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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正统观，在古代中国，指的是关于天下最高统治权之合法性的观念。“正统”（关于“正统”一词的含义，可参见拙作《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一词出现较晚，大概是在汉代，但关于天下最高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思想，据可信的资料，则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书》、《诗》中的天命思想是其代表。
一研读今文《尚书》，可以看到，在商代，就有王朝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最高统治的合法性可以溯源于天和天命的思想。《盘庚》三篇是关于商朝迁殷过程中商王盘庚对部众的几次训话，以文告的形式保存下来。学者根据出土殷墟卜辞，证明《盘庚》的内容基本上是可信的。在该篇中，盘庚多次以天或天命的名义，教训大臣部众，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迁到新的都城，并定居在那里。他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孔传：“先王有所服行，敬谨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迁辄迁。”盘庚又说：“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孔传：“天将绝命，尚无知之，况能从先王之业乎？”盘庚又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礛绥四方。”孔传：“言天其长我命于此新邑，不可不徙。”［1］(《盘庚》)从这些谈话可知，在盘庚看来，上天以“不常宁”提醒殷人必须迁徙，这种“不常宁”表示“天将绝命”；而迁徙到新的都城，就是“天其永我命”。可见，这里的天是一意要迁徙的，与盘庚的意志相同。通过这段训话可知，在商人的心目中，王朝的施政措施应该顺从天意。不用说，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当然也是由天命决定的。
据《商书》另一篇《西伯戡黎》记载，周文王剪商，打败了商的与国黎，这时候，商朝的大臣祖伊十分恐惧，向殷纣王进言：“天子，天既讫我殷命……非先王不相我后人，唯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上天已经终止了授予我殷人的大命，这不是我们的先王不保佑我们这些后人，只是大王您淫逸、懈怠，自绝于天，所以天才抛弃了我们。对于这些话，纣非但不听，反而狂妄地宣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1］（《西伯戡黎》）从祖伊的话，可看出，王朝统治是由天命决定的；殷纣王迷信天命永远站在自己一边，不会改变。后世儒家经典《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2］（《表记》）。可见，殷人迷信鬼神，到了后代，在人们的记忆中仍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也说明，殷人以天命作为自己拥有天下统治权的合法依据，他们中的某些人（如纣）相信他们的正统地位将永世长存，这在宗教信仰上是有根基的。
不过，祖伊却认识到“唯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天是根据天子的表现来决定是否支持其统治的，因此王朝合法统治的根据中就有了人为的因素。这说明，部分殷人对流行的天命永佑的神话，产生了怀疑，是一种理性的觉醒。
二据《尚书》可知，在殷周递嬗过程中，周人又对天命观念进行了改造，使传统的天命正统观念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内涵，奠定了后来中国文明发展的基础。
《史记》记载，武王灭商以后，回到镐京，夜不能寐。弟弟周公来访，问为什么睡不着。武王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3］（卷4，《周本纪》）原来，商是天下共主，是统治万邦的王朝，在周人眼里，是“天邑商”（《多士》）、“大邦殷”、“大国殷”（《召诰》），而自己则是“我小国”（《多士》）、“我小邦周”（《大诰》）［注：①《诗·大雅·大明》也称商朝为“大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大邦殷”、“天邑商”，却在牧野一战中被消灭，这怎能不令“小邦周”震惊呢？如果说统治天下一定是天命的体现，那么，殷周递嬗不恰恰说明，当初在商朝那一边的天命此时却转到周人这一边了吗？天命不就是可以转移的了吗？如果这个道理说得通，那么，总有一天周朝也会面临失去天命，从而失去天下的危险呀。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厄运呢？怎样才能永保天命呢？想到这些，作为周朝的统治者，当然不会睡踏实了。不过，对于这场历史变局，武王和周公，特别是周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发现了背后的历史原因，并为周朝的正统地位，为周朝的施政原则，找到了合乎理性的解释。这些思想，主要保留在今文《尚书》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无逸》、《君睪》等篇里面，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唯命不于常”，“天不可信”。殷纣王迷信天命，以为天命不变，永远站在自己一边。可是历史事实无情地打破了他的迷信。天命无常，它更改了。于是，传统的正统观念出现了危机。怎样重新认识王朝统治的合法根据呢？怎样重建王朝统治的合法基础呢？怎样重新确立正统观念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周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周初诸诰中，他反复强调一个重要发现：“若天蓒忱……天命不易，天难谌……天不可信”（《君睪》），“天蓒忱辞”（《大诰》），“唯命不于常”（《康诰》）。原来荣膺天命的王朝，可以失落天命，降为邦国，这叫做“坠厥命”；原来的邦国，可以获得天命而成为统治天下的王朝，这叫做“受厥命”。殷周递嬗就是商朝“坠厥命”和周邦“受厥命”的过程。
