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喜欢逛书店的人而言，叙及访书经历，从城市和书店说起似乎妥帖些。
客居牛津近一年，除却散落城中各处、风格不一的古老学院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外，谈及文化生活，牛津有三点令我颇感意外：其一，如此之多的图书馆。整个牛津共有九十六家图书馆。其中，六十九家隶属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系统。以牛津十六万的城市人口而言，拥有如此规模的图书馆，恐怕在世界范围内也属少见。更不必说，博德林图书馆拥有一千二百多万册的收藏（包括大量陶片文献、桦树皮文献、莎草纸文献，以及数量众多的珍贵手稿、抄本、刻本、摇篮本，地图、钱币、徽章、动植物标本等）和一流的数字文献，是英国、欧洲乃至国际上卓越的图书馆之一。
其二，数量可观的出版社。除了始创于十四世纪，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享誉学林的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外，牛津尚有一百五十家左右的出版社、国际知名出版公司分公司。总部设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学术出版社Peter Lang、美国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爵士初创于剑桥的社科学术出版重镇Polity Press，均在牛津设有公司或办公室。其中，牛津大学出版社、布莱克威尔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牛津分部，与牛津学者联系密切，编辑出版能力非同一般。
其三，散布于大街小巷的二手书店。与国内新书店数量远超旧书店，特别是美轮美奂的所谓“最美书店”越来越多的状况不同，牛津的二手书店数量远在新书店之上。大致而言，牛津销售新书的书店有七家：第一家是位于高街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书店（其特殊在于，它仅销售牛津版书籍，这又与国内各大学出版社的書店不同，大概只有牛津这样年出新书三四千种之多且影响力巨大的出版社才有此底气。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书店亦如此）。第二家位于宽街的布莱克威尔书店（有三家，两家在街北，分总店和音乐书店，两家书店实为一体，毗邻且地下延伸至三一学院内，地下地上共四层；一家在街南，主要销售艺术类书籍，与钱默存先生早年就读的埃塞克特学院比邻而居）。第三家水石书店，坐落于宽街与Cornmarket Road交口处，地上地下四层。第四家是博德林商店，这家书店以售卖博德林图书馆纪念品为主，其中三分之一的售卖品为书籍，除少量其他出版社的新书外，主要经营博德林图书馆出版部自己的出版品。此外，尚有两家小型书店售卖新书：其一是位于牛津富人区萨默顿的独立书店The Book House，这家有三十年历史的书店，由德国裔童书作家Renée Holler、插图艺术家 Kate Kay 和出版人David Whittaker共同创建，童书是其一大特色；其二是位于牛津主城区西北部，邻近牛津大学出版社的The Albion Beatnik。另外还有一家WHSmith，也销售新书，兼营杂货，已经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书店了。
相比而言，牛津的二手书店则多达二十余家（如果算上已经转向网络运营的诸多网上二手书店，数量则更多）。在复旦工作的十一年中，午后、傍晚也常去附近的书店走走转转，逛书店似乎成为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可惜的是，十一年里，眼见着一家家有特色的中小书店搬离的搬离，倒闭的倒闭，心中不免增添些许荒凉之感。看到眼下牛津的书店遍布城内外，依然充满活力，念及往昔复旦周边书店旧景，真是令人感慨良多。
如前所述，牛津本地居民數量不多，加上牛津大学的两万余名学生和同城的布鲁克斯大学的近两万学生，常住人口也不到二十万。人口如此少的牛津，有那么多的出版社，固然可以让人理解—毕竟牛津乃世界学术中心，有诸多一流学者，是宝贵的作者资源；而在拥有那么好、那么多图书馆可资使用的情况下，如此之多的书店，究竟何以支撑？—这自然与各书店的特色定位紧密相关。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店专注学术一隅，不夸张地说，有学术的地方便有牛津版图书，厕身牛津大学城，不读牛津版书，不到其书店，这几乎不可能；布莱克威尔本身即是一家出版社，以出版高品质的学术和文化类书籍为主，其书店也承继这一品格，浓浓的文化气息遍布书店的各个角落，在其延伸至三一学院的总店地下一层的Norringion Room的中心部分，有一开放式小型演讲区域，是书店常年举办各类讲座的地方，牛津大学各学院诸名师是此地常客，牛津学生和市民则是永远的听众；相比而言，水石书店的商业气息要浓厚不少，它自然也经营学术类书籍，但一楼大多陈列各类畅销书和明信片等文化商品，童书置于地下一层，学术书都在二层以上，其商业思维由此可见。与之相仿，二手书店也各有自己的定位。错位的市场竞争，换来的是相对稳定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生命力。七十多年前，“哑行者”蒋彝曾断断续续在牛津居留四载，在其眼中，“牛津的基调，是恒常不变”。在我看来，确也如此，至少蒋彝在其《牛津画记》中刻画的一草一木，大致如往，至今能见。书店亦如此。七十多年前的某日，蒋彝曾到访宽街上的布莱克威尔书店，想瞅瞅他此前不久出版的《约克郡谷地画记》销售情况如何。那家布莱克威尔书店，于今还立在那里迎接四方爱书人，确是“恒常不变”的象征之一了。恒常不变的还有酒吧。令我好奇的是，牛津的书店旁几乎必有酒吧，且大多历史悠久。白马酒吧夹在布莱克威尔书店中间，几乎成了书店的一部分，而鹰孩酒吧（Eagle and Child）则紧邻二手书店Oxfam。这家鹰孩的大名恐怕远在Oxfam之上，百余年来，它一直是牛津文人墨客雅集的所在。如果你走在七八十年前的牛津大街上，偶然遇到默顿学院的约翰·托尔金和莫德林学院的克莱夫·刘易斯手持拐杖结伴而来，一点也不奇怪，或许他们正在前往鹰孩去交流《指环王》和《纳尼亚传奇》中的玄奇世界呢—事实上，这家酒吧确实是他们常去之地。
