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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掀起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是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思想界的又一次大交锋。这次交锋又称“人生观之论战”，其核心问题是讨论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并引发出人们对科学与玄学、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诸多问题的讨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盛筵，人们对此有高度评价。梁启超后来在《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中说：“这个问题是宇宙间最大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学术界中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可喜的现象。”胡适认为，张君劢的演讲和丁文江的发难，“六个月的时间，二十五万字的煌煌大文，大吹大擂地把这个问题捧了出来，叫乌烟瘴气的中国知道这个大问题的重要。”蔡元培把这场论战看成中国哲学的真正开端，意义非常重大。不过笔者认为，论战对教育思想的影响同样深远。
一
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师生迎来了“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从欧洲游学归国不久的哲学家张君劢，他为清华学子作一场关于人生观的演讲。此次演讲是张君劢对梁启超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进一步发挥(1918年张君劢随同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的梁启超前往法、德等国进行了一次游历，梁回国后写下了此文，而张留下师从德国大哲学家倭伊铿直到1922年)，告诫青年人科学并非万能，它不能包办一切，代替一切，更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演讲稿随后发表在《清华周刊》第272期上。这篇演讲对思想界、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对于当时崇尚科学的年青学子来说无疑感到震惊；对于致力于宣扬科学、提倡民主的科学派来说更是无法容忍，他们立即回应。其急先锋就是张君劢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丁文江与张君劢曾一同追随梁启超，1918年也随同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在清华与张君劢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反复辩论而无果后，愤然离去，写下了《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并发表在科学派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丁文江在文中批判张君劢为玄学鬼附身，提出了“打倒玄学鬼”的口号，并宣扬科学万能精神，由此揭开了论战的序幕。随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论战之中，涉及到中国大半个知识界，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其中既有当时学术泰斗，也有后起之秀。新文化领袖之一的胡适显然站在科学派一边，并成为科学派主将；而梁启超似乎以中立身份出现，但明显倾向玄学派，成为玄学派阵营盟主。所以有人认为，这次论战其实就是梁启超和胡适之间的对峙。论战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才鸣锣收兵。年底，上海泰东书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对论战成果进行了整理，出了两个集子。前者名日《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序；后者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由陈独秀和胡适作序，可见，收罗的文章差别不大，但立场迥然不同。由于陈独秀在序言中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论战的双方进行了评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发胡适、张君劢等人的反驳，由此论战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了三家鼎立的局面，场面也就更加巍巍壮观了。
二
反观这场论战，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二是有无科学的人生观。其中前一个问题更为根本，决定后一个问题。
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玄学派各自做了详细的回答。张君劢反对科学解决能人生观，主要从人生观与科学不同之处寻找了五大理由：第一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方法所支配，论理学有三公例(同一、矛盾、排中)，而人生观则起与直觉：第三，科学关键在于分析，人生观则要综合；第四，科学为因果率支配，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所支配；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的单一性，各有不同，无规律可寻。张君劢的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张君劢不认为有统一的人生观，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科学人生观。他说：“人之生于世也，内日精神，外日物质。内之精神变动而不居，外之物质凝滞而不进。”“我对于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有所观察也，主张也，希望，要求也，是之谓人生观。”它是“天下古今之最不能同一者”。他举例到，苏格拉底未必见得有多少科学知识，而大科学家道德低下的也不少。
简言之，人生观受自由意志支配，没有统一规律可寻，科学(在张君劢主要指自然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对于玄学派的“谬论”，科学派除了以“玄学鬼”等蔑称加以斥责外，更加强调了科学万能。丁文江说，“科学上所谓公例，是说明我们所观察的事实的方法，若是不适用新发见的事实，随时可以变更。”科学万能，不是说是科学结论是万能的，而是指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方法是普遍适用于各个领域，包括人的精神领域。胡适坚信自己“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科学观。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
