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从小就接受无神论教育，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长大的现代中国人来说，上帝是个虚幻的存在。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为何上帝不存在？对于一个希望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的现代中国人来说，显然不能满足于已是耳熟能详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种种解释。
令人高兴的是，有位著名的科学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资料，从科学的角度旁征博引，挥洒出洋洋三十余万言来论证这一问题！这就是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首席教授、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新近出版的《上帝的欺骗》一书。本书从2005年11月出版以来，一直位居《纽约时报书评》和亚马孙网上书店畅销书排行榜，从而创下美国出版史上奇迹。该书已由陈蓉霞女士翻译，近期将出版。
在我们这个美丽而生机勃勃的蓝色星球上，栖息着数以亿万精致奇妙的生命。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最原初生命产生的概率居然只有一百亿分之一！那么，如何回答生命起源等一系列复杂奇妙的问题？这是千百年以来人类智力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由此而产生出形形色色的解答。
道金斯引用大量科学事实证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才是一种简洁、合理、优美的解决方案，“它是已经提出的方案中唯一有效的方案，是一种极其精致、富有力量的解决方案”。但是，诸如眼睛或细菌的复杂精致的鞭毛驱动器这类极其完美结构的产生也是自然进化而来吗？道金斯进一步解释说：“自然选择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它把不可能之问题分为细小的步骤，每个步骤都只是稍不可能，这些稍不可能之事件大量累积之后，其终端产物确实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可能，以致足以令偶然机制望尘莫及。”
但是，道金斯的上述回答似乎还未能完全解答生命起源这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件的发生原因。因此，他又将人择理论〔1〕与自然选择理论相结合，强调要以人择原理来回答生命的独特起源问题，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数十亿颗”行星中它才获此幸运；而一旦最初的幸运机会被抓住，自然选择理论就接替了后续过程，通过一种累积性方式而处于不断改善之中，从而出现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
面对浩瀚的宇宙，人们有着太多太多的未知领域。如何对待和解释未知？这常常是一些神学家搬来上帝以显身手的地方。道金斯将这一行为概括为“缺口崇拜”，他批评说，将尚未理解或材料不足的问题交给上帝来负责，只不过是想象力贫乏的表现，
的确，科学史上无数例证告诉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和对于世界奇妙性的崇拜与敬畏，这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科学探索的动力，由此引发了无数孜孜不倦的探求。因此，在未知的缺口面前止步不前甚至阻止科学家去填补这些缺口，声称“别让研究糟蹋了宝贵的无知，我们需要那些荣耀的缺口，以便让上帝有一个最后的居所”，这显然不是明智的态度。的确如道金斯所说：“如果科学家满足于一种懒惰的现成借口，比如‘智能设计理论’，那就会一事无成。”
“智能设计论”是运用新兴的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理论和成果以论证上帝存在的神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些自然现象在统计学上太不可能，太复杂，太美丽，太令人敬畏，以至于它们不可能出于偶然而存在，进化论不能解释多元分子的机制具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这一切只可能出自智慧的上帝的设计并提供进化过程中必要的成分。针对上述流行于西方的神学，道金斯作出了极具逻辑力量的驳斥。他说，统计学上的不可能性越高，智能设计也就变得越不合理。智能设计将使问题加倍复杂，“因为它引出了一个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谁设计了这个设计者？”这个设计出种种不可能的设计者本身不是更加不可能吗？
