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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普通的榕树，在账面上身价高达10余万元；一项实际支出60多万元的城市绿化工程，账面支付款却“疯涨”到了150多万元……当前，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特别是当前地方政府政绩园林绿化投资冲动，大树进城、名木进城使园林绿化成了一个热门的行业，也成了腐败的高发区。
绿化腐败频发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原园林绿化局局长赵桂强因收受贿赂55万余元，并有16l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目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丽江市古城区纪委负责人介绍，今年初，有人向云南省纪委实名举报赵桂强受贿等违法违纪事实，省纪委随即要求古城区纪委查办。古城区接到省纪委来函后，从2月起对赵桂强采取措施查办后，移交给司法机关。从举报到8月市中院终审判决，古城区纪委和司法机关在上级支持下，仅用了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案件的查办和审判工作。
记者从古城区检察院了解到，检察机关指控赵桂强自2005年7月任古城区闶林绿化管理局局长职务以来，利用职务之便，在丽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发包和实施过程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园艺绿化乙方的贿赂款物共计50余万元。赵桂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他家共有资产折合人民币340余万元，扣除其债务47万元后，仍有160余万元无法说清来源。
古城区法院一审认定，赵桂强收受贿赂55万余元。有161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依法判处赵桂强有期徒刑13年。
当前，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特别是当前地方政府政绩园林绿化投资冲动，大树进城、名木进城使园林绿化成了一个热门的行业，也成了腐败的高发区。
近年来，重庆、杭州、郴州等地均曝出了园林领域的腐败案。广西防城港市园林管理处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及一名会计在园林绿化工作中发生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窝案”，其中管理处原主任赵莉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11次贪污公款170多万元、受贿3.8万元。
绿化背后的腐败交易
“一项普通绿化工程，财政预算投资200多万元，而实际丁程造价只需六七十万元，即使是通过虚开发票套取70多万后，也没达到预算的投入额度。”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钟健针对防城港市园林处这起“窝案”认为，由于园林绿化工程领域包含较多技术含量和设计因素、采购招标无意可循、许多项目不透明，导致监管难度大，容易滋生腐败。
1.定价随意性大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汜者，对于苘木特别是古树名木来说，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又具有唯一性，无法做到由物价部门统一定价。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以地面以上1米左右的树木胸径为指标制定指导价，但树木枝’广支数、树冠形状、树高等都难以做出统一的指标，导致价格随意性很大。
一棵并非名贵树种的榕树，单价竟然高达10万余元！在防城港园林绿化“窝案”中，一张采购7棵大榕树的发票牵出了这一腐败案。
2.采购招标无章可循
“一般标的物会有规定的指标，相关技术参数容易确定，可以通过‘货比三家’确定性价比较高的商品，但这一常规方式在园林绿化行业实行却很难，留下了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业内人士介绍。
记者了解到，由于当前城市绿化的巨大需求，银杏、桂花、红豆杉、香樟等名贵树种奇货可居，这样的“大树进城”不仅破坏了农村的生态，导致大量的古树名木在迁移中死亡，还滋生出一条“黑色利益链”。
业内人士称，园林绿化工程包括景观设计、土方工程、给水排水、后期管护等等，涉及规划、工程发包、工程选材监理等环节，在这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牟利空间。“以一棵原产地2万元的银杏树为例，供货商赚取2万元利润，加上运输费和预留回扣，最后开价一棵可能就达10多万元。”
3.移栽、补种无序，循环腐败受益
苗木难以像一般物品一样登记人固定资产库，移植到城市的树木。成活率是个未知数，后期补种资金也给腐败留下了滋生空间。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比较廉价的小灌木，实际种植数根本无法量化，种七八千株人账1万株，很难发现。
有一些地方的园林绿化部门，利用城市道路扩张之机将树木移走，购买新树种植，再将原来移走的树“购买”回城市种植，循环获取利益，有的还以补种、护理为由长期获取利益。
据了解，赵桂强担任古城区园林绿化局局长的数年间，正是丽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之际，作为正科级基层领导干部的赵桂强一方面为丽江“变美变绿”付出了大量辛苦劳动；另一方面，由于对涉及大额资金的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拥有发包权，在利诱面前没能把持好自己，走上了腐败道路。
4.监管难度大
在某大型园林王程做监理高级工程师黎先生告诉记者，为压缩相关人员权力寻租的空间，在工程的苗木购买过程中采取了多部门多人参与询价的办法。他同时坦陈，多部门多人参与询价对于预防腐败作用有限。“供货商可以当场喊高价，背后再给关键人员‘回扣’。”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廖家胜认为，园林工程中即便通过招标形式购买苗木，也难以做到相关人员不在其中拿“回扣”。陪标、议标、围标等各种违规操作也可能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现。
