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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与中国新兴版画运动
文·图/恩泉
我国是木刻版画的故乡,其最早出现于五代,在宋初就出现施彩版画,但中途衰落。自从制版术进入我国后,已不为人所注意。但在上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再一次将我国的版画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
当鲁迅先生在1929年首次提出版画这一概念时候,便说得很清楚:“所谓创作的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制,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版画首先所必需的,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和布……”(《近现代木刻集》(一)小引,1929年)。在次年出版的《新俄画选》上,鲁迅先生更加明确地说出当时提倡木刻的意义:“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新俄画选》小引,1930年)。到了1934年,当我国的新兴版画运动获得初步的成绩时,却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一些木刻团体被封查、木刻创作者被逮捕。鲁迅先生为了表示反抗,保护并鼓励木刻青年,编印了一本《木刻纪程》于1934年6月出版。他在《序言》中明确地说明新兴版画在我国发生和发展的原委,并将木刻青年的努力和成绩公之于世,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他写道:“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经历了很多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欧洲的创作木刻影响的。……到了1931年夏,在上海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
他接着在1935年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集》的序上写道:“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代文化无关,但绝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所以仅若干青年们的一付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在当时苦战的年头,新兴版画运动得到了导师的掩护和鼓舞,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向前勇进。我们把鲁迅先生创办的木刻讲习会的日子定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诞生的日子,算到今日已有八十个年头了。
在这八十年的岁月里,我国的新兴版画与我国的革命运动同步发展,记录着新中国成长的点点滴滴。它是在风雨飘荡,冰雪交加的环境中萌芽,深深扎根在岩隙之中,正如一棵青松,挺立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壮,和人民在一起,我国的新兴版画一路从坎坷走来,它之所以能战胜一切险阻,是因为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只要提起中国新兴版画,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导师。■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
古代邮驿及其法律
文/陈孔坛
古代邮驿是国家的通信机构,事关军国大事,历代统治者对邮驿都十分重视。修筑驿路,兴建设施,制定法律和制度,邮驿通信采用的又是接力通信,必须环环相扣,做到迅速和安全。历代都规定邮驿人员在执行任务时有种种特权,如渡河优先,宵禁时允许通行,夜间己关城门可打开。
秦汉时期,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局面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完善的邮驿制度。秦代,官方通信机构接管了邮驿组织,不仅传递公文,还要解送使者,运输国家军用物资,法律制度也比较严格。出土的秦代竹简《行书律》,是我国至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部有关通信的法令。残简中,可以看到相关的文字记载:把公文分为急字公文和普通公文两种,对不同的公文有不同的时限要求,如马传最快速度为日行四百里。诏书和紧急公文要随到随送,不得延误;对于不同的文件使用不同的文字,以防伪造;书信在发寄之前,一定要包扎捆好,绳结处要使用封泥,盖上玺、印,以防私拆泄密;还建立了严格的登记制度,注明收到和发出的具体时间,丢失要及时报告,延误者要受到制裁。
