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在《生死场》的读后记中说：“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地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1〕而刘禾则认为，正是这种非女性的雄迈揭示了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身份的肢解，“她们（指寡妇）必须在以某种自戕方式拒绝其女性身份之后，才能成为中国人并为国家而战”^〔2〕。
　　萧红的成长背景或生活经历使她形成了对某些题材的关注和热衷，她跟诸多男性，如父亲、萧军、端木蕻良等之间的纠葛以及凄凉的收场让她对男性和女性这两种身份析入颇深。她以女性的切身体验展示了东北那块黑土地上女人像牲畜一样地生产和死亡，但对女性身体遭受破坏的聚焦掩盖了男性的影子。女人恨男人，恨他们为本能的冲动屡使她们在生产的时候遭受刑罚。这是一种女性主义角度的控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女人同样在享受着本能的冲动，在《生死场》的第四章《荒山》中，已婚的、未婚的都在王婆家里扎堆聊天，分享两性的隐秘快感，只是生理特征决定了她们要替男人承担后果，而男人对此并不是坦然地接受的。“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3〕，他的妻子在痛苦地生产，他则在发酒疯，为自己转嫁了本能冲动的后果而暴躁。这种暴躁还因为孩子的出生让男性多了一份养家的责任，养家不成，就多了一份罪孽，例如成业摔死了他和金枝的孩子，在乱葬岗上和金枝背泣，此时的他们都只是被摆布的会说话的存在物而已，已不复有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所以，刑罚的日子不光是女性的，也是男性的。女人的生产带给男性以煎熬，这种煎熬成为男性主体中的某物，通过不断砥砺而强化成为对他在男性父权制中位置的质疑。而女性也因为自己对男性的“所赐”成为符号秩序难以消融的块体而获得一种快感，虽然伴随着痛到死的生理感受。现实中的萧红获得了这一快感了吗？尽管不同的男人都给萧红带来不堪的经历，为什么她一生却都那么依赖男性，不断接纳在关键时刻抛她而去的端木蕻良？对乱世弱女当然不能求全责备，所以在另一层面上，是否因她深信她终究会在男性心上留一块体而决绝充当弱女？从她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中可以读出她那份几近徒劳的意念。
　　在萧红的笔下，日寇入侵以及那个年代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人和动物一样，生命随时开始，随时结束，生存是最根本的欲望，这种欲望直接击中个体，除此之外，一无所得。在《看风筝》中，萧红描写了一位老父亲，女儿死在工厂，他为赡养费奔波了三天却毫无所获，他哭了，“但哭的却不是他的女儿，是哭着他女儿死了以后的事”；当听说出外三年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像捡了宝似的，带着极度的欢欣奔向儿子，儿子却一声不响地走掉。老父亲被这种秩序抛甩之后，进入一种所有能指未被绑定的空间，生存的意义无所着落，这在作品最后放风筝的场景中暗示出来，作者将儿子被捕的消息置于老父亲看孩子们快乐地放风筝的视野内，全文于此戛然而止，将空白留待读者。
　　《山下》中的那位母亲，则以生理上的女性经历了符号逻辑中的男性立场。她为了生活好一些，精打细算乱要价，结果让女儿失去了工作。在这里，母女之间的亲情是次之的，最重要的是跻身于符号秩序之中，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安闲、平静、简单的生活。里面的林姑娘，因为妈妈的缘故失去工作之后，她不再无忧无虑地游离于符号秩序之外，而是变成了小大人，失败的体验构筑了她对那个秩序的想象，她有了羞耻心。
　　萧红的作品体现着女性的认知和表达方式，从她将小火车比喻成受伤的小母猪可见一斑。读者可以辨识出来的女性立场、民族国家话语立场只是其中的一面，她的焦虑是如何将几个话语体系套合或接合起来，形成稳固的伦理秩序，使两性作为有尊严的主体去生存、生活。
　　
　　注释：
　　〔1〕〔3〕《萧红全集》（上），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7页。
　　〔2〕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