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看起来忠厚老实的“全能型专家”，戴着像玻璃瓶底一样厚的近视眼镜，普通话里掺着点浙江口音。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3个多小时里，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他已写和将写的8本书。这些书领域跨度极大——从环保、医改到珠宝、书法，还有佛学。
　　他是62岁的朱幼棣。前地矿工作者、前新华社记者、前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作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第一届“地球奖”得主，也是一位能源行业的商人。
　　他毫无压力地回答了本刊记者提出的诸如“时间够不够用”“精力够不够分配”这类问题，答案都是“没有问题”，但却不能一口说出自己最感兴趣的究竟是什么。他说自己之所以对很多领域的问题都渴望去钻研，是因为“我发现很多观点都是错的，（它们）传递了一种无所作为的信息、无能的信息。那么我就很焦虑。”
　　当过多年记者的朱幼棣说，他对揭开真相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执著。他说自己无法忍受粉饰和谎言，无法忍受被利益操控的假话空话大行其道，是这些赋予了他钻研的动力和写作的激情。
　　老是想问一个为什么
　　1974年到1978年，在浙江省205矿五部矿区当技术工人的他，同时承担着矿里的办公室文书、电影放映员、会议记录员的工作，还包办了“批判专栏”板报，同时任《浙江日报》的通讯员。
　　1977年刚恢复高考的时候，朱幼棣报考了数学专业，因为父亲是“右派”没能通过政审。1978年，他因参加对口学习错过了高考报名时间，某个晚上一个人坐在技术科办公室里流眼泪。一位好心的同事看见了，冒着大雨骑自行车到镇里帮他要到了一张报名表。这一次，复习时间不够的他改报了文科，以县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山东大学录取。
　　1982年大学毕业，各科成绩基本在90分以上，外加发表了十多篇小说的朱幼棣被分配到新华社国内部工业采访室，负责交通、铁路、轻工部等条线。
　　白天写稿编稿，晚上写小说，是他那些年的标准生活状态。他说自己写作的思维方式和笔法随时在截然不同的模式中切换——白天新华体，晚上文学体。白天的目标是敬业和不说假话；晚上是“自留地”，写作为满足内心的需要。
　　对他而言，那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训练阶段。文科式的社会抱负、人文情怀，和理工科式的“科学的觉醒”，同时在他的思考过程中萌芽。
　　“一个人的科学觉醒好像需要一个过程。我是思考也好写新闻报道也好，老是想问一个为什么。”朱幼棣对本刊记者说，“比如，看到一条新闻，说河西走廊的老百姓在沙漠里吃到了鱼，因为他们在沙漠里养鱼。我当时就想，这个地方的蒸发量那么大，你这样搞个养鱼塘出来，成本不是太大了么？合适吗？”
　　这是他最初的环保觉悟。但他说自己并不是“纯环保主义者”，因为他是站在宏观的视角算“综合账”。他说自己在地质、能源、环保、经济政治等领域都有长期的研究，这些积累赋予了他极高的自信。
　　
　　虚弱的“纯环保”
　　朱幼棣对那些破坏环境、贻害后人的工程深恶痛绝。
　　“这个利益集团捆绑的东西真是糟糕透了。我认识一个民营企业，是有点关系的，把金沙江的一个水电站买下来，一年好几千万利润就从那来。澜沧江也被‘瓜分’了，完全像台阶一样，一级接一级，这个地方的坝尾，就接着下个地方的坝头。”
　　但他并不赞成以“纯环保”理念的反作用力去阻止这些。在他看来，“纯环保”对这些工程是螳臂当车。
　　以高库大坝为例，“现在很多人都是从生态角度来讨论，我觉得应该从经济社会综合角度去看。有些工程，光是用‘环保’为由是阻止不住的。你说一条鱼、一个物种的灭绝阻挡得了大坝的建设吗——就是很多种鱼的灭绝也阻止不了。”
　　他认可的做法，不是循着环保而环保，而是要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视野来考虑问题。“土地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文明的价值、古城的保护……你要在这个地方修一个高坝，就要以更开放的姿态来讨论这些问题。”
　　很多年前，朱幼棣就开始关注和记录被大坝截断的江河。90年代，他到三峡的坝址走了好几趟，心里产生了一些质疑，但是并不完全是从环境生态的角度。
　　“当时，有几个记者抱了一大摞材料回来，抄抄写写，半个月就搞了一本书出来，赞美三峡。问我要不要一起干，我说不干。我这个人的性格是不大愿意卷入这种很情绪化、很激烈的争吵中。”
　　一方面，他看不惯一些利益集团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的贪婪，以及一些为了帮工程开道而刻意论证“合理性”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他也看不惯一些环保NGO非理性的、抒情式的反对模式。
　　大多时候，双方的“骂战”是互相“妖魔化”，在他看来于事无补。
　　朱幼棣将这些思考全部都储存，写进了书里。他说，大坝本身现在不好说，利大还是弊大？这个留给后人评价。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它将要出现什么影响，对长江中下游的影响。
