人，因为“这些人最新加入，多为流氓，且是邝介绍入团”，执委会决定“暂时避免”他们参与会议。12月3日，执委会临时会议避开邝熊二人，并决定继续开展活动。17日，执委会第三次会议议决“侦查侦探案”。此后，团组织活动正常进行，并向其他地方团组织印发材料，帮助开展活动。
“团一大”南京代表莫耀明身份解密
根据“团一大”会议记录，南京地方团组织派代表参加“团一大”会议，代表名为“莫耀明”。此外再无该人其他线索，而且在参加“团一大”会议后亦无此人参加党团活动的痕迹，也有学者提出：署名是不是寓意化名？
带着疑问，寻档组联系了南京近现代史研究学者胡卓然，获知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有一名东莞籍学生就叫“莫耀明”，原是广东黄埔海军学校学生，后辗转到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进修枪炮鱼雷知识。该校的海军青年，曾是南京早期团员的来源之一（寻档组在南京市档案馆寻获1923年南京团员登记表，发现由海军学生、海军炮兵共5人）。根据这一线索，“莫耀明”很有可能就是南京团组织的成员。此外，“莫耀明”兄长在写给与“莫耀明”私交深厚的著名历史学家郑师许（东莞人）信件中提到“舍弟妇（指莫耀明的妻子）前蒙陈达材县长委以书记之职，月薪五十元，借以维持生活”，说明陈达材和莫耀明应是认识的。这就与“团一大”第一次筹备会议会议记录上所记陈达材代表莫耀明出席会议相吻合。据此，可以初步认为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的东莞籍学生莫耀明与“团一大”南京代表莫耀明可能是同一人。如是，则“莫耀明”的身份认定有了重大突破。
“莫耀明”是东莞人，又曾多年在广州读书，在南京的团员中应是粤语说得最地道，而且1922年5月正值他毕业时期，有条件到广州参会。据郑师许回忆，莫耀明其后赴广州护法舰队的装甲巡洋舰“海琛”号上担任航海副，次年改任军需副，1925年升枪炮正。舰队于1923年底离开广州投靠直系军阀，改编为渤海舰队。莫耀明很可能是在此时被迫随舰队行动，和团组织彻底失掉了联络。莫耀明于1926年调任东北海军江防舰队江泰军舰副舰长，在中东路事件中阵亡。莫耀明是海军军官，其档案资料可能在1949年被带到台湾。
“团一大”前后党团组织与青年共产国际往来信件
寻档组还发现了青年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团和双方的密切往来的信件，绝大部分为第一次发现，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和“团一大”召开的重要历史背景资料，是研究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及关系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极为珍贵的是，此次还发现了附有陈独秀亲笔签名的给共产国际的信，包括陈独秀关于团员跨党、党团关系等情况的信。陈独秀领导建立早期团组织开始，就设想把团组织建成为党组织的后备力量。针对此时早期党员、团员身份存在重叠现象，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此方面做了细致工作。团员达到一定年龄后，便成为党员身份，团员退团年龄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为研究团从建立开始就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资料。
早期党团组织的宣传报刊再现当年革命激情
寻档组发现了1920年代早期团组织进行政治宣传活动的期刊杂志、宣传单等原始文件，如《红旗下面的少年共产党》 （1923年10月25日出版）原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赤光》杂志、《旅欧中国共青团通告》、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传单；中国青年社《我们的主张——“国民会议”与青年利益问题》；“五一节”宣传单；香港青年社章程；《青年通讯》 （1928年第21、22、23号，内含《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及团的任务》一文）原件； 《少年通讯》1928年第24期（内含《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 《中央通讯》第一期手稿、第28期原件；《列宁青年》1928年第一卷第4期；1922年9月3日国际少年纪念日宣言《全国的青年呵》；《非基督教运动节檄告同胞》等。
这些早期进步刊物、传单真实地还原了那个年代进步青年反抗压迫，为救国救民探索革命道路的历史场景，见证了青年运动史的光荣而辉煌的革命历程，同时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发现系统的团二大、五大会议记录
寻档发现的团的二大、五大的会议记录，包含中文、俄文及英文文件和原始手稿记录，如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话等。
特别是1928年7月，团五大在莫斯科召开，这为会议材料的保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寻档组发现了完整的会议记录和会议材料。具体包括：团五大团员审查报告、统计资料；团五大团章草案（中、俄、英3种语言）；中国青年团现状（英文）；中国青年团章程（俄文）；中国青年团章程（中文手稿）；团五大记录和速记记录；筹备会议记录和委员会会议记录（中文手稿）；团五大会议、筹备会议和大会经济委员会记录和速记记录（俄、英、德文）；《中国共青团的过去和现在》（任弼时致青年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中、俄、英文）；中央通告沪字二十号——广州暴动征求期问题；团中央通报《中央通讯》和《少年通讯》（期刊）等会议记录。
发现广东地区早期革命活动详细资料
在上世纪20年代苏俄派往中国的密使给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广东地区的有关调查信息最为丰富详细，如海陆丰地区、花县、香山县农村详细调查报告；瞿秋白关于广东省党团工会国民党路线的材料；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情况表，详细记载了团组织成立时间、团员人数、团员成分、开会情况等问题。
此外，发现了及至解放战争时期的若干与党团史资料，如1922年至1927年广州及广东地区的革命活动情况，涉及广州工人学生运动、广东商团活动等问题；1928年2月6日至5月3日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里弗莱德评中国共青团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和与中国共青团书记们的谈话，材料细致分析了广州起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此次寻档研究历时数月，取得的资料图片数以万计，但从与俄罗斯方面的交流来看，仍然有许多资料因为档案管理规定不能阅览，更不能拍摄带回国内，所以，在一些历史真相的佐证上依然可能会存在一些漏洞，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本文资料由广州青年运动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