汉代邮驿形成较为庞大完整的通信网,邮驿通信仍由宰相负责,由尚书令负责具体通信事务,东汉时改由太尉负责。邮驿法律列在“厩律”之中,主要负责公文和书信的传送,以紧急军情为主。而且根据文书内容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分别传送,也就是“以邮行”、“以亭行”、“以次行”、“弛行”。其中前三种是普通文书,由步递传送,而最后的“驰行”则是紧急公文,要由专人快马传递。
曹魏邮驿由法曹管理,隶属于丞相府,通信的规模较大,为了对外用兵,建立了许多军事重镇,邮驿通信网四通八达。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邮驿法规——《邮驿令》。
到了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规模宏大的通信组织,邮驿法律更加完善。由兵部驾部郎中直接管理,职责是“执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全国分设十道,各辖有州、府、县。各道由判官主持,各州由馆驿巡官或兵曹、司兵参军兼管,各县则由县令管理。每道设有六等驿,每驿有驿长和驿夫,唐代的法律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是《永徽律》,收在《唐律疏议》中。关于邮驿的具体条目散见于“职制律”、“杂律”和“厩库律”中。其中主要内容有九条,对延误、托人、误投等责任和惩处做了规定。
宋代邮驿由兵部和枢密院管理。兵部驾部主管全国邮驿的行政工怍,后者管理发放驿马、颁发符牌、制定条例、监督检查文报的传递情况、委派寻查邮驿使臣等。宋代初年以军卒代替民役和创设急递铺,是宋代的一个重要变革,建立了一整套递铺通信系统。宋代还出现了我国古代较为完整的一部专门性的邮驿法规——《金玉新书》,该书115条,集有关通信的“赦、令、格、式”之大成。由于古代邮驿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不断完善,加上各个历史时期的邮驿司吏人员和广大驿夫驿卒等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有效地保证了“置邮传命”任务的完成。
清代末期邮驿衰败,光绪22年(1896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驿站的作用逐渐消失。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
名人信札正在走出深闺
文/朱浩云
提起信札,恐怕人人都熟知,信札又称手札、书札、笔札,有别于大幅书画作品。它由古代尺牍演变而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书信,那时书写书信都是在竹简或木片(牍)上,而且受书写材料和文字等局限,文辞比较简练。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书信才随之得以发展。而书信最发达的时期是明末清初,一大批文人墨客于书信中抒发胸臆,互通信息。在书信的语言方面,清以前均为文言文,清末民初白话文流行,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大学者也用白话文写书信,“五四”以后,白话书信体散文更加盛行。由于信札是人们在随心所欲之间创作的“小品”,有时无心插柳,反而会更好地表现出一个人独特的风格。像郑板桥、龚自珍、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都留下了不少精彩信札。
名人信札的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因为名人信札对于作者所处时代的时事、政治、人情世风以及与友人在诗文唱和、学问探讨等方面皆有反映,可以说,从某个侧面真实地记录或反映了名人的思想、学术观点以及一些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人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和名人的重要依据。二是他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过去,名人书写工具都是用毛笔,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墨客和雅士常常利用书法来寄托自己的艺术理想,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许多人终身与之为伴;有些人虽治他业,且不是以书法著称于世,但终身雅好书法,若以他们独具风格的书法作品而论,当一个书法家绝对是绰绰有余。因此很多名人的书法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三是名人信札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市场价值,因为名人书札往往体现了书家深厚的书法造诣和渊博的学养,民间收藏这些是很有意义的。
