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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赴台北特派记者孙立极
这是《环球人物》记者第二次采访黄智贤了，上一次是在2017年。她是个很好相处的人，谈笑不拘，明快爽朗，尽管是电视节目里的“名嘴”，平日里却常身着T恤、短裤、运动鞋，毫无矫饰。
黄智贤的日程表很满，周一到周五每天录制政论节目《夜问打权》，周末也不全休。平日里，她笔耕不辍，写脸书（Facebook）、写微博、写微头条——那篇传遍国内外的《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回应》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某种角度看，黄智贤有些佛家所说的“我执”，比如她坚持如日本人不向“慰安妇”道歉就绝不去日本。但她又是纯粹的，坚持的是价值和信念，没有名与利的玷染。所以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小女子”，让人感觉浑身充满力量。
作为鲜明的统派，黄智贤在台湾受到的压力远多于支持。她遇到过餐馆老板忙碌中丢下手头的活跑来和她说，“我喜欢你的节目，加油！”与此同时，她也听到过“独派”对她的攻击和谩骂，甚至走在路上还被吐口水。《环球人物》记者问黄智贤：“那您怎么反应？”她耸耸肩，说：“就这样了，我还是我自己。”
“够强悍”的黄智贤，另一面是柔软。谈到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历史，谈到台湾的乡土民情，谈到台湾的前途命运，都可能触及她心中柔软的泪点。她的文章可以用人们评价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来形容。去年，她去了不少大陆城市：南京、哈尔滨、大连、厦门、广州、深圳、重庆、南宁……今年9月，她写了一篇《两岸终会相聚》，记下一路所见所闻所感，文笔秀丽不说，情感真挚，让人泪目。《环球人物》记者发微信赞她这篇文章写得好，她说自己也是边写边落泪。
也许可以这么说，《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回应》成为网络红文是偶然，而黄智贤是必然。
《环球人物》：您初次听到彭斯演讲是什么感觉？
黄智贤：我从头到尾看了他的视频，也读了他的文字稿，第一感觉就是愤怒。美国已经掀起了贸易战，特朗普在推特上胡说八道，大家觉得他是粗人，不会太当真。可一个看起来很稳重的副总统，到一个高层级的智库演讲，以这样的方式攻击中国，透露的是什么信息？这让我很愤怒。
《环球人物》：《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回应》这篇文章是怎样诞生的？
黄智贤：彭斯是周四做的演讲，周五我的节目就有讨论了，但做完节目后，我的愤怒还是没办法消除。刚好周六早上我要给《中国时报》交一篇稿，于是就这么开始写了。
我写文章很快，当时还喝了一点酒，一气呵成。写的时候，阿炳的《二泉映月》一直在我心里盘旋。1950年，阿炳录完这首曲子不久后，就去世了。这是最好听的二胡，冲击灵魂，我第一次听时眼泪就掉下来。
那天，这首曲子正契合我的心境。我觉得我得帮我们中国讲点话，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可怜。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没有其他国家在乎。那些死掉的人、受苦的人——我的祖父、曾祖父都被日本殖民过，我的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也经历过抗日战争，他们活生生地告诉我，历史就在那里。
中国不是百分之百完美，大陆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你想想看，这个国家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经过改革开放40年，就可以有现在这样的国泰民安，靠的是我们人民的聪明、牺牲与勤奋。彭斯现在把中国所有的成就说成是美国的恩惠和帮忙，这不是事实。他还引用了鲁迅的话，把鲁迅批判旧中国的言论拿来指责中国对外不够友好，这也不是事实。固然我们有“戎狄”之说，但也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有朋自远方来”的文明传统。中国人对异族比西方人宽容。
我的脾气是逐点驳斥，但彭斯讲了一两万字，我只能写不到两千字，有些能写，有些没办法写，“余岂好辩哉，余亦不得已也”。
《环球人物》：这篇文章通篇读下来像是您也在发表演讲。
黄智贤：因为我想象我不是在写信，而是面对面演讲。彭斯讲完下来了，然后我站上演讲台，他坐在台下听我讲，所以我开头就写“副总统阁下”，完全是我对他讲话的口气。紧接着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为什么我要点明这个节点？是为了让内行人猜测，副总统这番言行是不是政治考量。
我要用一種知识分子不冷不热的口气：我尊敬你，不卑不亢、不硬不软，但我每一句、每一个标点都要刺进去。我要面对面挑战你的错误——我对民进党是这样，从小对我爸也是这样。
