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散逸与佚文措置:唐宋类书所见南北朝正史佚文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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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刻本出现前,南北朝诸家正史多以写本形式流传,在传抄过程中存在大量文本散佚与增补现象。而唐宋类书多征引或转引早期正史文本,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原始面貌。因此,以版本校为基础的现行校勘通则,未必适用于经历过写本时代的先宋诸正史。在先宋正史校勘中,学者当以辑佚与校勘相互配合、印证,将类书征引诸家正史文本视为独立的版本系统,对其加以识别、辑录,并据此通校今本正史;进而在此基础上将佚文落实到今本正史中,或采用附录形式措置无法落实的佚文,尽可能为古代文史研究者提供珍贵而新鲜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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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记李渊于晋阳起兵后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事云:“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①《通鉴考异》分别在“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与“自为手启”下加以说明:《创业注》云:“突厥去,觇人来报,文武入贺。帝曰:‘且勿相贺,当为诸君召而使之。’即自手与突厥书。”盖温大雅欲归功高祖耳。今从《唐书·刘文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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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存世资料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关于中近古乡村研究明显陷入某种瓶颈状态。如果试图突破瓶颈,走向深入,加强对文献记载的辨析,由表及里,从稀少、零散而纷杂、多样的记载中爬梳解读出内里的真实历史信息,无疑是学人在研究中必须经历的一道“工序”。本文略就如何辨析宋代乡里单位文献记载问题谈一些笔者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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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北宋司马光与其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历时二十余年勠力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叙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以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史事,其取材之丰赡宏富,考订之绵密精审,素为士林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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