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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有一个“美国梦”。她说自己“从小妒忌林语堂，因为觉得他不配（他的地位），他中文比英文好”，而她对自己的英文水平非常自信，说“我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
在上海，她确实比林语堂更出风头，但是靠的是中文作品。而林语堂早在1935年就在美国出版了他第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这本书在短短四个月里再版七次，位居当年美国畅销书的榜首；次年林语堂应邀举家赴美，专事写作，1937年出版的第二本英文著作又持续52周位于畅销书榜首，成为红得发紫的旅美作家。张爱玲希望和林语堂_样凭借写作过上美好生活。
1954年，张爱玲到美国的前一年，她的两本长篇小说先连载后出书，没有赢得销量，但是赢得了好评，这给了她信心。谁知到了美国，她投出去的书稿均惨遭退稿。用英文写作打不开市场，生计自然成为头等大事，好在她聪明地嗅出台湾读者对她的热情，掉头转向用中文写作，这才得以生存下去。
1957年，她又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有一封退稿信对《粉泪》（Pink Tears，即《怨女》）的评价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肮脏）。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这种全盘否定的评价对曾经红极一时的天才作家张爱玲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当时美国人喜欢的是写中国女子与白人之间爱情纠葛的华人女作家韩素音，这种具有异域风情的写作内容无疑是两边讨好的：既迎合了美国大众的口味，又迎合了华人内心与白人联姻的希冀。而张爱玲对美国的现实生活并不了解，她写的爱情小说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为背景，无法取悦美国读者，所以她用英文写作的梦想很快就破碎了。
她只能出去求职谋生。全职写作很冒险，一旦你的作品不再受读者欢迎，就没有进账，你的生存都成问题，进而大大影响你的安全感。张爱玲晚年生活品质不高，而她去世后还留有240万港币遗产，说明她其实并不穷，她只是没有安全感。
张爱玲当年只在香港大学读了两年书，后因战事爆发重返上海。没有一张像样的学历当敲门砖，所以她在美国的工作大多靠朋友引荐。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到处找零碎的翻译工作来做。她曾希望从一些文化機构“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翻译”，但对方看学位给钱，而她连大学学位都没有。
她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职，可惜她个性孤僻、不善于甚至厌烦与人打交道，把自己封闭起来，只用写信的方式告诉友人自己的生活状态与写作进展。结果，这几份工作的合同时间一到，对方便不再续约。
好友曾猜测这与张爱玲的工作态度有关：“我想张爱玲真的因为并无固定收入才去编写电影剧本，也去翻译、节译才华远不如她的中美当代作家。因之对此项hack work（雇佣工作）有时感到十分厌恶。”被迫去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她当然是厌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赴美的第二年，张爱玲与大她29岁的美国作家赖雅结婚，不久赖雅中风，治病花光了两人的所有积蓄。于是，她总是在为赚他的医药费而到处奔波。张爱玲嫁的两个男人都是花她的钱——有人说张爱玲生性凉薄，倒不如说是她把仅有的热情都给了身边的那个男人，对于别人自然顾及不到。
1961年，为了生计，张爱玲只身回国寻找创作机会。可是当她途经台北时，又传来了病情反复的赖雅中风的消息。为了赚钱给赖雅治病，张爱玲又飞回香港夜以继日地工作，她的脚因久坐而浮肿，都没有钱去买双新鞋子穿，眼睛因长时间写作而出血。谁知，那几个月的辛苦付出打了水漂，她写的剧本《红楼梦》最后没被采用。
后来，她经好友推荐在迈阿密大学谋到驻校作家的职位，便带着赖雅前去赴任。之后，她又在某学院找到了翻译《海上花列传》、研究《红楼梦》的工作。这两件事是她喜欢的，自然兴致颇高。可惜，才女多有不容于世的棱角，张爱玲孤傲清高，这世间本来就找不到几个可以与她对谈的人，她大约也没把心思花在改善人际关系上，因此和同事格格不入。她自己说：“我又不太会做人，接触虽少，已经是非很多，不但不给介绍什么教授，即使有人问及也代回掉，说我忙。”
1969年，张爱玲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由于常年离群索居，那时的她已经有了自闭倾向，走路“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窸窸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她为了逃避与人打交道的麻烦，经常黄昏时才去学校，独自在办公室熬夜加班，这种行为引起了同事的不满，所以她说“是非很多”，但也没有人帮她说话。
对她打击最大的是，她与主持该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因自己所交的论文产生了矛盾，导致她在两年合同期满即遭解聘，这等于间接否定了她的工作能力。张爱玲给友人写信，说陈世骧认为她的研究文章经修改后仍看不懂，张爱玲笑着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本是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但这样说实在太不谦虚了，等于变相嘲笑陈教授的无知。陈世骧听了这话自然很生气，于是坚持解雇了张爱玲。
好友还专门解释此事，说陈世骧最初对张爱玲也无敌意，之所以解雇她，一是张爱玲平时不上班“早已遭人非议”，二是张爱玲在研究任务上和陈世骧沟通不善。而真正的原因是张爱玲“去陈世骧那里走动少了”。陈教授很好客，经常在家开Party，每每邀请张爱玲，她都不愿意去，偶尔勉强去一回，也总是显得不合群，后来干脆不去了。在工作中，她不与同事打成一片，也不与主管领导走动，却要在那里混口饭吃，遭遇解聘也是情理之中，怨不得旁人。