环球人物》：文章里您对历史事件和数据案例都信手拈来，为什么会这么了解？
黄智贤：当初我历史课可是满分，史料信手拈来，但写文章时还是会上网去确认，怕弄错细节。写得快有时会出小错误，这次就有，非常抱歉。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国有出兵，我竟然写没有出兵。
在美国上历史课时，美国教授说：“当我们的先人在地球上第一次发现这片土地的时候……”我立刻举手说：“在你们先人发现这片土地时，已经有人类居住了。”他忘了印第安人，被我逮到了小辫子。那位老师当场认错，同学们也是一片叫好声。这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同样是对待历史，彭斯并不坦荡，而是断章取义、双重标准。
《环球人物》：您什么时候知道这篇文章火了？
黄智贤：我看到了网友留言，还有朋友在微信上告诉我谁又转发了的时候。你问我这篇文章怎么就火了，我平时讲话也是这样，这篇文章其实比我平时写的还要温和。
《环球人物》：关于中美贸易战，很多人讲中国这次很危险，您怎么看？
黄智贤：我觉得中国会赢，只是赢的过程会很辛苦。我的信心来自于多方面：一是中国人吃苦耐劳；二是中国人口近14亿，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内需市场；三是中国有很坚实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完全可以拉动内需。更重要的是，贸易战可以让中国警觉到“我缺乏什么，我有什么是捏在别人手里的”。 《环球人物》：您的意思是，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来说不全是坏事？
黄智贤：坦白讲，大陆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从0分到60分容易，但从60分进步到90分时，可能是10倍的艰难。到今天你才发现，原来还有很多关键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所以中美贸易战发生在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祝福——人无外患必骄纵。美国的压力可以让中国有自信找回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只是情势会险峻，过程会比较辛苦。
《环球人物》：如果再让您对美国人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黄智贤：我在美国念过书，也有很多美国朋友，对纽约很有感情。但是我要讲的是，国与国交往，美国要追求它的最高利益，那我中国就不能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吗？你认为你的方式对美国人来讲是最好的，那中国不能寻找一个对中国人最好的方式吗？文明发展有不同路径，人类也在寻找最好的路径。
说着“我们中国”的黄智贤其实出生于台湾本省家庭，父母和弟弟都是“深绿”立场，哥哥还是民进党籍“立委”，但她选择了一条和家人截然不同的道路。作为政治评论员，黄智贤常在节目和文章中向民进党猛烈开炮，一度差点与哥哥断绝关系。
“在我成长的年代，绝大部分台湾人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从小爸爸教我们背《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光是《红楼梦》我就读了二三十遍。我们小时候书本上会印一句话，‘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自认为内心很中国的黄智贤，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从未改变过。
在黄智贤看来，变的是社会环境——李登辉、陈水扁和“独派”势力的操纵让人们在“绿色恐怖”的蒙蔽和威胁下压抑了中国人认同。和家人之间的立场分歧也是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的。但她坦言，虽然与哥哥的政治理念不同，但他们约定：不要贪污、不要仇恨、不要让祖先蒙羞。“不管他当选还是落选，我们都是这3个约定。”
自认口才不好的黄智贤，为了内心的价值观，站在荧屏前，说了很多口才好的人也不敢讲的话。“台湾没有政论节目主持人敢讲我是中国人，我大讲特讲，讲‘二二八’历史真相，讲日据时代的历史真相。这样做不会讨好，但不得不做。”岂止是不会讨好。就因为此，黄智贤被骂“台奸”，而她反“台独”被骂“亲中卖台”。“他们没法反驳我的观点，只能人身攻击。”“小女子”说起时颇为骄傲。
2014年台湾学生攻占“立法院”，黄智贤去上政论节目。开始前，工作人员请她不要批评学生，不然她会被封杀，但她照批不误。“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反正严重地违逆我的价值观，我就跟你干！”黄智贤大笑自嘲，“金庸小说读太多了，都是金庸惹的祸。”
