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了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一个耳光……”后果很严重，契卡于一个五月之夜抄了曼德施塔姆位于莫斯科的家。那一晚，安娜·阿赫玛托娃正好在场。两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大诗人目睹了十月革命后俄国大地上司空见惯的一幕。
　　曼德施塔姆的苦难不是从一记抽向文学界大人物的耳光开始的，一记耳光不足以让当局开动国家机器切断他的脖子。是他的一首讽刺诗让他们嗅觉敏锐。那首诗中的“克里姆林宫的山民”，有蛆虫一样肥的粗手指，蟑螂般的大眼睛，说出的话像一个个秤砣。此人拍桌子，挥拳头，“给出一道又一道马掌似的命令，分别钉在部下的屁股、额头、眉毛和眼睛上”。此诗写于1933年11月，即抄家前6个月。《无题》被认为影射斯大林。
　　短短的16行诗，点燃了作者本人——诗人异常清醒的精神世界注定要在后世灼灼发光，而他尘世的肉身则被发配到远东的集中营，吃尽苦头，直至凄惨地死去。
　　以五月之夜告密者配合的抄家开始，以不确知的诗人的死结束，曼德施塔姆夫人的这部回忆录是俄国文学史上少见的一部信仰和文化之书。作者以亲历的记忆和经验，罕见地见证了布尔什维克时代的恐怖。
　　有那么一个时期，告密成了俄国大地上一道可怕的景观。诗人因诗获罪后，不仅经常性地被人告密，还成了被当局压制和消灭的对象。诗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依然故我。随着讽刺诗在文学圈的流传，麻烦开始了。第一次，他被流放到切尔登，接着是沃罗涅日，最后是远东的集中营……
　　曼德施塔姆充满活力，浑身透明；他不失幽默，洞察力惊人；喜欢交际，爱热闹，也爱香烟和茶；绝对地敏感，神经质，偏执，天真，又无可救药地直心肠。诗人的生存能力极差，在危急关头，压根儿没有一点随机应变的机敏。当绳索套上脖子的时候，他也曾试图自救——为斯大林赶写颂诗。可以说，但凡人性的弱点，他都具备。但读者通过细节感觉到的这个人，并不怯懦，反而衬出体制的冷酷——对于摧残文化人，这种体制从来不会手软。
　　除了妻子娜杰日达·曼德斯塔姆，诗人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阿赫玛托娃。他们两人同病相怜，很早就是挚友。在很多情况下，两人互相见证对方的苦难。两人的情谊是书中珍贵的一抹暖色调。这两个互相欣赏的同行，早在年轻时就形成了互相通报每一行写作成果的习惯。曼德施塔姆夫妇从沃罗涅日流放地回到莫斯科的第一天早晨，阿赫玛托娃就急匆匆赶过去看望他们。他俩也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时代实质的人。
　　有意思的是，曼德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玛托娃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被正儿八经地视为老人了。两位被边缘化的“老人”一见面，就年轻起来，虽境况凄惨，仍互相打趣，坚持自己的教养。两人无以复加地热爱普希金。阿赫玛托娃研究普希金；曼德施塔姆每次流放，除了带上但丁的《神曲》，一定会带上普希金的作品——两人都有极高的文学鉴赏力。尽管他们创作出了那个年代最好的诗歌，但在一个非文学的时代，“文学中的地位是由上级和上级委派的人来决定的”，而不是他们殚精竭虑创作的最高品级的诗。可怜两位大诗人，不仅被边缘化，不得发表作品，还被赶出了莫斯科。
　　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叶若夫时期，任何落到纸上的文字都有可能成为获罪的证据，诗人不得不将诗稿藏到枕头、炒锅或皮鞋里，最终将自己的创作藏到自己以及亲爱者的头脑中去。夫人娜杰日达的脑袋和靈魂里由此储满了天才丈夫的诗歌。这些诗，成为她血肉的一部分。这种保存和传播诗歌的方式，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也因此，这部回忆录，可以说，是从诗人遗孀的脑袋里掏出来的一个神迹。
　　回忆录不留情面地勾勒了文学界的一批老面孔，其中有高尔基，有虚伪的帕斯捷尔纳克夫人，还有假惺惺流眼泪的法捷耶夫。但也有在诗人处境艰难时给予无私帮助的大人物和小人物，前者如布哈林——曼德施塔姆夫人坚持认为他丈夫“一生中仅有的几缕阳光均归功于布哈林”；后者如那位押送诗人去切尔登的押解员奥西卡，此人在押送途中尽量帮助诗人，甚至在移交时还假传指示关照前来交接的警备长要照顾好“这一只特别的鸟”。谢天谢地，正是良知未泯的这个小人物，诗人第一次流放中少吃了不少苦头。
　　曼德施塔姆的后半生是“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左奔右突”度过的，不幸那两边都架着冒烟的焚尸炉。被告密，被朋友出卖，被谩骂，忍饥挨饿，是夫妇俩生活的常态。因为感同身受，曼德施塔姆夫人对人性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刻的看法。
　　回忆录探讨了20世纪的失败——恶毁灭了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其中包括人类创造的灿烂文化和文明。对苦难的思考能够上升到这个高度，在笔者所见的回忆录中，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