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在日本的大量引进和广泛应用，已成为日本当代文化思潮在人文科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几乎在所有的人文科学中，都渗进符号学的术语和概念，以至有的日本学者惊呼：“符号学在飞扬跋扈”(《日本读者新闻》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九日)。实际上，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涉及西方文化的“拿来”在当代日本的知识界引起的困惑，反映出日本以哲学为先导的人文科学在发展中所作出的抉择。所以，研究符号学在日本的进展，是考察日本文化势态的窗口，同时也为我们探索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提供了认识的途径。
　　
　　一
　　
　　符号学并不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它是从西方移植而成为本土繁荣的学科，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欧美大陆的哲学思想。在西方，思考符号问题是古已有之的现象，从古代的斯多噶学派，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直到近代的洛克和莱布尼茨都有过论述。本世纪以来，符号问题的研究在语言学、逻辑学、艺术哲学等诸多领域获得迅速发展。到了六十年代，伴随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广泛影响，有关符号学原理的研究逐渐出现了统一的趋势。但由于不同学科在运用方面的分歧，又使这门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领域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从而又出现了众多的争议。
　　索绪尔是职业语言学家，他的研究审视点始终围绕在以语言为主的符号系统，通过强调符号在社会文化中的意指作用，突出了作为思维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媒介体——符号的地位。现代符号学的另一位倡导者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沿着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条途径推动符号学的纵深发展，认为这是一门关于“符号的普遍性必要规律的科学”，从而把它看作广义上的逻辑学。他的贡献是开拓了运用不同的标准为符号分类，并对符号的认识论基础和语用学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研究。以德国哲学家卡西勒为代表的符号主义是又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他强调“人是符号动物”，人拥有广阔的符号空间，在动物不可知的崭新的维度上，使用符号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他的观点经由学生苏珊·朗格的系统阐发，已经成为与索绪尔、皮尔士齐名的三大符号学潮流之一。符号学作为技术性的分析手段，在进入具体学科以后，已经显示出它的优势和乐观的前景，但它能否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理论，还是一个有待建设，也是有所争议的问题。所以，当语言符号学、文化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等等交叉学科正在走上学术舞台的时候，符号学本身的学科建设还处于相当幼稚的阶段，这是符号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对于上述情况，日本的介绍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充分发挥了“翻译王国”在学术引进上的重要作用，几乎把所有的流派和有影响的论著都译成日文，引进日本。这就为日本学术界全面而客观地了解这门学科的风貌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种急遽地引进和概念上的歧义，也引起日本学者的不安。八十年代初期，在西德符号学的机关刊物上刊载的一篇题为《日本的符号学》文章，就反映了这种情绪。这位日本作者认为：“日本的符号学表面上呈现了繁荣的景象，但自打介绍工作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倾向，语汇概念相互混同，含糊不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呼吁先行作好统一口径的工作，反对生造词语。符号学在日本最先吸引的是语言学家，接着，人类学、社会学、科学美学和文化学等学者，都纷纷对符号学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由于各门学科都有偏重自家概念的喜好，关于符号学的全新名词又争相涌入，从而形成了各用各的词、各唱各的调的状况，引起学术界的忧虑，力图从概念上澄清分歧，作出统一的看法。他们一方面在西文的新名词上，加注片假名的读音，保持原义的复现，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领悟，写出汉字，赋予新名词以确定的含义。池上嘉彦的论著就是照此原则，在辨析和澄清语汇概念方面花了很大功夫。他旨在扭转符号学初次进入日本时的混乱，并因此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符号学研究5》)。