在牛津，我最常去的就是鹰孩旁边这家二手书店。Oxfam的母体是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1962年后启用Oxfam之名）。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牛津大学古希腊语言与文化皇家钦定讲习教授吉尔伯特·默利（Gilbert Murray）、亨利·吉列特（Henry Gillett）医生、慈善家西奥多·米尔福德（Theodore Richard Milford）牧师、艾伦·皮姆爵士（Sir Alan Pim）等人相聚于大学教堂老图书馆，共同筹建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为二战中因受封锁缺衣少食的希腊和比利时民众提供衣物食品救济。如今，这个“委员会”早已成为国际知名的非营利慈善组织。Oxfam原本也在遍布各地的商店中附带销售二手书（俱为捐赠），但非主业。一九八七年，Oxfam在牛津的圣吉尔街（St Giles Street）开出第一家二手书店，至二○○三年时，它在英国已拥有六十余家二手书店，年销售图书一千二百多万册，营业额达到一千九百万英镑。其发展之迅速，令人瞩目。现在，Oxfam体系拥有的二手书店已达一百五十余家，是欧洲最大的二手书店销售系统。 Oxfam书店销售的书籍俱系捐赠所得。起初，由于书系捐赠，书品质量一般，店员又多由志愿者组成，缺乏书店经营经验，再加上初创时的书店阴暗潮湿，光顾者并不多。后来，Oxfam致力于招募富有经验的志愿者，不少大学退休教授、藏书家加入其中，参与书店工作并培训志愿者，二手书的最初来源、书籍分类、陈列、上架、定价，二手书经营的各个环节越做越精细，越来越专业，开始时“灰头土脸”的书店和书籍，在几年中面貌为之一新，逐步成为牛津学人和学生最喜光顾的文化场所之一。尤其常给人惊喜的是，Oxfam后来涉足珍本书的销售（来源亦是捐赠），令其逐渐摆脱了“低质地摊货”的刻板形象。二○○三年，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与默存先生同样毕业于牛津埃塞克特学院，后来兼职任教于牛津威斯敏斯特学院）的《北极光》（Northern Lights）初版本，Oxfam书店以六千英镑售出；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 初版本则售出了七千九百英镑的高价；二○一二年，出身于牛津贝里奥学院的英国伟大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一九三二年的作品《黄昏谣言》（Rumour at Nightfall）初版首印本又以一万五千英镑成交。至此，Oxfam真正成为牛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文化地标”了。
虽然Oxfam的珍本书迭有更新，但我对此并无嗜好，再加上财力有限，入手的五十多种书多系随心所欲随缘而得。虽说即兴，但英国书籍装帧之典雅，用纸之考究，印工之精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致而言，所购之书有四类：其一，牛津之书，多系英国名家摹画牛津之文学作品。其二，莎士比亚作品，各个时期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虽无多少版本价值，但因精美，所以珍爱。其三，英国文学与文化，店中文学类书籍颇不少，大致六分有其一，从经典文学作品到当代流行文学，一应俱有。其间，还曾发现英国著名小说家赫伯特·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的早期版本，虽然较珍贵，但我对其兴趣不大，遂放弃。其四，学术专著，书店的学术书之多，大概是牛津教授和学生们光顾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学术书而言，与国内社科书店仅经营人文社科类书籍不同，Oxfam的学术书门类齐全，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并重。在其地下一层，即有很多科学史、自然史、数学、化学、物理、天文等方面的专门著作，英国鸟类、英国花卉方面的专著，也屡见不鲜。
在牛津的多家书店，包括Oxfam，我发现它们大都设有关于牛津的书籍专柜。这些书，除了常见的牛津导游手册、地图册外，相关的小说、散文、随笔甚至学术著作，相当全面，粗略估计，有两三百种之多。春节期间，曾至剑桥小住数日。想不到，在这方面，剑桥的书店和牛津极其相似，很多书店中亦有专柜，专门陈列和销售剑桥之书。国内朋友Z教授早年曾遍游牛津、剑桥，以其眼光和观感，更喜剑桥，而于牛津则无甚好感。我的粗浅感受是，牛津大气，剑桥精致—牛津的道路虽然宽阔者不多，但狭长窄巷却也殊为少见；在剑桥，则有多条窄窄长长的小巷，一眼望不到尽头，伸向远方，颇有些中国江南园林城市雅趣。对国人而言，似乎更喜歡剑桥多些，金耀基之“剑桥语丝”，陈之藩之“剑河倒影”，刘兵之“剑河流水”，都写剑桥，或许是曾负笈剑桥国王学院的徐志摩之故？反倒是，国人专门描摹牛津的同类书籍较为少见（王强的《书蠹牛津消夏记》以访书为主，与前述各书不同）。其实，若说国人留学往事，牛津也许丝毫不输剑桥，除了大名鼎鼎的钱锺书，还有在牛津默顿学院研读古典学的杨宪益和他研习中文的英国太太戴乃迭。