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性”是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报告文学要像新闻通讯一样，善于以最快的速度，把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事件或新涌现的典型人物以文学的方式及时呈现给读者。从这一点上来衡量，近日读到的衣向东的长篇报告文学《桥》，颇有些姗姗来迟的意味。
　　
　　《桥》记录的是著名的“枫桥经验”从最初酝酿到开始试点推行至今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枫桥经验”是20世纪60年代树立起来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先进典型，以浙江诸暨为试点，经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在全国各地广泛推广。很多研究资料都显示，“枫桥经验”在推广后的第二年就大见成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枫桥经验”为巩固基层人民政权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是“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最生动的范本。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枫桥经验”又因时而动、随事而制，根据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矛盾及时调整工作原则，为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宝贵经验。不管从哪一时期来说，“枫桥经验”都对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起着强大的、积极的作用，为其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主动地实践它，让历史记住这一段艰苦条件下成就的光辉岁月，应该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这样一部承担着历史记忆和现实需求的文学作品，近日才有幸跟读者见面。

一座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

　　这样一部“姗姗来迟”的作品背后有遗憾，也有小确幸。历史的沉淀给了“枫桥经验”足够长时间的考验来自证它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历史的沉淀也给作家衣向东提供了足够开阔的创作空间，让他一方面加速奔跑去追寻那些至今还健在的“枫桥经验”诞生的亲历者——他们多是已年过古稀的老人，随时可能离开，作品还没有来得及发表，102岁的林乎加老人就去世了;一方面又能深入今天“枫桥经验”的推广地，去亲身验证它是否真正有效，魅力何在。历史追溯、现实场景、未来展望在《桥》这部作品中交织碰撞，使之在叙述结构上自成一体，也让我们看到了至今最为完整的“枫桥经验”的孕育、诞生、推广、经历磨难到最终被全国认可的发展历程。这一点，从作品的章节安排上就可窥见一斑，“枫桥经验”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应运而生，与新中国同命运、共成长，作家无时无刻不在写“枫桥”，又无时无刻不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整个新中国的成长步迹，不得不感叹作家对历史的透悟和讲故事的功力。

一座实实在在的钢筋混凝土之“桥”

　　报告文学难写，是很多报告文学研究者和创作者的共识，其中“采访难”往往是迎接创作者的第一片荆棘林。报告文学作家的“生命在于奔跑”，要“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语），此言不虚。在四个多月里，作家用脚丈量了枫桥的每一寸土地，先后采访了140余名亲历者、践行者、发展者、传薪者。衣向东虽然曾南下广州，创作了报告文学《生命通道——巅峰决战广州春运》，北上“北极村”，创作了《北极村童话——北极边防派出所的故事》，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冒着余震独行汶川22天，两度穿越生死线创作了《震区警察的记忆》，有着丰富的报告文学创作经验，但在此次“枫桥经验”的资料搜集中，还是遇到了难啃的骨头。在采访“第一个参军的‘四类分子’子女”崔伯康、“传说中的江湖大盗”骆尧松时，作家就多次吃了闭门羹，这些“闭门羹”还颇有些自讨之嫌——两人的原始档案保存得相当完整，照着事迹材料去写，再适时地加入一点儿想象，总不会出错，何必磨破鞋底自讨苦吃？但作家却固执地坚持“还活着，怎么可能不见”，这种坚持让他吃尽了苦头，却也收获满满，掌握了很多档案中没有披露的历史细节，也更为真实地还原了两人的心理和生活状态。
　　如何在创作中恰到好处地把握与采访对象的情感关系，是报告文学的另一大难题。不能因为欣赏就一叶障目，也不能因为厌恶就以白为黑，或左或右，都会辜负“报告文学”的重托。在“传说中的江湖大盗”中，作家从这个曾经“声名狼藉”、害怕自己早年的事情被儿女知晓的“江湖大盗”身上看到了一个“懂得感恩的老实人”形象。在历数枫桥派出所推广“枫桥经验”历程中的丰硕成果时，作家也毫不回避地揭开了一塊枫桥派出所多年来刻意遗忘的“伤疤”——李媛（化名）事件。为了真实感受湖州的警务情况，作家甚至“偷偷摸摸”进城，察看最能代表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垃圾桶和厕所、设下陷阱向出租车司机套话、装迷路试探警务工作者的工作态度……每当读到这些细节，我总会想起班固在《汉书》中对司马迁的评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正是这种“实录精神”让作家甘愿自讨苦吃，也正是这种“实录精神”让《桥》成为一部资料真实、情感真实、不掺半点虚假的实实在在的钢筋混凝土之“桥”。报告文学需要这样的“实录精神”！

