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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地,所有人都乐意帮忙,人们用心去团结,去抵抗灾难带来的浩劫。
陈淑琬,凤凰卫视《台北直播室》主持人,在得到海地地震消息后,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亲临第一线进行报道访问,时长7天7夜。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时间段里,她和其他媒体记者一样,不分昼夜地走访报道。她说,尽管如此紧张,却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和海地人民相比,自己实在太幸福了,最起码还有家,还有亲人。而海地什么都没有了。
她还清晰地记得,当地一名正读大学的年轻小伙子哽咽着说,这场地震让海地的生活水平倒退了50年。当一切都被毁坏的时候,他才发觉个人的力量太过微弱。
海地的地理位置在加勒比海北部,与中国时差13个小时。从中国台湾赴海地的行程耗时长,转机次数多,没有通畅便利的路线。淑琬一行人去程花了32个小时,回程用了24个小时。一路从台北转机到洛杉矶,再转到纽约,再到多米尼加的圣多明哥机场,然后陆路从多米尼加开了10小时的车才进入太子港救援营区。
到处都是废墟和尸体
在海地和多米尼加的两国交界处——海地的边境区,就能看到尘土漫天飞扬。没有路,只有散乱的沙石和泥土。空气很脏,整座城市灰蒙蒙一片。很多装甲车、卡车和敞篷车开进海地,运送其他各国的支援物资。也有很多人围在过境的地方,就那么看着。他们对过往的车辆很好奇,也不一定知道运的是什么,就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相关维和人员告诉外国媒体和救援人员,要把车上的食物藏好,尤其是饮用水,不能被当地人发现,否则就会引起暴动。太子港的市区很难进去,要经过严格盘问。进入市区之后,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废墟,到处都支离破碎。房子几乎全部倒塌。地上净是破碎的石块、垃圾。尸体到处都是,还有断手断腿、骨头等等。头顶上是蓝天白云,但眼前却是灰白一片。大街上到处都有人在烧东西,但看不出他们烧什么。有一次,陈淑琬在路边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烧尸体,一条尚未烧尽的小腿上,还有脓包和叮着的苍蝇。太子港到处弥漫着浓重的臭味,持久不散,苍蝇飞来飞去。气味中还有腐尸的酸臭味,衣服上沾染的味道,即使到了多米尼加都洗刷不掉。
海地人突遇大灾,已经对尸体毫无感觉,就算路旁有曝尸,大家也都若无其事,连小朋友们都觉得这好像是稀疏平常的事情,走来走去一点都不怕。海地人对亡者漠然,但对生者,对家人、好友都非常在乎,他们会尽力寻找亲人存活的讯息,即便还剩最后一线希望。
在市中心,路边站满了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室外。一大群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发呆,很迷茫,不知所措。淑琬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他们也不想停下来,因为他们想走动,想像往常一样做点什么。
坚强和乐观仍在
然而,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海地人民还是体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坚强。在机场,很多海地人排队找工作。他们身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姓名和联系方式,跟外国人讲,他们要找工作。什么活都可以干,他们只想赚钱养家。
地震之后,银行没有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家产都没有了。淑琬对一个小伙子印象很深:他很年轻,会一点点英语(当地一般讲法语或奎尔族语)。他家里还有爸爸妈妈,他告诉淑琬,他要赚钱回家给他们买食物买水。