果敢刚强的性格在黄智贤年少时就有显露。她曾考上台湾最好的女子中学——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却在高二辍学。因为做医生的父亲希望她女承父业，但从小爱好文学的她宁可不读，也不屈服。
她从送报开始打了7年杂工，端过盘子，做过油漆工，在高速公路隔离带拔过草，还开过夜班计程车。当计程车司机时，载到醉酒小姐和圖谋不轨的客人，她宁可赔上车资，也想办法帮小姐脱身，只求“良心愉快”。这段底层生活，让黄智贤见识到很多尖锐的冲突，“厨师不高兴，拿着菜刀对骂；一起端盘子的女孩不小心摔断了七八根肋骨……经过这7年，我知道什么叫挣扎在社会最底层”。
25岁时，黄智贤靠打工攒了一笔钱，跑到了美国去读大学。寒暑假不用打工时，她自己就开着一辆老旧的汽车，独自旅行了美国各州，最后“只有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没去过”。
毕业后，黄智贤又到英国攻读企业管理学硕士，读书期间顺便还把欧洲走了个遍。她至今还记得自己参观大英博物馆时，看到了当年八国联军掠走的国宝藏品，站在展示柜前的她瞬间泪流满面。她知道，无论走多远，她都不会忘记她的国家。
打工、出国、留学、工作……这些经历赋予了黄智贤看透表象的锐利眼光，也让她摆脱了偏见的束缚。“你的阅历、你所读的书、交往的朋友、所看到的社会环境无时无刻不在撞击你，人的独立性就是这么建构起来的。所以当我最后成为政治评论员的时候，看问题我可以有国际的视野，同时也能明白普通百姓的心理，很多时候就可以看穿现象的本质。”
2018年7月12日，黄智贤发了一条微博：“来北京许许多多次，但这一次心情很不同，参与的是连战的北京访问团。在此刻冰封的两岸，和中美贸易大战之时。”
在这次随团访问大陆的过程中，黄智贤见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让她动容的是习近平讲话中透露出的“感性”。“习近平讲他当年在厦门工作时，认识很多台商，与台湾人很有感情。台湾这几年的表现比不上福建，他为福建高兴，为台湾难过。他还提到了近代以来我们民族遭遇的屈辱历史。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痛彻记忆，让我很有共鸣。”
黄智贤觉得，现在台湾多数人对大陆保持着正面的态度，尤其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在台上作报告时的形象，让很多台湾人受到鼓舞。十九大召开期间，她当时在台湾，记得有一次到餐厅吃饭时，大家看到电视上习近平作报告，便停下吃东西，抬头看画面，有的人甚至还会站起来，带着一副专注的表情认真听。黄智贤注意到，她的节目播到习近平作十九大报告的画面时，收视率也会走高，不会往下掉。这些细节都让她感受到了民心的变化。“你看这两年，蔡英文内政混乱，威权独裁，外联美日，把台湾带到了危险的边缘，台湾人还能继续自己骗自己吗？统一，是台湾最好的路。而未来，光明远大。”
这是《环球人物》记者第二次采访黄智贤了，上一次是在2017年。她是个很好相处的人，谈笑不拘，明快爽朗，尽管是电视节目里的“名嘴”，平日里却常身着T恤、短裤、运动鞋，毫无矫饰。
黄智贤的日程表很满，周一到周五每天录制政论节目《夜问打权》，周末也不全休。平日里，她笔耕不辍，写脸书（Facebook）、写微博、写微头条——那篇传遍国内外的《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回应》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某种角度看，黄智贤有些佛家所说的“我执”，比如她坚持如日本人不向“慰安妇”道歉就绝不去日本。但她又是纯粹的，坚持的是价值和信念，没有名与利的玷染。所以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小女子”，让人感觉浑身充满力量。
作为鲜明的统派，黄智贤在台湾受到的压力远多于支持。她遇到过餐馆老板忙碌中丢下手头的活跑来和她说，“我喜欢你的节目，加油！”与此同时，她也听到过“独派”对她的攻击和谩骂，甚至走在路上还被吐口水。《环球人物》记者问黄智贤：“那您怎么反应？”她耸耸肩，说：“就这样了，我还是我自己。”
“够强悍”的黄智贤，另一面是柔软。谈到中华民族曾经的苦难历史，谈到台湾的乡土民情，谈到台湾的前途命运，都可能触及她心中柔软的泪点。她的文章可以用人们评价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来形容。去年，她去了不少大陆城市：南京、哈尔滨、大连、厦门、广州、深圳、重庆、南宁……今年9月，她写了一篇《两岸终会相聚》，记下一路所见所闻所感，文笔秀丽不说，情感真挚，让人泪目。《环球人物》记者发微信赞她这篇文章写得好，她说自己也是边写边落泪。
也许可以这么说，《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回应》成为网络红文是偶然，而黄智贤是必然。
“我第一感觉就是愤怒”
《环球人物》：您初次听到彭斯演讲是什么感觉？
黄智贤：我从头到尾看了他的视频，也读了他的文字稿，第一感觉就是愤怒。美国已经掀起了贸易战，特朗普在推特上胡说八道，大家觉得他是粗人，不会太当真。可一个看起来很稳重的副总统，到一个高层级的智库演讲，以这样的方式攻击中国，透露的是什么信息？这让我很愤怒。
《环球人物》：《对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回应》这篇文章是怎样诞生的？
