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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先生一生对艺术界的朋友古道热肠、笃重情谊。许多和他同时代的艺术家，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和关怀。他和著名川剧演员薛艳秋的友谊，就为艺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薛艳秋（19l0—1972），男，本名陶菊生，成都人，少年从艺，师承陈碧秀，工花旦，在30年代的川戏舞台红极一时。他以俏丽的扮相，舒展的身段，甜润的嗓音，细腻的做功，极尽表情传神之能事，塑造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生动活泼的古代美人艺术形象。所到之处，无不赢得热烈的掌声与喝彩。
薛艳秋还是最早一批通过唱片把川剧艺术介绍到省外的川剧演员之一。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百代”“胜利”两个唱片公司为录制川剧唱片展开了激烈竞争。因为川剧唱片不仅畅销四川，而且在全国各地、港澳及东南亚亦颇受欢迎。薛艳秋和白玉琼、黄佩莲曾应胜利公司之聘，担任灌片联络人达3年之久。
薛艳秋与梅兰芳先生的友谊始于1936年。这年8月，薛艳秋与白玉琼（男旦）、杨云凤（旦）、赵瞎子（净）、黄耀庭（须生）、姜尚峰（小生）等著名演员50余人，组成“成渝川剧促进社”，赴上海演出。事先，上海《申报》发表消息：“戏剧艺术界：1936年的好消息……破天荒，在上海献演川剧。”首场演出，于8月5日在上海宁波路与广西路口“新光大戏院”举行。恰好梅先生这时也在上海演戏。尽管当时梅先生已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艺术大师，但他抱着“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的宽广胸怀，热情关注着各兄弟剧种的成就。当晚，梅先生特别挤出上压轴戏前的紧迫时间，赶赴新光大戏院表示祝贺。当薛艳秋演完《情探》后，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梅先生走上舞台同薛艳秋亲切握手，祝他演出成功。并热烈祝贺川剧艺术走出夔门，赢得上海观众的喜爱。
梅先生的支持，助力了川剧艺术声誉大增。加上旅沪川人和上海文艺界、新闻界的宣传介绍，从来没有看过川剧的上海观众立刻被其精湛的表演所吸引。“成渝川剧促进社”在上海两个多月76场的演出中，场场爆满，票价高达银元一元五角。而当时上海本地剧团的演出，最高票价也只一元二角。当时《申报》发表的评论，给了薛艳秋以“艳丽亲王”、白玉琼以“花衫泰斗”的美称。在这期间，梅先生还亲赴川剧同仁驻地看望大家，并和薛艳秋等人交流艺术心得。薛艳秋与白玉琼也备了礼物回拜梅先生，并执弟子礼。白玉琼向梅先生学习了《霸王别姬》，把梅先生的创作成果吸取到自己的演出中，对虞姬的头饰、唱段、舞姿都作了改进。薛艳秋向梅先生学习了《贵妃醉酒》，梅先生细心地为薛艳秋分析了此剧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的处境、心态，使薛艳秋懂得了塑造角色不应只从外形下工夫，而应从更深的层次去体会。梅先生对薛艳秋在《情探》中，运用飘忽的水袖和轻盈的踩跷，塑造来去如风、诡谲迷离的鬼狐旦形象，也很感兴趣。就此同薛艳秋进行了探讨。《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是梅先生用心血经过多年精雕细琢、被世人誉为“梅八出”中的两个保留剧目。梅先生慷慨地传授两位素昧平生而虚心求教的兄弟剧种的艺人，表现了他高尚的艺德。此次在上海期间，薛艳秋录制了《贵妃醉酒》唱片，其唱腔的优美与深沉，就吸取了梅先生的教益。薛艳秋和白玉琼对梅先生心仪已久。这次得到他的言传身教，深受感动，终生不忘。
解放前夕，薛艳秋在合川铜溪镇搭班。当时农村凋敝，人心惶惶，戏班垮掉。他们一行人生活无着。
春雷一声震天响，解放给薛艳秋带来了新生。人民政府在忙于百废俱兴的同时，也抓了对川剧班社的整顿。薛艳秋在重庆得到了安排。他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和他阔别十多年的良师益友梅兰芳先生，恰在此时又对他伸出援助之手，使他的后半生还能继续为川剧艺术作出贡献。