国人之喜欢剑桥，或许是剑河之水至清至柔，可泛舟，可游憩，契合中国文人梦想；而牛津之水浩荡奔涌，横野粗狂，似与中国文人气质不符。事实上，与国人的印象不同，英国人似乎更爱牛津。从书店入手牛津之书中的三本均系名家名作—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的《牛津》、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的《牛津》以及贾斯汀·卡特莱特（Justin Cartwright）的《秘密花园：再访牛津》，多年来一直重版不断，即是明证。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莫里斯的那本—不仅是书写得好，还因为莫里斯是个有故事的人。生于一九二六年的莫里斯，曾是英国皇家枪骑兵中的一员，后来任职于《泰晤士报》，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作过珠峰测量队首测珠峰高度之报道。半个世纪里，莫里斯走遍了大半个世界，创作了五十余部作品，涉及旅行文学、散文、随笔、小说、传记、历史等多个门类，誉满英伦，被认为是战后英国五十位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一九九九年获封爵士。更为传奇的是，这位孔武有力、风度翩翩的英伦帅哥，一九七二年做了变性手术，此后便成为声名不减的女作家简·莫里斯（此后以Jan Morris之名发表作品）。在这人生巨变中，家人不离不弃，妻儿始终相伴左右。莫里斯后来曾撰文回忆往事，文字感人，令人动容。所购这本《牛津》是费伯-费伯出版公司（Faber and Faber）一九六五年的精装初版首印本，品相不错，出版者亦佳。在莫里斯的眼中，牛津的学院静谧、舒适，是思考治学的绝佳场所，学院就像一个大家庭，厕身其间，砥砺心志，探究人生，一生有此经历，幸莫大焉。还有那神采各异的诸学院—基督教堂学院的雍容华贵、自由自在的气质，特别是它对有前途却经济并不宽裕的学者的接纳，令人钦佩；莫德林学院的富有以及师生的聪慧与追求进步，亦使人印象深刻；而新学院首先招收本科女生，其豁达开放的气魄与胸怀，感动和温暖了世道人心……在早年曾在基督教堂学院就读的莫里斯的笔下，牛津古老而不苍老，城市不大，精神气质却气贯长虹。
与那位莫里斯相关的，是英国艺术史上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莫里斯（William Morris）。非常有趣的是，他的太太原名Jane Burden，婚后名Jane Morris，與变性后的Jan Morris名字相似，算是一种巧合吧。手边的这部《威廉·莫里斯的生平与事业》，封面使用了他早年的一幅作品，看上去洋溢着莫里斯的气息。在人们心目中，他是维多利亚时期最负盛名的设计艺术家，设计的艺术作品衍生出美轮美奂的织物、壁纸、毛毯、家具、彩绘玻璃以及其他饰品，走进了千家万户。一八六一年，莫里斯与其他六位友人共同创办了莫里斯-马歇尔-福克纳公司，设计、生产和经营自己的家居饰品，一八七五年，他买下其他朋友的股份，使之成为家族企业。这家公司在莫里斯去世后几经易主，目前还在经营。其实，这仅仅是莫里斯生活的一个小侧面，他的一生太丰富，这样的封面和这个侧面远远不能概括其精彩一生。 设计艺术家之外，莫里斯还是维多利亚时期声誉颇佳的画家、诗人、小说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出版的诗集、小说、散文、译作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近四十部，诗歌或许是他的最爱，在其宏富的著作中分量最重。但他也非常热爱翻译，中年以后，曾数次赴欧洲旅行采风，先后到过冰岛、意大利、法国、德国，北欧的神话故事，法德的浪漫传奇，都曾经由其手笔在十九世纪末期以英文版呈现于世人面前。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多个荷马作品的英译本，其中包括诗人蒲伯的具有英国时代背景色彩的译本和牛津学者阿诺德的专家译本，但他依然以诗人之激情与文笔再译了《奥德赛》。莫里斯当然有天分也有资格重译《奥德赛》，他十八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埃塞克特学院攻读古典学，虽然他自己因更喜欢艺术而有些厌烦所学专业，但毕竟受过严格的古典学训练，基础扎实。除了学业与一生兴趣的奠基，牛津岁月带给莫里斯的，还有日后对他影响至深并一度成为其艺术灵感之源的爱情—一八五七年的初秋，他遇到了马车夫的女儿珍妮·波顿（Jane Burden），一时惊为天人，十八岁的少女一瞬间就俘获了艺术家年轻的心—她成了他的模特，两年后，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的珍妮在莫里斯的支持下，掌握了欧洲多种语言文字，钢琴等音乐素养也超乎平常，很快脱胎换骨，成为中上层社会的社交名媛。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里，莫里斯与拉斐尔前派的但丁·罗塞蒂、威廉·亨特、约翰·米莱斯诸画家过从甚密，尤其是罗塞蒂，还一度居住在他的“红屋”（莫里斯夫妇婚后在伦敦不远处肯特郡的家，他们先后在此居住六年）中。其间，珍妮还一度做过罗塞蒂的模特，亦成为后者艺术灵感之来源，后者的诸多杰出作品均以珍妮为模特。虽然由于罗塞蒂后来的嗜毒、酗酒等恶好，珍妮远离了他，但相当长的时间内，二人过从甚密，这影响了珍妮与莫里斯的感情，以至于珍妮后来说，当初莫里斯疯狂地爱上了她，但她对莫里斯并没有爱的感觉—或许，这是在为她婚后的数次风流韵事找借口吧。