第二，“天蓒忱辞，其考我民”。那么，天命变化有没有一定的根据呢？周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天只有一个，天命也只有一个，周所得到的天命，就是原来在殷人那里的那个天命［注：①参阅《尚书·君睪》：“弗?，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唯时受有殷命哉”；《酒诰》：“唯天降命……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天命具有民本精神，天爱一个统治者，不仅是为了这个统治者本人，更是为了被他统治的人民。《大诰》所谓的“天蓒忱辞，其考我民”［1］（《大诰》），民是天命的根据。拥有天命的，必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统治者，不然，就被唾弃。
第三，“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在周公看来，上天之所以要以民为本，天命之所以会转移，原因在于，所有的人都是天之子，而天子不过是天的长子。国家治理得好坏，要以民的评价为准，而责任，则由当家的长子（即天子）来负，如果总是治理不好，那就要换一个当家的。“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有王虽小，元子哉！”［1］（《召诰》）这段话说的正是殷纣王失去元子地位，而周成王年纪虽小，却有元子身份。
第四，“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多士》乃周公代替成王对殷遗民的训话。在这篇文告中，周公指出：上天降大丧于殷，命周致王者之诛。不是我们小邦周敢于妄自取代殷命，实在是上帝之命，不敢违抗。诚如你们所知，当年有夏淫逸，废弃天命，上天便命你们殷人的先祖成汤革夏。从成汤到帝乙，无不明德恤祀，不敢失常。只是到了殷纣王，“诞淫厥氵失，罔顾于天”，这样，上帝不保，降下如此大丧。告诉诸位殷人，如今我们周王，奉上天之命，割绝殷命，就像你们殷的先人对夏所做的那样。你们的先人“有册有典”，明明写着“殷革夏命”呀！［1］（《多士》）周公在这里是用“殷革夏命”的历史来说明殷周递嬗的合理性，有把夏商周三代更替的历史哲理化、普遍化的意味，具有天命史观的特点（《召诰》中也有类似论述）。
第五，“敬德”“保民”。《召诰》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唯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唯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唯兹二国命，嗣若功。……王其疾敬德……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１］（《召诰》）《无逸》：“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其在祖甲……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呜呼！厥亦唯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国五十年。”［1］（《无逸》）“唯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礻氏礻氏，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唯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天畏蓒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亦唯助王宅天命，作新民。”［1］（《康诰》）这三段文字意义相近，总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得失兴亡全在是否敬德，而敬德在保民，敬德保民者，才可受天命。
三《诗经》中的正统观念，主要是周人的，与《尚书》的天命论基本一致。如，《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聿修厥德，永言配命。……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于殷，骏命不易。”［4］（《大雅·文王》）其中有天命无常（“天命靡常”）、敬修厥德（“聿修厥德”）、以殷为鉴（“宜监于殷”）等思想。《大雅·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4］（《大雅·文明》）其中有以德受命（“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不可信（“天难忱斯”）、改厥元子（“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注：②《大雅·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毛传：“为之君，为之大宗也。”《大雅·板》：“大宗维翰。”毛传：“王者天下之大宗。”可见，在周人传统中，君主的确是作为元子（即大宗，或称宗子）看待的。］)、代天伐商（“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等思想。
此外，像《大雅·皇矣》：“帝谓文王……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4］（《大雅·皇矣》）文王受命为王，周为万邦之邦。《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4］（《大雅·荡》）以民为本，以商汤割夏的历史，说明周代殷命的合法性。《周颂·昊天有成命》、《周颂·桓》等篇中也有相近思想。《大雅·生民》、《鲁颂·?宫》则是周人对上帝降生周族祖先弃到武王取得天下的历史的咏叹。
《商颂》中有《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诸篇，从上帝立子生商，到商汤夺取夏朝政权，到商朝统治天下，多以天命思想颂扬商朝祖先的功烈。这些诗篇都是宋国庙堂中的颂歌，系对祖先功业的缅怀。在周人看来，这些诗篇从敬德和天命的普遍意义上，为周人荣膺天命，获得正统资格，从而取代商朝对天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根据以上对《书》、《诗》的考察，可知，殷周之际，人们开始相信天命是天下的最高统治权——王权——的合法依据。静止地看，天只有一个，天下只有一个，天命也只有一个，天子也只能有一个，但历史地看，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天子也不会总是一家一族来做，天命转移的根据在于能否敬德保民。这样的正统思想在古代其他文明中还不曾见到。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得益于殷周之际形成的天命正统观。