但是，加藤茂等人把符号学应用到艺术哲学的时候，在如何接受符号学的问题上，又表现出对这种努力的怀疑。他们认为：“百家争鸣状态的完结，只能说明权威性学说未能出现”，又说“对符号学的广泛研究，在现阶段也许为时尚早”。(《艺术符号论》劲草书房，第一，178页)潼田文彦则强调：“真正的理解所知甚少”(《符号学研究4》北斗出版第259—261页)。毫无疑问，这种担心与过分看重语汇、概念的统一有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符号学在事实上未能统一不同学科的具体看法，但在努力排除语汇混同这类现象时，所表现出文化上的尚同心理，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在此问题上，西方学者的观点表现出与日本人不同的倾向，他们并不着力于在词汇、概念上的统一，因为这种多义多解，正是由于符号学能够应用到其它人文科学的特性所决定的。尽管国际符号学学会的刊物《符号学》有时也刊出关于符号学术语方面的文章，但它们只是为了阐释自己的符号学构思而主张使用某一类特定语汇，至于能否与别人的理解合拍，则属于另外的问题。美国学者苏珊·朗格的看法最能代表西方学者的态度，她并不否认在名词术语的运用上难免有失精当，并特意在《哲学新解》的序言中作了详细说明，但她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没有众议所归的结论，正表明符号学的初创和建设进程，这也是学科生命力的所在。这就是说，无论符号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还是作为独立学科，都展现出广泛的适用性和对不同学科的有效性，从而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并获取对外界的新知。土屋俊氏还这样断言：“美国的符号学概念比日本更乱，它使从事符号学探索的人完全处于分割状态之中”(同上书《美国符号学动态》一文)。这种估计基本上符合美国学术界的实际情况。他们不急于为了认识上的一致而求同，而是努力探索建设符号学的各种可行的途径，术语方面的调整也只是为了这种探索而进行的，这和日本符号学急于排除语汇上的混乱，尽快进入应用性的研究有明显的区别。这说明，西方人与日本人对待符号学的认知态度是不同的。
　　日本人在认知态度上的尚同性与西方人的差异，是日本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映。符号学引进中的倾向就是突出的一例。日本人正是用自己的民族性格对待符号学，并且形成符号学在日本发展的特点。文化心理是民族性格的深层因素，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日本著名哲学家和哲郎从历史上描述了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由惊奇、动心而融汇贯通的情景，并把日本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归结为性格上的“冷静的激情”，这种看法至今仍有影响。他认为日本在受惠于湿润的季风性气候的同时，经常遭受大雨、台风等自然暴力的严重打击，这种环境容易促使被动性、忍从性人格的形成，所以在这种风土的熏陶中，日本人养成这性格上的特征。自然环境是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它往往决定人们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生活和生产活动，而生活和生产方式对生活和生产中的人，在心理、行为、思想、情感等性格方面无不有深刻的影响，这是地理文化观的唯物基础，但是，这种看法可以解释文化生成的原初型态，却不能穷尽文化精神的诸多因素。人不同于其它动物的，在于有创造力，对环境是能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作为群体性格特征，地理因素可能会象胎记一样，深深地烙在民族性格之中，但这只能是一个侧面，而人对社会，对自我，对自然的态度会强化或淡化这种烙印，由生产方式形成的经济、政治制度，道德、宗教风尚等文化氛围，对文化性格的形成才起了主导的作用。
　　岛国日本常常被人讥讽为“一个封闭的小世界”。但是，这个国度的文化存续，却得利于同外界频繁而有益的交往活动，无论早在远古年代，中国文化东渡日本；还是明治维新向西方打开大门，凡是对本土有所滋养的东西，日本都对它实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在此意义上，日本的文化空间相当广阔。相比之下，现实的有限的地理空间在日本人心理上投下了自卑的暗影。这种文化视野的广阔性与地理视野的狭窄性，使得飘泊在地球岛屿上，在孤独境界中成长的日本人，怡养了整个民族的独特的认同方式，重视心理上的相互依归，以摆脱个体的孤独感而代之以群体的协同力量，所以，当外来文化传入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一股强烈的内倾力，努力追求在零乱和分散状态下的综合局面。在人际关系上，表现出对所处环境的顺从和对集团的忠诚(《日本的集团主义》有斐阁选书，第166页)；在意识形态领域则表现为作出众说归一的努力，无论是多么纷纭的说法，或者是艰深的理论，只要出现在日本知识界的面前，总要千方百计地纳入求同的轨迹，把西方学术日本化。西田几多郎的哲学被公认为最具有创造性格，但这种所谓独创性，主要是指他没有照本阐发德国的哲学，而是进行了日本式的解释和发挥，这对于学理本身也许并没有新的发展和创造，但却是结合日本文化特征的运用。因为是运用，所以疏于概念的联系，注意结构性的分析，在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中强调：“把文化作为一种结构来把握的事实，正表明了文化的象征符号的特性”，“考察文化时，应该不要囿于本身感受的表面的概念联系而要深入分析其深层结构”。由分析进入具体学科的应用也是一种实用性的创造智慧，这是日本人独特的创造道路，符号学在日本的发展，充分表现了这一特征。
