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换了一个班主任，是个男的。那个年代，大城市里的小学老师很少有男的，好像只有总务主任、工友之类才可以是。大约是有点抱负的男人都不屑于小学教师这种职业，即或现在，教师职业已经有了足够的吸引力，男小学教师仍然很少。
　　我感觉，女小学老师留给男孩子的印象总是不够深刻。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感觉。
　　他的名字我始终未忘，姓李名铁生，相貌则在记忆中已经变得有些抽象。但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那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
　　毫无疑问，我永远是那种组织纪律性较差的学生。也难怪，我经常由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发声器官而犯上课说话的错误，意志力又软弱得总抵挡不住课外书的诱惑而忽视课堂和老师的存在。每年的期末评语上总有一句“有进步”鼓励我去永无止境，还经常会出现一个十分暧昧的词“耍小聪明”，想当错误改正不甘，想作为优点骄傲一下又不成，每每弄得我进退失据。
　　这个男老师给我带来了新鲜的生活，他不使我困惑。他也批评我，甚至比女老师还严厉。我相信我当时肯定是约束了自己而不是真的改正了改掉了，因为后来的中学大学我仍然时常旧病复发就是明证。用一句时尚的话说，他尊重了我的价值，使疲惫于“永无止境”和“进退失据”的我有了信心。
　　一次课，学生板书，不幸叫到了我。那一段时间我因为好奇正在模仿别人一种怪怪的字，细长而倾斜，只是为了好玩。胆子一肥，就借机在黑板上演示了。没想到，他严重地表扬了我，说我这字“有体”。那时候我哪里知道什么体不体的，但“有体”二字仿佛象征着一种高不可攀，让我感到格外体面。长大以后看到了真正称得上“有体”的字，才似乎悟出了老师的用心。但不管怎样，至少有两年我是很认真地写字的，就为“有体”这两个与我毫不相干的字。
　　五年级有了作文课。一次，李老师布置了一篇很普通的记叙文。恰好前几天我刚刚读了一本介绍杭州西湖风光的书，按捺不住地把这篇作文写成了西湖游记，还写得很长。作文发下来，一串一串的红圈线，一个大大的“99”。讲评很风光，还很风光地被贴在墙上供全班瞻仰。关键是这个“99”，李老师解释过，作文是永远不可能有满分的。这样充满余味的话，给了我几乎无穷无尽的想像！我这一生作文的辉煌时期就定格在了这一年。这一年，我的想像力完全胜过了文学的合理虚构：我拾金不昧拣过钱（没敢太多）交给警察，我救死扶伤背着重病的老人去医院，我学习雷锋做许多好事，我还乘宇宙飞船去过太空和月球，我甚至还勇敢地抓过坏人。总之，这一年是我的英雄之年幻想之年。这一切都是让李老师那个99分烧的。
　　因为不成器，我的学生时代连一个课代表都不曾当过，至今引为憾事。只有李老师独具慧眼赋予过我重任。他到任不久，居然起用了我。他委任班长、学习委员、还有我三人代替他批改部分作业。我们三人兢兢业业地批了大半年的作业，辛苦无限，荣光无限，虽然三人中只有我没有职务，但我很满足，用现在的话说我至少享受了同样级别的待遇。
　　李老师这些令我记忆深刻的教育教学方法不止如此，当我后来也当了教师时才备感其威力强大。
　　下乡不久，我被抽调到学校教学。那张毕业证书可以证明我曾经学过什么，却无法帮助我上好课管理好学生。黔驴技穷，我理所当然地想起李老师，又理所当然地模仿继承李老师。于是，只要我能记得能忆起的，毫不愧疚地照搬，居然屡试不爽，那些学生一如当年的我，我就像在教自己管自己，自由游刃。
　　我的李老师，我正在成为另一个你！
　　后来，我离开了。我的学生也有了从教者，当年的班长和学习委员都做了教师，而且成了一家人。忍不住存一点希望，希望他们能在我身上继承点什么，也不妄授徒一场。那班长我是有预期的，当时他学我的字已到乱真，其他的自然也应学了不少。几年后学习委员来看我，问到当年的班长也就是她丈夫，她说：“他简直和你当年一样，讲课，训人，还有玩，都是你那套。就连穿衣服也学你，有意穿件破了的衣服去上课。”
　　对他的做法其实我已经没有资格评判了，但心里还是有些隐隐的快乐。忍不住说了一句粗话：“这小子，学什么不好，学我穿破衣服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