那么科学派如何看待人生观的各异现象呢?如何解决人类社会中“忽君主，忽民主”，“孔子的行健与老子的无为，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等这些人生问题上的不统一问题呢?这的确是个挑战，但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科学派首先只好承认人生观不能统一的事实，但又摆出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问题抛了回来。丁文江说：“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远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并大骂“玄学家先存了一个成见，说科学方法不适用于人生观；世界上的玄学家一天没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观不能统一。”
科学派到底还是要回答什么是统一的科学的人生观。吴稚辉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中，提出所谓“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认为人是“宇宙万物中叫做动物的动物”，“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在“宇宙大剧场”出台演唱，而“两手动物戏”——人生的内容，就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三件事。
胡适虽然称吴稚辉先生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已给我们做下了一个好榜样。但其实不满意，然后自己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声称自己的新人生观是根据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古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等科学知识提出来的，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严格大假设”。他说：“依我个人想起来，人类的人生观总应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一致的可能。”“拿什么东西来做人生观的‘最低限度的一致，呢?我的回答是：拿今日科学家平 心静气地，破除成见地，公同承认的‘科学观’来做人类人生观的最低限度的一致。”要达到最低限度的一致，需要“奋斗”，并且认为：“我们的真正敌人不是对方；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我们向旧思想和旧信仰作战，其实只是很诚恳地请求旧思想和旧信仰势力之下的朋友们起来向‘成见’和‘不思想’作战。”
三
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都认为中国人的人生观存在大问题，急待解决，不过方案炯异。科学派认为人生观问题是科学不发达的结果，只有依靠科学包办，因此必须大力提倡科学教育。胡适说，“我们因为深信人生观是因知识经验而变换的，所以深信宣传与教育的效果可以使人类的人生观得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一致。”丁文江称，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科学派普遍认为，科学能增强人的智力，提高审美能力，培养德行，最终能改良人生观。如任鸿隽指出，“科学既能通过改进物质文明间接地改良人生观，也能通过教育和训练直接产生出各种高尚的人生观：研究科学的人，都有一种猛勇前进、尽瘁于真理、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观；科学探讨的精神，可以打破一切偏见私意，使人心胸开阔、目标远大：研究科学的人，事事都要求得一个理由，不惮与前人的名论或社会成见宣战。”一句话，发展科学教育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唯一道路。
玄学派把人生观从科学的领地划出，因此解救人生问题不能依靠科学，他们所开出的良方自然在于玄学。什么是玄学，“玄学之名，本作为超物理超感觉的解释。惟其有此解释，于是凡属感官以上者，概以归之玄学。”这里张君劢主要吸收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玄学进行了新的阐释。“此新玄学特点，日人生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日自由意志之阐发，日人类行为可以参与宇宙实在。”由于儒家讲“至诚”、“尽其性”。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孟子主张“求放心”宋明理学直接继承心性学说，因此，张君劢极力推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指出在人欲横流之际，“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真可谓其功不在禹下者焉。”
知识是经验层面上的综合，人的精神需要超越知识经验层面，所以张君劢强调：“惟其不甘于经验界而已足，乃由经验而入于形上界。此人类思想上当然之阶段，岂得以其为空谭而摒之哉?兹更举吾之立脚点：一、知识以觉摄于概念相合而成。二、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三、超于科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四、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
在教育上张君劢主张教育方针应当改革，并提出了三点改进意见：“一、学科中应加超官觉超自然(supernatural)之条目，使学生知宇宙之大，庶几减少其物质欲望，算帐心理，而发达其舍己为人，为全体努力之精神。二、学科中应增加艺术上之训练。就享受言之，使有悠悠自得之乐；就创造言之，使人类精神生活趋于丰富。三、学科中应发扬人类自由意志之大义，以鼓其社会改造之勇气。”这就是张君劢所谓的“玄学教育”。后来，张君劢也补充道：“假令以上评价之标准不谬，则教育方针，可得而言：人生在世，计有五方面：日形上，日审美，日意志，日理智，日身体。”
四
人生观论战已经远离我们80年了，但我们往往还会感受到那场论战的价值。回顾论战，李泽厚先生曾指出，这场论战所“提出问题的敏锐度和讨论的深度，在某些地方也并不比六十年后的今天逊色”，值得我们细细品尝。
科学派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因此要大力发展科学。这在什么时候看来都不过分，何况在科学落后，迷信盛行的旧中国呢?科学能影响人生问题，愚昧迷信的确害人，这话也不假。但不能由此说科学就能包办一切，僭越所有领域，摒除其他形态的知识；另外，没有人文指导的科学，犹如没有缰绳的野马，又似“番多拉盒子”，这些恐怕不是什么盛世危言。就今天来说，科学发展到非常的地步，但人生观问题解决了吗，解决地比以前就好吗?这个问题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方面是网络化、数字化、“克隆”技术、航空航天等令人神驰心醉；另一方面，生态危机、能源短缺、道德滑坡、信仰危机让人心慌意乱。科学派的药方显然是不灵验的，难经得住推敲，也是很危险的。