　　“我写《怅望山河》这本书的时候，老觉得是在写‘江河史’。这就是江河的最后一章了。像海河的消失，可能就是最后一章了。”
　　关于“环保的暴力”
　　2012年7月，朱幼棣为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的著作《环保的暴力》中文版作序。这是捷克大使馆专门找到他并发出邀请的。
　　他告诉本刊记者，90年代他就对全球气候变化、厄尔尼诺等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应邀为《环保的暴力》作序后，他又认真研究了二氧化碳问题。
　　瓦茨拉夫·克劳斯对现下一些“环保主义”的言论有着异常尖锐的批评，认为“全球变暖”和“节能减排”等环保警告或口号不过是些政治手段，是一些政客的工具和伪科学的谎言。
　　“有很多政客、公众人物、社会党人及左派的知识分子们，对此津津乐道，将‘全球变暖’要么变成其盈利的生意， 要么变成他们反抗自由、对抗市场及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有效工具。这一论调，经常被其维护者们引证为‘至上之善’和‘拯救世界’，它不仅仅是错误的、无用的无聊之论，而且最主要的是，它是有害的，因为它威胁到了个人自由，其采用的形式则是形形色色的国家补助和调控，这严重影响到经济的自然发展运行。”捷克现任总统在其书中说。 　　克劳斯的言论遭到了很多环保组织和个人的激烈反对。
　　“瓦茨拉夫·克劳斯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虽然有时政治的眼光同样会导致立论的偏激，但他真实地指出了当前在阻止‘全球气温变暖’旗号下，要求各国必须减少‘碳排放’，同时制订了不少相关的‘游戏’规则，在貌似科学与正义堡垒的背后，其实只是一些发达国家政治家们强加给世界的‘真理’，是‘政治强加于科学之上的效应’。” 朱幼棣在该书中文版序言里说。
　　在他看来，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完全是被一些“暴力的环保主义者”炒作起来，又被某些国家的政客们加以利用的伪命题。这一点上，他和捷克总统的观点非常一致。
　　“二氧化碳是空气含量的万分之三，人类能控制的就万分之一，另外万分之二是不可缺少的。万分之一的东西，你把它看那么高？美国夏威夷的火山爆发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你算过没有？森林火灾能产生多少二氧化碳？”他说。
　　类似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第一次在类似问题上被刁难。
　　“地球气候有几次轮回，包括唐朝的时候气温比现在高很多，清朝要比现在冷很多。所以，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到底有没有那么大？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比较低，西方国家不讲二氧化碳问题，讲甲烷——甲烷是种水稻产生的，要求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减少水稻种植；现在中国成了能源消耗的大国，二氧化碳就被他们拿出来突出说了，就不说甲烷了。”
　　关于气候的变化，乃至环境的变化，朱幼棣认为应该是一个综合考虑的问题，而不光是盯住二氧化碳，很多热衷谈论这一问题的西方政客是为了选举而制造议题；同时，在他看来,很多环保NGO“知识结构有限”，只是从单一的角度去呼吁，去反对，不懂得“算总账”，不仅起不到建设性的作用，更容易跑偏，让自己狭隘化、弱智化。
　　“任何环保问题都不是单纯的环保问题，要算总账才能知道得失，才能抓住要害。”
　　朱幼棣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浙江新安江水库就是一个“算总账”后，成本和收益完全不成比例的典型。这个案例他在其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关于环保的著作《后望书》里详细写过，当时是抱着“为历史真相做记录”的心态来写的。
　　“我看到电视里新安江水库的水底考古直播，发现古城，还轰动世界……我特别受不了。才半个世纪，就把移民的苦难忘得一干二净，而且现在还在污染。我特别不能容忍。”
　　新安江水库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一个装机66万千瓦的水电站，可替代其发电量的能量，只相当于四五十万吨的煤，也就一个小煤窑的产量。可是，该水库的修建却淹没了600平方公里沃野。而恰逢困难时期的库区20多万移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直到现在，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问题。
　　“这么大片的山林和耕地以及城镇沉落到水底下去了，就是算地价，现在看来也有些不值。”朱幼棣说，“应该把快要淡忘的惨痛记忆，赶紧抢救出来，可以给科学发展观提供一些教材，不管这个教材是反面还是正面的。”
　　他说，凡是自己下决心要搞懂的东西，都会花很多时间钻进去。比如说《怅望江河》，从筹划到酝酿到写作，前后花了5年时间。所以，他自信自己写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