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6日，一场被全世界密切关注的强奸案审判开始了。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将面临五项性犯罪指控。
　　数十名女性指控他利用职务之便对她们下手。2017年，她们的证词引发了“我也是（Me Too）”运动。如果被判有罪，韦恩斯坦可能会面临数十年的牢狱之灾。
　　对韦恩斯坦的指控引发人们对性犯罪在全球范围的讨论，因为很多女性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可悲的是，很多强奸案未被公开报道，而大多数被报道的强奸案都没有经过审判。
　　2018年以来，美国警方报告的强奸案数量增加了近两倍，但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美国警方仅成功地完成33%的强奸调查（包括解雇），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的破案率。强奸在美国成为仅次于抢劫的破案率最低的暴力犯罪。

狡猾之一：多重刻板“因素”阻挠真相

　　强奸罪是最难起诉的罪行之一。强奸往往伴随着谋杀。前不久我国告破的一起23年前的高校杀人案，当事人麻某便是害怕东窗事发而采取杀人灭口的极端做法。而“先奸后杀”的行为极有可能导致没有物证。通常，犯罪发生的唯一证据就是受害者的陈词，而被告则对此断然否认。当原告与被告的供词相反时，就很难判断原告与被告谁在撒谎。
　　除了引用实例，笔者还将使用一个虚构的案例研究来权衡“他说她说”证据比对的难度。文中采用“简”和“乔”的化名。
　　简24岁，是办公室助理。她说，两年前，她的同事乔强奸了她。他们下班后去喝酒，她没赶上回家的火车。于是，简跟着乔回到了他的公寓。她说，他们一到那里，他就把她按住并强奸了她，尽管她一再说“不”。乔是一位40岁的银行家。他说，在那个晚上，他们接吻，然后发生了两情相悦的性行为。第二天早上，她在他醒来之前离开了，两人一直保持友好关系。他说：“那晚她完全投入其中。她现在明显在撒谎。”
　　许多人面对这两套说辞会倾向于相信乔。人们通常认为，简在描述中明显缺失“强奸”的“刻板元素”：一个进攻型的陌生人、一件用来威胁或伤害他人的武器、一个僻静的地方以及一个急于报告罪行的受害者。法医精神病学家芭芭拉·齐夫（Barbara Ziv） 说：“关于性侵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常识，比如约80%的强奸案是由受害者认识的人犯下的;性侵犯通常既不涉及武器，也不涉及可见的伤害。”2017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犯罪调查发现，最常见的地方是受害者的家（39%），第二常见的地方是罪犯的家（24%）。只有10%发生在公园或街道等公共场所。近三分之一声称是强奸受害者的人说她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一半以上的人告诉了一个熟人;不到五分之一的人选择报警。

　　受害者可能因为一些原因而不向外界说出她们的苦难经历，比如觉得尴尬羞愧或认为这对自己没有好处。她们甚至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原因而不得不与攻击者继续保持联系。她们可能还会和加害人调情或再次发生性关系。

　　“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这是美国大法官休尼特（Hornet）的名言。但对于强奸罪的审判，正义的迟到显得尤为突出。

　　韦恩斯坦被指控的消息浮出水面后不久，两个《纽约时报》记者透露了韦恩斯坦先生的律师——丽莎·布鲁姆（Lisa Bloom）曾如何试图安抚他所在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她说：“在哈维被指控行為不检后，几名指控者与哈维摆出非常友好姿势的照片将很快被公布。此外，‘没有武器’‘丢失的、不精确的或错误的记忆’‘延迟报告’‘之前认识’‘同意发生关系的声明’等证词，都可能使哈维强奸他人的控诉被驳回。”
　　发生强奸案后，法律要求原告应“立即大声疾呼”，如果不这样，人们会倾向认为原告在撒谎。伊利诺伊州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黛博拉（Deborah）认为，美国的司法程序仍然低估了原告的可信度。原告的先行行为和性格经常受到审查。
　　美国有部分刑事司法学者认为，强奸犯和受害者之间的社会阶层或权力差距越大，他越有可能逃脱惩罚。如果受害者是性工作者、吸毒分子或青少年，陪审员可能特别不相信这些人。当老板骚扰一个不能承受失去工作的清洁工时，清洁工不太可能举报他。如果清洁工这么做了，在陪审员的心中，老板的高社会地位可能会为他否认自己的错误行为增加可信度。杰弗里·爱普斯坦（Jeffrey Epstein）是一名富有的强奸犯，喜欢挑家庭有问题的未成年女孩下手。当爱普斯坦第一次面临性犯罪指控时，他的律师非常容易说服调查人员去相信原告的说辞不可信。

狡猾之二：虚假指控与真实受害边界模糊

　　值得注意的是，虚假的指控比真实的指控可能看起来更像强奸。如提到暴力、陌生人和黑暗的小巷，这一类关键字和场所造成的刻板印象会让虚假的指控看上去是真的。
　　让我们再回到简与乔的故事中。
　　调查人员开始深入调查简的指控。她的故事中有几处漏洞。她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到乔的公寓的，也不记得后来她是怎样回到家里的。邻居们说他们没有听到争斗的声音;但是简说她没有挣扎，她说她当时呆住了。
　　调查中没有实物证据。简声称自己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她没有去医院。
　　电话记录显示，简在第二天早上给她的朋友萨莉发了短信：“方便通个电话？”莎莉的日记证实简告诉她，她被强奸了。在相遇后的几周里，简还给乔发了两条信息，分别是“我感到无聊”和“你要去参加夏天的聚会吗？”乔对上述两条信息都没有答复。在简给莎莉发短信的那天，他给一个朋友发了一条短信，说他“把那个小妞打晕了”。
　　除了证词证据，强奸调查通常集中在三件事：受害者的记忆，她的身体和她的数字记录。大脑记忆和遗忘攻击的方式可能对原告不利。酒精会增加验证的困难程度。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三分之一的自述强奸受害者说她们在受到攻击时已经喝过酒。过量饮酒会导致昏厥，也会使人丧失部分记忆。数字记录是获得潜在证据的新来源，但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警方和检察官无法对原告的电话记录进行适当的调查，并向辩方披露这些记录，因此会导致大量强奸案的败诉。如果控方签署一份声明文件，警方和检察官就可以查阅大量与她有关的数字记录，但这也会严重侵害她的隐私，这类数字入侵会导致受害者停止接受调查，进而使自己的控诉处于不利的位置。
　　2月24日，韦恩斯坦的强奸和性侵罪名成立，长达29年的刑期可能会让他在监狱中郁郁终老。数周以来，一系列指控者在法庭上讲述了令人痛心的生动证词，他们讲述了一系列难以启齿的经历，判决就是在听取这些证词后做出的。检察官在判决后说：“韦恩斯坦利用他的资源、律师和公关人员竭尽所能地操纵受害者保持沉默。”他向站出来的女性致敬，称她们“改变了打击性暴力犯罪的历史进程，把我们的司法系统推进到21世纪”。
　　韦恩斯坦案件看似盖棺定论了，然而这起案件不过是强奸罪行中的冰山一角。而且是否就如这一案件的检察官万斯所言，案件改变了历史进程，推动了司法进步，笔者认为仍是言之过早。强奸案的定论难问题，似乎是各国司法的普遍现象，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均在这一问题上乏善可陈。然而，在这一类案件上社会上充斥着的往往都是极端的两面评论。如何认定“自愿”的意愿，认定为“受害者”的角色，如何保留“有效力的证据”，如何在完全不同的两套陈词中找出关键点来认定强奸罪行是否成立都是争论不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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