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1896.9.9—1986.1.16），《光明日報》首任总编辑。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做的却是共产党的事。实际上，他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名受中央特科直接领导的特别党员。直到1979年中央统战部公开他的党员身份，许多谜团才得以解开。

白色恐怖下的特别党员

　　1933年，是个风雨如磐的年份。国民党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加剧了对国统区的文化“围剿”。4月23日，北平文化界举行李大钊安葬仪式，30多人被捕，随后又有几千青年被捕，共产党员洪灵菲，“左联七常委之一”被害。
　　1933年年初，以牧师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张庆孚，通过一个叫张志让的律师与胡愈之取得联系。张庆孚长得胖，人称“张胖子”，任左翼社会科学联合会书记。胡愈之得知他是中共党员后，同他作过几次长谈，表达了入党愿望。张则要求胡为党提供情报。于是，胡愈之通过邹韬奋和职教社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动向，利用张志让与国民党要员孙科相识了解国民党的情报，通过保障民权同盟的法律界人士了解国民党政府司法方面的信息，通过在《申报》编辑部工作的二弟胡仲持搜集各种信息。他把搜集到的政治情报报告给张庆孚。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核心人物杨杏佛遇害不久，地下党员宣侠父主动找到胡愈之，要他隐蔽起来，把《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的事业尽量保存下来，避免遭到更大破坏。
　　1933年9月，张庆孚正式通知胡愈之，中央组织部已经通过决定，吸收他入党，作为特别党员，接受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不参加基层组织生活，只和张庆孚单线联系，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

周恩来的“天作之合”

　　早在1912年，由家里做主，胡愈之与姑表姐罗亚琴结婚。1914年，他离家到上海，考进商务印书馆。此后，胡愈之长期过着单身生活。尽管不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但没有成功。
　　1940年7月，胡愈之从桂林乘飞机到香港。当时他还不知道要给他什么任务。他按照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的指示，找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廖承志。廖告诉胡，周恩来决定派他到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编辑部主任，实际上是总编辑和主笔。1941年元旦，胡愈之开始主持《南洋商报》编辑工作。他在新加坡整整工作了7年。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决定把曾经担任过生活书店《妇女生活》杂志主编的沈兹九从新四军根据地调到新加坡支援胡愈之的工作。1941年6月，沈到达新加坡。胡和沈早就认识。早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胡愈之主持生活书店编辑工作，约请进步作者为书店办刊物，沈兹九应邀到生活书店主编《妇女生活》杂志。
　　到新加坡后，沈兹九同胡愈之一起工作，逐渐产生感情并开始恋爱。
　　1941年，胡愈之45岁，沈兹九43岁。9月，他们在一个临时租用的海滨别墅举行了婚礼。来宾是一些文化界人士，没有酒席，来宾自带一些半成品菜肴，大家在园子里席地而坐，野餐一顿。几位来宾还陪胡愈之打了几圈麻将。从此，这对革命夫妻一起生活、战斗了45年多，一直没有离开过。沈兹九认为，是周恩来促成了她和胡愈之的“天作之合”。

继续“留在党外”

　　胡愈之到西柏坡后，见到周恩来副主席时，一见面，周就问他：“你现在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意思是他的党员身份是否公开了。胡回答：“还是秘密的。”他接着向周恩来表达了想干新闻出版工作的愿望。周恩来接着说：“你是秘密的，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如果公开了，就到新华社去。”
　　几天后，周恩来专门来到胡愈之的宿舍同他谈了一个通宵，要他安心继续做统战工作。周恩来说：“我们胜利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还在后头。统战工作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好。”从此，他在中央统战部领导下继续做民主党派工作，直到去世。
　　（摘自光明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