说来说去，玄学派基本观点不外乎有两个：一是强调人生观的特殊性，反对科学万能观，但并不反对科学；二是提倡人的主观能动性，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追求道德人生。这些观点总体上可能要更符合20世纪以来的哲学发展和教育述求。当然，在人生观问题上，玄学派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窠臼。但不能否认他们在整个知识观上已显现出融和的姿态(尽管这种融和还很勉强)；也不能否认他们所开具的教育良方的更有参考价值。今天的教育改革中，强调要发展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让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互相渗透，不能不说与玄学派的精神相吻合。不过，玄学派强调对民族文化信心恢复和创造性发展，应该；把人文教育皈依于宋明儒学，这里就尚难完全苟同了。
一
1923年2月14日，清华大学师生迎来了“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从欧洲游学归国不久的哲学家张君劢，他为清华学子作一场关于人生观的演讲。此次演讲是张君劢对梁启超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进一步发挥(1918年张君劢随同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的梁启超前往法、德等国进行了一次游历，梁回国后写下了此文，而张留下师从德国大哲学家倭伊铿直到1922年)，告诫青年人科学并非万能，它不能包办一切，代替一切，更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演讲稿随后发表在《清华周刊》第272期上。这篇演讲对思想界、知识界产生巨大影响，对于当时崇尚科学的年青学子来说无疑感到震惊；对于致力于宣扬科学、提倡民主的科学派来说更是无法容忍，他们立即回应。其急先锋就是张君劢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丁文江与张君劢曾一同追随梁启超，1918年也随同梁启超到欧洲考察)。在清华与张君劢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反复辩论而无果后，愤然离去，写下了《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并发表在科学派主办的《努力周报》上。丁文江在文中批判张君劢为玄学鬼附身，提出了“打倒玄学鬼”的口号，并宣扬科学万能精神，由此揭开了论战的序幕。随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论战之中，涉及到中国大半个知识界，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其中既有当时学术泰斗，也有后起之秀。新文化领袖之一的胡适显然站在科学派一边，并成为科学派主将；而梁启超似乎以中立身份出现，但明显倾向玄学派，成为玄学派阵营盟主。所以有人认为，这次论战其实就是梁启超和胡适之间的对峙。论战一直持续了大半年才鸣锣收兵。年底，上海泰东书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对论战成果进行了整理，出了两个集子。前者名日《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序；后者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由陈独秀和胡适作序，可见，收罗的文章差别不大，但立场迥然不同。由于陈独秀在序言中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对论战的双方进行了评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引发胡适、张君劢等人的反驳，由此论战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了三家鼎立的局面，场面也就更加巍巍壮观了。
二
反观这场论战，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二是有无科学的人生观。其中前一个问题更为根本，决定后一个问题。
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玄学派各自做了详细的回答。张君劢反对科学解决能人生观，主要从人生观与科学不同之处寻找了五大理由：第一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方法所支配，论理学有三公例(同一、矛盾、排中)，而人生观则起与直觉：第三，科学关键在于分析，人生观则要综合；第四，科学为因果率支配，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所支配；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的单一性，各有不同，无规律可寻。张君劢的结论是，“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张君劢不认为有统一的人生观，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科学人生观。他说：“人之生于世也，内日精神，外日物质。内之精神变动而不居，外之物质凝滞而不进。”“我对于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有所观察也，主张也，希望，要求也，是之谓人生观。”它是“天下古今之最不能同一者”。他举例到，苏格拉底未必见得有多少科学知识，而大科学家道德低下的也不少。
简言之，人生观受自由意志支配，没有统一规律可寻，科学(在张君劢主要指自然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对于玄学派的“谬论”，科学派除了以“玄学鬼”等蔑称加以斥责外，更加强调了科学万能。丁文江说，“科学上所谓公例，是说明我们所观察的事实的方法，若是不适用新发见的事实，随时可以变更。”科学万能，不是说是科学结论是万能的，而是指科学方法是万能的，科学方法是普遍适用于各个领域，包括人的精神领域。胡适坚信自己“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科学观。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
那么科学派如何看待人生观的各异现象呢?如何解决人类社会中“忽君主，忽民主”，“孔子的行健与老子的无为，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等这些人生问题上的不统一问题呢?这的确是个挑战，但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科学派首先只好承认人生观不能统一的事实，但又摆出了实证主义的观点，把问题抛了回来。丁文江说：“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远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并大骂“玄学家先存了一个成见，说科学方法不适用于人生观；世界上的玄学家一天没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观不能统一。”