而他们一般是给救援队或国际组织当翻译,引路,或者搬运东西。这些海地人很坚强,很积极、乐观,有信心好好活下去。很多海地人在街上不断地翻砖块,看有没有可用的东西。有些还用翻出来的铁条自己搭个帐篷。为了活下去,他们靠着这点信念支撑着,不停地找东西吃。他们不停地跟外国人讲,谢谢大家的帮助。
淑琬说,其实海地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善于表达,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一些海地人特意跟外国媒体说,希望外国援助的时候,不要把物资丢给他们,而是分发给他们。因为如果丢的话,东西就不能发到手,现场就会混乱。而他们可以排队,可以有秩序地领取。他们还再三感谢国际社会的援助,希望物资可以分给所有人,分给大家,而不是只分到少数人的手里。
“他们很诚恳,告诉我们说,他们不需要钱,也不希望援助的钱都到政府那里,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分到水和食物。”海地人民还出乎意料地拥有自治能力。在经历浩劫之后,他们积极地站出来主动帮忙维护秩序,协助维和人员救人,自告奋勇地帮助救援队找人,非常配合。
尊严坚不可摧
天灾面前,最感人的往往就是亲情的牵绊。
淑琬一行人在机场请了一个20岁的海地小伙子,他的父母还活着。他每天负责翻译、引路等工作。忙的时候,他经常24小时不吃东西。但他又很客气,饿着肚子也不说。有时候给他一瓶水,他就特别激动,两眼放光,似乎是非常感激。
有一次,淑琬烧了面,分给他吃,他眼睛里立刻露出惊喜、激动和纯真的神情。可是吃了几口他就不吃了,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包好回家,带给爸爸妈妈吃。这番话和他的表情,让所有在场人都默默地哭了。
然后淑琬問他,回家要多久,他说他回家要5个小时。海地的交通已经基本瘫痪,而他家又在较远的地方,每次回家都要转几趟车,不停地走路。凤凰卫视聘请他的时间,是从晚上8时到早上6时,也就是说,他刚到家,可能还没能坐下来,就要立刻出发去工作了。而且每到半夜他都是走夜路,根本没时间休息。大家很心疼他,想多给他家人带点东西。但这种表达不能太过明显,因为小伙子不希望别人的施舍,海地人的尊严坚不可摧。
淑琬说,海地人的欲望其实很简单,一瓶水就能让他们高兴半天。小朋友们很可爱,眼睛亮亮的,一点都不怕生,过来和陌生人拥抱或拉拉手。他们好像没遭受什么特别的伤害,仍然能看到他们甜甜的笑。
大人们尽管没有笑,也没有泪。有一次,淑琬拿着数码相机问一个妈妈可不可以拍她和她的小孩,她说可以。拍完后淑琬就立刻给她看,他们就开心地笑了。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种拍完立刻能看到的相机。妈妈显得很惊讶,瞪大眼睛,惊喜地笑着。而淑琬最大的遗憾,就是照片冲洗出来后没法寄给他们。
海地人毫无安全感
海地的救护中心也展现着同样动人的场景:一个小朋友的腿上都是伤口,在化脓,非常严重。而他的父母很着急,可是又没有办法,因为救援的医疗资源很有限,救援中心里救治的都是一些重病患者。他们不在中心内。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就过去苦苦哀求那些医护人员,就是那么不停地恳求着,最后大家实在看不下去,一边哭着,一边把药递给孩子的爸爸。爸爸妈妈就帮他抹伤口,伤口血肉模糊,小孩子不停地哭。
让人很担心的是,当地的监狱倒塌后,很多囚犯逃出来。这些逃犯让海地的气氛变得更紧张。其中一些犯人还是当地很大的黑社会头目,他们在军力薄弱的地方,很可能会趁乱发展势力,而且还可能拥有武器。
而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人数过少,很难维持当地治安,致使海地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海地已经没有警察了,政府没有了,就没薪水发给警察,以前的警察有些就直接变成平民,有些还是在帮忙维持秩序。还有些警察,则成了外国组织雇佣的保镖,帮助外国的救援人员,也帮忙维持秩序。
联合国已在事发第一时刻展开援助工作。然而,联合国的协调工作并不完善,很多地方都有问题,也让海地人更缺乏安全感。