道金斯指斥用“智慧的上帝的设计”这一“现成借口”来解决未知世界的种种疑问是一种“懒惰”，试图由此而凸显宗教对于科学探索的阻碍。但是，当人们涉及这类问题时，难免又会联想起一些相反的例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爱因斯坦、霍金等一些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亦表达出对宗教的强烈情感呢？这难道不说明宗教情怀对科学探索有某种激励作用吗？对此，道金斯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应该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上帝观：一种是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家那种隐喻性的或泛神论的上帝，一种是《圣经》、牧师和日常语言中那种干涉主义的、有赖奇迹发生的、惩罚罪过、回应祷告者的上帝，二者差距十万八千里。作者并不否定隐喻性的上帝，而是要否定那个“人们崇拜的超自然的造物主”。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一直也是人类所关注的话题。在中国，佛教和道教皆以各自的方式建立了赏善罚恶的道德约束机制，罕言鬼神的儒家也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劝诫。在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道德崩溃的边缘来求助上帝，发出“如果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呼吁；而康德则试图运用理性力量建立起的道德原则创造出上帝，从而将德性和幸福联系起来。
道金斯则试图扭转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定式，在本书的第六、第七章中，他援引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以说明笃信宗教与道德缺乏密切的正相关性，并且否定“需要上帝以便行善或确定何者为善”这一论点。他沿袭了自己的成名作《自私的基因》中的观点，对人类的利他行为作出了四种达尔文式的解释。
当然，道金斯并未否认宗教与道德的相关性，他只是清醒地看到，需要上帝与上帝存在是不同的问题，他提醒人们说：“即使我们确实需要上帝才谈得上道德，那也绝不意味着上帝的存在就更具可能性，而只是意味着上帝的存在更具迫切性。”
在道德状况不容乐观的中国社会，“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之报如影相随”等宗教劝诫能否有效地唤起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在法律这一现实的社会监控器之外是否需要宗教这个位于天空的、想象中的监控器？显然，道金斯上述观点有助于人们深化这类问题的思考。
更值得注意的是，道金斯揭示了宗教的偏执所导致的恶果。他根据《圣经》中的记载以揭露其中的报复、嫉妒、杀戮行为。如，上帝命令亚伯拉罕以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祭品以考验他的忠诚，道金斯指责说：“根据现代道德体系的标准，这一可耻的故事恰好也就是孩子受到侵犯的例子。”又如，在《出埃及记》中，亚伦让人们以金子铸牛犊而引发上帝的震怒，派遣摩西为使者对这些违反偶像崇拜戒条的人们施以屠杀、瘟疫等可怕的惩罚。据此，道金斯认为，“摩西决不是现代道德论的伟大榜样！”他甚至提出：“《圣经》中约书亚毁坏耶利哥以及入侵应许之地迦南等这样的故事，在道德上与希特勒入侵波兰、或针对库尔德人和沼泽阿拉伯人的大规模屠杀没什么两样。”道金斯所列举的事实虽然不无以偏概全之嫌，但的确具有某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道金斯对于宗教的排他性所导致的仇恨与杀戮充满了忧虑，他指出，从科索沃到巴勒斯坦，从伊拉克到苏丹，从阿尔斯特到印度次大陆，仔细考察世界上任何宗教，你会发现在竞争的族群之间存在着难以对付的敌意和暴力。他进而援引萨曼拉什迪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宗教举起的图腾造成了多么致命性的后果，而我们又是多么心甘情愿地去杀别人。”这些认识无疑启示人们从文化、思想等更深的层面来思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无休无止的争斗和冲突的原因，努力减少或避免受宗教狂热所支配而在神圣、正义的外衣下实施愚昧、疯狂之举。
