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八十周年庆，《读书》编辑部的朋友约写文章，因为我是“老作者，老朋友”。这样说，让我觉得责无旁贷。写点什么呢？想到三联书店，就会想到《读书》杂志，想到《读书》，就会想到“《读书》服务日”，想到那些单纯、热情而充实的日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学子，如果有人文、社科方面的兴趣，更不用说其中自认为有思想者，大约案头都备有《读书》，否则，其思想视界和文化趣味就会受到怀疑。这本三十二开的书评月刊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不过，对我来说，《读书》当时提供给人们的，不只是知识、观念和思想，还有人生际遇，成长的机会和可能。
　　我有幸成为《读书》的作者，自一九八五年始。这件事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因为一些特定原因，当时《读书》的作者，差不多可以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而成为《读书》的作者，就意味着成为这个知识群体的一员，意味着开启一个新的社会交往空间。我的许多朋友最初认识就是通过各自发表在《读书》上的文字，而且，也容易因为这种作者身份而引为同道。这种友朋和同道间的交往，因为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变得更具吸引力。
　　那时，三联书店还在北京朝内大街的人民出版社楼内，“《读书》服务日”就在那里举行。除了展新书，服务日并无主题，它更像是一道风景。一间房，若干桌椅，几杯清茶，一群读书人，那就是“《读书》服务日”。去到服务日的，不必是《读书》的作者，甚至不一定是《读书》的读者，但那个日子，那个场合，对喜欢《读书》的人来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去“《读书》服务日”的人，或为谈事，或为交稿，或为见人，或者，没什么具体事，只是到那里坐坐、看看、听听，随便见什么人，总不会一无所获。《读书》当时的编辑们，王焱、吴彬、赵丽雅、贾宝兰、杨丽华，会在那里招呼来者，通过她们介绍，新来者也可以很快结识新人，融入谈话。那时候，编辑同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更接近于朋友和同道，而少职业色彩。记得某个夏日中午，不知什么人提议，一群人跟着赵丽雅，到她在东总布胡同的家里，上上下下地参观，然后在树荫下天上地下地闲聊。又有一次，在服务日上聊到午饭时间，杨丽华便请大家到附近的咸亨酒店，边吃边聊。我记得，那里的菜味道不错。还有一次，也是在服务日，午饭之后，大家意犹未尽，相约要跟一位朋友去他家里参观他的藏书。我与那位朋友初次见面，不知道同去是否唐突，正犹豫间，那位朋友却招呼说，愿意来都来吧，大家都是读书人。于是，一众人等便骑了车，浩浩荡荡地去了。那位朋友家住南锣鼓巷炒豆胡同，他的名字叫赵越胜。后来，我们也成了朋友。经他引荐，我还参加了一个当时颇为活跃的“编委会”，一个有更紧密联系的年轻知识群体。而我发现，那个群体的成员，差不多都是《读书》的作者，而且，“编委会”的出版合作者，就是三联书店。
　　那是一个心灵尚未腐化的年代，年轻，热情，开放，向上，充满朝气。虽然物质还匮乏，但是精神饱满；思想虽不够深刻，但质朴有力，理想不坠。《读书》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读书》杂志，三联书店，还有她的作者和读者，都是和那个时代一起成长起来的。对今天的人来说，要理解《读书》与其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理解《读书》当时的那种影响力，已经不太容易。因为，那不只是关于一些人和一本杂志或一个出版机构，而是关于一个时代，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