譬如,余震前的一个晚上,救援队在一个地方探测到了生命存活的迹象,但是由于当时时间已晚,联合国人员就下令停止搜索,第二天才能继续行动,当时很多海地人都哭着哀求他们继续救援,但是命令已经下达了,救援人员也没办法。令人难过的是,第二天余震发生了,那个地方再次坍塌,探测器就再也没有探到任何生命存活的痕迹。淑琬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惋惜,很心痛。
在海地都是一家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的救援人员和媒体就会进行跨国合作,互相帮忙,一起解决问题。淑琬说,在海地,大家已不是那么在意国家的区别,都是在救人。联合国的武装力量不是很强,而英国的警卫就很完善,凤凰卫视有时也会和他们一起配搭出去采访。墨西哥因为距海地较近,也有很好的空运、海运系统,他们也经常帮助外国媒体。在海地,所有人都乐意帮忙,人们用心去团结,去抵抗灾难带来的浩劫。
需要指出的是,外国人员在海地的生活也过得非常艰苦。在海地,记者和救援队员的食物都是自带的。但大家都很节省,有的救援队,用过的茶杯和饭碗都不洗,觉得会浪费水,只用带来的毛巾或卫生纸擦干净。喝水也很节约,像淑琬一天只喝一瓶水,摄影师们很辛苦,也只喝两瓶。在震前,海地的一瓶水只有几美分,但现在价钱飙升到4美元一瓶。
卫生条件更是糟糕,淑琬在海地的前三天没有洗澡,第四天实在受不了了,就换了衣服简单擦了擦。之后到了多米尼加,这么些天来第一次洗头,洗出来的水都是黄的,而且很多沙石尘土都埋在发根里,根本洗不干净。淑琬在电话里笑着说,很多外国女记者就穿着比基尼在机场的公众厕所冲凉呢。然而,海地人民好像都习以为常了,可能因为他们平时的条件就很糟糕吧。
在海地执行任务,也会遇到一些惊险情况。一天晚上,淑琬他们关了灯,到处都黑漆漆的。突然听到有声音,一开灯,居然發现周围全是人,只不过因为海地人皮肤很黑,黑黑的一片,只能看到眼球白白的一小点。不开灯就看不到他们,大家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都被吓到了。
之后大家每次出门前,都会提醒互相要注意安全。淑琬透露了一个经验:在转角口,如果要过去,一般需要观察周围人的组合成分,如果看上去有点不善,就尽量避免走那里。有一次,一个路的转角处,淑琬他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情况很正常。到了第二天,旁边好多人盯着他们,有些人像地痞流氓,大家觉得太危险了,没有过去。那群人手上还拿着木棒,玩着大块石头,情况很惊险。
还有一次更是经历了“枪林弹雨”。他们在过封锁线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辆卡车,上面载了很多人。这时候,响起了两声枪声。淑琬就问旁边的人,有些人员则说不是枪声。但淑琬相信应该是枪声,之后又响了两声。这些尽管可能不是真的子弹(是BB弹),他们开枪也不是想要袭击,可能是这些当地人在过封锁线的时候,因为有太多人排队,他们等着不耐烦了,所以就用开枪表示焦急愤怒。
海地还需要援手
让人担心的是,尽管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海地仍面临很多问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去解决。淑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卫生问题。
海地原来的卫生设施条件就很差,大地震之后,很多尸体开始腐烂,没有人清理,暴发传染病的可能性很大。水和空气也很不干净,到处都是尸臭味、酸臭味。海地的温度很高,任何恶劣的条件都有可能使海地的情况雪上加霜。再加上大部分人都拥挤在马路上,人口聚集的高密度也使得传染的可能性增大。此外,震后很多孩子都失去了父母家人,无家可归。一些犯罪组织就趁机开始贩卖人口,这样的案件已经发生了。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淑琬不停地提到海地的孩子们。这些小朋友天真无邪的样子让她十分挂念。她回忆说,一个眼睛大大的小女孩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眼睛就笑得眯了起来,看上去特别甜。之后,小女孩的妈妈问她有没有多余的巧克力,想让另外两个孩子吃。另两个孩子坐在远处的帐篷里,眼巴巴地看着她,其中一个腿还受伤了。