自古以来,民间一直保存着收藏信札习惯,很多大藏家也涉足名人信札的收藏。记得1997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刚兴起没几年,翰海曾推出过民国时期大收藏家张葱玉的旧藏——五通宋代书札,即石介的行楷书《与长官执事事札》、富弼行楷书《儿子帖》、左肤的行书《与通判承议札》、何栗的行草书《屏居帖》、吕嘉问的行书《与元翰札》。其中左肤的行书《与通判承议札》和石介的行楷书《与长官执事事札》是当今存世的孤本,绝对是国宝级文物,最后分别以209万元、170.5万元、154万元、77万元、71.5万元落槌。到2005年北京翰海再次推出这些拍品,又引起了激烈争夺,成交价分别为550万元、462万元、484万元、385万元、346万元,八年翻了好几倍。而在2002年嘉德拍卖会上,钱镜塘收藏的《明代名人尺牍》也相当亮眼,由于这件明代名人尺牍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因而各路藏家和机构进行了搏杀,最后被国内一机构以990万元的天价收购。不过,当今藏家要能收藏古代信札难度较大,毕竟过了那么多年,即使遇上却价格不菲,已经不是普通藏家所能问津的。而现代名人书札的收藏却要容易得多,因为相比古代书札,现代书札的存量无疑要大得多,价格却低得多。为此,近几年不少藏家已把收藏目标瞄准了现代书札。2001年翰海拍卖会上,民国时期章太炎、孙人和等人给陈坦(陈为教育家、现代史学大师,启功的老师)的书札获价1.98万元;2003年朵云轩拍卖会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书画名人手书八通书札(内容大多为谈论书画之事)获价1.01万元;同年,在嘉德拍卖会上,孙中山至叶恭绰信札四通获价111万元。在2005年嘉德和上海嘉泰艺术品拍卖会上,古籍善本拍卖格外抢眼,而名人信札又似其中的一朵奇葩。许多名人信札的拍卖给了藏家以惊喜:如嘉德推出的《黄宾虹致陈柱信札十八通》,曾著录于《黄宾虹书信集》,成交价为55万元。上海嘉泰推出的《徐悲鸿信札》(附实寄封)的价格是56.1万元,《郁达夫致王映霞信札》以37.4万元成交。这些价格都较起拍价有了很大的上扬。
对名人信札的收藏藏家务必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名头,一般名头越大,价值越高;其次是年代,一般年代越久,价值越高;第三是书写的内容和题材,一般内容好、题材佳,价值就高;第四是书写的艺术,藏家应重点选择用毛笔书写的信札,如果书法是精品,那就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市场价值往往不菲;第五是齐全,收藏信札最好带实寄封。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名人信札在市场上价格很低,故没有赝品,而近几年,由于名人书札逐渐走俏,一些人为了牟取暴利,制造了大量赝品,对此,收藏者务必要加以鉴别,鉴别方式可以从年代的纸张、书写的风格、落款的习惯寻找破绽,此外,从文字上亦可鉴别真伪。假如你拿到一页民国时期名人书札,内有不少错别字,或者发现较多文字为只有改革后才有的简化字,不用问,必是赝品无疑。
总之,眼下现代名人书札的行情还处于起步阶段,选择收藏名人的书札信札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对象。未来几年随着人们对现代名人书札价值认识的提高,这类名人书札的价格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
战国神鸟铜壶
文/石凡
中国的青铜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这里介绍的是我在某藏家家中见到的一件战国时代的神鸟铜壶。
那是去岁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笔者来到一位沪上颇有名气的收藏家家中。主人对古代青铜器有特别的爱好,可谓情有独钟。他收藏的林林总总的青铜藏品中,首先引起我注意和兴趣的就是这件神鸟铜壶。
该铜壶通高34厘米、口径为10.2厘米。侈口,高束颈,扁圆腹,壶肩一对双环耳垂环,矮圈足。圈足下配置三神鸟,以其头顶托撑着壶的边缘,犹如三足支撑壶体。神鸟张口,瞪目,翘尾,展双翅,似欲展翅腾飞。惟缺盖。壶体和神鸟均满饰繁复的纹饰:颈下部饰一周长三角形纹,内填以细密卷云纹 。颈肩部以一道凸弦纹为界,腹部饰上、中、下三组三角雷纹带饰,三角雷纹作倒顺三角形交错排列,之间则又形成菱形图案,三角纹和菱形图案内均饰以对称的蝠纹。圈足边缘饰由三条单线绳纹绞结而成的纹。双垂环上也饰卷云纹。神鸟的背、腹、双翅及腿上均满饰鳞片和翎羽纹。从其基本的造型特征,诸如壶肩部有一对称的双环耳垂环,圈足,三神鸟以及三角雷纹、菱形纹和蝠纹等装饰风格看,应系战国后期流行的铸品。
战国壶类中以鸟作为装饰,且造型新颖奇特的为数不多,目前仅见南京博物院收藏有一件,系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南博收藏的是一件完整的错银立鸟盖壶,不仅带立鸟隆盖,且通体饰精细几何纹,纹饰皆错银,加以下承撑的三神鸟,栩栩如生,故被称之为南京博物院镇院之宝的国宝级文物(参见台北《典藏》杂志2006年8月号“南京博物院擘划大未来”一文插图)。这里介绍的这件神鸟铜壶,虽然体量没有南京博物院的那件大,且缺盖,也没有采用错银工艺,但纹饰仍较繁褥,铸工亦精,特别是三神鸟同样神态逼真,故仍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战国时期高级铜铸艺术品。■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
