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的人生跌宕起伏，用18年打造“红塔帝国”最终折戟身陷囹圄，75岁保外就医承包2400亩荒山，重新书写人生。回首这一生，褚时健说，对过去自己已经看得很淡，这一生也没什么遗憾了。
　　二次创业
　　要讲吃饭，我没有问题。我老伴每月还有千把块钱的生活补助，还有个儿子在新加坡，一个月可以给我们三五千块钱，吃饭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这里的村民留给我们的，住的地方也有了，我们还有套房子在城里。按说是可以休息。
　　但我们都不习惯闲着，我老伴也闲不住，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我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一年花费二三十万，当时身体是不行了。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
　　我们闲都闲不得，觉得不管做什么还是要有一点事情做。有矿业公司请我当顾问，一年给我30万到50万，让我做一些指导。但我觉得这是不长久的，干不好对不起人，要干好就得重新做，就回绝了，先休息一下。就在这时，新平县一个农场破产，我就想租下来。
　　利益分配
　　那些年最重要的是效益，工厂没有效益是没有生命的。原来国家有规定，奖金不能超过工资的30%。后来我们通过与主管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协商沟通，决定对工人采取计件取酬的方式。一计件就不再是死工资，出来一件烟，政府拿100元钱，工人拿5元，所有工人都可以拿到更多的奖金，慢慢地，上面也就不来追查我们了。
　　像我们这层的管理人员归国家管，工人拿多少国家不管，有时候工人的工资会超过我们。
　　后来，到我有事的时候，国企管理层的奖金跟福利开始提上去，收入成倍增加。那时上面也觉得不按照效益实行年薪制不行了。但现在也有点过，效益好不好，年薪照拿，都定得很高。
　　权力心态
　　任何时候，包括我们烟厂发展到最好的时候，我也不会心理失衡。当年跟着我的那些职工都记得，我要亲自抓的事情，我是不会放手的。每天一起床，我就到车间跑一圈，有问题现场解决，没问题再去乡间看烟草。只要有一点心理失衡，这些事情我都可以不管。我们这些人，干事总是讲踏实。当时是烟厂管公司，不是公司管烟厂，我兼厂长、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三个岗位我一个人兼，企业的大权是我拿，最后的决策权也在我，我管不好，国家追责，是追到我。
　　荣誉
　　当时所有的荣誉我都有，我自己觉得平淡得很。我关心的是每年结算的时候，我们给国家多少，我们企业还有多少，这一点我是计较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性格
　　我性格的养成，不管逆境顺境都要有事做，日子才好打发。
　　在哪个时代，就要把哪个时代的事做好。被划成右派前，我是坐机关的，觉得机关工作没意思，坐不住。划成右派后，下放农场，我希望把各项指标做到最好，做不好心不安。
　　我从小如此，非要做好，做不好不服气。这性格，五成是天生的，后天影响则是看环境。
　　国家
　　我对国家没有怨气，还是要为国家想想，国家好大家才好。我们那一代，对社会要求少，更多是对社会做了哪些贡献，现在很多人不称心，对社会要求高。想得很简单，要得很多，稍微差一点就怪社会。
　　在我们搞烟草的时候，基地这一块，农民的收入比别人多一倍，新房子也盖得多。开始是在平田、稻田里种，后来上山，在杂粮地里种，修路、引水。烟草种得好，优质优价，赚钱了，农民也会好过点。我现在做果子也是这样，以前果农多，两个人种甘蔗赚四千元，现在拿七八万。农民好过了，国家的麻烦也就少了。
　　家人
　　老伴马静芬80岁了，我俩相处五六十年，吵架的时候很多。平时出差在外，闲下来时，我总会往家里打两三个电话，给果园也打几个电话，不然总觉得缺了什么东西。她呢，对生活的“挑剔”很多，我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小事不管，大事很少会放脱。她连小细节也很注意，对我的关心多，我对她的关心很少。我年轻时候，两个娃娃都很少管，平常对她考虑得也少，等她要爆发的时候才晓得，啊呀，这个事情……
　　我们相处几十年，总觉得谁也离不开谁，我内心对她是非常感激的。我划成右派，派到元江县的一个农场去，她也因为我的问题，被机关整了回去。她領着孩子，日子过不下去，在昆明就给人家打毛线，三毛钱一支毛线，指头都变弯了。
　　就在这种困难下，她带着孩子来到农场，陪我在农场住了一年多。右派帽子摘掉后，我们才一起到另外一个单位。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觉得非常难得。
　　自我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我有信心，再难理的事我来理，客观上无法完成，就找人去，听别人的意见，总能突围。
　　困难
　　莫哄人，也莫哄自己，帮你的人就多，你要做的事情就顺利了。我经常和人讲，瞎子不怕老虎，老虎叫，他不怕，老虎有两个爪子，他看不见。
　　运气
　　有些事情靠运气能成就一回两回，但时间长了还是不行。对风险的戒备永远要有。种橙，我时刻准备破产，有思想准备，我能承受，但是也害怕。
　　（摘自《勇者激扬》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