莫里斯一生中，两个方面的志业常常为人忽略，其实没有了这些，莫里斯也便不再是莫里斯。后世人们谈论莫里斯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其社会活动家的一面，其实筹建社会主义组织，參与和领导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伴随了莫里斯的大半生。莫里斯出生于英国埃塞克斯一户相当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其激进的性情早在青年时代便有所表现，我们不知道他爱上珍妮，除了后者的容貌与才智，是否有几分关心下层人士的社会主义情怀在。中年后的莫里斯阅读了大量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在英国筹建了社会主义者联盟，积极投身于反对议会政治的斗争中，还曾一度被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大会（第二国际前身）选定为英国委员会的发言人。他不仅经济上资助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撰写了一部在欧洲广受欢迎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主人公威廉·盖斯特一梦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的世界，那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货币、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离婚—没有当世资本主义一切负面因素的桃花源。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虽然具有怜悯下层民众的同情心和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但莫里斯始终是中产阶级的一员，而他的作品和产品，在当时主要也是受到有钱人的追捧，进入的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莫里斯另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出版家。青年时代，为了出版个人作品，莫里斯就曾涉足出版，在人生的最后五年，他成立了凯姆斯科特出版社（Kelmscott press），出版限量版、插图版的书籍。为能制作出精美的书籍，他学习了造字技术和印刷技术，终生的朋友、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为其绘制插图。他们先后出版了大约六十多种书，可谓部部精品，《乔伊斯著作集》为此中翘楚，异常精美，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就藏有一册。
此外，或许有几本书也值得一说。第一本是《博德林图书馆史（1845-1945）》。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声名远播，不仅在于它拥有数不清的孤本、珍本和其他稀有收藏，更由于它本身即是一个传奇。一五九八年，博德利有感于牛津大学尚无一座像样的图书馆，遂修书一封给大学校长，表示愿以一己之力为大学筹建一座图书馆。一六○三年，图书馆建成了，四百年悠悠岁月，博德林的故事成了传说，各种掌故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令人向往。当人们漫步于博德林图书馆思接千载，抑或徜徉于市中心瞻仰那瑰丽典雅的五柱塔（位于老博德林图书馆正门）时，博德利爵士已长眠于他曾就读的默顿学院礼拜堂北墙下四百多年了。这本书是博德林图书馆的“断代史”，作者埃德蒙·克拉斯特爵士（Sir Edmund Craster）二十世纪上半叶曾长期任馆长，这是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写就的博德林的辉煌百年、神奇百年！书系精装，正文前环衬八页，专为签名之用。此书似为专门定制，用纸尤精，三十多年过去，仍莹白如雪，令人爱不释手。此外，还有英国名作家奥斯丁·多布森（Austin Dobson）一八九五年初版首印本《罗西娜故事及其他》，休·汤姆生（Hugh Thomson）的插图，漂亮极了！英国作家克莱门斯·戴恩（Clemence Dane）的短篇小说《国王在等待》，初版首印本仅二百七十五册，我购入的是第一七七号签名本。此书或许没有多少版本价值，但系毛边精装本，一见则喜，毫不犹豫买下。麦克米伦一九三七年版《约翰王》，The Folio Society一九五五年版《奥赛罗》、一九七一年版《愚人船》、一九八○年烫金版《托马斯·莫尔生平》，一八一七年牛津版《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等，也都是基于同样原因收入囊中。两本学术书—哈佛名教授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九七一年初版首印本和牛津名教授以赛亚·伯林的纪念文集，均系仰之弥高的名家名作，也毫不犹豫买下了。还有一册《爱丽丝的牛津冒险之旅》小册子，则以《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数学教师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笔下故事为线索，向读者揭示了爱丽丝故事的由来以及“仙境”在牛津对应的地點。对于读过爱丽丝和熟悉牛津的读者而言，这本小册子给人分外亲切之感。
书店存续与城市精神互为表里。悠悠古城，让人赏心悦目的有中世纪以来的各种典雅建筑，亦有绵延不熄、世代传承的一脉精神，而书店则是精神传承中时刻未曾缺席的一员。时下，正是牛津的第三学期（Trinity Term）考试季，考试结束后的男女学生在考试学袍上涂满奶油状的肥皂泡，脸上亦涂抹得五彩斑斓，穿街过巷去跳河，庆祝考试结束；同时也有很多学生一头扎进图书馆或者书店，继续遨游书海。徜徉在牛津的大街小巷，我们不仅能邂逅到伊芙林《故园风雨后》的放浪青春，也能体验到街头巷陌的脉脉书香。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日，牛津