　　从一九七二年八月的《言语》杂志刊出符号学的特集以来，日本学术界很快渡过了粗识阶段，转向人文科学领域的具体研究，这种研究并不是在抽象的语汇和概念上展现符号学的思辨理论，而是在具体的学科中，活化它的原理，达到自己设计的科研目的。比如，佐藤信夫起初十分关注西方符号学研究的动向，但通过观察分析，他作出这样的判断：符号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甚至作为情感交流的媒介方式，都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但如果把符号说成是产生意义的单位，并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话，它的科学性就经不起推敲了，于是，他在这种明确的认识和判断中，为自己提出问题并作出解答：衡量科学性的标准是什么？他认为这在于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而“隐喻”和“换喻”这类常见的语言修辞则是这种认识的关键环节(《从语言学到符号学》劲草书房第255页)，传统的观点只把它们摆在语言层面上进行表象的观察和语法的分析，从不当作人的精神内容来看待。佐藤信夫既反对这种观点，又不赞成弗洛伊德《释梦》对“隐喻”和“换喻”的神秘化，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隐喻”和“换喻”是处于语言功能以外的、召唤力极强的认识形象(同上书，“符号的修辞性”一文)，他的这个观点用于日本神话的分析中获得了很大成功。可见，他在符号学的启迪下，从关注到观察，从怀疑它的说法和对传统观点的再思考，以至摒弃极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明确主张，这实际上是从借鉴、吸收到应用的过程，它表现出日本人在综合外来思想的引进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应用性的创造意识。
　　对于外来文化，日本人表现的“冷静的激情”是日本学术界的群体特征。这就是说，对待外来文化既保持积极追求，大胆吸收的激情，又保持不盲从的冷静态度，加以日本式的发挥和运用。所以，一种陌生的理论在步入日本本土时，往往在综合化中呈现出不同于学理原型的日本风格，避免了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中，迷失自己的重心。虽然对待外来理论，仅是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但这一侧，却是日本文化思潮最敏感的触角，展现出日本文化总体性的特征。
　　由此不难理解，符号学的推广和建设在西方是在众说纷纭的争吵声中进行的，但一传到日本，却要求统一，虽然有些学者对这种统一表现出怀疑，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统一，但求同的文化心理，却使争鸣告息，淡化了学理上的研究，集中更多的精力从事各门学科的具体运用，尤其在文化学、语言学和科学美学这三门学科取得很大的成效。所以，求同心理使符号学在日本的传播，虽不利于学理的争鸣和创新，却有助于发挥应用智慧，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符号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二
　　
　　符号学的发展与语言学成为引人注目的学科是分不开的。从二十世纪以来，语言学在人文科学领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认为，存在主义的影响已有所减退，用绝望、孤独、苦闷的心理解释人的本质，似乎已站不住脚。结构主义的诞生又促使人们对语言的兴趣和关注与日俱增。现代符号学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把语言编写在整个人类文化符号的“花名册”中，作为人类感性经验的逻辑性和科学性最强的表达方式，加以充分认识和把握。由于人们能自由运用语言所代表的各种象征符号在人际之间交往，现代信息传播工具的发达又促使这种交往愈益密切，所以文化愈益显出它的超个体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在世界范围传播和推广。这种国际性的语言学和文化的发展趋势，促进了日本学术界运用符号学，拓宽视野，关注整个人类文化，并从这个参照系中把握日本文化的变迁，从而把日本的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日本学者对这一制高点的认识经历了历史性的探索，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日本文化研究的历程。
　　本世纪初期，日本对本国文化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原因之一是日本的“拿来主义”专讲实效，较少注重在外来理论本身上做文章，而是拿其所需，以解决眼前的问题，这对学科建设来说，未免失之于总体观念的不足。有的日本学者称之为“整体观的贫困”(《世界》一九七二年一月号日文版)。实际上，这种现象是和日本人内交往发达，外交往不足，内外交往失调有密切关系。内交往发达使日本人容易形成狭窄而密切的人际关系；外交往不足则反映出日本人超越这小圈子，就很难组织大范围的交际面。这就使日本文化研究的总体性缺少了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但到了本世纪中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失败以后，文化研究出现了方向性的变化，研究的中心和内容都发生了转移，我以为，这个过程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对本土自然和国民性的赞美这是从本世纪前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心内容。