1952年10月，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方戏曲第一次大会师、大展示，各路戏曲精英云集北京。西南戏曲代表团成员中有著名川剧演员张德成、阳友鹤、周企何、吴晓雷、许倩云、陈淡然、袁玉堃等。他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梅兰芳先生代表大会筹备处和全国文联、全国剧协到机场迎接。梅先生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致意之后，又扫视了一遍，似乎在寻找什么人。然后他带着失望的神情，问领队的张德成：“薛艳秋先生怎么没有来？”这一问，表达了梅先生对这位老朋友的关心与想念，同时也反映出在梅先生心目中薛艳秋在川剧界应该占有的地位。这一问，使代表团全体成员都感到惊讶。大家过去也听说过薛艳秋和这位戏剧大师有过交往，但这友谊程度之深，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张德成当时也感到难以回答。实际情况是，组团的时候，挑选的都是艺术生命正值旺盛、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的著名演员。对于倒嗓多年的薛艳秋，的确没有加以考虑。
后来，朱德、陈毅、郭沫若等四川籍中央首长在接见代表团的时候，也问及薛艳秋的情况。
于是，代表团及时打电话向重庆市委作了汇报。重庆市委派飞机专程把薛艳秋送到北京。薛艳秋知道事情的原委后，非常感动。他说：“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梅先生是我的知心朋友。古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梅先生雪中送炭，难得啊！”
两位老朋友在北京见面后畅叙旧谊。梅先生知道薛艳秋的遭遇后，深为同情。鼓励他振作起来，并以钱物资助他。同时向西南首长建议，用其所长，让他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作贡献。后来薛艳秋被任命为西南川剧院副院长。他满腔热忱地把自己的舞台艺术经验传授给青年演员，同时也经常到省内一些地区讲学传艺。50年代末就曾到内江专区文化艺术学校执教半年多，并为学员执导《打鸟》一戏，为内江培养了一批川剧骨干演员。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的艺术经验化成了种子，在后继者身上开了花、结了果。
薛艳秋（19l0—1972），男，本名陶菊生，成都人，少年从艺，师承陈碧秀，工花旦，在30年代的川戏舞台红极一时。他以俏丽的扮相，舒展的身段，甜润的嗓音，细腻的做功，极尽表情传神之能事，塑造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生动活泼的古代美人艺术形象。所到之处，无不赢得热烈的掌声与喝彩。
薛艳秋还是最早一批通过唱片把川剧艺术介绍到省外的川剧演员之一。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百代”“胜利”两个唱片公司为录制川剧唱片展开了激烈竞争。因为川剧唱片不仅畅销四川，而且在全国各地、港澳及东南亚亦颇受欢迎。薛艳秋和白玉琼、黄佩莲曾应胜利公司之聘，担任灌片联络人达3年之久。
薛艳秋与梅兰芳先生的友谊始于1936年。这年8月，薛艳秋与白玉琼（男旦）、杨云凤（旦）、赵瞎子（净）、黄耀庭（须生）、姜尚峰（小生）等著名演员50余人，组成“成渝川剧促进社”，赴上海演出。事先，上海《申报》发表消息：“戏剧艺术界：1936年的好消息……破天荒，在上海献演川剧。”首场演出，于8月5日在上海宁波路与广西路口“新光大戏院”举行。恰好梅先生这时也在上海演戏。尽管当时梅先生已是享有国际盛誉的艺术大师，但他抱着“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的宽广胸怀，热情关注着各兄弟剧种的成就。当晚，梅先生特别挤出上压轴戏前的紧迫时间，赶赴新光大戏院表示祝贺。当薛艳秋演完《情探》后，在全场的热烈掌声中，梅先生走上舞台同薛艳秋亲切握手，祝他演出成功。并热烈祝贺川剧艺术走出夔门，赢得上海观众的喜爱。