黄智贤：彭斯是周四做的演讲，周五我的节目就有讨论了，但做完节目后，我的愤怒还是没办法消除。刚好周六早上我要给《中国时报》交一篇稿，于是就这么开始写了。
我写文章很快，当时还喝了一点酒，一气呵成。写的时候，阿炳的《二泉映月》一直在我心里盘旋。1950年，阿炳录完这首曲子不久后，就去世了。这是最好听的二胡，冲击灵魂，我第一次听时眼泪就掉下来。
那天，这首曲子正契合我的心境。我觉得我得帮我们中国讲点话，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可怜。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没有其他国家在乎。那些死掉的人、受苦的人——我的祖父、曾祖父都被日本殖民过，我的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也经历过抗日战争，他们活生生地告诉我，历史就在那里。
中国不是百分之百完美，大陆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你想想看，这个国家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经过改革开放40年，就可以有现在这样的国泰民安，靠的是我们人民的聪明、牺牲与勤奋。彭斯现在把中国所有的成就说成是美国的恩惠和帮忙，这不是事实。他还引用了鲁迅的话，把鲁迅批判旧中国的言论拿来指责中国对外不够友好，这也不是事实。固然我们有“戎狄”之说，但也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和“有朋自远方来”的文明传统。中国人对异族比西方人宽容。
我的脾气是逐点驳斥，但彭斯讲了一两万字，我只能写不到两千字，有些能写，有些没办法写，“余岂好辩哉，余亦不得已也”。
《环球人物》：这篇文章通篇读下来像是您也在发表演讲。
黄智贤：因为我想象我不是在写信，而是面对面演讲。彭斯讲完下来了，然后我站上演讲台，他坐在台下听我讲，所以我开头就写“副总统阁下”，完全是我对他讲话的口气。紧接着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为什么我要点明这个节点？是为了让内行人猜测，副总统这番言行是不是政治考量。
我要用一種知识分子不冷不热的口气：我尊敬你，不卑不亢、不硬不软，但我每一句、每一个标点都要刺进去。我要面对面挑战你的错误——我对民进党是这样，从小对我爸也是这样。
环球人物》：文章里您对历史事件和数据案例都信手拈来，为什么会这么了解？
黄智贤：当初我历史课可是满分，史料信手拈来，但写文章时还是会上网去确认，怕弄错细节。写得快有时会出小错误，这次就有，非常抱歉。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国有出兵，我竟然写没有出兵。
在美国上历史课时，美国教授说：“当我们的先人在地球上第一次发现这片土地的时候……”我立刻举手说：“在你们先人发现这片土地时，已经有人类居住了。”他忘了印第安人，被我逮到了小辫子。那位老师当场认错，同学们也是一片叫好声。这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同样是对待历史，彭斯并不坦荡，而是断章取义、双重标准。
《环球人物》：您什么时候知道这篇文章火了？
黄智贤：我看到了网友留言，还有朋友在微信上告诉我谁又转发了的时候。你问我这篇文章怎么就火了，我平时讲话也是这样，这篇文章其实比我平时写的还要温和。
“我觉得中国会赢，只是赢的过程会很辛苦”
《环球人物》：关于中美贸易战，很多人讲中国这次很危险，您怎么看？
黄智贤：我觉得中国会赢，只是赢的过程会很辛苦。我的信心来自于多方面：一是中国人吃苦耐劳；二是中国人口近14亿，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内需市场；三是中国有很坚实的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完全可以拉动内需。更重要的是，贸易战可以让中国警觉到“我缺乏什么，我有什么是捏在别人手里的”。 《环球人物》：您的意思是，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来说不全是坏事？
黄智贤：坦白讲，大陆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从0分到60分容易，但从60分进步到90分时，可能是10倍的艰难。到今天你才发现，原来还有很多关键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所以中美贸易战发生在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祝福——人无外患必骄纵。美国的压力可以让中国有自信找回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只是情势会险峻，过程会比较辛苦。