文·图/恩泉
我国是木刻版画的故乡,其最早出现于五代,在宋初就出现施彩版画,但中途衰落。自从制版术进入我国后,已不为人所注意。但在上世纪30年代,由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再一次将我国的版画事业推向了新的高峰。
当鲁迅先生在1929年首次提出版画这一概念时候,便说得很清楚:“所谓创作的木刻者,不模仿,不复制,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这放刀直干,便是创作版画首先所必需的,和绘画的不同,就在以刀代笔,以木代纸和布……”(《近现代木刻集》(一)小引,1929年)。在次年出版的《新俄画选》上,鲁迅先生更加明确地说出当时提倡木刻的意义:“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新俄画选》小引,1930年)。到了1934年,当我国的新兴版画运动获得初步的成绩时,却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一些木刻团体被封查、木刻创作者被逮捕。鲁迅先生为了表示反抗,保护并鼓励木刻青年,编印了一本《木刻纪程》于1934年6月出版。他在《序言》中明确地说明新兴版画在我国发生和发展的原委,并将木刻青年的努力和成绩公之于世,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他写道:“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经历了很多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欧洲的创作木刻影响的。……到了1931年夏,在上海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
他接着在1935年为《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集》的序上写道:“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代文化无关,但绝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所以仅若干青年们的一付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在当时苦战的年头,新兴版画运动得到了导师的掩护和鼓舞,斗志昂扬,信心十足向前勇进。我们把鲁迅先生创办的木刻讲习会的日子定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诞生的日子,算到今日已有八十个年头了。
在这八十年的岁月里,我国的新兴版画与我国的革命运动同步发展,记录着新中国成长的点点滴滴。它是在风雨飘荡,冰雪交加的环境中萌芽,深深扎根在岩隙之中,正如一棵青松,挺立成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壮,和人民在一起,我国的新兴版画一路从坎坷走来,它之所以能战胜一切险阻,是因为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只要提起中国新兴版画,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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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邮驿及其法律
文/陈孔坛
古代邮驿是国家的通信机构,事关军国大事,历代统治者对邮驿都十分重视。修筑驿路,兴建设施,制定法律和制度,邮驿通信采用的又是接力通信,必须环环相扣,做到迅速和安全。历代都规定邮驿人员在执行任务时有种种特权,如渡河优先,宵禁时允许通行,夜间己关城门可打开。
秦汉时期,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局面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完善的邮驿制度。秦代,官方通信机构接管了邮驿组织,不仅传递公文,还要解送使者,运输国家军用物资,法律制度也比较严格。出土的秦代竹简《行书律》,是我国至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部有关通信的法令。残简中,可以看到相关的文字记载:把公文分为急字公文和普通公文两种,对不同的公文有不同的时限要求,如马传最快速度为日行四百里。诏书和紧急公文要随到随送,不得延误;对于不同的文件使用不同的文字,以防伪造;书信在发寄之前,一定要包扎捆好,绳结处要使用封泥,盖上玺、印,以防私拆泄密;还建立了严格的登记制度,注明收到和发出的具体时间,丢失要及时报告,延误者要受到制裁。
汉代邮驿形成较为庞大完整的通信网,邮驿通信仍由宰相负责,由尚书令负责具体通信事务,东汉时改由太尉负责。邮驿法律列在“厩律”之中,主要负责公文和书信的传送,以紧急军情为主。而且根据文书内容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分别传送,也就是“以邮行”、“以亭行”、“以次行”、“弛行”。其中前三种是普通文书,由步递传送,而最后的“驰行”则是紧急公文,要由专人快马传递。