客居牛津近一年，除却散落城中各处、风格不一的古老学院常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外，谈及文化生活，牛津有三点令我颇感意外：其一，如此之多的图书馆。整个牛津共有九十六家图书馆。其中，六十九家隶属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系统。以牛津十六万的城市人口而言，拥有如此规模的图书馆，恐怕在世界范围内也属少见。更不必说，博德林图书馆拥有一千二百多万册的收藏（包括大量陶片文献、桦树皮文献、莎草纸文献，以及数量众多的珍贵手稿、抄本、刻本、摇篮本，地图、钱币、徽章、动植物标本等）和一流的数字文献，是英国、欧洲乃至国际上卓越的图书馆之一。
其二，数量可观的出版社。除了始创于十四世纪，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享誉学林的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外，牛津尚有一百五十家左右的出版社、国际知名出版公司分公司。总部设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学术出版社Peter Lang、美国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爵士初创于剑桥的社科学术出版重镇Polity Press，均在牛津设有公司或办公室。其中，牛津大学出版社、布莱克威尔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牛津分部，与牛津学者联系密切，编辑出版能力非同一般。
其三，散布于大街小巷的二手书店。与国内新书店数量远超旧书店，特别是美轮美奂的所谓“最美书店”越来越多的状况不同，牛津的二手书店数量远在新书店之上。大致而言，牛津销售新书的书店有七家：第一家是位于高街的牛津大学出版社书店（其特殊在于，它仅销售牛津版书籍，这又与国内各大学出版社的書店不同，大概只有牛津这样年出新书三四千种之多且影响力巨大的出版社才有此底气。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书店亦如此）。第二家位于宽街的布莱克威尔书店（有三家，两家在街北，分总店和音乐书店，两家书店实为一体，毗邻且地下延伸至三一学院内，地下地上共四层；一家在街南，主要销售艺术类书籍，与钱默存先生早年就读的埃塞克特学院比邻而居）。第三家水石书店，坐落于宽街与Cornmarket Road交口处，地上地下四层。第四家是博德林商店，这家书店以售卖博德林图书馆纪念品为主，其中三分之一的售卖品为书籍，除少量其他出版社的新书外，主要经营博德林图书馆出版部自己的出版品。此外，尚有两家小型书店售卖新书：其一是位于牛津富人区萨默顿的独立书店The Book House，这家有三十年历史的书店，由德国裔童书作家Renée Holler、插图艺术家 Kate Kay 和出版人David Whittaker共同创建，童书是其一大特色；其二是位于牛津主城区西北部，邻近牛津大学出版社的The Albion Beatnik。另外还有一家WHSmith，也销售新书，兼营杂货，已经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书店了。
相比而言，牛津的二手书店则多达二十余家（如果算上已经转向网络运营的诸多网上二手书店，数量则更多）。在复旦工作的十一年中，午后、傍晚也常去附近的书店走走转转，逛书店似乎成为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可惜的是，十一年里，眼见着一家家有特色的中小书店搬离的搬离，倒闭的倒闭，心中不免增添些许荒凉之感。看到眼下牛津的书店遍布城内外，依然充满活力，念及往昔复旦周边书店旧景，真是令人感慨良多。
如前所述，牛津本地居民數量不多，加上牛津大学的两万余名学生和同城的布鲁克斯大学的近两万学生，常住人口也不到二十万。人口如此少的牛津，有那么多的出版社，固然可以让人理解—毕竟牛津乃世界学术中心，有诸多一流学者，是宝贵的作者资源；而在拥有那么好、那么多图书馆可资使用的情况下，如此之多的书店，究竟何以支撑？—这自然与各书店的特色定位紧密相关。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店专注学术一隅，不夸张地说，有学术的地方便有牛津版图书，厕身牛津大学城，不读牛津版书，不到其书店，这几乎不可能；布莱克威尔本身即是一家出版社，以出版高品质的学术和文化类书籍为主，其书店也承继这一品格，浓浓的文化气息遍布书店的各个角落，在其延伸至三一学院的总店地下一层的Norringion Room的中心部分，有一开放式小型演讲区域，是书店常年举办各类讲座的地方，牛津大学各学院诸名师是此地常客，牛津学生和市民则是永远的听众；相比而言，水石书店的商业气息要浓厚不少，它自然也经营学术类书籍，但一楼大多陈列各类畅销书和明信片等文化商品，童书置于地下一层，学术书都在二层以上，其商业思维由此可见。与之相仿，二手书店也各有自己的定位。错位的市场竞争，换来的是相对稳定的市场空间和持续的生命力。七十多年前，“哑行者”蒋彝曾断断续续在牛津居留四载，在其眼中，“牛津的基调，是恒常不变”。在我看来，确也如此，至少蒋彝在其《牛津画记》中刻画的一草一木，大致如往，至今能见。书店亦如此。七十多年前的某日，蒋彝曾到访宽街上的布莱克威尔书店，想瞅瞅他此前不久出版的《约克郡谷地画记》销售情况如何。那家布莱克威尔书店，于今还立在那里迎接四方爱书人，确是“恒常不变”的象征之一了。恒常不变的还有酒吧。令我好奇的是，牛津的书店旁几乎必有酒吧，且大多历史悠久。白马酒吧夹在布莱克威尔书店中间，几乎成了书店的一部分，而鹰孩酒吧（Eagle and Child）则紧邻二手书店Oxfam。这家鹰孩的大名恐怕远在Oxfam之上，百余年来，它一直是牛津文人墨客雅集的所在。如果你走在七八十年前的牛津大街上，偶然遇到默顿学院的约翰·托尔金和莫德林学院的克莱夫·刘易斯手持拐杖结伴而来，一点也不奇怪，或许他们正在前往鹰孩去交流《指环王》和《纳尼亚传奇》中的玄奇世界呢—事实上，这家酒吧确实是他们常去之地。