参考文献
［1］孔颖达.尚书正义［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孔颖达.礼记正义［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孔颖达.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一研读今文《尚书》，可以看到，在商代，就有王朝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最高统治的合法性可以溯源于天和天命的思想。《盘庚》三篇是关于商朝迁殷过程中商王盘庚对部众的几次训话，以文告的形式保存下来。学者根据出土殷墟卜辞，证明《盘庚》的内容基本上是可信的。在该篇中，盘庚多次以天或天命的名义，教训大臣部众，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迁到新的都城，并定居在那里。他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孔传：“先王有所服行，敬谨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迁辄迁。”盘庚又说：“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孔传：“天将绝命，尚无知之，况能从先王之业乎？”盘庚又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礛绥四方。”孔传：“言天其长我命于此新邑，不可不徙。”［1］(《盘庚》)从这些谈话可知，在盘庚看来，上天以“不常宁”提醒殷人必须迁徙，这种“不常宁”表示“天将绝命”；而迁徙到新的都城，就是“天其永我命”。可见，这里的天是一意要迁徙的，与盘庚的意志相同。通过这段训话可知，在商人的心目中，王朝的施政措施应该顺从天意。不用说，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当然也是由天命决定的。
据《商书》另一篇《西伯戡黎》记载，周文王剪商，打败了商的与国黎，这时候，商朝的大臣祖伊十分恐惧，向殷纣王进言：“天子，天既讫我殷命……非先王不相我后人，唯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上天已经终止了授予我殷人的大命，这不是我们的先王不保佑我们这些后人，只是大王您淫逸、懈怠，自绝于天，所以天才抛弃了我们。对于这些话，纣非但不听，反而狂妄地宣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1］（《西伯戡黎》）从祖伊的话，可看出，王朝统治是由天命决定的；殷纣王迷信天命永远站在自己一边，不会改变。后世儒家经典《礼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2］（《表记》）。可见，殷人迷信鬼神，到了后代，在人们的记忆中仍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时也说明，殷人以天命作为自己拥有天下统治权的合法依据，他们中的某些人（如纣）相信他们的正统地位将永世长存，这在宗教信仰上是有根基的。
不过，祖伊却认识到“唯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天是根据天子的表现来决定是否支持其统治的，因此王朝合法统治的根据中就有了人为的因素。这说明，部分殷人对流行的天命永佑的神话，产生了怀疑，是一种理性的觉醒。
二据《尚书》可知，在殷周递嬗过程中，周人又对天命观念进行了改造，使传统的天命正统观念增加了更多的理性内涵，奠定了后来中国文明发展的基础。
《史记》记载，武王灭商以后，回到镐京，夜不能寐。弟弟周公来访，问为什么睡不着。武王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3］（卷4，《周本纪》）原来，商是天下共主，是统治万邦的王朝，在周人眼里，是“天邑商”（《多士》）、“大邦殷”、“大国殷”（《召诰》），而自己则是“我小国”（《多士》）、“我小邦周”（《大诰》）［注：①《诗·大雅·大明》也称商朝为“大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大邦殷”、“天邑商”，却在牧野一战中被消灭，这怎能不令“小邦周”震惊呢？如果说统治天下一定是天命的体现，那么，殷周递嬗不恰恰说明，当初在商朝那一边的天命此时却转到周人这一边了吗？天命不就是可以转移的了吗？如果这个道理说得通，那么，总有一天周朝也会面临失去天命，从而失去天下的危险呀。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厄运呢？怎样才能永保天命呢？想到这些，作为周朝的统治者，当然不会睡踏实了。不过，对于这场历史变局，武王和周公，特别是周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发现了背后的历史原因，并为周朝的正统地位，为周朝的施政原则，找到了合乎理性的解释。这些思想，主要保留在今文《尚书》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无逸》、《君睪》等篇里面，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唯命不于常”，“天不可信”。殷纣王迷信天命，以为天命不变，永远站在自己一边。可是历史事实无情地打破了他的迷信。天命无常，它更改了。于是，传统的正统观念出现了危机。怎样重新认识王朝统治的合法根据呢？怎样重建王朝统治的合法基础呢？怎样重新确立正统观念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周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周初诸诰中，他反复强调一个重要发现：“若天蓒忱……天命不易，天难谌……天不可信”（《君睪》），“天蓒忱辞”（《大诰》），“唯命不于常”（《康诰》）。原来荣膺天命的王朝，可以失落天命，降为邦国，这叫做“坠厥命”；原来的邦国，可以获得天命而成为统治天下的王朝，这叫做“受厥命”。殷周递嬗就是商朝“坠厥命”和周邦“受厥命”的过程。
第二，“天蓒忱辞，其考我民”。那么，天命变化有没有一定的根据呢？周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天只有一个，天命也只有一个，周所得到的天命，就是原来在殷人那里的那个天命［注：①参阅《尚书·君睪》：“弗?，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唯时受有殷命哉”；《酒诰》：“唯天降命……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天命具有民本精神，天爱一个统治者，不仅是为了这个统治者本人，更是为了被他统治的人民。《大诰》所谓的“天蓒忱辞，其考我民”［1］（《大诰》），民是天命的根据。拥有天命的，必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统治者，不然，就被唾弃。