那么，宗教作为一种绵延几千年、遍及各民族的人类文化现象，它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又是为什么需要宗教呢？道金斯不满足于“宗教是一种被统治阶级用来征服下层人士的工具”这类政治解释，而是力图探讨宗教产生的心理基础，在终极意义上解释上帝的强烈冲动。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宗教信念与恋爱确有某种相同之处”，他曾在恋爱与宗教之间做过比较，他注意到，受宗教影响的个体表现出的症状“令人吃惊地回想起那些日常生活中陷入情网之中的人们”。作者还认为，宗教满足了人们希望不朽的欲望以及对货物的崇拜，上帝来自儿童期间想象中的朋友或保护神。
令人高兴的是，有位著名的科学家以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资料，从科学的角度旁征博引，挥洒出洋洋三十余万言来论证这一问题！这就是牛津大学公众理解科学首席教授、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新近出版的《上帝的欺骗》一书。本书从2005年11月出版以来，一直位居《纽约时报书评》和亚马孙网上书店畅销书排行榜，从而创下美国出版史上奇迹。该书已由陈蓉霞女士翻译，近期将出版。
在我们这个美丽而生机勃勃的蓝色星球上，栖息着数以亿万精致奇妙的生命。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最原初生命产生的概率居然只有一百亿分之一！那么，如何回答生命起源等一系列复杂奇妙的问题？这是千百年以来人类智力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由此而产生出形形色色的解答。
道金斯引用大量科学事实证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才是一种简洁、合理、优美的解决方案，“它是已经提出的方案中唯一有效的方案，是一种极其精致、富有力量的解决方案”。但是，诸如眼睛或细菌的复杂精致的鞭毛驱动器这类极其完美结构的产生也是自然进化而来吗？道金斯进一步解释说：“自然选择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它把不可能之问题分为细小的步骤，每个步骤都只是稍不可能，这些稍不可能之事件大量累积之后，其终端产物确实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可能，以致足以令偶然机制望尘莫及。”
但是，道金斯的上述回答似乎还未能完全解答生命起源这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件的发生原因。因此，他又将人择理论〔1〕与自然选择理论相结合，强调要以人择原理来回答生命的独特起源问题，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数十亿颗”行星中它才获此幸运；而一旦最初的幸运机会被抓住，自然选择理论就接替了后续过程，通过一种累积性方式而处于不断改善之中，从而出现地球上生命的多样性。
面对浩瀚的宇宙，人们有着太多太多的未知领域。如何对待和解释未知？这常常是一些神学家搬来上帝以显身手的地方。道金斯将这一行为概括为“缺口崇拜”，他批评说，将尚未理解或材料不足的问题交给上帝来负责，只不过是想象力贫乏的表现，
的确，科学史上无数例证告诉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和对于世界奇妙性的崇拜与敬畏，这是人类文明的源泉和科学探索的动力，由此引发了无数孜孜不倦的探求。因此，在未知的缺口面前止步不前甚至阻止科学家去填补这些缺口，声称“别让研究糟蹋了宝贵的无知，我们需要那些荣耀的缺口，以便让上帝有一个最后的居所”，这显然不是明智的态度。的确如道金斯所说：“如果科学家满足于一种懒惰的现成借口，比如‘智能设计理论’，那就会一事无成。”
“智能设计论”是运用新兴的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理论和成果以论证上帝存在的神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某些自然现象在统计学上太不可能，太复杂，太美丽，太令人敬畏，以至于它们不可能出于偶然而存在，进化论不能解释多元分子的机制具有不可还原的复杂性，这一切只可能出自智慧的上帝的设计并提供进化过程中必要的成分。针对上述流行于西方的神学，道金斯作出了极具逻辑力量的驳斥。他说，统计学上的不可能性越高，智能设计也就变得越不合理。智能设计将使问题加倍复杂，“因为它引出了一个比它要解决的问题更大的问题：谁设计了这个设计者？”这个设计出种种不可能的设计者本身不是更加不可能吗？