这个阶段，世界上经历了两次大战，日本军国主义积极向外扩张，国粹至上论和军国主义思想支配了学术界，主导了文化研究的倾向。前者诱使人们流连往返于古典美文中的艺术境界，在飘逸、虚幻的超脱中，忘却生活中的严酷现实；后者则在侵略意识的疯狂喧嚣中，把岛国的“武运”无限夸大，推至外域的领土。在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的一八九四年，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风行全日本，这本书以典雅古朴的文笔，把日本风景总结为潇洒、美和跌宕的和谐一致，宣扬日本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国家”。另一本影响甚广的文化论著是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他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夸耀日本国民性的优良品质，宣称日本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东亚同文书院出版的《日新学报》扬言日本是世界“文明之狂花”，“当以一统世界文明，而为全世界民生希图大幸福、大安宁为其天职”。由此可见，国粹主义作为鹿鸣馆欧化时代的反动，把日本人对本土风光和日本民族的热爱感情，引向宣扬种族优越论，为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讴歌日本自然美和人情美的文化主题，助长了日本的骄横自大，这是日本民族始料不及的悲剧。
　　对民族精神的内在省思这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直到六十年代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战争的灾难，经济的破产一度把日本人推向痛苦的深渊，战败又使日本民族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在情感上和信念上都遭受到剧烈的震荡和裂变，正如日本人自述的一样，经历了“苦难的历史性窒息的严竣时刻”(特指日本战败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至下午一点钟。转引自《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上海译文版第6页)。日本人以劫后余生，痛定思痛的觉醒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改变了文化研究的方向。从历史上剖析民族精神成为最吸引学者的重大课题。这种转折性的思考不是出于书斋的抽象思辨，而是基于每个日本人亲身体验建立起来的文化省思，它有广泛的群众性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在这一时期，某些外国学者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九四六年初版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以探讨日本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在日本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用文化类型说，剖析并解释日本人的风俗习惯、道德传统和审美理想，被日本学者誉为在“宽阔的视野上，映射出日本人的众生相”(日译后记)，她不是把菊与刀简单图解为“审美”与“好战”的心理表现，而是从心理内涵上作出解释：“菊花是崇尚自然的象征；军刀是指对自己果敢而出色的行为必须承担责任”，以此作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体现(《菊与刀》社会思想社第344页)。一九五○年的日本《民族学研究》就这个问题，刊登了许多名家的看法，尽管他们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却一致认为对民族精神的省思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大问题。有影响的文化论著也大都围绕这个主题展开。例如，有贺喜左卫门在吸取本尼迪克特用历史静态化方法剖析天皇制的基础的同时，又补充了她的不足，进一步提出民族精神本位制的看法，认为“当她(指本尼迪克特——引者)断言天皇在政治上没有权力的时候，她忽视了天皇处于等级社会的最高一层……对伊势大神宫的万有神灵的信仰和崇拜，在社会结构中一直存续着民族精神的本位性，这个历史的传承才是建立天皇制的真正基础”(《日本家族制和农作制》河出书店第18—20页)所以，人们不难理解，天皇在战争中那种近乎伊势大神宫的巨大召唤力，无疑是与日本人在心性和意志上的呼应是相互契合的，这也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体制绵延不断的社会原因。从历史上探索崇尚朴素、自然的日本人的心灵，经受儒、佛的冲击，融进儒家的伦理观念和佛家的文化理想，使外来的禅积淀在内心世界，形成“幽寂”、“高雅”的净化境界，以及茶道、花道、书道所表达的这种风格，都成为文化研究中热门的课题。可见，这种文化研究集中体现在对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追索，进而探寻整个民族精神的成长历程。这表明，战争的灾难急速地促使日本人的省思向内转，并把民族精神的历史特征倾注在对文化心理的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