电话中,淑琬的声音很激动,很感慨,话语中流露出对海地的挂念和担忧,也有对海地人民最终战胜灾难的信心。
陈淑琬,凤凰卫视《台北直播室》主持人,在得到海地地震消息后,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亲临第一线进行报道访问,时长7天7夜。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时间段里,她和其他媒体记者一样,不分昼夜地走访报道。她说,尽管如此紧张,却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和海地人民相比,自己实在太幸福了,最起码还有家,还有亲人。而海地什么都没有了。
她还清晰地记得,当地一名正读大学的年轻小伙子哽咽着说,这场地震让海地的生活水平倒退了50年。当一切都被毁坏的时候,他才发觉个人的力量太过微弱。
海地的地理位置在加勒比海北部,与中国时差13个小时。从中国台湾赴海地的行程耗时长,转机次数多,没有通畅便利的路线。淑琬一行人去程花了32个小时,回程用了24个小时。一路从台北转机到洛杉矶,再转到纽约,再到多米尼加的圣多明哥机场,然后陆路从多米尼加开了10小时的车才进入太子港救援营区。
到处都是废墟和尸体
在海地和多米尼加的两国交界处——海地的边境区,就能看到尘土漫天飞扬。没有路,只有散乱的沙石和泥土。空气很脏,整座城市灰蒙蒙一片。很多装甲车、卡车和敞篷车开进海地,运送其他各国的支援物资。也有很多人围在过境的地方,就那么看着。他们对过往的车辆很好奇,也不一定知道运的是什么,就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相关维和人员告诉外国媒体和救援人员,要把车上的食物藏好,尤其是饮用水,不能被当地人发现,否则就会引起暴动。太子港的市区很难进去,要经过严格盘问。进入市区之后,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废墟,到处都支离破碎。房子几乎全部倒塌。地上净是破碎的石块、垃圾。尸体到处都是,还有断手断腿、骨头等等。头顶上是蓝天白云,但眼前却是灰白一片。大街上到处都有人在烧东西,但看不出他们烧什么。有一次,陈淑琬在路边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烧尸体,一条尚未烧尽的小腿上,还有脓包和叮着的苍蝇。太子港到处弥漫着浓重的臭味,持久不散,苍蝇飞来飞去。气味中还有腐尸的酸臭味,衣服上沾染的味道,即使到了多米尼加都洗刷不掉。
海地人突遇大灾,已经对尸体毫无感觉,就算路旁有曝尸,大家也都若无其事,连小朋友们都觉得这好像是稀疏平常的事情,走来走去一点都不怕。海地人对亡者漠然,但对生者,对家人、好友都非常在乎,他们会尽力寻找亲人存活的讯息,即便还剩最后一线希望。
在市中心,路边站满了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室外。一大群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发呆,很迷茫,不知所措。淑琬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不知道要去哪里。但他们也不想停下来,因为他们想走动,想像往常一样做点什么。
坚强和乐观仍在
然而,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海地人民还是体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坚强。在机场,很多海地人排队找工作。他们身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姓名和联系方式,跟外国人讲,他们要找工作。什么活都可以干,他们只想赚钱养家。
地震之后,银行没有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家产都没有了。淑琬对一个小伙子印象很深:他很年轻,会一点点英语(当地一般讲法语或奎尔族语)。他家里还有爸爸妈妈,他告诉淑琬,他要赚钱回家给他们买食物买水。