一座“为人民”“写人民”的“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自然也是中国故事的主人公。《桥》这部作品虽然取材宏大事件，却立足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有着怎样的成长历程，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和困难，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为了达成自己源于初心的诉求和愿景，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在这样一个个看似“八卦”的问题背后，作家通过个体的情感感受和精神变化，通过细节的真实，去挖掘最深处的历史肌理。正是这份独特的鲜活生命记忆和深入灵魂的探索，让这部大历史处处体现着人性的光辉。如在写枫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友堂一章中（第一章《天地之间有杆秤》），作为创造“枫桥经验”的干部群众中不可或缺的人物，陈友堂对外和善、大方，在家里却暴躁、小气，“不知为什么就踢翻了洗脚盆”“吃饭的时候，父亲会突然生气地掀翻饭桌”，强迫大儿子去当兵、不肯为儿子争取宅基地，却为了养女换工作“破例求了一次人”，以至于至今大儿子不肯原谅他，小儿子提起他也是满腹怨言。对于这个“舍小家为大家”的典型形象，作家没有做过多的评论，只在结尾轻轻提到：“走在林荫便道上，我耳边突然冒出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头曲：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寥寥几十个字，却把陈友堂短短一生所经历的所有压力、矛盾、挣扎、抉择、坚守一语道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书生”许根贤、“好人”杨光照、“邻家警察”赵信、“操盘手”杨叶峰、“防范达人”阮林根等，他们都是宣扬“枫桥经验”的典型，但在衣向东的笔下却褪去了神性、回归了人性，这群人真实、生动、可爱，更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熟悉的亲人、邻居、朋友，对他们精神世界的如实描写，才是真正的对他们的致敬与礼赞，也才是真正的“为人民”“写人民”的“人民的文艺”。

一座风景优美的“桥”

　　《桥》这部作品的政治高度、历史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前两者能否有效实现的重要杠杆。正如公路上的桥、河流上的桥，实现了交通功能是第一步，如果再具有欣赏价值，成为一座风景优美的桥，就更容易让路过的人铭记于心。幸运的是，《桥》不仅有高度、有史料，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满满的诗性。如在写第一批去枫桥蹲点的周长康时，作者写道：“当我见到周长康的时候，立即想到了诸暨香榧国家森林公园里的那棵千年香榧树，它躯干硕大，枝叶茂盛，新果压着陈果，硕果累累，一棵树便站立成了一道风景。”在采访完罗师庄的新居民党支部书记马长林后，有这样一段描述：“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人的生存能力太强了，就算把他放到戈壁沙漠里，他很快就能给你造出一片绿洲，如果把他扔进深山老林，他能打造出一个童话世界……”在写自己暗访湖州遭遇大雨时，这样写道：“大街上慌张躲雨的群众，有三四十人跑进了宾馆大厅。这时候，宾馆大堂经理和服务员走上来，我以为是要把这些人撵出去，然而他们不但不往外撵，反而将两扇大玻璃门彻底敞开了。”综观整部《桥》，没有事迹材料的简单拼接，没有个人激情澎湃的论说，只是在合适的时机恰当的地方，用这样诗意的语言有感而发，平凡文字下的味道、温暖值得细细咂摸。
　　《桥》这部作品的推出，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一部报告文学，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枫桥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它曾在历史上为基层治理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不管是“湖州样本”还是阿里巴巴企业利用“枫桥经验”构建网络安全的成功范例，诸多事实证明，不管是在现在还是未来，它还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它、推广它、实践它，应是文艺工作者肩上不可推卸的责任。衣向东担起了这副重担，55年来第一次大量采访当年亲历者，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展示“枫桥经验”走过的风雨历程，很多鲜活的事例都是首次披露。这本书作为对曾经为“枫桥经验”奉献一生的老人，是一个交代，对那些现在和未来仍将继续实践“枫桥经验”的每一个人，是一份深切的敬意。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