曹魏邮驿由法曹管理,隶属于丞相府,通信的规模较大,为了对外用兵,建立了许多军事重镇,邮驿通信网四通八达。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邮驿法规——《邮驿令》。
到了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规模宏大的通信组织,邮驿法律更加完善。由兵部驾部郎中直接管理,职责是“执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全国分设十道,各辖有州、府、县。各道由判官主持,各州由馆驿巡官或兵曹、司兵参军兼管,各县则由县令管理。每道设有六等驿,每驿有驿长和驿夫,唐代的法律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是《永徽律》,收在《唐律疏议》中。关于邮驿的具体条目散见于“职制律”、“杂律”和“厩库律”中。其中主要内容有九条,对延误、托人、误投等责任和惩处做了规定。
宋代邮驿由兵部和枢密院管理。兵部驾部主管全国邮驿的行政工怍,后者管理发放驿马、颁发符牌、制定条例、监督检查文报的传递情况、委派寻查邮驿使臣等。宋代初年以军卒代替民役和创设急递铺,是宋代的一个重要变革,建立了一整套递铺通信系统。宋代还出现了我国古代较为完整的一部专门性的邮驿法规——《金玉新书》,该书115条,集有关通信的“赦、令、格、式”之大成。由于古代邮驿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不断完善,加上各个历史时期的邮驿司吏人员和广大驿夫驿卒等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有效地保证了“置邮传命”任务的完成。
清代末期邮驿衰败,光绪22年(1896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驿站的作用逐渐消失。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将驿站全部裁撤。■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
名人信札正在走出深闺
文/朱浩云
提起信札,恐怕人人都熟知,信札又称手札、书札、笔札,有别于大幅书画作品。它由古代尺牍演变而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书信,那时书写书信都是在竹简或木片(牍)上,而且受书写材料和文字等局限,文辞比较简练。到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书信才随之得以发展。而书信最发达的时期是明末清初,一大批文人墨客于书信中抒发胸臆,互通信息。在书信的语言方面,清以前均为文言文,清末民初白话文流行,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大学者也用白话文写书信,“五四”以后,白话书信体散文更加盛行。由于信札是人们在随心所欲之间创作的“小品”,有时无心插柳,反而会更好地表现出一个人独特的风格。像郑板桥、龚自珍、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都留下了不少精彩信札。
名人信札的价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因为名人信札对于作者所处时代的时事、政治、人情世风以及与友人在诗文唱和、学问探讨等方面皆有反映,可以说,从某个侧面真实地记录或反映了名人的思想、学术观点以及一些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是人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和名人的重要依据。二是他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过去,名人书写工具都是用毛笔,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墨客和雅士常常利用书法来寄托自己的艺术理想,发泄自己的喜怒哀乐,许多人终身与之为伴;有些人虽治他业,且不是以书法著称于世,但终身雅好书法,若以他们独具风格的书法作品而论,当一个书法家绝对是绰绰有余。因此很多名人的书法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三是名人信札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市场价值,因为名人书札往往体现了书家深厚的书法造诣和渊博的学养,民间收藏这些是很有意义的。