而他们一般是给救援队或国际组织当翻译,引路,或者搬运东西。这些海地人很坚强,很积极、乐观,有信心好好活下去。很多海地人在街上不断地翻砖块,看有没有可用的东西。有些还用翻出来的铁条自己搭个帐篷。为了活下去,他们靠着这点信念支撑着,不停地找东西吃。他们不停地跟外国人讲,谢谢大家的帮助。
淑琬说,其实海地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善于表达,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一些海地人特意跟外国媒体说,希望外国援助的时候,不要把物资丢给他们,而是分发给他们。因为如果丢的话,东西就不能发到手,现场就会混乱。而他们可以排队,可以有秩序地领取。他们还再三感谢国际社会的援助,希望物资可以分给所有人,分给大家,而不是只分到少数人的手里。
“他们很诚恳,告诉我们说,他们不需要钱,也不希望援助的钱都到政府那里,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分到水和食物。”海地人民还出乎意料地拥有自治能力。在经历浩劫之后,他们积极地站出来主动帮忙维护秩序,协助维和人员救人,自告奋勇地帮助救援队找人,非常配合。
尊严坚不可摧
天灾面前,最感人的往往就是亲情的牵绊。
淑琬一行人在机场请了一个20岁的海地小伙子,他的父母还活着。他每天负责翻译、引路等工作。忙的时候,他经常24小时不吃东西。但他又很客气,饿着肚子也不说。有时候给他一瓶水,他就特别激动,两眼放光,似乎是非常感激。
有一次,淑琬烧了面,分给他吃,他眼睛里立刻露出惊喜、激动和纯真的神情。可是吃了几口他就不吃了,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包好回家,带给爸爸妈妈吃。这番话和他的表情,让所有在场人都默默地哭了。
然后淑琬問他,回家要多久,他说他回家要5个小时。海地的交通已经基本瘫痪,而他家又在较远的地方,每次回家都要转几趟车,不停地走路。凤凰卫视聘请他的时间,是从晚上8时到早上6时,也就是说,他刚到家,可能还没能坐下来,就要立刻出发去工作了。而且每到半夜他都是走夜路,根本没时间休息。大家很心疼他,想多给他家人带点东西。但这种表达不能太过明显,因为小伙子不希望别人的施舍,海地人的尊严坚不可摧。
淑琬说,海地人的欲望其实很简单,一瓶水就能让他们高兴半天。小朋友们很可爱,眼睛亮亮的,一点都不怕生,过来和陌生人拥抱或拉拉手。他们好像没遭受什么特别的伤害,仍然能看到他们甜甜的笑。
大人们尽管没有笑,也没有泪。有一次,淑琬拿着数码相机问一个妈妈可不可以拍她和她的小孩,她说可以。拍完后淑琬就立刻给她看,他们就开心地笑了。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种拍完立刻能看到的相机。妈妈显得很惊讶,瞪大眼睛,惊喜地笑着。而淑琬最大的遗憾,就是照片冲洗出来后没法寄给他们。
海地人毫无安全感
海地的救护中心也展现着同样动人的场景:一个小朋友的腿上都是伤口,在化脓,非常严重。而他的父母很着急,可是又没有办法,因为救援的医疗资源很有限,救援中心里救治的都是一些重病患者。他们不在中心内。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就过去苦苦哀求那些医护人员,就是那么不停地恳求着,最后大家实在看不下去,一边哭着,一边把药递给孩子的爸爸。爸爸妈妈就帮他抹伤口,伤口血肉模糊,小孩子不停地哭。
让人很担心的是,当地的监狱倒塌后,很多囚犯逃出来。这些逃犯让海地的气氛变得更紧张。其中一些犯人还是当地很大的黑社会头目,他们在军力薄弱的地方,很可能会趁乱发展势力,而且还可能拥有武器。
而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人数过少,很难维持当地治安,致使海地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海地已经没有警察了,政府没有了,就没薪水发给警察,以前的警察有些就直接变成平民,有些还是在帮忙维持秩序。还有些警察,则成了外国组织雇佣的保镖,帮助外国的救援人员,也帮忙维持秩序。
联合国已在事发第一时刻展开援助工作。然而,联合国的协调工作并不完善,很多地方都有问题,也让海地人更缺乏安全感。
譬如,余震前的一个晚上,救援队在一个地方探测到了生命存活的迹象,但是由于当时时间已晚,联合国人员就下令停止搜索,第二天才能继续行动,当时很多海地人都哭着哀求他们继续救援,但是命令已经下达了,救援人员也没办法。令人难过的是,第二天余震发生了,那个地方再次坍塌,探测器就再也没有探到任何生命存活的痕迹。淑琬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惋惜,很心痛。