科学派到底还是要回答什么是统一的科学的人生观。吴稚辉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文中，提出所谓“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认为人是“宇宙万物中叫做动物的动物”，“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在“宇宙大剧场”出台演唱，而“两手动物戏”——人生的内容，就是“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三件事。
胡适虽然称吴稚辉先生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已给我们做下了一个好榜样。但其实不满意，然后自己提出了“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声称自己的新人生观是根据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古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等科学知识提出来的，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严格大假设”。他说：“依我个人想起来，人类的人生观总应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一致的可能。”“拿什么东西来做人生观的‘最低限度的一致，呢?我的回答是：拿今日科学家平 心静气地，破除成见地，公同承认的‘科学观’来做人类人生观的最低限度的一致。”要达到最低限度的一致，需要“奋斗”，并且认为：“我们的真正敌人不是对方；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成见’，是‘不思想’。我们向旧思想和旧信仰作战，其实只是很诚恳地请求旧思想和旧信仰势力之下的朋友们起来向‘成见’和‘不思想’作战。”
三
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都认为中国人的人生观存在大问题，急待解决，不过方案炯异。科学派认为人生观问题是科学不发达的结果，只有依靠科学包办，因此必须大力提倡科学教育。胡适说，“我们因为深信人生观是因知识经验而变换的，所以深信宣传与教育的效果可以使人类的人生观得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一致。”丁文江称，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科学派普遍认为，科学能增强人的智力，提高审美能力，培养德行，最终能改良人生观。如任鸿隽指出，“科学既能通过改进物质文明间接地改良人生观，也能通过教育和训练直接产生出各种高尚的人生观：研究科学的人，都有一种猛勇前进、尽瘁于真理、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观；科学探讨的精神，可以打破一切偏见私意，使人心胸开阔、目标远大：研究科学的人，事事都要求得一个理由，不惮与前人的名论或社会成见宣战。”一句话，发展科学教育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唯一道路。
玄学派把人生观从科学的领地划出，因此解救人生问题不能依靠科学，他们所开出的良方自然在于玄学。什么是玄学，“玄学之名，本作为超物理超感觉的解释。惟其有此解释，于是凡属感官以上者，概以归之玄学。”这里张君劢主要吸收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对玄学进行了新的阐释。“此新玄学特点，日人生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日自由意志之阐发，日人类行为可以参与宇宙实在。”由于儒家讲“至诚”、“尽其性”。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孟子主张“求放心”宋明理学直接继承心性学说，因此，张君劢极力推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指出在人欲横流之际，“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真可谓其功不在禹下者焉。”
知识是经验层面上的综合，人的精神需要超越知识经验层面，所以张君劢强调：“惟其不甘于经验界而已足，乃由经验而入于形上界。此人类思想上当然之阶段，岂得以其为空谭而摒之哉?兹更举吾之立脚点：一、知识以觉摄于概念相合而成。二、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三、超于科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四、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
在教育上张君劢主张教育方针应当改革，并提出了三点改进意见：“一、学科中应加超官觉超自然(supernatural)之条目，使学生知宇宙之大，庶几减少其物质欲望，算帐心理，而发达其舍己为人，为全体努力之精神。二、学科中应增加艺术上之训练。就享受言之，使有悠悠自得之乐；就创造言之，使人类精神生活趋于丰富。三、学科中应发扬人类自由意志之大义，以鼓其社会改造之勇气。”这就是张君劢所谓的“玄学教育”。后来，张君劢也补充道：“假令以上评价之标准不谬，则教育方针，可得而言：人生在世，计有五方面：日形上，日审美，日意志，日理智，日身体。”
四
人生观论战已经远离我们80年了，但我们往往还会感受到那场论战的价值。回顾论战，李泽厚先生曾指出，这场论战所“提出问题的敏锐度和讨论的深度，在某些地方也并不比六十年后的今天逊色”，值得我们细细品尝。
科学派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因此要大力发展科学。这在什么时候看来都不过分，何况在科学落后，迷信盛行的旧中国呢?科学能影响人生问题，愚昧迷信的确害人，这话也不假。但不能由此说科学就能包办一切，僭越所有领域，摒除其他形态的知识；另外，没有人文指导的科学，犹如没有缰绳的野马，又似“番多拉盒子”，这些恐怕不是什么盛世危言。就今天来说，科学发展到非常的地步，但人生观问题解决了吗，解决地比以前就好吗?这个问题看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方面是网络化、数字化、“克隆”技术、航空航天等令人神驰心醉；另一方面，生态危机、能源短缺、道德滑坡、信仰危机让人心慌意乱。科学派的药方显然是不灵验的，难经得住推敲，也是很危险的。
说来说去，玄学派基本观点不外乎有两个：一是强调人生观的特殊性，反对科学万能观，但并不反对科学；二是提倡人的主观能动性，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追求道德人生。这些观点总体上可能要更符合20世纪以来的哲学发展和教育述求。当然，在人生观问题上，玄学派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窠臼。但不能否认他们在整个知识观上已显现出融和的姿态(尽管这种融和还很勉强)；也不能否认他们所开具的教育良方的更有参考价值。今天的教育改革中，强调要发展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让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互相渗透，不能不说与玄学派的精神相吻合。不过，玄学派强调对民族文化信心恢复和创造性发展，应该；把人文教育皈依于宋明儒学，这里就尚难完全苟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