自古以来,民间一直保存着收藏信札习惯,很多大藏家也涉足名人信札的收藏。记得1997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刚兴起没几年,翰海曾推出过民国时期大收藏家张葱玉的旧藏——五通宋代书札,即石介的行楷书《与长官执事事札》、富弼行楷书《儿子帖》、左肤的行书《与通判承议札》、何栗的行草书《屏居帖》、吕嘉问的行书《与元翰札》。其中左肤的行书《与通判承议札》和石介的行楷书《与长官执事事札》是当今存世的孤本,绝对是国宝级文物,最后分别以209万元、170.5万元、154万元、77万元、71.5万元落槌。到2005年北京翰海再次推出这些拍品,又引起了激烈争夺,成交价分别为550万元、462万元、484万元、385万元、346万元,八年翻了好几倍。而在2002年嘉德拍卖会上,钱镜塘收藏的《明代名人尺牍》也相当亮眼,由于这件明代名人尺牍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因而各路藏家和机构进行了搏杀,最后被国内一机构以990万元的天价收购。不过,当今藏家要能收藏古代信札难度较大,毕竟过了那么多年,即使遇上却价格不菲,已经不是普通藏家所能问津的。而现代名人书札的收藏却要容易得多,因为相比古代书札,现代书札的存量无疑要大得多,价格却低得多。为此,近几年不少藏家已把收藏目标瞄准了现代书札。2001年翰海拍卖会上,民国时期章太炎、孙人和等人给陈坦(陈为教育家、现代史学大师,启功的老师)的书札获价1.98万元;2003年朵云轩拍卖会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书画名人手书八通书札(内容大多为谈论书画之事)获价1.01万元;同年,在嘉德拍卖会上,孙中山至叶恭绰信札四通获价111万元。在2005年嘉德和上海嘉泰艺术品拍卖会上,古籍善本拍卖格外抢眼,而名人信札又似其中的一朵奇葩。许多名人信札的拍卖给了藏家以惊喜:如嘉德推出的《黄宾虹致陈柱信札十八通》,曾著录于《黄宾虹书信集》,成交价为55万元。上海嘉泰推出的《徐悲鸿信札》(附实寄封)的价格是56.1万元,《郁达夫致王映霞信札》以37.4万元成交。这些价格都较起拍价有了很大的上扬。
对名人信札的收藏藏家务必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名头,一般名头越大,价值越高;其次是年代,一般年代越久,价值越高;第三是书写的内容和题材,一般内容好、题材佳,价值就高;第四是书写的艺术,藏家应重点选择用毛笔书写的信札,如果书法是精品,那就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市场价值往往不菲;第五是齐全,收藏信札最好带实寄封。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名人信札在市场上价格很低,故没有赝品,而近几年,由于名人书札逐渐走俏,一些人为了牟取暴利,制造了大量赝品,对此,收藏者务必要加以鉴别,鉴别方式可以从年代的纸张、书写的风格、落款的习惯寻找破绽,此外,从文字上亦可鉴别真伪。假如你拿到一页民国时期名人书札,内有不少错别字,或者发现较多文字为只有改革后才有的简化字,不用问,必是赝品无疑。
总之,眼下现代名人书札的行情还处于起步阶段,选择收藏名人的书札信札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对象。未来几年随着人们对现代名人书札价值认识的提高,这类名人书札的价格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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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神鸟铜壶
文/石凡
中国的青铜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为灿烂的文化瑰宝。这里介绍的是我在某藏家家中见到的一件战国时代的神鸟铜壶。
那是去岁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笔者来到一位沪上颇有名气的收藏家家中。主人对古代青铜器有特别的爱好,可谓情有独钟。他收藏的林林总总的青铜藏品中,首先引起我注意和兴趣的就是这件神鸟铜壶。
该铜壶通高34厘米、口径为10.2厘米。侈口,高束颈,扁圆腹,壶肩一对双环耳垂环,矮圈足。圈足下配置三神鸟,以其头顶托撑着壶的边缘,犹如三足支撑壶体。神鸟张口,瞪目,翘尾,展双翅,似欲展翅腾飞。惟缺盖。壶体和神鸟均满饰繁复的纹饰:颈下部饰一周长三角形纹,内填以细密卷云纹 。颈肩部以一道凸弦纹为界,腹部饰上、中、下三组三角雷纹带饰,三角雷纹作倒顺三角形交错排列,之间则又形成菱形图案,三角纹和菱形图案内均饰以对称的蝠纹。圈足边缘饰由三条单线绳纹绞结而成的纹。双垂环上也饰卷云纹。神鸟的背、腹、双翅及腿上均满饰鳞片和翎羽纹。从其基本的造型特征,诸如壶肩部有一对称的双环耳垂环,圈足,三神鸟以及三角雷纹、菱形纹和蝠纹等装饰风格看,应系战国后期流行的铸品。
战国壶类中以鸟作为装饰,且造型新颖奇特的为数不多,目前仅见南京博物院收藏有一件,系江苏涟水三里墩出土。南博收藏的是一件完整的错银立鸟盖壶,不仅带立鸟隆盖,且通体饰精细几何纹,纹饰皆错银,加以下承撑的三神鸟,栩栩如生,故被称之为南京博物院镇院之宝的国宝级文物(参见台北《典藏》杂志2006年8月号“南京博物院擘划大未来”一文插图)。这里介绍的这件神鸟铜壶,虽然体量没有南京博物院的那件大,且缺盖,也没有采用错银工艺,但纹饰仍较繁褥,铸工亦精,特别是三神鸟同样神态逼真,故仍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战国时期高级铜铸艺术品。■
编辑:黄灵yeshzhw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