梅先生的支持，助力了川剧艺术声誉大增。加上旅沪川人和上海文艺界、新闻界的宣传介绍，从来没有看过川剧的上海观众立刻被其精湛的表演所吸引。“成渝川剧促进社”在上海两个多月76场的演出中，场场爆满，票价高达银元一元五角。而当时上海本地剧团的演出，最高票价也只一元二角。当时《申报》发表的评论，给了薛艳秋以“艳丽亲王”、白玉琼以“花衫泰斗”的美称。在这期间，梅先生还亲赴川剧同仁驻地看望大家，并和薛艳秋等人交流艺术心得。薛艳秋与白玉琼也备了礼物回拜梅先生，并执弟子礼。白玉琼向梅先生学习了《霸王别姬》，把梅先生的创作成果吸取到自己的演出中，对虞姬的头饰、唱段、舞姿都作了改进。薛艳秋向梅先生学习了《贵妃醉酒》，梅先生细心地为薛艳秋分析了此剧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的处境、心态，使薛艳秋懂得了塑造角色不应只从外形下工夫，而应从更深的层次去体会。梅先生对薛艳秋在《情探》中，运用飘忽的水袖和轻盈的踩跷，塑造来去如风、诡谲迷离的鬼狐旦形象，也很感兴趣。就此同薛艳秋进行了探讨。《霸王别姬》和《贵妃醉酒》是梅先生用心血经过多年精雕细琢、被世人誉为“梅八出”中的两个保留剧目。梅先生慷慨地传授两位素昧平生而虚心求教的兄弟剧种的艺人，表现了他高尚的艺德。此次在上海期间，薛艳秋录制了《贵妃醉酒》唱片，其唱腔的优美与深沉，就吸取了梅先生的教益。薛艳秋和白玉琼对梅先生心仪已久。这次得到他的言传身教，深受感动，终生不忘。
解放前夕，薛艳秋在合川铜溪镇搭班。当时农村凋敝，人心惶惶，戏班垮掉。他们一行人生活无着。
春雷一声震天响，解放给薛艳秋带来了新生。人民政府在忙于百废俱兴的同时，也抓了对川剧班社的整顿。薛艳秋在重庆得到了安排。他还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和他阔别十多年的良师益友梅兰芳先生，恰在此时又对他伸出援助之手，使他的后半生还能继续为川剧艺术作出贡献。
1952年10月，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方戏曲第一次大会师、大展示，各路戏曲精英云集北京。西南戏曲代表团成员中有著名川剧演员张德成、阳友鹤、周企何、吴晓雷、许倩云、陈淡然、袁玉堃等。他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梅兰芳先生代表大会筹备处和全国文联、全国剧协到机场迎接。梅先生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致意之后，又扫视了一遍，似乎在寻找什么人。然后他带着失望的神情，问领队的张德成：“薛艳秋先生怎么没有来？”这一问，表达了梅先生对这位老朋友的关心与想念，同时也反映出在梅先生心目中薛艳秋在川剧界应该占有的地位。这一问，使代表团全体成员都感到惊讶。大家过去也听说过薛艳秋和这位戏剧大师有过交往，但这友谊程度之深，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张德成当时也感到难以回答。实际情况是，组团的时候，挑选的都是艺术生命正值旺盛、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的著名演员。对于倒嗓多年的薛艳秋，的确没有加以考虑。
后来，朱德、陈毅、郭沫若等四川籍中央首长在接见代表团的时候，也问及薛艳秋的情况。
于是，代表团及时打电话向重庆市委作了汇报。重庆市委派飞机专程把薛艳秋送到北京。薛艳秋知道事情的原委后，非常感动。他说：“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梅先生是我的知心朋友。古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梅先生雪中送炭，难得啊！”
两位老朋友在北京见面后畅叙旧谊。梅先生知道薛艳秋的遭遇后，深为同情。鼓励他振作起来，并以钱物资助他。同时向西南首长建议，用其所长，让他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作贡献。后来薛艳秋被任命为西南川剧院副院长。他满腔热忱地把自己的舞台艺术经验传授给青年演员，同时也经常到省内一些地区讲学传艺。50年代末就曾到内江专区文化艺术学校执教半年多，并为学员执导《打鸟》一戏，为内江培养了一批川剧骨干演员。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他的艺术经验化成了种子，在后继者身上开了花、结了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