在牛津，我最常去的就是鹰孩旁边这家二手书店。Oxfam的母体是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1962年后启用Oxfam之名）。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牛津大学古希腊语言与文化皇家钦定讲习教授吉尔伯特·默利（Gilbert Murray）、亨利·吉列特（Henry Gillett）医生、慈善家西奥多·米尔福德（Theodore Richard Milford）牧师、艾伦·皮姆爵士（Sir Alan Pim）等人相聚于大学教堂老图书馆，共同筹建了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为二战中因受封锁缺衣少食的希腊和比利时民众提供衣物食品救济。如今，这个“委员会”早已成为国际知名的非营利慈善组织。Oxfam原本也在遍布各地的商店中附带销售二手书（俱为捐赠），但非主业。一九八七年，Oxfam在牛津的圣吉尔街（St Giles Street）开出第一家二手书店，至二○○三年时，它在英国已拥有六十余家二手书店，年销售图书一千二百多万册，营业额达到一千九百万英镑。其发展之迅速，令人瞩目。现在，Oxfam体系拥有的二手书店已达一百五十余家，是欧洲最大的二手书店销售系统。 Oxfam书店销售的书籍俱系捐赠所得。起初，由于书系捐赠，书品质量一般，店员又多由志愿者组成，缺乏书店经营经验，再加上初创时的书店阴暗潮湿，光顾者并不多。后来，Oxfam致力于招募富有经验的志愿者，不少大学退休教授、藏书家加入其中，参与书店工作并培训志愿者，二手书的最初来源、书籍分类、陈列、上架、定价，二手书经营的各个环节越做越精细，越来越专业，开始时“灰头土脸”的书店和书籍，在几年中面貌为之一新，逐步成为牛津学人和学生最喜光顾的文化场所之一。尤其常给人惊喜的是，Oxfam后来涉足珍本书的销售（来源亦是捐赠），令其逐渐摆脱了“低质地摊货”的刻板形象。二○○三年，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与默存先生同样毕业于牛津埃塞克特学院，后来兼职任教于牛津威斯敏斯特学院）的《北极光》（Northern Lights）初版本，Oxfam书店以六千英镑售出；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 初版本则售出了七千九百英镑的高价；二○一二年，出身于牛津贝里奥学院的英国伟大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一九三二年的作品《黄昏谣言》（Rumour at Nightfall）初版首印本又以一万五千英镑成交。至此，Oxfam真正成为牛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文化地标”了。
虽然Oxfam的珍本书迭有更新，但我对此并无嗜好，再加上财力有限，入手的五十多种书多系随心所欲随缘而得。虽说即兴，但英国书籍装帧之典雅，用纸之考究，印工之精细，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致而言，所购之书有四类：其一，牛津之书，多系英国名家摹画牛津之文学作品。其二，莎士比亚作品，各个时期不同出版社的不同版本，虽无多少版本价值，但因精美，所以珍爱。其三，英国文学与文化，店中文学类书籍颇不少，大致六分有其一，从经典文学作品到当代流行文学，一应俱有。其间，还曾发现英国著名小说家赫伯特·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的早期版本，虽然较珍贵，但我对其兴趣不大，遂放弃。其四，学术专著，书店的学术书之多，大概是牛津教授和学生们光顾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学术书而言，与国内社科书店仅经营人文社科类书籍不同，Oxfam的学术书门类齐全，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并重。在其地下一层，即有很多科学史、自然史、数学、化学、物理、天文等方面的专门著作，英国鸟类、英国花卉方面的专著，也屡见不鲜。
在牛津的多家书店，包括Oxfam，我发现它们大都设有关于牛津的书籍专柜。这些书，除了常见的牛津导游手册、地图册外，相关的小说、散文、随笔甚至学术著作，相当全面，粗略估计，有两三百种之多。春节期间，曾至剑桥小住数日。想不到，在这方面，剑桥的书店和牛津极其相似，很多书店中亦有专柜，专门陈列和销售剑桥之书。国内朋友Z教授早年曾遍游牛津、剑桥，以其眼光和观感，更喜剑桥，而于牛津则无甚好感。我的粗浅感受是，牛津大气，剑桥精致—牛津的道路虽然宽阔者不多，但狭长窄巷却也殊为少见；在剑桥，则有多条窄窄长长的小巷，一眼望不到尽头，伸向远方，颇有些中国江南园林城市雅趣。对国人而言，似乎更喜歡剑桥多些，金耀基之“剑桥语丝”，陈之藩之“剑河倒影”，刘兵之“剑河流水”，都写剑桥，或许是曾负笈剑桥国王学院的徐志摩之故？反倒是，国人专门描摹牛津的同类书籍较为少见（王强的《书蠹牛津消夏记》以访书为主，与前述各书不同）。其实，若说国人留学往事，牛津也许丝毫不输剑桥，除了大名鼎鼎的钱锺书，还有在牛津默顿学院研读古典学的杨宪益和他研习中文的英国太太戴乃迭。国人之喜欢剑桥，或许是剑河之水至清至柔，可泛舟，可游憩，契合中国文人梦想；而牛津之水浩荡奔涌，横野粗狂，似与中国文人气质不符。