《环球人物》：如果再让您对美国人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黄智贤：我在美国念过书，也有很多美国朋友，对纽约很有感情。但是我要讲的是，国与国交往，美国要追求它的最高利益，那我中国就不能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吗？你认为你的方式对美国人来讲是最好的，那中国不能寻找一个对中国人最好的方式吗？文明发展有不同路径，人类也在寻找最好的路径。
“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说着“我们中国”的黄智贤其实出生于台湾本省家庭，父母和弟弟都是“深绿”立场，哥哥还是民进党籍“立委”，但她选择了一条和家人截然不同的道路。作为政治评论员，黄智贤常在节目和文章中向民进党猛烈开炮，一度差点与哥哥断绝关系。
“在我成长的年代，绝大部分台湾人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从小爸爸教我们背《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光是《红楼梦》我就读了二三十遍。我们小时候书本上会印一句话，‘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自认为内心很中国的黄智贤，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从未改变过。
在黄智贤看来，变的是社会环境——李登辉、陈水扁和“独派”势力的操纵让人们在“绿色恐怖”的蒙蔽和威胁下压抑了中国人认同。和家人之间的立场分歧也是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的。但她坦言，虽然与哥哥的政治理念不同，但他们约定：不要贪污、不要仇恨、不要让祖先蒙羞。“不管他当选还是落选，我们都是这3个约定。”
自认口才不好的黄智贤，为了内心的价值观，站在荧屏前，说了很多口才好的人也不敢讲的话。“台湾没有政论节目主持人敢讲我是中国人，我大讲特讲，讲‘二二八’历史真相，讲日据时代的历史真相。这样做不会讨好，但不得不做。”岂止是不会讨好。就因为此，黄智贤被骂“台奸”，而她反“台独”被骂“亲中卖台”。“他们没法反驳我的观点，只能人身攻击。”“小女子”说起时颇为骄傲。
2014年台湾学生攻占“立法院”，黄智贤去上政论节目。开始前，工作人员请她不要批评学生，不然她会被封杀，但她照批不误。“我不知道我对不对。反正严重地违逆我的价值观，我就跟你干！”黄智贤大笑自嘲，“金庸小说读太多了，都是金庸惹的祸。”
果敢刚强的性格在黄智贤年少时就有显露。她曾考上台湾最好的女子中学——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却在高二辍学。因为做医生的父亲希望她女承父业，但从小爱好文学的她宁可不读，也不屈服。
她从送报开始打了7年杂工，端过盘子，做过油漆工，在高速公路隔离带拔过草，还开过夜班计程车。当计程车司机时，载到醉酒小姐和圖谋不轨的客人，她宁可赔上车资，也想办法帮小姐脱身，只求“良心愉快”。这段底层生活，让黄智贤见识到很多尖锐的冲突，“厨师不高兴，拿着菜刀对骂；一起端盘子的女孩不小心摔断了七八根肋骨……经过这7年，我知道什么叫挣扎在社会最底层”。
25岁时，黄智贤靠打工攒了一笔钱，跑到了美国去读大学。寒暑假不用打工时，她自己就开着一辆老旧的汽车，独自旅行了美国各州，最后“只有夏威夷和阿拉斯加没去过”。
毕业后，黄智贤又到英国攻读企业管理学硕士，读书期间顺便还把欧洲走了个遍。她至今还记得自己参观大英博物馆时，看到了当年八国联军掠走的国宝藏品，站在展示柜前的她瞬间泪流满面。她知道，无论走多远，她都不会忘记她的国家。
打工、出国、留学、工作……这些经历赋予了黄智贤看透表象的锐利眼光，也让她摆脱了偏见的束缚。“你的阅历、你所读的书、交往的朋友、所看到的社会环境无时无刻不在撞击你，人的独立性就是这么建构起来的。所以当我最后成为政治评论员的时候，看问题我可以有国际的视野，同时也能明白普通百姓的心理，很多时候就可以看穿现象的本质。”
2018年7月12日，黄智贤发了一条微博：“来北京许许多多次，但这一次心情很不同，参与的是连战的北京访问团。在此刻冰封的两岸，和中美贸易大战之时。”
在这次随团访问大陆的过程中，黄智贤见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让她动容的是习近平讲话中透露出的“感性”。“习近平讲他当年在厦门工作时，认识很多台商，与台湾人很有感情。台湾这几年的表现比不上福建，他为福建高兴，为台湾难过。他还提到了近代以来我们民族遭遇的屈辱历史。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痛彻记忆，让我很有共鸣。”
黄智贤觉得，现在台湾多数人对大陆保持着正面的态度，尤其是十九大之后，习近平在台上作报告时的形象，让很多台湾人受到鼓舞。十九大召开期间，她当时在台湾，记得有一次到餐厅吃饭时，大家看到电视上习近平作报告，便停下吃东西，抬头看画面，有的人甚至还会站起来，带着一副专注的表情认真听。黄智贤注意到，她的节目播到习近平作十九大报告的画面时，收视率也会走高，不会往下掉。这些细节都让她感受到了民心的变化。“你看这两年，蔡英文内政混乱，威权独裁，外联美日，把台湾带到了危险的边缘，台湾人还能继续自己骗自己吗？统一，是台湾最好的路。而未来，光明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