第三，“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在周公看来，上天之所以要以民为本，天命之所以会转移，原因在于，所有的人都是天之子，而天子不过是天的长子。国家治理得好坏，要以民的评价为准，而责任，则由当家的长子（即天子）来负，如果总是治理不好，那就要换一个当家的。“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有王虽小，元子哉！”［1］（《召诰》）这段话说的正是殷纣王失去元子地位，而周成王年纪虽小，却有元子身份。
第四，“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多士》乃周公代替成王对殷遗民的训话。在这篇文告中，周公指出：上天降大丧于殷，命周致王者之诛。不是我们小邦周敢于妄自取代殷命，实在是上帝之命，不敢违抗。诚如你们所知，当年有夏淫逸，废弃天命，上天便命你们殷人的先祖成汤革夏。从成汤到帝乙，无不明德恤祀，不敢失常。只是到了殷纣王，“诞淫厥氵失，罔顾于天”，这样，上帝不保，降下如此大丧。告诉诸位殷人，如今我们周王，奉上天之命，割绝殷命，就像你们殷的先人对夏所做的那样。你们的先人“有册有典”，明明写着“殷革夏命”呀！［1］（《多士》）周公在这里是用“殷革夏命”的历史来说明殷周递嬗的合理性，有把夏商周三代更替的历史哲理化、普遍化的意味，具有天命史观的特点（《召诰》中也有类似论述）。
第五，“敬德”“保民”。《召诰》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唯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唯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唯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唯兹二国命，嗣若功。……王其疾敬德……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１］（《召诰》）《无逸》：“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其在祖甲……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呜呼！厥亦唯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国五十年。”［1］（《无逸》）“唯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礻氏礻氏，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唯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天畏蓒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亦唯助王宅天命，作新民。”［1］（《康诰》）这三段文字意义相近，总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得失兴亡全在是否敬德，而敬德在保民，敬德保民者，才可受天命。
三《诗经》中的正统观念，主要是周人的，与《尚书》的天命论基本一致。如，《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聿修厥德，永言配命。……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监于殷，骏命不易。”［4］（《大雅·文王》）其中有天命无常（“天命靡常”）、敬修厥德（“聿修厥德”）、以殷为鉴（“宜监于殷”）等思想。《大雅·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4］（《大雅·文明》）其中有以德受命（“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不可信（“天难忱斯”）、改厥元子（“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注：②《大雅·公刘》：“食之饮之，君之宗之。”毛传：“为之君，为之大宗也。”《大雅·板》：“大宗维翰。”毛传：“王者天下之大宗。”可见，在周人传统中，君主的确是作为元子（即大宗，或称宗子）看待的。］)、代天伐商（“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等思想。
此外，像《大雅·皇矣》：“帝谓文王……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4］（《大雅·皇矣》）文王受命为王，周为万邦之邦。《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4］（《大雅·荡》）以民为本，以商汤割夏的历史，说明周代殷命的合法性。《周颂·昊天有成命》、《周颂·桓》等篇中也有相近思想。《大雅·生民》、《鲁颂·?宫》则是周人对上帝降生周族祖先弃到武王取得天下的历史的咏叹。
《商颂》中有《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诸篇，从上帝立子生商，到商汤夺取夏朝政权，到商朝统治天下，多以天命思想颂扬商朝祖先的功烈。这些诗篇都是宋国庙堂中的颂歌，系对祖先功业的缅怀。在周人看来，这些诗篇从敬德和天命的普遍意义上，为周人荣膺天命，获得正统资格，从而取代商朝对天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根据以上对《书》、《诗》的考察，可知，殷周之际，人们开始相信天命是天下的最高统治权——王权——的合法依据。静止地看，天只有一个，天下只有一个，天命也只有一个，天子也只能有一个，但历史地看，天命是可以转移的，天子也不会总是一家一族来做，天命转移的根据在于能否敬德保民。这样的正统思想在古代其他文明中还不曾见到。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得益于殷周之际形成的天命正统观。
参考文献
［1］孔颖达.尚书正义［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孔颖达.礼记正义［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孔颖达.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C］.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