事实上，与国人的印象不同，英国人似乎更爱牛津。从书店入手牛津之书中的三本均系名家名作—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的《牛津》、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的《牛津》以及贾斯汀·卡特莱特（Justin Cartwright）的《秘密花园：再访牛津》，多年来一直重版不断，即是明证。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莫里斯的那本—不仅是书写得好，还因为莫里斯是个有故事的人。生于一九二六年的莫里斯，曾是英国皇家枪骑兵中的一员，后来任职于《泰晤士报》，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作过珠峰测量队首测珠峰高度之报道。半个世纪里，莫里斯走遍了大半个世界，创作了五十余部作品，涉及旅行文学、散文、随笔、小说、传记、历史等多个门类，誉满英伦，被认为是战后英国五十位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一九九九年获封爵士。更为传奇的是，这位孔武有力、风度翩翩的英伦帅哥，一九七二年做了变性手术，此后便成为声名不减的女作家简·莫里斯（此后以Jan Morris之名发表作品）。在这人生巨变中，家人不离不弃，妻儿始终相伴左右。莫里斯后来曾撰文回忆往事，文字感人，令人动容。所购这本《牛津》是费伯-费伯出版公司（Faber and Faber）一九六五年的精装初版首印本，品相不错，出版者亦佳。在莫里斯的眼中，牛津的学院静谧、舒适，是思考治学的绝佳场所，学院就像一个大家庭，厕身其间，砥砺心志，探究人生，一生有此经历，幸莫大焉。还有那神采各异的诸学院—基督教堂学院的雍容华贵、自由自在的气质，特别是它对有前途却经济并不宽裕的学者的接纳，令人钦佩；莫德林学院的富有以及师生的聪慧与追求进步，亦使人印象深刻；而新学院首先招收本科女生，其豁达开放的气魄与胸怀，感动和温暖了世道人心……在早年曾在基督教堂学院就读的莫里斯的笔下，牛津古老而不苍老，城市不大，精神气质却气贯长虹。
与那位莫里斯相关的，是英国艺术史上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莫里斯（William Morris）。非常有趣的是，他的太太原名Jane Burden，婚后名Jane Morris，與变性后的Jan Morris名字相似，算是一种巧合吧。手边的这部《威廉·莫里斯的生平与事业》，封面使用了他早年的一幅作品，看上去洋溢着莫里斯的气息。在人们心目中，他是维多利亚时期最负盛名的设计艺术家，设计的艺术作品衍生出美轮美奂的织物、壁纸、毛毯、家具、彩绘玻璃以及其他饰品，走进了千家万户。一八六一年，莫里斯与其他六位友人共同创办了莫里斯-马歇尔-福克纳公司，设计、生产和经营自己的家居饰品，一八七五年，他买下其他朋友的股份，使之成为家族企业。这家公司在莫里斯去世后几经易主，目前还在经营。其实，这仅仅是莫里斯生活的一个小侧面，他的一生太丰富，这样的封面和这个侧面远远不能概括其精彩一生。 设计艺术家之外，莫里斯还是维多利亚时期声誉颇佳的画家、诗人、小说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出版的诗集、小说、散文、译作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近四十部，诗歌或许是他的最爱，在其宏富的著作中分量最重。但他也非常热爱翻译，中年以后，曾数次赴欧洲旅行采风，先后到过冰岛、意大利、法国、德国，北欧的神话故事，法德的浪漫传奇，都曾经由其手笔在十九世纪末期以英文版呈现于世人面前。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多个荷马作品的英译本，其中包括诗人蒲伯的具有英国时代背景色彩的译本和牛津学者阿诺德的专家译本，但他依然以诗人之激情与文笔再译了《奥德赛》。莫里斯当然有天分也有资格重译《奥德赛》，他十八岁时进入牛津大学埃塞克特学院攻读古典学，虽然他自己因更喜欢艺术而有些厌烦所学专业，但毕竟受过严格的古典学训练，基础扎实。除了学业与一生兴趣的奠基，牛津岁月带给莫里斯的，还有日后对他影响至深并一度成为其艺术灵感之源的爱情—一八五七年的初秋，他遇到了马车夫的女儿珍妮·波顿（Jane Burden），一时惊为天人，十八岁的少女一瞬间就俘获了艺术家年轻的心—她成了他的模特，两年后，他们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的珍妮在莫里斯的支持下，掌握了欧洲多种语言文字，钢琴等音乐素养也超乎平常，很快脱胎换骨，成为中上层社会的社交名媛。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里，莫里斯与拉斐尔前派的但丁·罗塞蒂、威廉·亨特、约翰·米莱斯诸画家过从甚密，尤其是罗塞蒂，还一度居住在他的“红屋”（莫里斯夫妇婚后在伦敦不远处肯特郡的家，他们先后在此居住六年）中。其间，珍妮还一度做过罗塞蒂的模特，亦成为后者艺术灵感之来源，后者的诸多杰出作品均以珍妮为模特。虽然由于罗塞蒂后来的嗜毒、酗酒等恶好，珍妮远离了他，但相当长的时间内，二人过从甚密，这影响了珍妮与莫里斯的感情，以至于珍妮后来说，当初莫里斯疯狂地爱上了她，但她对莫里斯并没有爱的感觉—或许，这是在为她婚后的数次风流韵事找借口吧。