道金斯指斥用“智慧的上帝的设计”这一“现成借口”来解决未知世界的种种疑问是一种“懒惰”，试图由此而凸显宗教对于科学探索的阻碍。但是，当人们涉及这类问题时，难免又会联想起一些相反的例证。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爱因斯坦、霍金等一些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亦表达出对宗教的强烈情感呢？这难道不说明宗教情怀对科学探索有某种激励作用吗？对此，道金斯亦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应该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上帝观：一种是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家那种隐喻性的或泛神论的上帝，一种是《圣经》、牧师和日常语言中那种干涉主义的、有赖奇迹发生的、惩罚罪过、回应祷告者的上帝，二者差距十万八千里。作者并不否定隐喻性的上帝，而是要否定那个“人们崇拜的超自然的造物主”。
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一直也是人类所关注的话题。在中国，佛教和道教皆以各自的方式建立了赏善罚恶的道德约束机制，罕言鬼神的儒家也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劝诫。在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道德崩溃的边缘来求助上帝，发出“如果没有上帝，道德如何可能”的呼吁；而康德则试图运用理性力量建立起的道德原则创造出上帝，从而将德性和幸福联系起来。
道金斯则试图扭转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定式，在本书的第六、第七章中，他援引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以说明笃信宗教与道德缺乏密切的正相关性，并且否定“需要上帝以便行善或确定何者为善”这一论点。他沿袭了自己的成名作《自私的基因》中的观点，对人类的利他行为作出了四种达尔文式的解释。
当然，道金斯并未否认宗教与道德的相关性，他只是清醒地看到，需要上帝与上帝存在是不同的问题，他提醒人们说：“即使我们确实需要上帝才谈得上道德，那也绝不意味着上帝的存在就更具可能性，而只是意味着上帝的存在更具迫切性。”
在道德状况不容乐观的中国社会，“举头三尺有神明”、“善恶之报如影相随”等宗教劝诫能否有效地唤起人们心中的道德律令？在法律这一现实的社会监控器之外是否需要宗教这个位于天空的、想象中的监控器？显然，道金斯上述观点有助于人们深化这类问题的思考。
更值得注意的是，道金斯揭示了宗教的偏执所导致的恶果。他根据《圣经》中的记载以揭露其中的报复、嫉妒、杀戮行为。如，上帝命令亚伯拉罕以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祭品以考验他的忠诚，道金斯指责说：“根据现代道德体系的标准，这一可耻的故事恰好也就是孩子受到侵犯的例子。”又如，在《出埃及记》中，亚伦让人们以金子铸牛犊而引发上帝的震怒，派遣摩西为使者对这些违反偶像崇拜戒条的人们施以屠杀、瘟疫等可怕的惩罚。据此，道金斯认为，“摩西决不是现代道德论的伟大榜样！”他甚至提出：“《圣经》中约书亚毁坏耶利哥以及入侵应许之地迦南等这样的故事，在道德上与希特勒入侵波兰、或针对库尔德人和沼泽阿拉伯人的大规模屠杀没什么两样。”道金斯所列举的事实虽然不无以偏概全之嫌，但的确具有某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道金斯对于宗教的排他性所导致的仇恨与杀戮充满了忧虑，他指出，从科索沃到巴勒斯坦，从伊拉克到苏丹，从阿尔斯特到印度次大陆，仔细考察世界上任何宗教，你会发现在竞争的族群之间存在着难以对付的敌意和暴力。他进而援引萨曼拉什迪在一篇文章中的观点：“宗教举起的图腾造成了多么致命性的后果，而我们又是多么心甘情愿地去杀别人。”这些认识无疑启示人们从文化、思想等更深的层面来思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无休无止的争斗和冲突的原因，努力减少或避免受宗教狂热所支配而在神圣、正义的外衣下实施愚昧、疯狂之举。
那么，宗教作为一种绵延几千年、遍及各民族的人类文化现象，它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人们又是为什么需要宗教呢？道金斯不满足于“宗教是一种被统治阶级用来征服下层人士的工具”这类政治解释，而是力图探讨宗教产生的心理基础，在终极意义上解释上帝的强烈冲动。有意思的是，作者认为“宗教信念与恋爱确有某种相同之处”，他曾在恋爱与宗教之间做过比较，他注意到，受宗教影响的个体表现出的症状“令人吃惊地回想起那些日常生活中陷入情网之中的人们”。作者还认为，宗教满足了人们希望不朽的欲望以及对货物的崇拜，上帝来自儿童期间想象中的朋友或保护神。