钟健说，园林工程管理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是这个行业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云南省行政学院教授綦长青认为，对于涉及工程等巨大经济利益的项目及公务人员，纪委监察部门和审计等监督不能缺位。要减少丁程中的随意性，在事中和事后都必须审计。同时，还要加大普通群众对于重大决策的知情权、监督权。
摘自《东方早报》2012.8.20
绿化腐败频发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原园林绿化局局长赵桂强因收受贿赂55万余元，并有16l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目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3年。
丽江市古城区纪委负责人介绍，今年初，有人向云南省纪委实名举报赵桂强受贿等违法违纪事实，省纪委随即要求古城区纪委查办。古城区接到省纪委来函后，从2月起对赵桂强采取措施查办后，移交给司法机关。从举报到8月市中院终审判决，古城区纪委和司法机关在上级支持下，仅用了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案件的查办和审判工作。
记者从古城区检察院了解到，检察机关指控赵桂强自2005年7月任古城区闶林绿化管理局局长职务以来，利用职务之便，在丽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发包和实施过程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园艺绿化乙方的贿赂款物共计50余万元。赵桂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其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他家共有资产折合人民币340余万元，扣除其债务47万元后，仍有160余万元无法说清来源。
古城区法院一审认定，赵桂强收受贿赂55万余元。有161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依法判处赵桂强有期徒刑13年。
当前，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特别是当前地方政府政绩园林绿化投资冲动，大树进城、名木进城使园林绿化成了一个热门的行业，也成了腐败的高发区。
近年来，重庆、杭州、郴州等地均曝出了园林领域的腐败案。广西防城港市园林管理处一名主任、两名副主任及一名会计在园林绿化工作中发生贪污、受贿和职务侵占“窝案”，其中管理处原主任赵莉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11次贪污公款170多万元、受贿3.8万元。
绿化背后的腐败交易
“一项普通绿化工程，财政预算投资200多万元，而实际丁程造价只需六七十万元，即使是通过虚开发票套取70多万后，也没达到预算的投入额度。”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钟健针对防城港市园林处这起“窝案”认为，由于园林绿化工程领域包含较多技术含量和设计因素、采购招标无意可循、许多项目不透明，导致监管难度大，容易滋生腐败。
1.定价随意性大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汜者，对于苘木特别是古树名木来说，个体差异性非常大，又具有唯一性，无法做到由物价部门统一定价。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以地面以上1米左右的树木胸径为指标制定指导价，但树木枝’广支数、树冠形状、树高等都难以做出统一的指标，导致价格随意性很大。
一棵并非名贵树种的榕树，单价竟然高达10万余元！在防城港园林绿化“窝案”中，一张采购7棵大榕树的发票牵出了这一腐败案。
2.采购招标无章可循
“一般标的物会有规定的指标，相关技术参数容易确定，可以通过‘货比三家’确定性价比较高的商品，但这一常规方式在园林绿化行业实行却很难，留下了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业内人士介绍。
记者了解到，由于当前城市绿化的巨大需求，银杏、桂花、红豆杉、香樟等名贵树种奇货可居，这样的“大树进城”不仅破坏了农村的生态，导致大量的古树名木在迁移中死亡，还滋生出一条“黑色利益链”。
业内人士称，园林绿化工程包括景观设计、土方工程、给水排水、后期管护等等，涉及规划、工程发包、工程选材监理等环节，在这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牟利空间。“以一棵原产地2万元的银杏树为例，供货商赚取2万元利润，加上运输费和预留回扣，最后开价一棵可能就达10多万元。”
3.移栽、补种无序，循环腐败受益
苗木难以像一般物品一样登记人固定资产库，移植到城市的树木。成活率是个未知数，后期补种资金也给腐败留下了滋生空间。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比较廉价的小灌木，实际种植数根本无法量化，种七八千株人账1万株，很难发现。
有一些地方的园林绿化部门，利用城市道路扩张之机将树木移走，购买新树种植，再将原来移走的树“购买”回城市种植，循环获取利益，有的还以补种、护理为由长期获取利益。
据了解，赵桂强担任古城区园林绿化局局长的数年间，正是丽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之际，作为正科级基层领导干部的赵桂强一方面为丽江“变美变绿”付出了大量辛苦劳动；另一方面，由于对涉及大额资金的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拥有发包权，在利诱面前没能把持好自己，走上了腐败道路。
4.监管难度大
在某大型园林王程做监理高级工程师黎先生告诉记者，为压缩相关人员权力寻租的空间，在工程的苗木购买过程中采取了多部门多人参与询价的办法。他同时坦陈，多部门多人参与询价对于预防腐败作用有限。“供货商可以当场喊高价，背后再给关键人员‘回扣’。”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廖家胜认为，园林工程中即便通过招标形式购买苗木，也难以做到相关人员不在其中拿“回扣”。陪标、议标、围标等各种违规操作也可能在招投标过程中出现。
钟健说，园林工程管理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是这个行业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云南省行政学院教授綦长青认为，对于涉及工程等巨大经济利益的项目及公务人员，纪委监察部门和审计等监督不能缺位。要减少丁程中的随意性，在事中和事后都必须审计。同时，还要加大普通群众对于重大决策的知情权、监督权。
摘自《东方早报》2012.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