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汉语大字典》和中国辞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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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与《汉语大字典》1975年,“文化大革命”还在乱糟糟地进行,周总理批复了《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关于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报告》,这个规划要求从1975年至1985年间完成160部中外语文词典的编写出版任务,改变“大国家,小字典”的落后状况。《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是最大的两项工程。《汉语大词典》由华东五省一市承担,《汉语大字典》由湖北、四川两省承担。当年10月,我参加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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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中国的语文也开始了改革之路,一时间新型辞典的编纂蔚然成风。但此时的新编辞典仍不同程度地沿袭了《康熙字典》的检字方法,艰涉难检,实不利于初学者使用。为了满足民众求知释疑的愿望,编排一种科学、便捷的检字方法就成为时代的迫切需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很多使用新型检字法的字典,如万国鼎以“母笔检字法”编排的《新桥字典》、陈德芸按七种笔形顺序编排的《德芸字典》、陈立夫按“五笔检字法”编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