张爱玲之所以在美国屡遭职场滑铁卢，是因为有些人天生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她虽有才华，但她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太过另类，导致“消息传遍美国，对她极为不利，好像大作家连一篇普通学术报告都不会写”。张爱玲其实早就说过，“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愉悦”。她只是一个天才作家，不是人见人爱的职场女强人。
编辑/葡萄
在上海，她确实比林语堂更出风头，但是靠的是中文作品。而林语堂早在1935年就在美国出版了他第一本介绍中国文化的英文著作，这本书在短短四个月里再版七次，位居当年美国畅销书的榜首；次年林语堂应邀举家赴美，专事写作，1937年出版的第二本英文著作又持续52周位于畅销书榜首，成为红得发紫的旅美作家。张爱玲希望和林语堂_样凭借写作过上美好生活。
1954年，张爱玲到美国的前一年，她的两本长篇小说先连载后出书，没有赢得销量，但是赢得了好评，这给了她信心。谁知到了美国，她投出去的书稿均惨遭退稿。用英文写作打不开市场，生计自然成为头等大事，好在她聪明地嗅出台湾读者对她的热情，掉头转向用中文写作，这才得以生存下去。
1957年，她又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有一封退稿信对《粉泪》（Pink Tears，即《怨女》）的评价是：“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肮脏）。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这种全盘否定的评价对曾经红极一时的天才作家张爱玲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
当时美国人喜欢的是写中国女子与白人之间爱情纠葛的华人女作家韩素音，这种具有异域风情的写作内容无疑是两边讨好的：既迎合了美国大众的口味，又迎合了华人内心与白人联姻的希冀。而张爱玲对美国的现实生活并不了解，她写的爱情小说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为背景，无法取悦美国读者，所以她用英文写作的梦想很快就破碎了。
她只能出去求职谋生。全职写作很冒险，一旦你的作品不再受读者欢迎，就没有进账，你的生存都成问题，进而大大影响你的安全感。张爱玲晚年生活品质不高，而她去世后还留有240万港币遗产，说明她其实并不穷，她只是没有安全感。
张爱玲当年只在香港大学读了两年书，后因战事爆发重返上海。没有一张像样的学历当敲门砖，所以她在美国的工作大多靠朋友引荐。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到处找零碎的翻译工作来做。她曾希望从一些文化機构“领点政治性的东西来翻译”，但对方看学位给钱，而她连大学学位都没有。
她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职，可惜她个性孤僻、不善于甚至厌烦与人打交道，把自己封闭起来，只用写信的方式告诉友人自己的生活状态与写作进展。结果，这几份工作的合同时间一到，对方便不再续约。
好友曾猜测这与张爱玲的工作态度有关：“我想张爱玲真的因为并无固定收入才去编写电影剧本，也去翻译、节译才华远不如她的中美当代作家。因之对此项hack work（雇佣工作）有时感到十分厌恶。”被迫去做自己不热爱的工作，她当然是厌恶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赴美的第二年，张爱玲与大她29岁的美国作家赖雅结婚，不久赖雅中风，治病花光了两人的所有积蓄。于是，她总是在为赚他的医药费而到处奔波。张爱玲嫁的两个男人都是花她的钱——有人说张爱玲生性凉薄，倒不如说是她把仅有的热情都给了身边的那个男人，对于别人自然顾及不到。
1961年，为了生计，张爱玲只身回国寻找创作机会。可是当她途经台北时，又传来了病情反复的赖雅中风的消息。为了赚钱给赖雅治病，张爱玲又飞回香港夜以继日地工作，她的脚因久坐而浮肿，都没有钱去买双新鞋子穿，眼睛因长时间写作而出血。谁知，那几个月的辛苦付出打了水漂，她写的剧本《红楼梦》最后没被采用。
后来，她经好友推荐在迈阿密大学谋到驻校作家的职位，便带着赖雅前去赴任。之后，她又在某学院找到了翻译《海上花列传》、研究《红楼梦》的工作。这两件事是她喜欢的，自然兴致颇高。可惜，才女多有不容于世的棱角，张爱玲孤傲清高，这世间本来就找不到几个可以与她对谈的人，她大约也没把心思花在改善人际关系上，因此和同事格格不入。她自己说：“我又不太会做人，接触虽少，已经是非很多，不但不给介绍什么教授，即使有人问及也代回掉，说我忙。”
1969年，张爱玲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由于常年离群索居，那时的她已经有了自闭倾向，走路“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窸窸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她为了逃避与人打交道的麻烦，经常黄昏时才去学校，独自在办公室熬夜加班，这种行为引起了同事的不满，所以她说“是非很多”，但也没有人帮她说话。
对她打击最大的是，她与主持该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因自己所交的论文产生了矛盾，导致她在两年合同期满即遭解聘，这等于间接否定了她的工作能力。张爱玲给友人写信，说陈世骧认为她的研究文章经修改后仍看不懂，张爱玲笑着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本是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但这样说实在太不谦虚了，等于变相嘲笑陈教授的无知。陈世骧听了这话自然很生气，于是坚持解雇了张爱玲。
好友还专门解释此事，说陈世骧最初对张爱玲也无敌意，之所以解雇她，一是张爱玲平时不上班“早已遭人非议”，二是张爱玲在研究任务上和陈世骧沟通不善。而真正的原因是张爱玲“去陈世骧那里走动少了”。陈教授很好客，经常在家开Party，每每邀请张爱玲，她都不愿意去，偶尔勉强去一回，也总是显得不合群，后来干脆不去了。在工作中，她不与同事打成一片，也不与主管领导走动，却要在那里混口饭吃，遭遇解聘也是情理之中，怨不得旁人。
张爱玲之所以在美国屡遭职场滑铁卢，是因为有些人天生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她虽有才华，但她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太过另类，导致“消息传遍美国，对她极为不利，好像大作家连一篇普通学术报告都不会写”。张爱玲其实早就说过，“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愉悦”。她只是一个天才作家，不是人见人爱的职场女强人。
编辑/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