莫里斯一生中，两个方面的志业常常为人忽略，其实没有了这些，莫里斯也便不再是莫里斯。后世人们谈论莫里斯时，往往有意无意忽略其社会活动家的一面，其实筹建社会主义组织，參与和领导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伴随了莫里斯的大半生。莫里斯出生于英国埃塞克斯一户相当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其激进的性情早在青年时代便有所表现，我们不知道他爱上珍妮，除了后者的容貌与才智，是否有几分关心下层人士的社会主义情怀在。中年后的莫里斯阅读了大量马克思等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在英国筹建了社会主义者联盟，积极投身于反对议会政治的斗争中，还曾一度被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大会（第二国际前身）选定为英国委员会的发言人。他不仅经济上资助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撰写了一部在欧洲广受欢迎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主人公威廉·盖斯特一梦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的世界，那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货币、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离婚—没有当世资本主义一切负面因素的桃花源。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虽然具有怜悯下层民众的同情心和参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行动，但莫里斯始终是中产阶级的一员，而他的作品和产品，在当时主要也是受到有钱人的追捧，进入的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莫里斯另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出版家。青年时代，为了出版个人作品，莫里斯就曾涉足出版，在人生的最后五年，他成立了凯姆斯科特出版社（Kelmscott press），出版限量版、插图版的书籍。为能制作出精美的书籍，他学习了造字技术和印刷技术，终生的朋友、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为其绘制插图。他们先后出版了大约六十多种书，可谓部部精品，《乔伊斯著作集》为此中翘楚，异常精美，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就藏有一册。
此外，或许有几本书也值得一说。第一本是《博德林图书馆史（1845-1945）》。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声名远播，不仅在于它拥有数不清的孤本、珍本和其他稀有收藏，更由于它本身即是一个传奇。一五九八年，博德利有感于牛津大学尚无一座像样的图书馆，遂修书一封给大学校长，表示愿以一己之力为大学筹建一座图书馆。一六○三年，图书馆建成了，四百年悠悠岁月，博德林的故事成了传说，各种掌故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令人向往。当人们漫步于博德林图书馆思接千载，抑或徜徉于市中心瞻仰那瑰丽典雅的五柱塔（位于老博德林图书馆正门）时，博德利爵士已长眠于他曾就读的默顿学院礼拜堂北墙下四百多年了。这本书是博德林图书馆的“断代史”，作者埃德蒙·克拉斯特爵士（Sir Edmund Craster）二十世纪上半叶曾长期任馆长，这是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写就的博德林的辉煌百年、神奇百年！书系精装，正文前环衬八页，专为签名之用。此书似为专门定制，用纸尤精，三十多年过去，仍莹白如雪，令人爱不释手。此外，还有英国名作家奥斯丁·多布森（Austin Dobson）一八九五年初版首印本《罗西娜故事及其他》，休·汤姆生（Hugh Thomson）的插图，漂亮极了！英国作家克莱门斯·戴恩（Clemence Dane）的短篇小说《国王在等待》，初版首印本仅二百七十五册，我购入的是第一七七号签名本。此书或许没有多少版本价值，但系毛边精装本，一见则喜，毫不犹豫买下。麦克米伦一九三七年版《约翰王》，The Folio Society一九五五年版《奥赛罗》、一九七一年版《愚人船》、一九八○年烫金版《托马斯·莫尔生平》，一八一七年牛津版《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等，也都是基于同样原因收入囊中。两本学术书—哈佛名教授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九七一年初版首印本和牛津名教授以赛亚·伯林的纪念文集，均系仰之弥高的名家名作，也毫不犹豫买下了。还有一册《爱丽丝的牛津冒险之旅》小册子，则以《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数学教师查尔斯·路德维希·道奇森笔下故事为线索，向读者揭示了爱丽丝故事的由来以及“仙境”在牛津对应的地點。对于读过爱丽丝和熟悉牛津的读者而言，这本小册子给人分外亲切之感。
书店存续与城市精神互为表里。悠悠古城，让人赏心悦目的有中世纪以来的各种典雅建筑，亦有绵延不熄、世代传承的一脉精神，而书店则是精神传承中时刻未曾缺席的一员。时下，正是牛津的第三学期（Trinity Term）考试季，考试结束后的男女学生在考试学袍上涂满奶油状的肥皂泡，脸上亦涂抹得五彩斑斓，穿街过巷去跳河，庆祝考试结束；同时也有很多学生一头扎进图书馆或者书店，继续遨游书海。徜徉在牛津的大街小巷，我们不仅能邂逅到伊芙林《故园风雨后》的放浪青春，也能体验到街头巷陌的脉脉书香。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日，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