在海地都是一家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的救援人员和媒体就会进行跨国合作,互相帮忙,一起解决问题。淑琬说,在海地,大家已不是那么在意国家的区别,都是在救人。联合国的武装力量不是很强,而英国的警卫就很完善,凤凰卫视有时也会和他们一起配搭出去采访。墨西哥因为距海地较近,也有很好的空运、海运系统,他们也经常帮助外国媒体。在海地,所有人都乐意帮忙,人们用心去团结,去抵抗灾难带来的浩劫。
需要指出的是,外国人员在海地的生活也过得非常艰苦。在海地,记者和救援队员的食物都是自带的。但大家都很节省,有的救援队,用过的茶杯和饭碗都不洗,觉得会浪费水,只用带来的毛巾或卫生纸擦干净。喝水也很节约,像淑琬一天只喝一瓶水,摄影师们很辛苦,也只喝两瓶。在震前,海地的一瓶水只有几美分,但现在价钱飙升到4美元一瓶。
卫生条件更是糟糕,淑琬在海地的前三天没有洗澡,第四天实在受不了了,就换了衣服简单擦了擦。之后到了多米尼加,这么些天来第一次洗头,洗出来的水都是黄的,而且很多沙石尘土都埋在发根里,根本洗不干净。淑琬在电话里笑着说,很多外国女记者就穿着比基尼在机场的公众厕所冲凉呢。然而,海地人民好像都习以为常了,可能因为他们平时的条件就很糟糕吧。
在海地执行任务,也会遇到一些惊险情况。一天晚上,淑琬他们关了灯,到处都黑漆漆的。突然听到有声音,一开灯,居然發现周围全是人,只不过因为海地人皮肤很黑,黑黑的一片,只能看到眼球白白的一小点。不开灯就看不到他们,大家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都被吓到了。
之后大家每次出门前,都会提醒互相要注意安全。淑琬透露了一个经验:在转角口,如果要过去,一般需要观察周围人的组合成分,如果看上去有点不善,就尽量避免走那里。有一次,一个路的转角处,淑琬他们第一天去的时候情况很正常。到了第二天,旁边好多人盯着他们,有些人像地痞流氓,大家觉得太危险了,没有过去。那群人手上还拿着木棒,玩着大块石头,情况很惊险。
还有一次更是经历了“枪林弹雨”。他们在过封锁线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辆卡车,上面载了很多人。这时候,响起了两声枪声。淑琬就问旁边的人,有些人员则说不是枪声。但淑琬相信应该是枪声,之后又响了两声。这些尽管可能不是真的子弹(是BB弹),他们开枪也不是想要袭击,可能是这些当地人在过封锁线的时候,因为有太多人排队,他们等着不耐烦了,所以就用开枪表示焦急愤怒。
海地还需要援手
让人担心的是,尽管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海地仍面临很多问题,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去解决。淑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卫生问题。
海地原来的卫生设施条件就很差,大地震之后,很多尸体开始腐烂,没有人清理,暴发传染病的可能性很大。水和空气也很不干净,到处都是尸臭味、酸臭味。海地的温度很高,任何恶劣的条件都有可能使海地的情况雪上加霜。再加上大部分人都拥挤在马路上,人口聚集的高密度也使得传染的可能性增大。此外,震后很多孩子都失去了父母家人,无家可归。一些犯罪组织就趁机开始贩卖人口,这样的案件已经发生了。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淑琬不停地提到海地的孩子们。这些小朋友天真无邪的样子让她十分挂念。她回忆说,一个眼睛大大的小女孩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眼睛就笑得眯了起来,看上去特别甜。之后,小女孩的妈妈问她有没有多余的巧克力,想让另外两个孩子吃。另两个孩子坐在远处的帐篷里,眼巴巴地看着她,其中一个腿还受伤了。
电话中,淑琬的声音很激动,很感慨,话语中流露出对海地的挂念和担忧,也有对海地人民最终战胜灾难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